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的占卜与农业

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影响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地利”、“人力”之外，还有“天时”。这就决定着古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天吃饭”，“天时”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唯有“尽人事，听天命”。古代中国人对“天时”的掌握，除了劳动人民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外，则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窥探神意，以知“天时”——占卜。

关键词：唐五代；占卜；星占；农业

民以食为天，农业者，立国之本也。故历朝历代统治者便把“劝课农桑”作为基本国策。从“士农工商”的等级中，也能看出农业的重要性，“夫不仕治生之道，不仕则农。”[1]（卷一）若要“五谷蕃殖”，则需要“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1]（卷一）由此观之，农业的发展除了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统治者重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等诸多“地利”“人力”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天时”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这就决定着古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天吃饭”，“天时”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唯有“尽人事，听天命”。古代中国人对“天时”的掌握，除了劳动人民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外，则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窥探神意，以知“天时”——占卜。

占卜之术，古已有之。“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验吉凶，以求天意，以觉人事。”[2]（卷五十八，P669）占卜术是指各种预测未来事物吉凶祸福的方法，其目的在于趋吉避凶。占卜之术，起源甚早，见于文献的则是夏代已有占卜之事，“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3]（卷一百二十八，P3223）夏以后，历朝历代不乏占卜之事的记载。其形式也是更趋多样化，在商代主要是龟卜、骨卜。从现有资料来看，商代的占卜很频繁，而且内容十分广泛，有“对上帝与诸神的祭告，有对风雨天象、农业丰歉的卜询，还有对战争胜负、游猎、疾病、生育以及个人祸福的占问等等，几乎无所不包。”[4]（P32）可见，早在殷商时期，占卜的内容就已经包括风雨天象、农业丰歉了。[5]（P194）到了唐五代时期，“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6]（卷十四，P413）可见，占卜依然也要为生产服务。

从史料来看，占卜术中与农业生产最为密切的当属星占术。星占术就是“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具体而言，“辨日月之缠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袄星、瑞气、袄气，有诸家杂占。”[6]（卷十，P303-305）总而言之，星占术就是以天文气候星象为前兆，把自然界中怪异的天文气候星象视为神灵对人类的预示。它为前兆迷信的一种，在唐代，星占为官方所控，“天象的知识是封锁的，不是有关部门，其他人擅自观察天象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7]（P6）其所占之事也是统治者最为关心之事，即关乎国家盛衰之事。如前所述，“劝课农桑”作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自然也是此列。

在关于唐五代的星占记载中，有关于大量天灾的记载，天灾无疑是农业生产的首要大敌。天灾表现在旱灾、水灾，由此还会引发饥荒。

一、旱灾：

（贞观）三年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8]（卷三十二，P827）

（贞观）十二年六月辛卯，荧惑入东井。占曰：“旱。”[8]（卷三十三，P852）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乙巳，镇星守东井。占曰；“旱。”[8]（卷三十三，P853）

（贞观）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8]（卷三十二，P828）

永徽元年二月己丑，荧惑犯东井。上曰：“旱。”[8]（卷三十三，P853）

咸亨元年……七月壬申，荧惑入东井。占曰：“旱。”[8]（卷三十三，P854）

神龙元年三月癸巳，荧惑犯天田，占曰「旱」，二年……十二月丁酉，犯天江，占曰“旱。”[8]（卷三十三，P855）

（大历）十年正月甲寅，岁星、荧惑合于南斗。占曰：“饥、旱。”[8]（卷三十三，P866）

（贞元）十二年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八度。占曰：“旱。”[8]（卷三十二，P831）

长庆二年二月甲戌，岁星、荧惑合于南斗。占曰：“饥、旱。”[8]（卷三十三，P867）

会昌二年六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于翼。占曰；“旱。”[8]（卷三十三，P867）

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司天奏：“日蚀在卯，主岁大旱。[9]（卷十，P173-174）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有这几种情况的出现会带来旱灾，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即当出现日食、荧惑犯东井、天田、天江、岁星，岁星犯司怪以及岁星、荧惑合于南斗等情况之时，就会出现旱灾。如当日食出现在翼宿的时候，就会出现旱灾。日食者，“夫日依常度，蚀者，月来掩之也。”[10]（卷一）翼，是二十八星宿中南宫朱鸟七宿中的第六宿翼宿。《乙巳占》云：“日在翼蚀，王者退太常，以法官代之，有德令则蚀不为害，其岁旱，亦为王者失祀， 宗庙不亲， 戒在主车驾之官。”[10]（卷一）又如荧惑犯东井的时候，也会出现旱灾。荧惑，五星（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之一，又称火星，“一名罚星。南方火德。”[10]（卷五）东井，即井宿，乃二十八星宿中南宫朱鸟七宿中的第一宿井宿。《乙巳占》云：“荧惑犯井，小有兵，群臣有以家事坐罪者。火以春入井，赦。火入井，兵起，若旱，其国乱。”[10]（卷五）

此外，也有并非是通过星占，也得出了“当旱”的论断。譬如：据《新唐书》载：乾符二年，洛阳建春门外因暴雨，有物堕地如羖羊，不食，顷之入地中，其迹月余不灭，或以为雨土也。占曰：“当旱。”[8]（卷三十三，P893）

二、水灾：

（贞观）二十年七月丁未，岁星守东壁。占曰：“五谷以水伤。”[8]（卷三十三，P852）

大历二年七月……乙丑，镇星犯水位。占曰：“有水灾。”[8]（卷三十三，P857）

（咸通）十年八月，有彗星于大陵，东北指。占为外夷兵及水灾。[8]（卷三十二，P840）

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己亥，荧惑在江东犯第一星。是年，天下大水。[9]（卷十一，P177）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有这几种情况的出现会带来水灾，影响着农业的生产。即当出现“岁星守东壁”、“镇星犯水位”、“彗星于大陵，东北指”、“荧惑在江东犯第一星”等情况之时，就会出现水灾。

当司天监占出将会有淫雨时，统治者也会发布敕令，告喻各郡县百姓，作好防水患的防备。《旧五代史》载：（乾化二年）二月……癸丑，敕曰：“今载春寒颇甚，雨泽仍愆，司天监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县告喻百姓，备淫雨之患。”[11]（卷七，P104）

此外，也出现过“水旱不时”的情况，《新唐书》载：万岁通天元年十一月乙丑，岁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时。”[8]（卷三十三，P854）

三、饥荒：

饥荒的发生，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歉收情况。

贞观三年三月丁丑，岁星逆行入氐。占曰：“人君治宫室过度。”一曰；“饥。”[8]（卷三十三，P852）

（乾元）二年正月癸未，岁星蚀月在翼，楚分也，一曰：“饥。”[8]（卷三十三，P856）

宝应二年四月己丑，月掩岁星。占曰：“饥。”[8]（卷三十三，P857）

（大和）三年四月壬申，岁星犯镇星。占曰：“饥。”[8]（卷三十三，P867）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有这几种情况会出现饥荒的情况，即当出现“岁星逆行入氐”、“岁星蚀月在翼”、“月掩岁星”、“岁星犯镇星”等情况之时，就会出现饥荒的情况。

由上述观之，唐五代时期主要采用星占的方式来窥测“天时”。如前所述，在唐五代时期，星占是为官方所控的，“天象的知识是封锁的，不是有关部门，其他人擅自观察天象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7]（P6）平民百姓是无法染指的。早在唐朝初年，政府就已规定“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12]（卷二，P31）“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6]（卷十，P303）《唐律疏议》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13]（卷九，P196）到五代时期，也有此规定，《五代会要》云：周广顺三年八月敕： “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 、《太乙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有者须焚毁。……”[9]（卷十一，P186-187）。

既然普通老百姓不能“私习天文”。也可以采取其它方法来窥测“天时”。据《玉堂闲话》载：“上元夜，竖一丈竿于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岁旱；三尺，大旱。”

“又正月一日，于牛屋下验牛，俱卧，则五谷难立苗；半卧半起，岁中平；牛若俱立，则五谷大熟。春甲子雨，多旱；秋甲子雨，多水。”[14]（卷五，P1926）

综上所述，唐五代时期为了窥测“天时”，主要采用的星占的方式，也兼有其他的占卜方式，通过占卜所获得的信息可以为统治者事先知晓，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前所述，统治者以司天监之占，发布敕令，告喻百姓，备淫雨之患，作好水患的防备。占卜与古代农业的关系正如房继荣所言：“无论是古代农业还是占卜，其内容都源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这一观念的产生是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上的，其特点是对于自然观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有正确的一面，但所得出的结论又往往是含糊的。”[5]（P194）统治者通过星占获得神的启示，以知“天时”，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基本国策的需要，也是普通老百姓进行农业生产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通过星占来获知“天时”，也是古代中国天文科学欠发达，还停留在靠观察自然现象，总结经验的感性阶段的一个反映。

参考文献：

[1]贾思勰.齐民要术[M].卷1，《杂说》.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司马迁.史记[M].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郭春梅，张庆捷.世俗迷信与中国社会[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房继荣.占卜与古代农业关系初探[J].甘肃农业，2006（12）.

[6]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M].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5.

[9]王溥.五代会要[M].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0]李淳风.乙巳占[M].卷1，《日蚀占第六》.

[11]薛居正.旧五代史[M].卷7，北京：中华书局，1976.

[12]刘昫.旧唐书[M].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王仁裕.玉堂闲话[M].卷5，选自傅璇琮等编：五代史书汇编（4）[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俊（1993-）男，重庆涪陵人，汉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