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曲折过程

雷颐

1985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前夕，已内定为第一副主编的弘征请时任我国“头号大社”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的老出版家严秀（曾彦修）和《红旗》杂志的文教部主任牧惠到长沙商量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他们提出还应包括台湾作家的作品，首先考虑的便是柏杨和龙应台。弘征承认，当时对此二人也是只知有其人而未得读其书。

此时《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开始悄悄流传，牧惠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设法弄到一本。牧惠回忆说，打开一读他就感到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尖锐精彩。回京后他马上找严秀商量如何出版。1986年9月，牧惠将此书寄与弘征。弘征一读，也感“果然犀利异常，不同凡响，对促进国人正视自己民族的某些弱点确为良药，但要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版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是立即决定出版。为尽量降低风险，他们对某些当时认为“不宜”部分做了删节，同时还决定由严秀起草，三人共同署名写一篇《编后记》做必要的说明，“先做点预防准备”。弘征回忆说：“其时社长黄启衰同志因长期患病不能视事，社里实际由我主持工作，向省出版局申报选题的报告亦由我一人署名，以省却将来一旦出事不免要连累他的后顾之忧。”

弘征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