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力量
——关于“无定河畔六烈士”的随想

文/王晓建

信念的力量
——关于“无定河畔六烈士”的随想

文/王晓建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出版过一份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杂志——《革命英烈》。当时我在新疆军区宣传部工作，看到过这份杂志。其中有一期着重介绍无定河畔六烈士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此我记住了六位烈士的名字：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红一支队）政委毕维周、中共米脂中心县委书记崔明道、中共米脂区委宣传委员王守义、陕北特委交通员高禄孝、米脂区委交通员高庆恩。

后来，我有幸担任了陕北神木籍开国将军王兆相的秘书。王老将军正是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王兆卿的弟弟。我在协助他撰写回忆录时，老将军流着泪追述了哥哥王兆卿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以及王兆卿等六位烈士被捕、就义的经过。

再往后，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不少陕北籍的老前辈。提起无定河畔六烈士，这些经历过数不尽的艰难险阻、生离死别的老人们无不肃然起敬。

陕北建党早，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无定河畔六烈士，都是1928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们在党内的职务有高有低，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高起家洼村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王兆卿等六位烈士，是在传达落实高起家洼会议精神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遭到国民党军队逮捕的。在严刑拷打之下，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六位烈士坚贞不屈，宁死也不肯吐露党的机密，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于米脂县城城南的无定河畔。

我们今天反思，六烈士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殉党的事业？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不为出人头地，二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了被视为“东亚病夫”的祖国尽早富强起来，让人民群众全都过上不受压迫不受穷的好日子。

而有无坚定的信念是大不一样的，比如与六烈士同为陕北人的杜衡，一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高职，平日里满口革命词句，动辄就给不赞同他意见的人扣上“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等等帽子。然而就是这位“唯我正确”的杜衡，1933年7月一旦被捕，却立刻背叛革命、出卖组织，甚至带领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员，使西安城里的共产党机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常有一些对党史、军史感兴趣的朋友与我探讨：为什么在全国的红色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之际，唯独孤立无援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却能取得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由两小块联成一大片，发展形成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我想，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革命性强以外，西北有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王兆卿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奋斗不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失败了再干，打散了再聚，旗帜倒了再举，前仆后继，越挫越奋，终于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开辟了一块广阔而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万里长征的各路红军提供了休养生息的落脚点，重整旗鼓的出发点。

无定河畔六烈士英勇就义，至今已82年了。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早已超越地域、年代和事件本身，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烈士这样的党员是最需要，最可宝贵的。在党的创建时期，要靠六烈士这样的党员不怕流血牺牲努力奋斗，才能打造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要靠六烈士这样的党员不怕糖弹腐蚀执政为民，才能建设一个繁荣强大昌盛，人民幸福康乐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无定河畔六烈士，以及全国各地各个时期涌现的所有烈士，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