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身份

甄学信

身份似乎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实实在在并且无处不在。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就有了身份的存在。在中国，身份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身份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东西，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和行为准则。根深蒂固的身份观念不但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还会影响着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虽然以皇室之后自居，但很难得到社会承认。黄巾起义爆发后，虽然只是一个白身，但因为国难当头，还是勇于冲锋陷阵。因此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关羽张飞，组成了“三人小组”。他们左右冲杀，救了董卓的性命。董卓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先问起三人担任何种职务来。刘备是个老实人，如实禀报是“白身”，董卓就看不起他，不以礼相待了。

经过一番周折，刘备终于出任了安喜县尉。督邮来到县里考察工作，刘备赶忙出城迎接，见了督邮深深施礼。督邮却大大咧咧坐在马上，略微用鞭子示意，算作回应。到了宾馆，督邮高傲地面南而坐，刘备恭恭敬敬侍立在阶下。过了好久，督邮才问：“刘县尉是什么出身？”刘备回答：“我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在涿郡清剿黄巾起义过程中，参加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场战斗，很有些小小的功劳。”督邮不但没有祝贺，反而大声喝道：“你胆敢冒充皇亲，还虚报自己功绩！”

董卓看不起刘备，仗凭他是西凉刺史。督邮官位不大却高高在上，因为自己是太守的代表。他们凭借自己的身份，对先是白身后来成为县尉的刘备或看不起，或大加训斥。作为一个有功之人，刘备也因为身份的关系，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还要忍受各种屈辱，可见这身份威力的巨大。

在宫廷斗争爆发后，董卓乘机作乱，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孙坚冲锋在前，被董卓的部将华雄打败。袁绍震惊，感叹说：“没想到孙文台竟然败在华雄手下。”紧接着华雄又带领铁骑冲下关来，来到寨前挑衅，袁绍只好派出几员大将前迎战，结果都被华雄斩杀。袁绍无奈，感叹说：“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没有来，他们有一人在这里，怎么会怕他华雄呢！”

在这危难之际，关羽挺身而出，说：“小将愿意前去迎敌，斩下华雄的脑袋！”袁绍心存疑虑，问他是什么人，公孙瓒说：“是刘备的弟弟关羽。”袁绍问他现在是什么职位，公孙瓒说：“跟随刘备充当马弓手。”袁术大声呵斥：“你这是欺负我们各位诸侯没有大将吗？”曹操赶忙劝说：“主公不要发怒，这人既然说出大话，就一定有他的谋略。”袁绍说：“如果派一个马弓手出去应战，必定被人家华雄笑话。”曹操说：“这个人仪表不俗，料想华雄不会知道他是马弓手。”关羽说：“如果我不能取胜，就请斩下我的脑袋。”曹操赶忙斟酒，让关羽喝了上马，关羽却说：“酒先放在一边，我去去就来。”说完走出大帐提起大刀，飞身上马。听得外边鼓声震天，众诸侯正在惊疑之际，关羽提着华雄的脑袋进来掷在了地上。

一个战士出战要看看他的身份，这也许是因为“兵对兵，将对将”的战场文化所致。这些诸侯们不只考虑战斗能不能取胜，还要考虑自己的面子，不能被敌人笑话。这种战场文化和婚姻文化中的门当户对一样，都是身份观念的一种具体表现。看到关羽得胜而归，张飞抑制不住兴奋大喊，抓紧时间去捉董卓，袁术大发雷霆：“一个县令手下的小卒，怎么也敢在这里耀武扬威，这成何体统。”曹操说：“谁有功就赏谁，何必计较身份的贵贱。”袁术勃然大怒：“既然你们各位只重视一个小小的县令，我只能告退。”

董卓、袁绍、袁术，以身份取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这样过于讲究身份，会影响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那些有身份的人在身份取得之前，大都有过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一旦拥有了身份，就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那些还没有身份的人，甚至阻碍他们取得身份。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将自己的身份传承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所谓出身，于是形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现象。

身份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着，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种势力造成了社会土壤的板结，新的人才难以突破这层屏障崭露头角甚至夭折。有的即使偶然露出头角，也常常难以被人们承认。身份观念的泛化和传承的结果，其实是阶层的固化。身份观念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市场，并且还在不断延续和传承。这种身份观念也是导致声势浩大的反董卓联盟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众诸侯中，公孙瓒和曹操不能说没有身份观念，但他们能够看得开，可以说是当时的开明人士。曹操则更崇尚才能，提倡唯才是举，还不鄙薄品德，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关羽的事情上。正是因为他有着先进理念，才使他同为诸侯，却能占得先机笼络住众多人才，很快统一了辽阔的北方。在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蜀国虽然有顶尖的人才诸葛亮，但因为中上等人才极度匮乏，以致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曹操这里却总是人才济济，层出不穷，用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