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例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分析

张旭华　李 昕　李雅文　闫 慧　路新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肺功能室，宁夏 银川 740004）

343例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分析

张旭华李 昕李雅文闫 慧路新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肺功能室，宁夏 银川 740004）

目的 了解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对343例临床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的患者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对其阳性率、可疑阳性率及阴性率进行统计，并对三者的FEV1下降率进行分析。结果 343例支气管哮喘患者有61%具有气道高反应性（AHR）。三组病例的平均FEV1下降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气道反应性测定可作为支气管哮喘诊断、病情、预后评估及治疗方案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并非唯一。有许多因素可影响支气管激发试验的测定结果，其间尚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支气管哮喘；气道反应性；支气管激发试验

气道反应性是气管和支气管对各种物理、化学、药物以及变应原等刺激引起气道阻力变化的反应。在含量较低的情况下，正常人的气道对这些刺激物或变应原的刺激并不发生收缩反应或仅有微弱的反应，而某些人的气道则可发生过度收缩反应和气道阻力明显增高，这就是气道高反应性（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AHR）。AHR是支气管哮喘的主要病理生理特征和诊断依据［1］。测定气道反应性的方法主要就是支气管激发试验。本文就343例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回顾性总结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343例临床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支气管激发试验资料。其中，男性123例，女性220例，年龄10～76岁，平均（37.49±13.54）岁。

1.2仪器与方法：基础肺功能测定及支气管激发试验，均采用美国森迪斯公司生产的Sensor Medics 6200型体积描计仪及SM-1型激发仪。所有患者在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前，12 h应停用β受体激动剂、氨茶碱口服或吸入，长效氨茶碱制剂需停药48 h以上，并排除其他不适宜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的疾病。对受试者首先测定其基础肺功能，FEV1≥70%预计值者，方可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采用定量吸入法（五次深吸气法），分别在吸药后30 s和90 s测定肺功能，以雾化吸入生理盐水所测得的FEV1作为对照值，然后依次吸入乙酰甲胆碱稀释液（稀释剂为生理盐水），浓度由0.049 mg/mL，倍数递增至12.5 mg/mL，每一浓度吸入后均进行肺功能测定，并与对照值比较，计算FEV1下降率（仪器可自动进行）。

1.3定性标准：吸入生理盐水后FEV1较基础值下降≥10%，说明稀释剂本身即可诱发患者的气道高反应性；或吸入乙酰甲胆碱稀释液后FEV1下降率≥20%为阳性，直至终浓度FEV1下降率在15%～20%为可疑阳性，＜15%为阴性［2］。对阳性及可疑阳性患者，再雾化吸入0.05%的异丙肾上腺素溶液2 min使支气管得以扩张。

1.4统计学方法：总的阳性、可疑阳性、阴性例数用百分率表示。三组患者的FEV1下降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先进行方差分析，在进行两两间的q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全部343例患者，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180例，男性67例（54.5%），女性113例（51.4%），总阳性率52.5%；可疑阳性29例，可疑阳性率8.5%；阴性134例，阴性率39.0%。同时，对三组患者的FEV1下降率也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见表1。

表1　343例哮喘患者支气管激发试验结果

3　讨 论

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如嗜酸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和细胞组分（cellular elements）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这种炎症导致AHR，通常出现广泛多变的可逆性气流受限，并引起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等症状，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或经治疗后缓解［3］。一般认为，大多数哮喘的患者都有AHR，有症状的哮喘患者几乎100%气道反应性增高［4］。

本研究对343例哮喘患者进行了支气管激发试验，结果阳性率、可疑阳性率、阴性率分别为52.5%、8.5%和39.0%，即占61%的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增高或偏高。男女阳性率分别为54.5%和51.4，性别间无明显差异。总的阳性率与国内的一些研究接近，如彭文新等［5］的52%阳性率，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说明了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原因可能是：①患者病情的不一致性。不同的患者可能处于疾病的不同时期，AHR自然不尽相同，因为AHR总是与病情相平行的。②临床诊断的欠准确性。因为哮喘的诊断除肺功能指标外，其他的诊断标准几乎都是自觉症状，患者因生活环境与受教育程度之不同，自觉症状、对症状的表述以及提供给医师的信息也会千差万别，从而影响医师的诊断，这在临床上并不少见。③治疗措施的影响。患者因病史、病情、信仰、文化程度、经济能力、信任度等不同，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如西医、中医、回医、蒙医、藏医等，用药或单独或联合、疗程或长或短、方法或正规或随意。有的甚至还会使用民间的偏方或土办法，因种种原因又不愿告知医师。有的为了能及时检查，避免预约，还会隐瞒用药等。④疾病本身的原因。如职业性或季节性哮喘，当患者及时脱离了那样的环境，气道反应性可完全回复正常，除变应原以外，其他的方法很难诱发其AHR。还有运动性哮喘，有的对药物激发剂并不敏感，只有运动才可以诱发。⑤激发方案、激发剂、质量控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研究还对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可疑阳性及阴性病例的平均FEV1下降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三者间FEV1下降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三组病例之间患者的肺功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及工作状态，将有利于临床医师对患者的病情程度、预后评估做出准确判断，并给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强有力的佐证，同时还会增强患者与医师的配合程度以及战胜病魔的坚强信心。

总而言之，气道反应性测定在哮喘的诊断、治疗、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也得到了大多数临床医师的认可，特别是对于咳嗽变异性哮喘、不典型或非症状期哮喘的诊断价值往往是具有决定性的［6-10］。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基于哮喘病理生理及临床表现的复杂性，AHR并不能涵盖支气管哮喘的所有病理生理特征，AHR也并非是支气管哮喘诊断的唯一条件，需引起临床医师的足够重视，欲正确理顺二者的关系，其间尚有许多的循证工作要做。

［1］朱蕾，刘又宁，于润江.临床肺功能［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54.

［2］郑劲平，高怡.肺功能检查实用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06-118.

［3］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8，31（3）:177.

［4］郑劲平，陈荣昌，钟南山.肺功能学［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7: 115.

［5］彭文新，洪新，毕玉田，等.650例支气管哮喘患者支气管舒张和激发试验结果分析［J］.重庆医学，2013，42（33）:4019-4021.

［6］汪秀芹.支气管激发试验对不典型哮喘的诊断价值［J］.山东医药，2010，50（45）:45-46.

［7］段炼.咳嗽变异性哮喘42例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2009，14（5）: 604-605.

［8］雒志明.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2009，14（4）:443-444.

［9］练睿，林江涛.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治进展［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8，31（3）: 218-219.

［10］裴文军.肺功能测定及支气管激发试验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分析及应用价值［J］.国际呼吸杂志，2013，33（21）:1610-1612.

R5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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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194（2015）20-00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