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影响下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吕蕙心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陕西 西安 710000）

启蒙运动影响下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吕蕙心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陕西 西安 710000）

法国的启蒙运动闪耀着理性与人性的双重光芒，但其中的人性部分并未在法国引起重视，反而间接地导致了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德国浪漫主义历来被称为“反启蒙运动”，其追求自由最大化的信条固然与科学、理性相背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启蒙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启蒙；人性；浪漫

作为西方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运动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它是涌现于18世纪的新思维，其影响覆盖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在启蒙发源地的法国所产生启蒙文学倡导理性至上，但同时也散发出理性无法遮挡的人性的光芒。然而，这些人文主义的思想在理性呼声压倒一片的法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在德国得到了更早、更为深刻的继承和发扬。

一、法国启蒙文学的双重倾向及其对德国文学的影响

法国启蒙主义者倡导社会平等，反对门第观念和宗教迫害。他们追求真理和理性，其作品多体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倾向。在法国启蒙作家中，首先发出启蒙先声的是孟德斯鸠，他在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中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教会，认为君主专制是一种“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的“横暴政制”。他依据在《波斯人信札》中所揭露社会弊端进而创作了《论法的精神》，后者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法律依据。另一位紧随其后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时期的著作《哲学通信》中坚决拥护唯物主义，尖锐地批判为灵魂不灭等宗教信条作辩护的天赋观念论，被誉为“投往旧制度的一颗炸弹”。法国启蒙先驱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创作无不高举理性主义旗帜，其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由理性所倡导的法学、哲学、科学的光芒，更盖过了其文学价值。

启蒙思想家的这种绝对理性的追求在百科全书式学者狄德罗身上开始有所转变。与其他启蒙者一样，狄德罗的大量文学作品中也涉及反专制、反教会的内容，例如他在《哲学思想录》中谴责了暴君的压迫，怀疑上帝存在的真实性，他的《百科全书》更是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狄德罗同时也发现了人的理性外表下所压抑的另一重人格——人内心深处的冲动或犯罪欲。这种冲动和欲望虽然受到理性的压制，但它总会在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蓬勃的爆发。因此，狄德罗希望文学作品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单一的道德说教功能，摆脱内容上的空洞和冷峻，成为人内心冲动和欲望的直接表达工具。这种对人的思维情感的重视正是将文学家的视域从启蒙主义的绝对理性转到浪漫主义的内心情感的诱因。狄德罗认为，人性的最高目标不是理性，而是欲望，是对快乐的追求。人生的目标是获取快乐，是使欲望遵从自然的法则。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拉摩的侄儿》中，这部对话体小说通过叙述作为克制的哲学家的“我”和作为音乐家的放荡的拉摩侄儿“他”之间的对话，将天性与文明的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1805年，在狄德罗去世20多年后，经席勒引荐，歌德读到了尚未出版的《拉摩的侄儿》手稿并被它深深地吸引，把它翻译成了德语。可以说，《拉摩的侄儿》中所体现的那种人内心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为德国文学走向倡导个性解放的狂飙突进时期给予了思想上的引导和启迪。

卢梭是近代浪漫主义的开拓者，在文学创作上，他强调艺术的艺术性，提倡弱化或抛弃其富有逻辑的、冰冷的道德说教的理性一面。卢梭对于浪漫主义的启迪主要不在创作体裁、手法方面，而在内在的精神层面，即以自然为依托，通过“返回自然”来解决现实矛盾，寻找合适的存在方式。他通过一部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在描述主人公朱莉与其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由于阶级差距所导致的爱情悲剧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赞颂自然、讴歌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纯洁的感情。然而，在启蒙运动的理性狂潮下，卢梭的声音在法国并没有得到丝毫的重视，反而在德国文坛上激起了一股感伤主义的潮流——在这种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歌德创作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拉开了浪漫主义的先导——狂飙突进运动的大幕。在维特身上，不难发现圣普乐的影子，甚至两部作品在主题方面也颇为相似。另外，赫尔德、席勒等德国大文豪对卢梭所倡导的自然思想、自我意识、对理想信念的寄望以及对激情的追求倍加推崇，他们以卢梭的思想为依托，一改启蒙运动时期德国文坛的理性之风，把文学的功能由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内心情感的自由抒发，通过个性解放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过渡，将德国文学引入想象华丽、语言奔放的浪漫主义时期。

二、德国浪漫主义——启蒙精神的延续与发展

浪漫主义是继启蒙之后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它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首先在德国产生，但德国人并没有全盘被动地接受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思想，而是以自身的民族特点为基础，在卢梭、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回归自然、重视个性解放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

关于浪漫主义与启蒙的关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认为两方是对立的：启蒙运动是理性的、其世界观是面向未来的，而浪漫主义则是主观非理性的，其眼光是面向过去的。这种对立观点源自海涅的《伦浪漫派》，他认为，浪漫主义师从中世纪，其实质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浪漫主义注重主观想象和个人情感抒发，常常以绚丽多彩的梦境和大胆夸张的手法来呈现文学的张力，从这个方面看来，它的确是与启蒙主义的主流——理性至上背道而驰的，但是，随着对浪漫派研究的深入，人们发觉浪漫主义向中世纪的回顾并不意味着文艺上的复辟，一方面，浪漫派对主观感受和自由的追求与中世纪的文艺精神不谋而合，他们对传统的追求在饱受异族侵略的时代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格林兄弟、阿尔尼姆等浪漫主义文学家深入民间，通过不断的走访，从根源上探求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浪漫派作家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浪漫派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务必竭尽全力训练并经常发展和提高想象力，如同理智、判断力等一样。现在我增强理智，这最值得，因为它叫我们找到道路”。可见，浪漫主义者并不反对理性，他们所倡导自我和情感的对立面，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教条主义和绝对化倾向。

我们还须看到，德国的浪漫主义非但不与启蒙处于对立关系，还有着延续并发展启蒙精神的一面。如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在《早期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中所言，早期浪漫主义这始终“忠实于启蒙运动的两个根本观念：激进批评和公众教育。”他认为，浪漫主义在其早期不仅不是启蒙运动的对立面，而且还挽救和改造了启蒙。浪漫主义继承了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理想，但是这种由启蒙学家所倡导的自由在浪漫主义者眼里不再依赖绝对的理性才能完成，而是要通过主观情感的放大、幻想、梦境等形式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这点看来，启蒙精神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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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08-008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