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尊严的最后堡垒

马维

“我从前线回来时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在《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本书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到的一位参加了卫国战争的女性，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这样回忆道。这是这位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本书，也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以长篇文字去记录战争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只有男性出没——男人参与，男人记录——的领域里，女性所经历的一切：她们在战争中承受的肉体伤痛、精神刺激，震惊和压抑、泪水和离别。有一位去过战场的妇女，战后再也不敢进肉铺，因为那里各种肉的红色总让她无法克制地回想起自己曾经亲历的血肉模糊的残酷景象。

也许，选择卫国战争这个多少有些“红色”的主题开始她的“文献文学”写作生涯，既与当时作者身处的敏感政治环境有关，也与作者的家庭遭遇密不可分。虽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战后的1948年，但战争离她并不遥远。她的亲戚中，有11人死于这场惨烈的大规模战争，后来谈到这段家族历史时她说：“我的父亲，我的祖母告诉我的故事，甚至比记录在我书中的更令人震惊。这就是我童年心里的震动，我的想象力也被永远地撞击了。”

从明斯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为了一名记者，同时跟随报社的一位前辈作家学习纪实写作。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她曾多次获奖。但也正是因为谨守人道立场，坚持独立调查与访谈，又在作品中反复刻画战争、人为灾难等令决策者难堪的事件，她的新闻活动经常受到政府限制，《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年出版时经过了苏联审查机构的大规模删减，代表作《锡皮娃娃兵》曾被列为禁书。时至今日，她的好几本著作，都需要删节后才能在俄罗斯和她的祖国白俄罗斯发行，有些作品是由她自己掏出文学奖金购买版权后才得以在俄国出版发行的。1992年，她甚至在政治法庭受到过审判，只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才中止。此外，在白俄罗斯，她还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邀请，迁居巴黎，后又在歌德堡和柏林居住，2011年卢卡申科下台后才得以回到明斯克居住。难怪有人说，记录了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的她，更应该获得的，似乎是诺贝尔和平奖。

确实，在20世纪，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和灾难的人那么多，却很少有人成功地去“打扰”那些亲历者，帮助他们说出一切，而为什么恰恰是她？在《寻找永恒的人》这篇“代自传”里，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载体，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题材，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倾听、记录，也许这就够了。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头颅。他大概跑了十来米，想抓住自己的脑袋……”这是《锡皮娃娃兵》里的一个细节。在那部书里，作者记录了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在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士兵们所经历的：死亡、残暴、苦难、精神失常，还有普通人在失去亲人之后长久无法愈合的情感创伤。因为被派到阿富汗去打仗的，大多是20岁左右的娃娃兵，他们带着被灌输的“捍卫祖国”的梦想离开家乡，最后却是由他们的母亲亲手打开锡皮棺材，迎接躺在里面的儿子的归来。写这本书，作者是在努力说出一个真相：战争就是杀人，士兵就是充当炮灰的杀人工具。但有些人不需要这个，包括那些受害者本人。在这本书出版后的一天晚上，阿列克谢耶维奇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张口就朝她咆哮：“听好了，你写的垃圾我都看了，你要是再敢发表一个字……”作者忙问他是谁，他说自己就是作者写到过的一个人，接着继续破口大骂：“你有没有穿着全套行军服爬过一座山？你有没有在70度的气温下坐进过运兵车？你没有。滚你妈的！这是我们的事，跟你有屁关系！”接着他又对作者大喊着说了一遍他最好的朋友如何被剥了皮，脑袋、胳膊、腿、下身各自分离，装在袋子里给带回来：“你给我滚！”他怒吼着，挂断了电话。

还有那些阵亡士兵的母亲，她们也受不了“第二次伤害”——在“锡皮娃娃兵”这个明显带有讽刺意味的标题下，她们看到作者想告诉她们的是：自己的儿子死得毫无意义。这令她们无法接受，把她告上了法庭。因为作品的内容而接受法庭审判，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中早已是家常便饭。她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的人民无法为自己负责。这就是苏联人，监狱和幼稚园的混合体。”作为受害者，他们无论在心智上还是身体上，都无力抵御权力的暴虐，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权力者带给他们的莫名痛苦，还要负责自行消化，为此，他们必须自欺欺人，相信这样的“牺牲”是“正义”和“值得”的，以便让自己活下去。任何向他们展示他们自己所承受的苦难的人，都是在惊扰他们的迷梦——于是就都成了该死的。

我相信阿列克谢耶维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一定会想起父亲曾说起过的一件往事。那是卫国战争开始后不久，在明斯克大学读书的他应征入伍，年轻的小伙子兴高采烈地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一位老师。老师回答他：“这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和另一个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会赢的，因为我们的士兵不那么残暴。”年轻人听了这话，就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举报这位老师。后来因为不久就上了战场，没来得及去做这件事。多少年之后，当回忆起这桩可怕的事，老阿列克谢耶维奇长叹一口气：“他们那时是怎样教育我们的啊！”

还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与此如出一辙。口述史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记录了对事件亲历者——那些在事故中受到严重辐射而很快去世的消防员、直升机飞行员、医务人员家属的访谈。很多读者看完后被吓得目瞪口呆。突发的人为灾难完全证实了，这是一个用谎言堆砌的国家。在物理学家、白俄罗斯科学院核科学研究所所长回忆中，核电站管理者向上报告说“火已经扑灭”，而事实上此时空气中的辐射值已经达到了正常值的一万五千倍；事故发生三天了，还没有对相关区域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心急如焚的物理学家费尽力气，还是见不到白俄罗斯的一把手，而他听说，此人正在跟一位诗人谈论白俄罗斯文学。这位领导人此后则向上报告说：“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们自己完全能够处理。”而这起爆炸的当量，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这位物理学家前往事发地调查，发现农民们居然还在田里照常耕作，显然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虽然仓库里堆积了大量的防辐射备用口罩，但从来没有人想到将他们发放给当地人，因为擅自发放口罩，会让这些工作人员失业，他们只能选择不顾别人死活。没错，需要做的永远只是对上负责，而人的生命在此没有任何价值。那位“瞎操心”的核科学院院长，调查报告被窃取，电话被窃听，克格勃直接警告他别再管这事，否则会有麻烦。事实上，所有人的电话在当时都被严密窃听，一旦提到“关键词”就会被掐断。连白俄罗斯一把手也不例外。不久科学院长便被革职送上了法庭。三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当年是谁在操控着这一切？

而今天呢？俄罗斯人也好，白俄罗斯人也罢，似乎都已经适应了后苏联时代那并无多大变化的社会生态，也许是人们麻木了，也许人性本就如此。难怪作者慨叹：“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所以，当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起，在俄语国家，买她书的读者大多是收入最低的一群人：教师、媒体从业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奇。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给这位连年进入决选的热门候选人准备的颁奖词是：“她的复调写作，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是的，一种“纪念”，仅此而已。现实的重重苦难，它并无力去改变，但它却试图牢牢捍卫记忆。尽管有了记忆，或许仍不能避免任何恶的发生，但正如作者所说：“没有记忆的人，只能产生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见证文学仍然有着它巨大的精神价值：捍卫记忆——人类尊严最后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