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黑土地诞生的“中国雪豹”

2015-10-20 05:44萨苏
党的生活(黑龙江) 2015年10期
关键词:牡丹江联军远东

萨苏

1940年,在日本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被迫退入苏联境内,驻扎在维亚茨克、乌苏里斯克等地。在苏联的帮助下,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远东边疆州的维亚茨克正式成立,周保中担任旅长。这个旅下辖的部队包括原来的抗联一、二、三路军所部。旅以下共编四个步兵教导营,一个无线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营长一级的指挥官多半由抗联的师级、军级将领担任。

这支新军的组成人员,骨干是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的残军。由于部队在此前的作战中损失巨大、兵力不足,最初本拟编一个团。后经与苏联方面协商,获准就地征召华侨华人入伍,补充若干苏联军人,黑龙江北岸的赫哲族战士以及起义的伪满军人员,最终按照一个旅的编制完成。

这个中苏共建的旅有两个番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和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按照中苏双方协议,部队由中方领导,具体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负责,苏方提供从被服到装备的一系列后勤供应。由于苏日双方已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避免苏联出现外交尴尬,这支部队在公文中使用苏军番号,从军官到士兵皆使用与苏军相同的军衔制、薪金制,穿着类似苏军的服装。

实际上,88旅与普通的步兵旅有着重大区别。首先是部队深深隐藏在维亚茨克的密林之中,连当地村民都无法接近。其次是部队装备极其精良,甚至超过苏军部队。最重要的是训练大纲完全超越步兵部队的范畴,除常规的队列训练、步兵武器射击和刺杀、投弹、工兵作业等,还包括爆破作业、车辆驾驶、地形识图、武装泅渡、伞兵、滑雪、狙击等大量类似今天美军中“海豹突击队”“三角洲突击队”等部队的训练内容。有了这些跨越时代的训练和装备,加上抗联留下的百战老兵,这支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单兵战斗力,远胜日本关东军最好的部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精良的装备相得益彰,使他们的战斗力十分强劲,日军在档案中称其为“伏罗希洛夫部队”,描述其战斗力可以“一骑当千”。

在1945年8月的反攻中,空降作战成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绝活。从1941年起,88旅就开始了空降训练。

为什么搞空降训练?道理很简单——日军在黑龙江南侧、乌苏里江西侧部署了大量兵力,修筑了17座具有立体防御体系的要塞工事,沿江部署了大量瞭望塔和监视哨,与部署在界河中的江上军等水上部队实施严格的监控和巡逻,使中国抵抗部队出入边境的作战面临日益加大的困难。以空降方式使用经特种训练的小部队进行渗透,则可以轻松避开日军的封锁,是一种有效的作战手段。因此,周保中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大将商议后,决定对抗联的战士们进行空降训练。

第一次跳伞训练是在1941年7月,参加这次跳伞训练的中国官兵共30人,其中的很多人后来名垂青史。例如,开国少将、第一任人民解放军海岸炮兵司令王效明,国防科工委副总参谋长彭施鲁少将,朝鲜人民军大将金光侠,还有周保中身边最能打的两名副官乔树贵和陶雨峰。完成训练后,乔树贵和陶雨峰多次率小分队跳伞入境,对日军实施袭扰作战和侦察行动。陶雨峰伞降入境作战在九次以上,每次都成功地完成任务,安然返回。如今,黑龙江边境地区的老人一提起“乔副官”和“陶副官”,仍然要挑大拇指。

第一批30人的空降训练完成后,又补充了包括金成玉、柳正熙、李在德等女战士在内的一批新生力量。2012年,笔者采访了抗联教导旅无线电营女战士吴玉清。据她回忆,苏式伞具的开伞装置在左胸位置,用手拉的方式操控,在空中一共要做六个动作,比同时代美国的降落伞还要先进。因为苏联的降落伞是可以用单手操作的,而美国飞行员用的降落伞必须双手操作。

跳伞,在今天是一项时髦的运动。而在1942年,苏军使用的伞兵装备还比较原始,新手很容易出问题。常见的事故包括,因过于紧张在飞机里面提前开伞,那就别跳了;跳出机舱后因为恐惧忘记开伞,那就死定了;跳伞时腿软跳不出去,那就错过时机了。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出现,他们先在45到80米高的跳伞塔上训练,通过之后再从机上往下跳。这其中最大胆的要数李兆麟将军的夫人金伯文——她参加跳伞训练时已经怀孕三个月,竟然不知轻重地隐瞒了这件事,结果跳下去导致大出血。好在命硬,最终大人、孩子都保住了。徐云卿也因怀孕三个月参加跳伞,不幸流产。

东北自古便盛产“野蛮女友”,女兵跳伞勇气十足,倒是男兵出了不少笑话。有的战士打仗冲锋勇往直前,可从天上往下一看就脸色立变、不知所措。苏联教官虽然十分粗暴,但对这种情况也有分寸——如果连踢带打之下这人还不能跳,那就不让他跳。既然不适合当伞兵,硬跳只能是送死。但是,恐高心理是可以克服的。政治副旅长李兆麟有恐高症,死活不敢跳。一般战士要是恐高也就不跳了,而作为副旅长的李兆麟必须咬着牙往下跳。情报科科长冯仲云倒是不恐高,但是他有心脏病、高血压,苏联军医根本不让他跳。可到第二批训练时,冯仲云还是跳了,这位数学家出身的抗联将领动作如同电子计算机一样精准。旅长周保中也有心脏病,但苏联军医没检查出来,只是认为他的视力有一点问题,不影响训练。周保中不可能腿软,因为他在战争中四次负伤,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谁也没想到,旅长竟在空中出了事故。周保中在日记中回顾了自己的遇险过程:1941年8月6日,他参加第六次空中伞降训练。跳出机舱后,即按照此前的规范拉环开伞。不料,降落伞因发生故障,迟迟没有反应。日记中记载:“抬头仰视,主伞未撑开,即急放备补伞。大伞自然撑开,备补伞未至撑开时而扭卷攒入大伞。”所幸的是,“着陆时倒地跌伤臂脖,但无碍”。

1942年10月,第二批抗联女战士结束伞塔训练,参加空中跳伞。大家落地后找到战友的时候,听说有一个伞没开,牺牲了一个人。“哎呀,我们就剩这么点儿人了,怎么又摔了一个?我赶紧问是谁出事了?是谁出事了?”几十年后,女战士李敏回忆当时的情景,那份焦急依然如是。不过,一个一个看过来,似乎战友们都在,可又似乎确实少了谁。少了谁呢?她没有想明白。

原来,女兵们一个一个跳下,虽然有空中哭鼻子的,但都还记得要领,最终顺利着陆,无一伤亡。但她们跳下之后,驱赶、监督她们的苏联教官杜沙里也跟着跳了下来,降落伞出了问题。

1945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按照雅尔塔协定,完成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苏联红军,将主力向东部转移,准备开展“远东战役”,以便消灭中国东北境内的日军。日本关东军紧急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开拓团成员进行动员,迅速扩军到百万人,企图垂死挣扎。

1945年4月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制定的方针,提出了东北抗联参加东北反攻作战的计划。这个行动计划为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采纳,并成为苏军对日作战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官兵闻讯纷纷请战,指挥员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刘亚楼、卢冬生等参与了盟军“远东战役”的筹划。8月9日,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发起对中国东北日军的攻击,远东战役正式打响。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近400名官兵编入苏军前线各部队,作为尖兵和向导投入了解放东北的战役。

在此之前,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已经派出另外两部分兵力,先于盟军一步杀入东北境内。7月下旬,周保中派出夏礼廷等特遣小组从地面返回国内,与预先潜伏的刘雁来等部队接头,展开积极的侦察和爆破等行动。8月,通过与苏联远东情报局等方面合作,派出飞机,并出动近300名伞兵特遣部队,对分散在东北境内的57个战略要点实施空降,以唤醒地下抵抗组织,攻击日军重点目标。作为真正的“远东特遣队”,这支部队在消灭关东军的过程中起到了类似于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特种部队的作用。但是,由于孤军突出敌后,这些优秀战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撰文说:“我军的牺牲也是惊人的。自8月8日宣战以后,仅20多天的时间里,我抗日联军派出的几批先遣支队将士,大部分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牡丹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伪满时期为牡丹江省省会,也是日军在东宁要塞西部的主要后方基地,在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秘密建筑了四个可大量屯兵的军事要塞,勾连十余条铁路、公路军用干线和六个飞机场。它横亘在东清铁路的东段中央,如果盟军从绥芬河、东宁向哈尔滨进军,必须先拿下牡丹江。因此,苏军首脑和东北抗联研究决定组成特遣队,空降牡丹江,为消灭关东军、解放东北打开进军通道。

1945年8月8日夜,34名抗联战士登上运输机,开始了对牡丹江的突袭行动。主要目的是在各个要点发起突袭,并为盟军提供日军最准确的情报。这支规模有限的部队,总指挥官是抗联威名赫赫的第三十二团团长李明顺。

李明顺的经历堪称传奇。他本是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拉杆子”上山,报号“天德”,因英勇善战、处事公平,很快就名声大噪,地位相当于当地绿林的“总瓢把子”。1939年,李明顺所部退入苏联境内。此后数年间,他常带三四人深入日占区活动,是抗联教导旅中有名的“独行侠”。这次随他空降牡丹江的部下,有些战士曾多次执行类似任务,但也有的战士尚未完成空降训练,仅在伞塔跳过伞,连飞机也没有见过。李明顺巧妙地对他们进行了分组,三至四人一组,新老搭配,并命令下降后不再集合,按照既定目标分头行动。

无线电报务员姜德是牡丹江空降组的成员之一。他的小组成员还有总指挥官李明顺、赵魁武和孙吉友等人。他们从苏联远东境内的法拉机场登机,空降目的地为牡丹江至海林之间。据资料记载,飞机上有苏联远东军事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指挥空降。

行动在深夜开始。他们每人都配备了一大包装备,包括枪支、300发子弹和三套服装——抗联教导旅军服(与苏军通用)、日军服装和便装。因抗联部队连连空投入境,日军加强了防范,空投的运输机尚未进入预定地点,就遭到地面日军密集火力的阻击。在枪炮组成的火网面前,李明顺等人毅然强行空降。这种强行空降,又名“高跳低开”,是伞兵在防空火力压力下,为避免成为活靶子而延迟开伞的技术,危险性极大。姜德是第一次跳伞,未敢实施这样的危险动作,因而开伞的位置较高,幸运的是日军的子弹与他擦肩而过。他和李明顺都成功地落到地面,但战友孙吉友因开伞太晚,不幸遇难。

牡丹江的空降之危险,主要因为日军已成惊弓之鸟,大量开拓团成员被征召进入军队,准备迎战盟军的大反攻,所以,姜德少尉一行正落入日军的重围之中。跳伞时,空中正划过日军高射炮红色的弹道,姜德落在一个池塘之中,所幸水不深,只到膝盖。此时,从池塘附近的白桦林中冲出一名日本士兵,立姿举起步枪,朝不远处的李明顺团长射击。刚落地的李明顺拖着来不及甩掉的大伞,手中的枪已喷吐出一条蛇形的火焰。日本兵当即倒在李明顺的枪下。

根据资料描述,李明顺使用的是一支波波莎冲锋枪。李明顺想不到的是,自己这个射击的动作成为后来中国伞兵教程中的经典案例。这不是苏联伞兵通用的手段,当时世界任何一国伞兵都未曾如此出手。李明顺的射击姿态是身体低伏,放在腰间的冲锋枪便已经开火。这种“腰枪”射击完全无法瞄准,要靠弹着点修正射击姿态,还要用手按住波波莎冲锋枪发烫的枪口,避免射击过程中出现跳动影响精度。随后,李明顺和姜德、赵魁武切断伞绳,干脆利落地冲出重围。

李明顺的部队到达牡丹江的第二天,苏联红军就发起攻击,很快日军溃兵就出现了。行进途中,李明顺三人就消灭几股日军溃兵。到8月14日,李明顺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牡丹江市以南的海浪大桥。此时,盟军攻入牡丹江,大量日军正朝这里涌来。因为占领大桥的风险太大,李明顺命令姜德通过电台呼唤苏军火力支援。很快,呼啸的炸弹从天而降,将这座大桥拦腰斩断。这样一来,无论吉林的日军向牡丹江增援还是牡丹江的日军南逃吉林,道路都被切断。绝望中的日军惊慌失措,和牡丹江的侨民一起被迫沿水路逃向林口方向。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30日,在中国黑龙江省的东宁,最后一颗炮弹爆炸后,一切归于沉寂。这一天,日本关东军第一国境守备队司令官鬼武五一少将与残存的901名日军走出胜洪山要塞,放下武器,正式向盟军投降,东北战场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结束。此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整整13天。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战斗,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4年。

“远东特遣队”的伞兵突袭作战,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阶段一系列作战中的重要一环。在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军人们,包括王立臣、李明顺、姜德等,都完成了对故国的凯旋。这支部队历经坎坷,最后只有几百名战士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所以,在很多资料中不曾记载他们的功绩。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却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夺回东北的战斗,由中国人最先打响。

放眼全球,这片黑土地是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和终点、被战争蹂躏最久的地区,也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沦陷时间最长、抵抗时间最长的地区。在漫长的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在和日本关东军殊死奋战,进行着一场实力不平衡的战争。最终,是中国人赢得了凯旋的荣耀。

“远东特遣队”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紧紧连着今天。2012年,笔者与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李敏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70年前,她的一名战友曾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如今,他和另外13名牺牲在异国的战友,依然长眠在维亚茨克黑色的土壤中,只有面对黑龙江的墓碑,记忆着他们对故乡的眷恋。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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