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落后”与“挨打”

摘 要：朱维铮先生在《重读近代史》《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等著作中多次谈及中国近代“挨打”与“落后”的关系问题，且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及变化。全面了解朱先生对此的研究成果并理清其得失，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关键词：落后与挨打 朱维铮 中国近代史

朱维铮（1936-2012）先生在《重读近代史》一书中，将《挨打必因落后？》一文置于卷首，专门驳正“落后就要挨打”之说，认为鸦片战争前“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又认为“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理由是白银大量由境外输入；又称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有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说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绝非自鸦片战争时期始；并强调欧洲殖民主义者不断入侵中国，并非因中国“一穷二白”，而是因为其富得流油。[1]

这一说法固然不乏新意，但其立论并不坚实。在我看来，首先是作者犯了“唯GDP论”的错误（其他理由为连带而及，并非作者着意强调）。因为作者之所谓“并不落后”，乃片面就经济而言，而且是单就经济总量而言。在另外的场合，作者谈及同样话题时，就径称“发明‘落后总是要挨打的一类高见者，居然不知中国经济在鸦片战争前夜还处在世界领先地位”[2]，便不再连带其他赘词了，就是证明。作者在这里所开列的理由，在其他场合关于其他论题的论述中涉及时，却几乎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说明朱先生写作这篇短文时思考并不成熟，或者这篇短文并没有准确地表达朱先生的思想。其次，就语言逻辑而论，“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一个具有充分必要条件的全称肯定判断，而是带有一定的或然性；而朱先生把它转换成“挨打必因落后”，就变成了一个绝对化的判断，从驳难来说，也不符合一般通行的规则。

“落后就要挨打”之说发明权属于谁？中国挨打是否因为落后？落后是否专就经济而言？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为此集中阅读了朱先生《重读近代史》《走出中世纪》（增订本）、《走出中世纪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等系列专著及相关文献资料，并愿略陈己见。朱先生为我敬仰的名家，且今已作古，有所质疑，亦当仁不让之义焉。

一、“落后就要挨打”是谁说的

“落后就要挨打”，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其最为流行的时期是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时为了强调“大干快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这句话被许多论者在各种场合反复引用。但是，对这同一句话的解读却各不相同，有说“落后必然要挨打”的，有说“落后未必就会挨打”的，有说“挨打并非因为落后”的，也有说“落后就应该挨打”的，等等。总之，赞成者有之，诘难者亦有之。同时，对“落后”的内涵，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是指经济，有说是指军事，有说是指政治，有说是指文化，也有说是指腐败、软弱、专制、不民主、无骨气，等等。由于理解不一，难免各执一词。这种种不同的理解，恰恰说明这一论断是不周延、不坚实的，远未达到客观规律的高度。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20世纪八十年代，尽管这句话被广泛引用，但很少有论者能明确指出它是谁说的，出处在哪里，上下文如何，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倒是有些人以讹传讹，或者以为是毛泽东说的，或者以为是邓小平说的。

其实，最早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的是列宁。1920年3月29日，在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列宁说：

如果我们在两年内还没有领会这个教训，那我们就是落后了，而落后是会挨打的。[3]

而对这一论点加以阐发和强调的则是斯大林。1931年2月4日，他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底任务》的演说中强调了这一命题。在讲到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时，斯大林说：

有时有人问：可不可以稍微减低速度，延缓一下进度呢？不，不可以，同志们！不可降低速度！相反地，还必须尽力和尽可能增加速度。我们对苏联工农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不愿意！旧俄罗斯底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落后而不断地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爵士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备落后，文化落后，国政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所以都打它，就是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致受到报复。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底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是贫穷、又富饶，你是强大、又是孱弱。”这些老爷们把旧日诗人底这一段话背得很熟的。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既然富足”，——那就不妨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既然贫穷，孱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报复。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就是剥削者的法则。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底法则。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算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算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在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是在我们手中，在人民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一定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呢？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以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蹂躏。[4]

显而易见，“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是这段论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个命题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看到，斯大林所说的“落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而不仅是指经济落后。他以俄罗斯为例，指出旧俄的落后包括“军备落后，文化落后，国政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综合国力的落后。所以，绝不能把“落后就要挨打”仅仅说成是因为“经济落后”，或者军事落后。

其次，不难理解，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斯大林当然不会承认其“国政”（国家制度）落后；而他所说的“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则显然主要是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联系到他讲话的对象是经济工作人员，这样一个语境中的“落后”自然主要是指经济的落后。

第三，斯大林说“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是为了强调苏联要“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也就是说，旨在推动当时的经济建设。这与中国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现实需要恰恰是一致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大为流行，原因也就在这里。

而在朱先生看来，似乎“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提出的，而且主要是基于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提出的，这显然属于误解。

二、“落后就要挨打”不是一个严谨的论断

如果是就不同国家民族同一方面相比较而言，“落后就要挨打”大抵是不错的。比如，军事力量落后的国家或民族要在与军事力量先进的国家或民族进行的战争中会失败（这里姑且认定彼此其他方面的力量是对等的）。但把这一论断推广到所有的方面，情况就要复杂得多，而且也往往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

即以斯大林所列举的沙俄政府历史上一再挨打的例子来看，打过沙俄的蒙古的可汗、土耳其的贵族、瑞典的封建主、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和日本的爵士等，绝非都是比沙俄先进的国家或民族。换言之，沙俄历史上的挨打并非全是由于“落后”。再以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论，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止一次攻打过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族，有时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国，如蒙元、满清；有时则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如北魏、辽、金等。国内外历史上的诸多事例，都可以说明是否挨打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绝非仅仅由于经济或军事上的“落后”，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问题历史对待。

清人梁章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先后在广东（当时梁任广西巡抚）、江苏（当时梁任江苏巡抚）参与对英作战，在他退休后所作的《归田琐记》一书中曾有专题论及中英火炮力量的对比。他说：

英夷之滋扰羊城也，余适在西省梧州，带兵防堵，前后选运大炮，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广州协济，皆经奏明，令事平仍运还各处。嗣闻或失于贼，或沉于海，无一座还西者。既量移苏抚，复在上海防堵，尝与陈莲峰提戎并骑由吴淞海岸一带查演各炮，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亲督局员开铸新炮，亦不下数十座。次年英夷长驱直入，城内外各炮尽归乌有。议者遂谓中土之炮，远不敌英夷之炮，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声夺人者，莫如桅顶之飞炮。厦门及宝山之陷，皆由于此。其火光迸射，纵横一二丈，恃以攻敌则不足，用以惊敌则有余。故统军者惊奔，而众无不溃矣，此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今日军中全坐此病，则又何我炮彼炮之分乎？自军兴以来，各省所铸大炮，不下二千座，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镇江之陷，每省失炮约四百余座，其为夷船所得者，约千五六百座。厦门之战，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定海之战，葛总兵开炮数日，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亦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但使炮发能中，则我炮亦足破夷；如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夷艘及火轮船，多不过数十，大小杉（舢）板船，亦不过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船。沉一船可歼数十人，坏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夷炮之足畏！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夷炮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伤、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亦不在多，并不在专仿洋炮之式也。……而虚炮一轰，全军皆溃，又何说乎？故曰“兵无常形，地无常势”，果能众志成城，则又何炮之不可用乎！[5]

这一资料的价值，在于指出当时中国对英作战失败，主要并不在于敌方的“船坚炮利”，而是因为中国的军队没有起码的战斗力。“自军兴以来，各省所铸大炮，不下二千座”，其技术水平虽可能与敌方尚有差距，但要之相去不远；而虎门要塞的二百座大炮，均为所购“夷炮”，即从国外进口的新式重型大炮（“其大有至九千斤者”）。但是，这些大炮在对英作战中几乎都没有发挥作用，而且大部分成了敌人的战利品（“其为夷船所得者，约千五六百座”，达到四分之三以上）。两次取得的有效战果都是发炮“二百余”或“开炮数日”仅有一发命中，多数情况下都是“委而去之”，“统军者惊奔，而众无不溃”，不仅弃城弃地，而且弃炮于敌。这样毫无斗志的军队，即便其武器领先于敌，又怎么可能打胜仗呢？而在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当时的中国军队何以如此毫无斗志，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不去详论。但这条资料对说明当年中国在中英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仅由于敌方武器的先进，已是足够的了。

三、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否落后

在朱先生的论著中，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的依据，主要是当时（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居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12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个百分点，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这一数据来源于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6]。至于当时还属于一个“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的国家”（黄仁宇语）的中国，其总产出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数据有多大的可靠性，可以另当别论。但其有一定参考价值，并足以引人重视，则是无疑问的。

这样一个数据和占比当然很出乎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但笔者并不认为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以为其重要意义乃在于对认识当今我国经济总量及位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使我们可以清醒地告诉自己：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虽然来之不易，但并不值得骄傲。

中国经济总量第一就能证明当时中国的经济是领先于世界的吗？不然。经济总量的价值如何，不能离开人均占有的水平。据有关专家研究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中国人口为3亿6169万人，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为4亿3189万人[7]。中国当时的经济总量被数亿人分摊之后，人均占有自然极其可怜。当时世界各国人口情况缺乏权威数据，但西欧核心十二国的人口总量加起来也要远低于中国人口，当无疑义。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经济形态是千家万户的小自耕农独立生产，绝大多数农户难得有一点节余，更难以形成可用于工商业经营的资本；而且当时满清政府重农抑商的内外经济政策也不允许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抬头。这样的国度，与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且在全球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相比，其经济能是先进的吗？

朱先生以为当时中国并不落后的另一理由是“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这也是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我们知道，郑和七下西洋、利玛窦和艾儒略来华传教，都是明代的事。至鸦片战争之前，最晚的时隔也在两百年以上，情况变化已经很大。在另外的场合，朱先生谈到清代是否闭关锁国时，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例如在评价乾隆朝的政治得失时，朱先生写道：

[乾隆]继续推行雍正以来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入境的政策，贸易口岸在北方仅有时开时闭的恰克图，且为俄国人专设，在南方则仅留广州，乃英国商人及欧洲各国商人共同通行处，因而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锁国状态[8]。

这样的评述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么，乾隆时期如此，嘉庆、道光年间是否扩大了对外开放呢？没有！不仅没有，反而还在继续变本加厉。道光末年（1839—1840）甚至一度关闭了广州口岸，索性切断了与国外的所有贸易联系，而这恰恰是引发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之一。这怎么可以说“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呢！

其实，即便对于作为早期正面事例的郑和下西洋，朱先生在另外的场合谈起来，也并不认为是中国有意“睁眼看世界”、对外开放的表现，相反，是自外于世界潮流的行为。他说：

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七下西洋，效应恰好反证帝国统治者顽固墨守“以我为中心”的陈腐观念，自外于突破中世纪传统的世界潮流。[9]

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当然不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他们眼红的是中国的巨额财富和庞大市场。但是，拥有巨额财富和庞大市场的中国，如果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进步的，如果其政治体制和军事力量是先进的、强大的，一连串的欧洲列强（与中国相比，如果就疆域和人口而言，的确不过是蕞尔小国）能一再来犯，且一再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缴纳巨额赔款吗？不消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中国在对外冲突中步步败退，最后甚至被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难道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落后吗？当然不是。

况且，一个国家是否落后，并非专就经济一方面而言，尤其不是专就经济总量而言。当时的中国，除了落后的经济制度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之外，高度的集权专制、对思想文化的严密禁锢，都与世界潮流相悖，导致社会管理的粗放低效、思想文化的万马齐喑，乃至动乱频繁，危机四伏。朱先生在题为《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的论文中曾指出，在被称为清朝全盛期的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往却出现了“空白”。“随着汉学走向繁荣，明清之际颇为活跃的西学却似乎销声匿迹了，只有数学天文学领域内还偶见踪迹。”[10]尽管朱先生在该文中把乾嘉汉学视为近代意义的文化，但却不能否认当时学术文化界一个世纪的与境外隔绝。

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二集》中，还曾说过“中国的政治文化不比同时代欧洲落后”的话。他以为：“如果注意到曹锡宝弹劾和珅、尹壮图建议改组皇家决策机构，都不知西欧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与拿破仑强使欧洲各国接受的其法典异曲同工，那就不能说这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也较同时代欧洲落后。”[11]拿当时中国政界两次不成功的建言（曹锡宝因弹劾和珅被乾隆帝革职留任、尹壮图上疏则被嘉庆帝斥为“迂阔纰缪，断不可行”）与欧洲霸主强制推行的法典相提并论，并进而得出如此的结论，简直惊世骇俗，但其显然并非伦类，略有常识者一望即知。

愚以为，中国近代之所以难以进步，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管理着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12]。这样的社会结构，财富总量虽大，却不能集中起来进行近代化的生产；人口总量虽多，却不能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源；这样的社会结构，维持其内部的低端平衡尚且捉襟见肘，应对外来的武装侵略更是只能被动挨打。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中国明显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是没有疑问的。作为一个落后且早已腐朽的古老帝国，在国际争端中被动挨打也是必然的。固然，“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普遍的规律，但决不应由此逆推出挨打并不是因为落后，尤其是针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因为那将严重违背历史的真实。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要不得的，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朱维铮先生对此进行的研究探索自有其价值所在，但在探索中一些观点因出于不同时间的不同文字，颇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阅读其著作时应该注意的。

注释：

[1]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2-4页。本文所引诗句出自俄罗斯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2]朱维铮：《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3]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页。

[4]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3页。

[5][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3页。

[6]武晓鹰等译，[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7]姜涛：《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8]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2-43页。

[9]朱维铮：《徐光启和晚明史》，《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04页。

[10]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37页。

[11]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0页。

（魏伯河 山东济南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2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