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孵化器的平台属性

段景伦

引言

在半个多世纪里，孵化器已经经历了若干各阶段（Bruneel，2012；Jeffrey&etal，2013），孵化器的研究来自于实践观察，大部分研究偏于描述性（Hankett&Dilts，2007），其基本定义、孵化模式和绩效评价一直在争议中发展。由于公益性理念先入为主，孵化器的绩效一直以来都聚焦于外部性，本末倒置。政策制定者作为主要考核方往往将自己的工作目标强行叠加在孵化器头上（Bergek&Norrman，2008），例如政策制定者关心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就成了孵化器的绩效考核指标。

根据研究，入孵企业毕业后的存活率和成功率与非入孵企业无异（Schwartz，2010），孵化器存在广泛的失灵或失败（Tamasy，2007）。一方面过分强调公益性，自身盈利模式模糊，靠政府或赞助者输血；另一方面，鉴于客户需求的复杂性，孵化器存在明显的错配，孵化器的服务供给与入孵企业需求匹配度低（Bergek，2008；Bruneeletal.，2012），顾此失彼，饱受诟病。

Allen&McCluskey（1990）提出孵化器绩效研究的4个“不清楚”：（1）企业如何从入孵获益，特别是入孵企业的协同性还没弄清楚；（2）孵化器的服务人尽皆知，但服务质量，以及如何提供优质服务没弄清楚；（3）财务绩效没弄清楚，抛开房地产或种子资本之外，孵化器什么时候能摆脱公共资助；（4）孵化器对本地经济的影响是什么不清楚。事实上这四个“不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孵化器的性质定义不清。

在孵化器的考核体系中核心是辅助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却没有弄清楚孵化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需要从属性上弄清楚孵化器是企业还是非营利組织（NGO），才能开展孵化器的组织形式、治理形式等研究，这是孵化器研究的基石。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研究，结合实践观察，重新检讨孵化器的属性，探索孵化器的市场化之路。

1.孵化器的定义

孵化器的类型大致包括企业创新中心、大学孵化器、传统的社区孵化器、私人/企业孵化器等种类（Grimaldi&Grandi，2005；Aruna，2007）。之前的文献对于孵化器的定义偏于描述性，包括NBIA（2002），强调作用大于其内涵本身。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孵化器的定义开始聚焦于“为新创企业或成长性企业构建的支持性环境”（Bergek&Norrman，2008）。对应于企业初创阶段，绝大多数文献将孵化器的特点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共享空间（EC，2002；Chan&Lau，2005）、低成本的支持性服务（Barrow，2001）、专业的资源共享（Grimaldi&Grandi，2005），和内外部网络供给（Bergek&Norrman，2008）。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少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说明孵化器是“用于什么什么的什么”，对于若干定语后面的什么采取了回避态度。

Rice（1996）强调调配中心角色，指出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调配中心的身份为创业企业家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对创业企业家在创业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和资源进行调剂的援助项目。Sherman&Champell（1998）强调工具性，认为孵化器首先是经济发展工具，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性服务（如协助制定营销计划、构建管理团队、获取资本、共享专业服务的渠道、提供弹性空间、共享设备、行政服务等）帮助创造和发展新兴企业。Aernoudt（2004）突出互动性，认为孵化器定位于鼓励人们开办公司，并支持新创企业开发新产品的互动过程。Lalkaka（2006）的定义强调辅助和转换，认为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企业家提供合理的建议、忠告和服务，并根据需要作为其他人及资源服务的转换中心。Allen&McCluskey（1990）认为好的孵化器不光提供低廉的空间，还帮助入孵企业设定里程碑，建立光鲜的形象，强化网络化渠道。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孵化器是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地提供孵化空间、支持性服务、集群和网络机会，加速和制度化培育成功企业的过程（EC，2002）。NBIA（2007）给出了企业孵化的定义：一个通过为新创企业提供资源和服务加速其成功发展的过程，这些服务通常由孵化器开发和调度，从孵化器或其外部网络中提供。孵化器的主要目标是生产成功企业，他们将财务独立，毕业离开孵化器，并创造就业、增强社区活力，技术商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该定义比NBIA的2002版定义更强调过程和普适性，更加接近真实，逻辑上强调孵化器的主要功能和外部性。英国的UKBI（2007）定义企业孵化是一个关于企业发展、基础设施和人独特而高度弹性的结合物，用于通过支持新创企业初期发展和变革，促进其成长的过程。

以上权威机构的定义比以前版本更加弹性，强调过程，将“生产成功企业”放在核心位置，目标更加清晰。但是，执行这个过程的主角是谁？这个机构的性质是什么？没有答案。

孵化器又是动态演化的，Jeffreyetal.（2013）的研究结果与Bruneel（2012）在英国的研究结论十分相似。作者以美国孵化器为研究对象，将美国孵化器从1959年以来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系统阐释了孵化器的演进路径。第一代孵化器主要向入孵企业提供硬件增值服务，第二代孵化器还向入孵企业提供经营管理咨询、创业辅导、构建社会网络等方面的软增值服务，而第三代孵化器能够为入孵企业构建获取软增值服务的外部关系网络集成平台，个别第三代孵化器已经完全变成了网络化虚拟孵化器。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在界定科技孵化器时，出现的关键词包括：生产成功企业、过程、调配资源、工具、互动、辅助和转换、支持性服务、网络化渠道等。定义的核心在于孵化器是一个中介服务性机构，服务宗旨是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性服务的互动性过程，实现生产成功企业的中心目标，进而服务社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孵化器的运行机理

产业孵化是为促进创业，而由孵化器、天使和风险投资等组织共同推动的一个过程（Hankett&Dilts，2004）。由于缺少足够规模的有效样本，过程研究一直是孵化器研究的薄弱环节，孵化过程长期作为一个黑箱存在。Hankett-Dilts模型通过对53家美国孵化器的实证研究，从项目筛选--监控与企业辅导--资源赋予三个环节，对于刻画孵化过程做出了贡献，揭示了小企业孵化过程及其相关因素，而且梳理出了孵化过程及其利益相关者，发现一些先验的的孵化过程理解与结果错位。

2.1孵化器的核心职能与成功要素

传统孵化器理论认为孵化器为入孵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服务包括场地、办公服务等，无形的服务包括融资、孵化过程中的支持以及网络服务（Maximilianetal，2006）。其详细内容在各个孵化器的菜单中有详细罗列，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事务、财务法律服务、广告宣传服务、培训服务等（Mian，1996；Chan&Lau，2005）。

与上述包罗万有的服务不同，Smilor（1987）认为孵化器是一种由企业、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相互整合的新机制，入孵企业能够从提高企业信誉、缩短学习曲线、加快问题解决和共享网络资源四个方面受益，其核心功能是帮助内部企业有效地整合各类创业资源，更快融入当地的创业网络。Bruneeletal（2012）认为入孵企业可以从孵化器的规模效应中获益，如降低成本，共享空间和服务等；另一方面，孵化器的主要职能是解决初创期的资源短板，保证入孵企业创业的稳定性，解决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Schwartz，2011）。

其中，孵化器的一个主要角色是创业人和相关创新系统的媒介（Petersetal.，2004），在创业人和环境之间牵线搭桥（Merrifield，1987）。BollingtoftandUlhoi（2005）认为孵化器提供了共同创业的环境，为新创企业提供了获取合法性、社会投入和心理支援的可能。孵化器还可以扮演制度媒介（Hackett&Dilts，2004），帮助新创企业理解或影响制度系统中的规章、法律、传统、价值观、标准、潜规则等（Scott，1995），从而帮助入孵企业获得合法性，被社会接受。初创企业在品牌形象和合法性方面毫无积累（Schwartz，2011），加盟孵化器可能獲得形象和信任度的提升，孵化器的支持功能有可能成为新创企业品质的符号（Ferguson&Olofsson，2004；Mcadam&Marlow，2007）。新创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在与供应商、客户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时的信用短板，如果孵化器能成为新创企业的信用支持者，这无疑对成员企业极其重要。

近年来的研究把网络支持放到了突出位置（Hughesetal.，2007），Hansenetal（2000）指出网络是成功孵化项目的最重要因素，Maura等（2008）通过实证提出相似观点。Hansen等（2000）认为网络化的孵化器主要有三个显著特点：（1）内部有积极的创业精神，没有官僚主义；（2）与相关的创业相关机构签订了协约，帮助新创企业节约大量成本；（3）能够使内部企业嵌入在一个创业网络当中，借助这个网络，在孵企业可以便利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和知识。Bruneeletal（2012）通过总结孵化器的价值主张，将孵化器分为三代，1980年之前算第一代，其突出重点为“办公空间和共享资源”，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性；1980年代为第二代，其突出重点是“教练与培训支持”，理论基础是加速学习曲线；1990年代为第三代，突出重点是技术、职业和金融网络，理论基础是外部资源渠道、知识和合法性。作者强调第三代孵化器入孵企业的能动性高于前两代。

2.2孵化器的平台嵌入

Franciscoetal（2014）调查了欧洲孵化中心西班牙分部的47家公司，指出单纯靠孵化器的力量并不能入孵企业的生存率，孵化器必须附加外部的诸多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整体上来看，孵化器的服务要素可以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大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当地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状况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孵化器绩效的影响。以硅谷为例，硅谷地区企业孵化器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有着非常密集的社会网络以及开放的人才市场，人员的频繁流动不仅降低了硅谷地区小企业的交流成本，同时也促使该地区企业运作效率的提高。

MichaelSchwartz（2010）以德国26家孵化器及150家在孵企业为对象，研究了孵化器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主要是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证明了网络关系，尤其是非正式关系对于孵化器发展的重要作用。ElisaSalvador（2011）通过对意大利孵化器的研究表明，合作网络的建立有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而在孵企业和科研机构间的地理距离明显的影响合作深度。

如图一，Oneal（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合作网络提供的孵化服务是在孵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孵化器和在孵企业作为两个互动的主体，其组织特性也是影响孵化成功的关键因素。

可见，通过孵化器融入区域经济体系中，或加入更大的合作网络，对于孵化器及其成员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进一步证实了孵化器的中介属性。

3.孵化器的共同生产关系

Rice（2002）的共同生产模型指出在孵企业与孵化器是一种由孵化器扮演生产者，在孵企业扮演消费者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扩展为能量循环网络。孵化器对于在孵企业有三种影响方式：咨询、环境干预。该模型清晰刻画了孵化器的角色，以及与合作网络、入孵企业的平台合作关系，对于了解孵化器的平台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如图二，在该模型中，孵化器无法直接向在孵企业提供的创业所需的全部资源，可以通过外部建立起的网络获取。随着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接近于共识，即孵化器越来越强调软性服务，合作网络是核心。Hansenetal（2000）、Grandi&Grimaldi（2004）、Morten（2000）、Maura（2008）、Bruneel（2012）等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孵化器本质上是一个网络平台，将初创企业和各种社会资源链接起来，网络（Networking）成为解释孵化器效应的理论视角之一。

研究表明，有效利用社会资本是初创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Beckman，1999；Hansen，Nohria和Tierney，1999；Zack，1999a）。Rice（2002）对欧美18个孵化器中在孵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业务合作网络是在孵企业的首要选择。Day&Wensley（1988）指出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知识资产的组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有的文献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有共识，认为今后孵化器的工作重心应该围绕通过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来获取资源，改进孵化绩效。Markmana（2005）认为孵化网络中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是互动，没有互动关系的资源在孵化网络中不是社会资本。但对于如何促进互动，改进社会资本利用的条件研究不足。

Lyons（2000）认为孵化器作为在孵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中介，既组建内部网络联系起在孵企业，又建立起在孵企业、客户、合作者、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组成的外部网络，达成资源共享解决资源瓶颈。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因其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动用的资源，在孵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孵化网络各个节点之间的社会网络资源。

Hansen（2000）认为孵化器网络化应该制度化，通过制度化在孵化器内转移资源，为在孵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创造条件。孵化器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为在孵企业提供网络化机会，帮助初创企业获取各种资源增加其成功机会。Mortenetal（2000）通过169个孵化器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化的孵化器将大公司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性与小企业的创业精神有机结合，表现更加突出和成功。通过制度化网络机制，孵化器获得了规模经济性甚至范围经济性。

中佛罗里达大学孵化器是NBIA2004年度选出的优胜者，根据Oneal（2005）对该孵化器进行了案例分析。作者在考虑了传统孵化器的基础实施、孵化服务的基础上总结出孵化器的三个关键成功要素：将客户整合进更大的技术开发系统，促进入园企业之间、与孵化器管理者之间以及与外部顾问等广泛互动，提供与基金公司、大学资源、政府或社区经济开发机构、创业支持组织之间的沟通渠道。如何将这三个成功要素进行合并，中佛罗里达大学孵化器做的工作就是促进入园企业的网络嵌入，改善社会资本的利用率。Rothschild&Darr（2005）研究了以色列理工及其孵化器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认为双方通过各种非正式团体互动，其知识和技术诀窍的交流是双方易货交易的组正部分，为双方提供了附加值。

Hugesetal（2007）从入孵小企业的网络行为角度认为，传统的孵化器供给只是表明了价值创造的机会而已，小企业选择和追逐这些机会直至实现的程度才反映价值创造。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战略网络行为的结合过程中，而非仅仅加盟孵化器而已。对小企业而言，网络化的主要目标是资源和知识的获取，作者识别出两种价值刺激行为（网络活动），即资源积累活动（资源搜寻）和战略网络嵌入行动（知识获取行为）。依据程度高低，这两种行为组成一个矩阵，显示四种孵化的结果。该模型和结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孵化器的孵化绩效取决于平台参与者各自的动机，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这有利于深化了解共同生产关系和孵化模式。

上述文献指明了孵化器的平台属性，孵化器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平台参与者的合作机制。

4.孵化器的治理

Grimaldi&Grandi（2005）将孵化模式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两种。Frenkel&Shefer（2005）通过公私比较研究表达了不同见解，公共孵化器依然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例如对于偏远地区的项目支持、对于特殊产业的支持、对于长周期的项目支持等。私营孵化器往往关注短期见效的项目。Giletal.（2006）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点，尽管风投资助的公司成功率更高，但他们更集中于以色列中部地区（发达地区）。

Tamasy（2007）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孵化器应该以私人结构形式运行，而非公共非营利部门。Frenkel和Shefer（2005）认为以色列孵化器的投资和股权在企业、孵化器、政府之间的有效分配是以色列孵化器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以色列孵化器通过增加企业和个人在孵化器中所占有的股份，使孵化器由非营利机构变成营利性公司，较好地解决了孵化器的风险激励机制问题。孵化器孵化项目的种子投资由政府提供，政府承担失败风险并在适当的时间收回。

有了良好的股权治理基础，产学通过孵化器联姻持续互动，以及三者非正式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是以色列孵化器的写照（Rothschild&Darr，2005）。VC的接手，CSO（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功退出。随着VC业的大规模发展，1997年，Yozma也私有化了（Frenkel&Shefer，2005），这也标志着以色列孵化器产业趋于成熟。

Aruna（2007）在研究巴西国家孵化器支持项目时发现，巴西企业孵化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私人参与，比如，圣保罗的企业联盟经营了多个企业孵化器，最大的孵化器经营者是非营利组织，但营利组织占其中的40%。Hackett&Dilts（2004）认为，孵化器运作得越像风险投资公司，企业支持力度越大，其绩效越好。软银向成员企业提供咨询、网络渠道等服务，抽取成员企业20-40%的股份作为回报，成员企业可以自由退出服务（Mortenetal.，2000）。

上述无限表明，孵化器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类型存在。以色列等国的实践表明，除非政策性因素建立的NGO类型孵化器之外，借助于风险投资的参与，孵化器可以市场化运作。

5.结论与探讨

根据整理出的孵化器属性关键词（见表2），本文认为孵化器的定义应该更新为“以合作共赢，集群式培育中小企业为目标，通过专业合作网络整合资源，提供互动性和集成性的创业创新服务，与创业企业共同成长的中介型平台企业”。

通过文献研究，可以看到孵化器特征研究存在几个突出问题。（1）大部分孵化器研究暗含一个假设，孵化器是政府或大学派生机构，不需要或可能市场化运作。事实上孵化器市场化运作的趋势日益明显，互联网和风险投资等创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孵化器的市场化程度，孵化器已经具备形成盈利模式的所有条件。（2）多数研究是基于孵化器供给端视角，对于入孵企业需求端视角的研究较少，有些想当然。（3）对于孵化器的平台性质认识不清，更缺少对该平台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无法系统把握孵化器的生態特征。孵化器是一个网络平台，一个风险投资、中介顾问服务、基础服务商、入孵企业、政府部门或代理等利益相关方以各种契约形式共同构建的网络平台。（4）忽视孵化器作为一个经济机构的治理机制的研究，即使如以色列等先进国的研究也只是从观察中来，缺少必要的基础理论探索。由于其平台特征，孵化器呼唤独特的治理安排。所有这些，都有待未来的研究予以深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发展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