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李天华　李良明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宏伟的历史过程。恽代英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过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一起投入到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中，弘扬民主与科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传播和探索，契合了历史的客观需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中共党内发表的许多理论成果，更是充分地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追求。这一切，奠定了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恽代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A8；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3-0061-06

恽代英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过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截至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已有不少著述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但对恽代英的贡献却较少涉及。这与恽代英的历史地位严重不符，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缺憾。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对恽代英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不尽如人意。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上、下卷）收录的恽代英著作仅195篇，73万字。约占其生前遗著总字数的约1/4。实际上，恽代英遗著共计约300万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本课题组对恽代英遗著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收集和整理，于2014年5月正式出版了九卷本《恽代英全集》。本文将以《恽代英全集》中呈现的600余篇文献为依据，尝试就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进而对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作出总体评价，以进一步繁荣学术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为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恽代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一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一个先进的理论体系若要扎根于一个新的地方并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解放思想的潮流，以破除封建专制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发端于1915年9月（以《新青年》诞生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就不能不考察新文化运动对其产生的影响。

虽然学术界大多将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确定在1915年9月，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作为社会思想领域的巨变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恽代英于1914年10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义务论》以及于1915年5月在《光华学报》上发表的《新无神论》，标志着他早已投入到这场批判封建专制、弘扬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中。之后，恽代英又先后发表《文明与道德》（1915年12月）、《原分》（1916年3月）、《物质实在论》（1917年3月）、《我之人生观》（1917年3月、5月）、《论信仰》（1917年6月）、《经验与智识》（1917年10月）等著名论文，成为中国思想界升起的一颗新星、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一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1.批判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解放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思想障碍

恽代英认识到，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精神支柱，其核心就是被袁世凯等专制独裁者所尊奉的孔教。他从西方怀疑论中汲取反封建文化的营养，用孔孟之徒、墨子之徒、老庄之徒崇拜对象各异的事实挑战孔孟数千年以来的“圣人”地位：“吾不为圣人，故吾不知谁为圣人”，“信圣人而不疑，即终不能知不能为。”恽代英毫不留情地鞭笞吃人的封建礼教，尤其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深恶痛绝。他痛斥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不但是错，而且是荒谬”，大声疾呼“今天自命为孔孟之徒的，亦应该进化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恽代英批判孔教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观点不仅鲜明，而且理性。作为中华大学哲学专业的高材生，他懂得用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圣，没有一句错的。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愚，没有一句不错的，若不是为孔子，是为世界人，我看这都错了。”也就是说，恽代英并不否认儒家学说中也有积极正面的因素，他所坚决反对的，是对孔学不加思辨的、盲目的信仰，特别是军阀势力试图利用孔学禁锢人们的头脑。总之，作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之一，恽代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样，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睿智思辨的观点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彩，使长期禁锢国人头脑的封建思想遭到重创，从而为扫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障碍作出了贡献。

2.弘扬民主与科学，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为国人认识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思想条件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就是因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才从思想文化领域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恽代英也是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员。

在弘扬民主方面，早在1916年3月，恽代英就在《光华学报》发表的《原分》一文中指出，袁世凯等封建独裁者“夺天下人之脂膏以自享，虑天下人群起而诘之”，因此总是用“人生于天，各有其分”，“生而富贵，则不能为人夺，生而贫贱，则不能夺于人”等谬论来欺骗和麻痹广大人民。恽代英不仅驳斥和批判了封建独裁者君权神授、富贵由天的天命论，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等近代民主思想，指出只有通过弘扬民主，使得“民权日张”，才能使封建专制和一切野心家“失其势力”。这些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观点不仅完全合拍，而且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

在弘扬科学方面，恽代英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哲学领域。恽代英不仅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认为世界是可认识的。1917年10月。他在《经验与智识》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具体过程，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是从实践中获得的；人的一切知识均来源于实践经验；知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经过“反复经验”和“研究”、“推理”以后得到的。恽代英还一再强调，他之所以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目的就在于驳斥把知识说成是“天启”的反科学的观点。

因此，恽代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突出的。特别是其以“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水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恽代英的哲学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的最高水平。”在新文化运动中，恽代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一道，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唤醒了一代青年，极大地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追求真理的愿望。没有这个基本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二、恽代英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恽代英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我们可以大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将恽代英的早期思想划分成两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以前发表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已经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个阶段，作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在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从《致王光祈信》（1919年9月）、《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1920年4月）、《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7月、9月）、《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等文章中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个阶段，随着他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引领中国进步的科学指导思想之后，他就开始积极主动地将这种科学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1.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几乎是同步的。1920年2月，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劳动界》等进步刊物。利群书社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在客观上成为华中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湖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常在利群书社举行读书报告会，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

1920年4月，恽代英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一封信中，将“马克司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塞维克”等列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专题研究项目。在那之后，恽代英发挥自身精通英文、日文和德文的优势，为中国思想界翻译、介绍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阶级争斗》一书。由于该书在中国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极大，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曾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阶级争斗》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10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连载发表了译作《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原》（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他在《译者志》中对恩格斯作了专门介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与思想的了解。

总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恽代英在时间上虽比陈独秀、李大钊等略晚，但仍属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宣传，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使更多的中国人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和拯救国家的思想武器，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作出了贡献。

2.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用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阶级觉悟，指导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力量逐渐增强。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但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水平总体上仍然处于自在阶段。如何尽快唤醒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是当时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四运动后，恽代英认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一样，自觉承担起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的历史使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恽代英有意识地面向工人阶级，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1920年4月，恽代英与施洋等成立了湖北平民教育社，共建立起7所平民学校，专门招收贫苦工人及其子女。一时间，“‘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同年夏，恽代英还组织利群书社成员到武汉、长沙、衡阳等地的工厂、煤矿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生产、生活状况，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3.独立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一批优秀干部

1921年7月15-21日，恽代英、林育南等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3位进步青年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奋斗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共存社虽然名称未称共产党，但从其宗旨、主义及组织原则等方面看，它的确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的成立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几乎同时，这充分说明。恽代英等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也在独立开展建党活动”。

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共存社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及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均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党内的重要工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乃至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恽代英发起成立的共存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干部。

三、恽代英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发表了许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在1921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恽代英长期承担宣传教育工作和青年运动工作，是党内公认的著名理论家和青年运动领袖，被誉为“我党最善于联系青年和劳动群众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红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曾回忆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1.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等党团机关早期刊物，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的报刊，是重要的舆论工具，是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创办《中国青年》周刊。《中国青年》是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的8种出版物之一，也是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恽代英是该刊的主要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恽代英将该刊作为向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据初步统计，恽代英本人以本名、笔名及记者、编辑名义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和通信、按语、跋语等达210多篇，约占其一生所发表文章总数的2/5。由此可见恽代英对《中国青年》所用心力之勤。

恽代英本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210多篇文章中，有不少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阐释。例如，在第67期，恽代英撰文《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剖析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恽代英在文中批判一些学者机械地认为“照马克思的意思，经济落后的中国，旧社会的生产力毫未发展”，因此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的错误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加于旧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已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也是一定会成功的。恽代英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科学见解显然已经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充分证明。

从1923年10月创刊至1927年10月第一次停刊期间，《中国青年》共出版168期，发行量最高时达3万多份，是大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全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复杂局势下对广大青年的宣传指导和思想引导，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媒体之一，记载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印刻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艰辛探索轨迹。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饱含着恽代英的辛勤努力。

2.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恽代英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在中共党内，恽代英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科学分析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无产阶级，恽代英早在1925年3月就指出：“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恽代英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解释了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的原因并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联合，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

恽代英同时又指出，在中国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足以打倒帝国主义的，还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革命进程。他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经济地位来说，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也应该尽力促使他们加入革命阵营。

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恽代英将其划分为幼稚工业资本家（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惧怕工农运动，在革命中具有妥协性。而买办阶级“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因此，“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需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

恽代英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基本立场的分析，与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他们的分析，明确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另外，在中共党内，恽代英最早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和论证了“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

1924年11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54期发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依照恽代英的分析，第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的革命势力完全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各个击破它们；第二，帝国主义与本国革命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极大地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第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将给帝国主义及其依附势力以致命打击。“所以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

恽代英关于“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的论述在本质上与列宁1919年11月将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的巨人”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其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不够完善之处，但是显然为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全面系统地论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这再次深刻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包括恽代英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内的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3.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提出了科学构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自顾不暇，中国曾经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高潮。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结束，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转向萧条。1920-1921年，大批民族工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在知识界有人提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这其实是以农为本的巾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反弹。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于是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的论争高潮。

1923年10月，恽代英在《申报》上发表《论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这标志着他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他们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说明工业化是一种在本质上超越国家或民族疆界的经济形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国面貌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任何落后国家都根本不可能通过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来保护本国的传统农业国地位。恽代英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成为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作出的科学分析，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恽代英还对列宁新经济政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出了科学构想。

恽代英认为，列宁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施行新经济政策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进于最低度的共产主义的”。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恽代英指出：“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共产党……必须酌量的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致于妨害他才好。”恽代英特别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像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产业后进国家，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国情出发，充分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经验，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之路。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应该施行哪些具体经济政策，恽代英也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构想，包括收回全部关税主权、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智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良租税制度、应用累进税制等。恽代英这些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早期理论成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宏伟的、动态的、持续的历史过程。90多年来，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推动着中国前进的步伐，而前人的贡献正是后人探索的阶梯。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在充分学习前人思想和铭记前辈贡献的基础上，我们就一定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坚定前行，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作者简介：李天华，男，1974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共产党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李良明，男，1947年生，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