东莞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陈立平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东莞地处华南重要战略位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历史贡献。

东莞濒临南海，地处珠江出海口，位于香港、广州两个南方大城市中间，广（州）九（龙）铁路横贯全境，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把广九铁路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把这两座大城市作为支撑其在中国大陆作战和太平洋战场的中转站。因此，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东莞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

东莞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对华南的军事战略要地实行空中轰炸，东莞境内的虎门要塞一带以及广九铁路沿线石龙、茶山、常平、塘厦、樟木头等镇，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占领东莞近7年的时间里，在“扫荡”和“清乡”中，杀害了许多东莞民众。东莞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5月的最新统计数据，抗日战争期间东莞军民伤亡61000多人，财产损失5900多万元（国币，按1937年比价），间接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东莞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东莞抗日根据地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是华南抗日劲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发源地。1938年10月15日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是东江纵队的最前身。东莞人民踊跃参加东江纵队，其中担任东江纵队大队级干部的有30多人。东江纵队在作战中总共牺牲2500余人，其中有东莞籍干部、战士700余人。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总共1400多次，重要的战斗有27次，其中10次发生在东莞地区。在东莞地区发生的这10次重要战斗中，有被日军称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百花洞战斗，有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等。延安《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东江纵队在东莞敌后战场进行的重要战斗和取得的战绩。

《人民日报》2015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特刊”中的《回望血与火的十大战场》一文，登载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十个战例，其中排列第七的是在东莞地区发生的百花洞战斗，并把这场战斗列为人民抗日游击队伏击战的典范，由此可见东莞敌后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其中指出：“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这就表明了东莞敌后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东莞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所起的历史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莞抗日军民参与抢救国际友人和盟军飞行员，并向盟军提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香港沦陷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营救出被困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俘的国际友人以及英国官兵，还有一些作战失事的美军飞行员，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各界人士的赞扬。

参与组织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有东莞籍的王作尧、何鼎华。此外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活动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也参与接应和护送从香港抢救出来的人士。

1942年11月下旬，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一架战斗机从桂林飞往香港轰炸日军的军事设施，返回时被击落于东莞龙和乡田心村塘头角，一名飞行员跳伞降落在田心村花公山上。田心村的群众将这名美国飞行员救起，送到大坑这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十几天后，联系到国民党军队，使这名美国飞行员安全返回桂林的部队。

中共东莞县委和东江纵队在东莞各地设立秘密情报站，千方百计获取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提供给在华美军总部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其中有：1944年12月虎门及周边日军巡逻船只情况;1945年2月在东莞桥头附近失事的日军飞机上的重要文件资料;1945年4月樟木头日军仓库图;1945年5月广九铁路日军工事图，日军在东莞石龙以南、太平、虎门等地工事图，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春，广州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分别侦察到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出现在广东惠阳淡水一带。“波雷”部队（日军一二九师团）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是日军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日军当时得悉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故迅速命令“波雷”部队兼程南下广东应对。为防止行踪暴露，他们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无从侦测之际，对东江纵队送来的这份情报，如获至宝。对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以及华盛顿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多次致电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我们对你们近来关于敌军及其活动、驻地和番号的报告特别感到喜悦，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华盛顿对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庆贺”;“你们关于一二九师团的报告很优越，总部致以谢意”。这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盟军对法西斯作战的部署和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促使盟军取消了类似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突袭的华南登陆计划，改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故此，这一情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尤其是亚洲、太平洋战场的结束方式和结束时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东莞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通车与反通车的斗争，卡断广九铁路中段，为牵制日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日军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急需打通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以巩固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

其时，广九铁路沿线的敌我态势是：日军控制着广九铁路的前后两段;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广九铁路中段;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广九铁路西侧创建的大岭山、阳台山两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拱卫广九铁路中段的作用，使这条交通大动脉始终无法通车。

1943年11月1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撤退，广九铁路中段遂陷入敌手。11月17日，日、伪军出动9000余人（号称万人），对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万人扫荡”。11月下旬，日、伪军对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这两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了大片失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日军荡平广九铁路两侧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落空。

日军对东宝地区的大“扫荡”被打破后，为确保广九铁路畅通，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沿线。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中段不断开展破袭战，同时发动东莞民众破坏铁轨和枕木，并数度攻入宝安、东莞各地的火车站，使日军的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对此，美国的《美亚杂志》曾作过这样的记述：“虽然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有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

东江纵队和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严重地威胁日军的广九铁路交通线和广州、香港两个后方基地，起到了打乱日军作战部署、牵制日军行动的作用，从而支持和配合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东莞人王宠惠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开罗宣言》的起草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3年11月23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出席。

东莞籍的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开罗会议。会前，他主持拟定出席会议的方案。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谈判中，他是中方主要负责人。

《开罗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宣言之一，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美、英三方参加《开罗宣言》的起草者分别为王宠惠、霍普金斯、贾德干。在草拟和讨论《开罗宣言》的过程中，王宠惠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使《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攫取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之后，王宠惠投身到拟定建立联合国的中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去，他首先主持国内关于集体安全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新集体安全的十五点建议，成为中国外交决策层的主导意见。中国国民政府参与构建联合国的方案，基本以王宠惠拟定的方案为根据。

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是会议发起国之一。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成员之一，王宠惠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被吸收到宪章之中;主持宪章条文的中文本最后审核和文字润色;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联合国的诞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王宠惠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