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研究述评

李 峻

(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03)

·热点研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防空及大后方建设研究·

近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研究述评

李 峻

(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03)

抗战大后方研究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选取近十年来相关学术论著和论文为考察样本，对国内学术界在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重庆大轰炸、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抗战大后方的文化教育、抗战大后方社会救济问题等专题研究中的现状与进展进行回顾、综评与展望，认为建立在各种新史料的发现、整理，以及相关国际学术交流加强的基础之上的抗战大后方研究，不仅具有值得不断深入挖掘的学术意义，且仍有较大空间亟待开拓。

抗日战争 抗战大后方 重庆大轰炸 西南联大 研究述评

涉及抗战大后方历史记述与研究的论著文章，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不少，但多数学者或者是从“国统区”的政治性视角，或者是从“西南”“西北”等地理性视角来进行研究，且缺乏系统性。自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特别是在周勇、潘洵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抗战大后方研究的主要平台——“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得以建成。同时，一系列相关档案资料完成搜集、整理和编撰，如《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下·天府抗战》《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汇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大轰炸证人证言》《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四川省档案馆：《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四川省档案馆：《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下·天府抗战》，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马振犊等：《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潘洵、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年；周勇：《重庆大轰炸证人证言》，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年；潘洵、周勇：《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年；唐润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年；唐润明：《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年；周勇、王志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年。抗战大后方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大后方的代表性著作有《西南抗战史》《重庆抗战史》《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等*周勇：《西南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周勇：《重庆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年；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年；刘志英、张朝晖：《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年；朱猷武、王俊芳：《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相关学术论文200余篇。本文拟选取近十年来相关学术论著和目力所及之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为考察样本，回顾与综评国内学术界对抗战大后方主要是重庆、四川等核心地区的研究状况和主要进展。

一、关于“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发展和战略地位研究

界定“抗战大后方”的内涵，是展开其它所有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与前提。战时，国民政府把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国统区后方基地如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新疆、西康、陕西等地称作大后方。当前，一种观点认为：抗战大后方是与沦陷区、战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战区、沦陷区以外的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或“民族复兴的基础”。其空间地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地区：重庆、四川；拓展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周勇：《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而且，有学者认为“西南”存在空间分层现象，即有大西南、小西南之分或广、狭义的西南区域界定，一方面有“关系地带”或广大的“外卫屏障”；另一方面强调重心建设区域，与“外卫区域”有所区分。*张轲风：《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西南空间分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包含两大政治军事区域：一个是以大西南及大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统区；一个是以陕甘宁边区为重心的解放区，即抗日根据地。*阎峰、王兆峰：《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事实上，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已推出许多相关成果。而从近十年学术界形成的抗战大后方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对大后方的研究是基于大西南及大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统区这一认知进行的。

抗战大后方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钟永毅对抗战大后方的产生进行了考证，认为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所作的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中，已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批准迁都重庆。*钟永毅：《国民政府迁渝的战略决策和移驻重庆》，《巴蜀史志》2007第1期。潘洵认为，抗战大后方有一个从西北到西南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从对西北的初步筹划，到迁都川渝、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最终确立，又随战争胜利的到来战略角色逐渐尽失。这其中，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的判断与认识，与之息息相关。*潘洵：《从西北到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红岩春秋》2011年第4期。潘晓霞专门研究了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对抗战大后方最终确定的作用，认为当时蒋介石亲赴陕甘宁察绥晋六省展开为期一个多月视察后，在其心目中西北、西南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为抗战后方根据地的最终确定奠定了基础。*潘晓霞：《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目前学界基本予以肯定。周勇等学者全面总结了西南地区抗战对于中国抗战的意义:一是西南地区为抗战的大后方基地；二是西南大后方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兵源；三是西南大后方接纳了大批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形成了新的工业基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维持了西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增长，为前线提供了军火、粮食和其它必要的物资；四是西南地区承担和保证了满足抗战的沉重的交通运输及后勤需要；五是日军占领西南的部分地区如桂南、滇西等地后，西南军队曾进行了艰苦的抗战；六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建立，维护了国共合作，坚持了团结抗战，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抗战民主力量，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周勇：《西南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及大后方的中心——重庆抗战的历史地位。戚厚杰、奚霞考察了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形成的历程，认为重庆兵器工业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兵工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戚厚杰、奚霞：《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李东芝、李宏伟分析了抗日战争与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抗战时期的大规模内迁，为重庆注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使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并最终完成了城市近代化。*李东芝、李宏伟：《抗日战争与重庆城市近代化》，《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年第2期。周勇等学者归纳了重庆抗战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舞台；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重庆承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基础；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文化成就；重庆奉献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周勇：《重庆抗战史》，第1—7页。

也有学者论述了云南等地的抗战地位，认为二战期间国内国际战局的变化，将云南推到“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位置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徐康明：《云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14—424页；刘布弱：《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吗？——兼论云南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创造》2005年第7期。广西各族人民发扬爱乡爱国的光荣传统，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打击入侵之敌，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谭肇毅：《广西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广西文史》2005年第2期。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抗战大后方”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

二、关于日军对重庆大轰炸研究

作为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日军暴行，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是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课题。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学者们对日军轰炸重庆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1938年是试探性轰炸，1939年是重点区域轰炸，1940年是全方位密集轰炸，1941年是全面疲劳轰炸。*曾小勇、彭前胜、王孝询：《1938—1943：重庆大轰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49页。通过对五三大轰炸、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大隧道惨案等个案的描述，激起人们对日军暴行的愤慨。*李金荣、杨筱：《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4—81页。潘洵、彭兴华对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损失做了初步研究，认为：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具有典型的残暴的非人道的特征，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伤亡人数计61390人，公私财产损失估计为近64亿元。*潘洵、彭兴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损失及其遗留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393—403页。周勇以历史档案为依据，总结大轰炸损害的特点为：中心城市损失严重；因连续轰炸造成的损害较为突出；社会财产损失大于居民财产损失；无差别轰炸。*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潘洵等学者在其后对重庆大轰炸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就日军轰炸重庆的目的、危害及其罪行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日军自1938年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升级，不同阶段有不同状况和特点，但其发展变化的主线是一致的，即日本政府期望以军事高压威逼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实现灭亡中国之目的。抗战时期长达6年多的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之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名列前茅。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违反国际正义，是典型的反和平的侵略行为；违反军事必要原则，是赤裸裸的战争犯罪；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是反人道的屠杀罪行。*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5—376页。

关于抗战大后方对大轰炸的应对，古琳晖作了概况总结，即：调整防空机构，加强对反空袭斗争的领导；制定防空法令，为反空袭斗争提供法律依据；扩充防空设施，奠定反空袭斗争的物质基础；强化防空宣教，提高民众反空袭斗争的意识；实施防空疏散与管制，尽量减少空袭时的损害；开展防空救济，缓解空袭后的社会问题。*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4—151页。黄辛建撰文论述了当时反空袭的民防训练，认为国民政府通过成立中央到地方的防空组织机构、修建防空设施、防空宣传及训练等形式提升反空袭能力。虽然存在诸如民众参与性不够、基层训练教材实用性不足、基层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但通过民防训练，抗战大后方的反空袭能力得到了提升，空袭带来的损失得以降低。*黄辛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民防训练——以成都市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杜俊华等对重庆自来水公司应对日军大轰炸做了个案研究。他们指出，日机大轰炸使重庆自来水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为防止日机再次空袭和恢复公司经营，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作好防空准备，应对日机空袭；调整奖惩条例，激励员工抢险；寻求政府的补贴和政策优待，努力争取银行贷款；适当提高水价，缩小特价售水范围；完善规章制度，防止“窃水”。这些措施使自来水公司不仅成功解决了经营困难，在经营规模上有较大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工业和生活用水剧增的压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城市工业和社会的发展。*杜俊华、刘洪彪：《论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的日机“大轰炸”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至于重庆大轰炸的国内国际影响，秦文志研究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反应，认为这些媒体以大量通讯、特写、评论和时评形式，报道和揭露日军轰炸重庆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空地部队对日军轰炸的英勇抗击，激励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针对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组织发动和防空设施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秦文志：《抗战时期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反应》，《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潘洵集中探讨了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认为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不仅引起在华西方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远东各国，尤其是中、日、美三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同时，重庆各界的反轰炸斗争，一方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张瑾等学者以1938—1943年期间《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对重庆大轰炸相关新闻报道为样本，通过对数据、典型内容、报道方式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考察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形象的建构。*张瑾、陈微：《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张瑾、高瑜：《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瑾、王爽：《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关于轰炸重庆的日本国家责任问题，张正德从法学和历史的视野，运用《海牙公约》等国际法以及正义和人权理论，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残暴性和违法性，论证了民间索赔的国际法依据和法理依据，阐述了重庆大轰炸讼案的价值。*张正德：《重庆大轰炸涉讼问题的宏观探讨》，《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金明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日本轰炸重庆的国家责任，认为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日本此次行动违反了二战前既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因此，日本作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金明：《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金明、张鲁鲁：《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郑文琳从国际法和国际私法角度分析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郑文琳：《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除重庆大轰炸外，学者们还对成都大轰炸、桂林大轰炸等进行了梳理与研究。据谢春燕、刘世龙统计，自1938年12月至1944年11月，日机对成都市区及周边各县空袭达21次，无差别轰炸造成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谢春燕、刘世龙：《关于日军对成都实施的战略大轰炸》，臧运祜等：《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0—504页。唐凌、付广华指出，日军无视国际法，对桂林普通平民、名胜古迹、文化教育机关、教会场所以及居民区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唐凌、付广华：《论日军对桂林的轰炸》，《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何廷明则回顾了日机对云南文山地区的几次轰炸，文山八县有七县遭到轰炸，造成极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何廷明：《试述抗战期间日机对文山地区的几次轰炸》，《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三、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开发研究

虽然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国土沦陷、东部发达地区被敌占领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发建设大后方经济对于“支撑抗战，建设国家”意义重大。因此，关于大后方经济发展问题也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唐润明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开发，是在战争压迫下的开发，是迫不得已的被动开发，是在整个国家力量弱小，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历史背景下的开发，开发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依托尚未沦陷的大后方潜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赢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同时为日后的国家复兴奠定基础，即达到所谓的“抗战建国”的目的。*唐润明：《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11页。齐春风就抗战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种经济关系包括物资战和货币战层面，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在太平洋战争前，中日货币战占主导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战成了经济战的重心。日本在这场经济战中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则处于下风，但日本促使中国大后方经济崩溃的目的并未达到。*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工业方面。杜俊华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标准化事业，认为工业标准委员会、全国度量衡局等机构投身于大后方标准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作出了贡献。*杜俊华：《试析重庆时期国民政府的标准化事业》，《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张守广在《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一书中对厂矿内迁、战时工业政策的制定与战时工业行政、国家资本厂矿的重建及新建与扩展；经济统制体制下的后方民营工矿业；战后复员问题与大后方工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论证。*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第90—359页。吴仁明从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论述了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认为大后方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经验值得借鉴。*吴仁明：《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江汉论坛》2011年第5期。

盐业矿业方面。任桂园认为，抗战时期古老的三峡井盐业再次得以激活，或增灶增产，或革新技术，为稳定大后方、支援抗战前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桂园：《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峡盐业》，《盐业史研究》2005第3期。鲁子健认为，川盐生产发展，市场扩大，资本大量向自贡盐场集中，推动了井盐制作技术工艺的革新、现代机械设备的推广，为四川盐业现代化生产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鲁子健：《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盐业》，《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2期。匡济才认为，四川的矿业获得了相应的开发，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匡济才：《抗战时期四川矿业发展述论》，《文史杂志》2005年第2期。

农业方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生产问题为学者所关注。李俊认为，国民政府为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增加粮食生产，以应战争之需，在大后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粮食增产运动。四川省政府积极响应并采取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两大措施，粮食总产量增长迅速，粮食生产总体上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未获得提高。*李俊：《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增产措施及其成效分析——以四川为例》，《求索》2011年第5期。刘一民研究了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认为其投入是巨大的，建设的范围和规模、投入的人工和费用、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水利部门对农田水利管理等方面也做了探索。*刘一民：《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求索》2005年第9期。侯宣杰、陈炜研究了抗战时期广西农业发展，认为战时广西的农业得到了全方位、综合性开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侯宣杰、陈炜：《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农业发展的原因及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石慧玺考察了战时甘肃的农业，认为甘肃农业得到了开发挽救、甘肃农村经济得以振兴。*石慧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甘肃农业的开发及成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常云平、陈英分析了战时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后方人口急剧膨胀和高度集中，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需求爆炸性的增长，这给后方资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人们便毫无节制地掠取自然资源，使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变得激烈起来，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各种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森林和草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仍等。*常云平、陈英：《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金融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后方金融建设，促成了中国西部的经济开发，缩小了大后方经济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张朝晖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认为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采取了政府强力推动的路径，包含：建立战时金融垄断体制，奠定大后方金融网的制度基础；中国金融中心的西移提供了金融网构建的基本渠道；以国家银行为骨干的各类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大量、全面的扩充和发展，则成为大后方金融网构建的载体。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政策性、差别性、网络化等一系列特点。*张朝晖：《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杨旭东、王娟认为，西北地区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近代金融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核心、以地方银行为基础、以商业银行和钱庄为辅翼的遍布西北各省的金融体系。*杨旭东、王娟：《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形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刘志英研究了抗战大后方的县银行建设，认为直到1940年1月20日《县银行法》颁布之后，县银行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才有了较快发展，并达到一个小高潮。战时县银行的大量出现是在特殊背景下政府不遗余力倡导的结果，推动了大后方金融网络的建设，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虽然战时县银行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后方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尽管其分布也很不平衡，但对于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仍有着积极意义。*刘志英：《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刘志英、张朝晖合著的《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刘志英、张朝晖：《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是目前最为系统地研究战时首都、大后方各省市金融状况的著作。

商贸方面。有学者独辟蹊径，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等问题，梳理了云南商人为抗战捐资献物、支持勘探中印公路线路等贡献，以及抗战时期云南商人从事的滇藏川跨省贸易与中印、中缅等跨国民间商贸的具体经营活动，认为云南民间自发组织进行的对外贸易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的持久抗战贡献了力量。*周智生：《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商人与对外民间商贸》，《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曹必宏则专门研究了抗战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认为由康藏知名人士组织成立的康藏贸易公司，积极从事西藏与祖国内地间的经贸往来，提出有关推动康藏贸易的建议，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合作开采抗战大后方急需的硼砂等矿产资源，组建专事自印度经西藏运往内地物资的驮运公司，代办西藏汇兑，为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进而加深藏汉民族感情，支援祖国抗战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曹必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

综上所述，当前对抗战大后方经济开发的评价呈现出渐趋肯定的趋势。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迅猛开发，虽然是战争背景下的特殊历史现象，但明显改善了全国经济的布局。不过也要看到，这一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并未能有效持续，战后即基本恢复原有格局。

四、关于抗战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研究

抗战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张顺昌认为，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张顺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朱猷武、王俊芳重点研究了国统区文化，认为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进而剖析这种精神对当时局势和未来中国的意义。*朱猷武、王俊芳：《国统区的文化与文化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大后方进步文化工作。秦文志、谭家蕾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努力办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注意对文化界人士的团结、教育和引导；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关怀和爱护文化界人士，对大后方文化人给予援助和进行营救等。*秦文志：《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404—413页；谭家蕾、魏利梅：《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的统战工作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陈国裕、扶小兰、彭星霖、唐伯友等认为，中共南方局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始终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统战政策，广泛开展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团结和聚集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促成了大后方文化人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上走向了民主意识的觉醒,开始了积极追求政治进步的历程。*陈国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在新疆的实践》，《新疆社会科学》2005第4期；扶小兰：《论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彭星霖、潘洵：《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文化人的觉醒》，《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唐伯友：《抗战时期南方局的知识分子统战政策及其意义》，《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熊辉特别指出，在舆论控制森严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副刊引导了大后方文艺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文艺的领导。*熊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文艺的引导》，《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抗战大后方的民谣与漫画等。这是学界原本较少涉猎的领域，近年来出现不少研究成果。朱小敏认为，抗战大后方民谣兴盛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创作时间持续久长，作者众多，作品量大；二是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三是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四是文学形式灵活多样，精彩纷呈。其兴盛原因主要有：一是适应抗战需求的文学特性，二是文学社团和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三是理论界的强烈支持倡导，四是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作，五是出版界的鼎力相助等。*朱小敏：《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之兴盛及缘由》，《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唐伯友、扶小兰等认为，抗战大后方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以及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唐伯友：《抗战大后方歌谣的主题倾诉及其效应》，《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扶小兰：《内化与自觉：抗战时期国家意志的民众化——以大后方抗战歌谣为视角》，《求索》2013年第1期。凌承纬、张怀玲认为，在战争年代，漫画家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组织起“漫画宣传队”“战地写生队”奔向抗战第一线，深入社会生活底层。一方面以艺术的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军民；另一方面了解社情，体察民意，创作并提供给社会以贴近现实，符合民众意愿的作品，因此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欢迎。*凌承纬、张怀玲：《抗战漫画运动和“八人漫画联展”》，《美术》2010年第8期。

西南联大。这是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广受瞩目的课题。王蔚清研究了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认为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从纵向看，主要表现为学校与政府、教授、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从横向看，既有组成联大3校各自相对独立的治校权力，又有联大校务委员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分配。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突出了当时独特的大学精神。*王蔚清：《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杨立德分析了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的文化内涵，认为校训的制定和实施，使西南联大办出自己的特色有了保证，并使西南联大成为地方的文化中心。*杨立德：《西南联大校训的文化内涵》，李建平、张中良：《抗战文化研究》第5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玮、朱俊探讨了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路径，认为西南联大“翻版”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制度，通过选举具有决策权的校务会议代表，间接影响学校内部管理事务决策，或以整体力量主导学校对外重大事务决策。*张玮、朱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是如何实现的——以西南联大教授会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江渝认为，“通才教育”(又称通识教育)办学理念的发扬光大和成功实践，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创造教育奇迹的原因之一。*江渝：《“通才教育”：西南联大成功经验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高建国等学者探讨了西南联大实施通识教育的主要原因，认为是居于领导层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认同通识教育的理念，即：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健强体魄，担当重任；文理兼容，博通为先；团结协作，消除涣散；陶冶情操，提高素养。*高建国、晏祥辉：《通识教育：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的认同》，《学术探索》2014年第2期。而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和积极实践，为联大成功实施通识教育提供了最有力支持。*高建国、张俊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与实践效应》，《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杨绍军探讨了西南联大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四个原因：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学者为国家和民族献身学术；诚聘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形成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实行教授治校，保障充分的学术自由；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增进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杨绍军：《西南联大学术研究述论》，李建平、张中良：《抗战文化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奇生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了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生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闻黎明对西南联大的青年从军运动作了全面梳理，分析了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五、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关于抗战大后方的救济事业研究，目前主要成果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学术特色，总体水平亟须提高。杨希从战时国民政府的救济立法、救济宗旨、救济机构、救济设施及救济工作的开展等方面，详细论证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国民政府救济状况。*杨希：《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救济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周术槐专门研究了贵州省赈济会，认为其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周术槐：《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常云平、陈英探讨了老人救济问题，认为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重庆市救济院养老残废所和习艺所、重庆市烟民勒戒所等多种救济机构，对老人的救助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常云平、陈英：《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黄小梅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妇女救济事业不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黄小梅：《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妇女救济事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2年。关于难童救济与教养问题，李再强论述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的方针政策及其机构人员、难童教养的主要内容、取得的成效、具有的特点等。*李再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难童教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9年。孙荣认为，成都市本着“教养兼施”的原则设立的乞丐教养所，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乞丐问题。*孙荣：《抗战时期的成都乞丐教养所》，《文史杂志》2009年第6期。阚玉香认为，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阚玉香：《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综 评

纵观史学界近十年来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进展，可以概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抗战大后方研究具有值得不断深入挖掘的学术意义。这是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有助于抗战史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该研究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还原了国民政府战时陪都的真实面貌，以及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抗战的整体情况，及各条战线抗战的历史作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以及抗日战争发展的大趋势，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巨大贡献。

第二，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展建立在新史料的不断挖掘、整理，以及相关国际学术交流加强的基础之上。近十年来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成果与进展，主要集中在与新史料的开放和利用有关的专题上，尤其是在诸如重庆大轰炸、西南联大、社会救济等一些具体问题上，或探幽发微，或弥补空缺，值得肯定。同时，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自2007至2011年分别举办了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学术论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讨论会、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中日战争及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就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展。重庆也正在实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海外搜集计划”，随着新史料发掘整理，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第三，目前的研究尚存不足。由于课题的区域性比较强，研究者多集中于西南地区，对国内其它地区学者的吸引力不够。同时，研究尚存较大空间，如对西南、西北等不同大后方区域的比较研究不足，对抗战大后方社会状况的研究显得欠缺，对国民政府经营大后方的研究推进不够，等等。这些不足，也正是将来研究需要突破的方向。一方面，应树立大历史观，注重把抗战大后方研究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视野下、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深入系统地研究；另一方面，应充分消化和利用新的档案史料，将研究建立在扎实、客观的基础之上，运用跨学科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求得新视角，得出新认识，以提升研究的学术层次与理论层次。与此同时，抗战大后方研究亟须扩大研究群体，形成碰撞、对话和辩论，创造出活跃的学术氛围。

(责任编辑 尹正达)

Review of Last Decade’s Research on Rear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Ju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Thought & Military History,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03)

The research on the rear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tudy of the war. This article selects as samples the related academic works and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last decade, carries out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nd ha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what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done and are doing in domains such a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rear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Bombing of Chongq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relief in the rear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t holds that the finding and sorting of all kinds of new historical data, together with the research done on the rear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d on relate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has academic significance worthy of constant study, and also promises further explora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rear are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Bombing of Chongqing;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review

2012年江苏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民党江苏抗战史”(12LSA003)

李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K25； E296

A

1009-3451(2015)04-00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