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袁劲梅

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他们会想起我讲过的这些故事。

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在美国旅行了一次。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贴在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和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句子，感觉它们仿佛在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的照片。红黄相间的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弋，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20世纪70年代长江上开始建葛洲坝开始。我记得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里转来转去。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消防员。后来我知道他们带着3个研究生去了葛洲坝。等着到上游去产卵的鱼儿，一条条傻乎乎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运过坝去。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过来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了。至于我们的曾孙、玄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只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大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

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的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

研究结果出来了，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很明显：长江下游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

父亲写过许多论文，做过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中国社会先是重视与天斗、与地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人是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对自然的讹诈当作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就像那个堂吉诃德，带着他的桑丘——几个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奋战。

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卡罗拉多河的河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着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着方向盘，像是回到了老家。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人的时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像见了魔鬼一样。”父亲在开船，他让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流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候必定上船，从没有间断过。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3个翅膀，第3个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着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因污染而变异的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废水；肺结核病医院和精神病医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责任感。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而且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是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是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濒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平和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鸭子、鸟儿、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

（摘自《记者观察》2013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