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进阶梯式水价下居民用水价格感知方式与选择分析
2015-11-09 00:07马训舟张世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11期
马训舟 张世秋
摘要 传统经济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理性消费者会依据商品的边际价格进行经济决策，即假设消费者可以敏锐地感知到边际价格及其变化。然而，本研究表明，由于“认知成本”和“习惯成本”的存在，在非线性价格结构下该假设有可能不再成立。在当前政府大力推动民生物品进行非线性的累进阶梯式价格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为例，识别该价格结构下居民对价格的感知方式与行为选择。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最低的前两个群组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表明其用水消费具有刚性。对于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感知价格类别介于平均和边际价格之间。进一步估算得到这三个收入群组的认知与习惯成本的最小值分别为5.6，5.2和4.3元/户·月。仅第六群组其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以及价格变化并不能有效调节收入最高群组的用水行为。此外，如果居民对边际价格反应，则可能发生离散选择行为。本研究识别出第一阶梯用水支出占总用水支出的比例，阶梯价格差占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等都是激励离散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综上两方面的行为分析结果，由于大多数群组并没有依据边际价格决策，因此，力图通过不同阶梯间的价格差调整居民用水行为的价格政策作用将可能非常有限。同时，结合离散选择行为的估计系数，对比当前国内所实施的阶梯式水价，发现阶梯间的价格差普遍设计过小，有可能导致即使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也无法激励跨阶梯的节水行为。这些分析结论有助于提示政策制定者须审慎进行累进阶梯式价格政策的改革与设计。
关键词 累进阶梯式水价；价格感知；认知成本与习惯成本；离散选择；收入群组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1-0128-08
传统经济学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其决策依据是边际价格的变化，即关注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价格与边际支付意愿的相对大小，并称其为对边际价格感知。然而，在面临相对复杂的非线性价格结构下，消费者的决策行为是否仍然符合理性人边际价格感知的假设则诸多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一些研究的结论支持传统经济学的假设[1-9]，但近年来，在税收、家庭用水和用电等非线性价格政策下的行为研究结果则表明，居民行为决策并不依赖边际价格。Shin[10]对1960-1980年美国俄亥俄州所实施的累退阶梯式价格结构下的居民用电消费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居民对价格结构具有充分认知的假设下，其用电消费行为的调整（即用电量多少）是由所消费的平均价格的变化而非边际价格变化所决定。Charles[11]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非线性税率结构下居民的感知税率。结果表明，在出示收入与对应交费税收额度的税率表后，接近50%的被试者由于对非线性税率结构存在认知困难，其感知税率是总收入所对应的平均税率，仅有不到25%的被试者对边际税率表现敏感。同时有接近10%的被试者对所有阶梯税率的平均值敏感。此外，仍有超过15%的被试者对其它尚未确定类别的税率感知或其决策不依赖于税率变化。Ito[12]对1999-2008年美国南加州居民用电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累进阶梯式价格结构下，影响居民用电消费决策的是消费的平均价格而不是边际价格。尤其当平均价格与边际价格反方向变化时，消费量与平均价格的变化方向相反，而与边际价格的变化方向相同。由此看出，实际上是平均价格在影响消费的决策。马训舟、张世秋和穆泉[13]对模拟的累进阶梯式水价下北京城市居民用水行为的分析结果为，收入最低的前两个群组，其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原因可能是由于收入较低，水价调整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更大，他们会更加关注定价的方式和价格结构的具体信息。相反，收入较高的第三至第六群组，可能由于其用水支出比例相对更小，并没有如低收入群组那样关注价格变化信息，而是以一种更为简便的行为启发方式，即采用平均价格作为衡量价格水平和总用水支出变化的指标。而对于收入最高的群组，价格系数不显著表明在实验设计的价格范围内，居民对于价格的变化并不敏感。此外，其它的研究也得到了非边际价格感知的结论[14-16]。在非线性的定价策略下，影响消费者行为决策的感知价格不一定是边际价格，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非线性比单一制定价（即每单位消费量收取相同的价格）的设计更加复杂，会相应增加消费者认知的困难，从而影响对价格判断的方式，即存在认知成本；第二，即使消费者清楚理解非线性定价具体的价格结构设计，仍然会受到习惯的影响，例如会习惯关注总支出与总消费所对应的平均价格来决定消费量[12]，即存在习惯成本。
此外，在累进阶梯式价格结构下另一可能的行为方式表现为：如果居民对边际价格敏感，他们则可能进一步对比不同阶梯的价格水平，最终将用水量确定在相邻阶梯的拐点处以实现最优的消费。例如，某些用水大户会将用水量控制在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的拐点处附近或者甚至缩减至第一阶梯内消费，从而避免对超过第一阶梯的用水支付更高的价格，称其为离散选择。目前，对于非线性定价下离散选择研究的文献较少。Burtless and Moffitt[17]以及Friedberg[18]对美国非线性的社保福利费率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年老的人存在离散选择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未超过拐点处时，他们的社会保障福利仍可免税，因此，他们不会为提高收入而过多的增加工作时间，而是将收入确定在拐点附近以实现最大的福利。Saez[19]对1996-2004年美国所制定的非线性费率的收入税返还政策（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小孩的家庭，在税收返回的非线性费率结构中的第一个拐点处，多数家庭存在离散选择行为，即大量的样本点位于拐点处附近，但其它拐点处皆无该现象的存在。Chetty， John et al. [20]对丹麦实施的收入税返还政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斜率最大的拐点处观察到显著的离散选择行为。对于其它相对平滑的拐点，不存在明显离散选择的行为。
有关累进阶梯式水价的政策评估研究和阶梯式水价下居民用水需求研究的文献中，普遍是在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的假设下开展的，即假设居民是基于边际价格变化的幅度来衡量自己需要调整多少用水[1，3-4，7]，而基于上述的最新研究进展表明，按照该假设所进行的用水需求和政策分析可能会存在显著误差[13]。本研究通过借鉴马训舟，张世秋，穆泉[13]对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的实验设计、Shin[10]对感知价格识别以及Ito[12]对认知与习惯成本的分析方法，探讨案例地区成都城市居民在模拟的累进阶梯式水价下，不同收入群组感知价格的类别和认知与习惯成本。同时测度导致离散选择行为的因素其边际效应的大小，力图为累进阶梯水价政策下的用水预测分析和阶梯式价格结构研究提供行为研究的结论和方法借鉴。
1 研究方法
Ito[12]在研究美国南加州居民用电消费行为中，对于感知价格鉴别的研究方法为：首先，分别对仅放入平均和边际价格的需求函数进行回归， 可能出现以下4种情况和相关结果。情况一，若边际价格系数显著，而平均价格系数不显著，则判定为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情况二，若平均价格系数显著，而边际价格系数不显著，则判定为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情况三，若平均和边际价格两者都不显著，则表示需求对价格不敏感；情况四，若边际与平均价格都显著，再对同时放入两者的需求函数进行回归，比较两者的系数与分别仅放入其中一种的回归系数。如果边际价格在两类函数中的回归系数的差别较平均价格大，则说明加入平均价格对于边际价格回归系数的影响更大，因此判定感知价格为平均价格，反之则为边际价格。该方法的缺陷是无法识别感知价格与平均和边际价格的计量关系，从而无法计算感知价格的水平和进行价格变化的福利分析。由于本研究需要测度价格变化的福利效应，因此，借鉴Shin[10]所提供的另一分析方法。Shin[10]在研究美国俄亥俄州居民累退阶梯式定价下的用电消费行为时，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感知价格定义为边际价格MP与平均价格AP的函数。本研究采用类似的方式，将累进式阶梯定价政策下的感知价格表示为：
其中，P*表示感知价格，参数k的大小表征感知程度系数。当k=0，则表示居民对平均价格感知；当k=1，则表示对边际价格感知；当0
其中，w为居民的用水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lnx=lny-a0，lny表示总收入的对数值，a0表示满足最低生存所要求的收入水平的对数值。本研究根据成都市民政局对低保户的界定标准，将380元/（人·月）作为满足最低生存需求的收入水平；freq为交费频率，用半年交纳水费的次数表征。avper为家庭户规模，即家庭常住人口数；Older和Children是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家中是否有老人或者小孩。α，β，γ，θ，k为估计参数。根据Ito[12]的方法，如果消费者的感知价格不是边际价格，则可理解为因未采用边际价格所损失的经济福利要低于认知与习惯成本。因此，可用边际与感知价格下对应的经济福利之差来表示认知与习惯成本的最小值。基于QUAIDS需求函数，价格变动所产生的福利变化可以表征为在两种价格水平下保持相同的效用所产生的实际收入的变化，即补偿变化[4]。也就是说边际与感知价格下对应的经济福利之差可以用补偿变化表示，由此也就表示出了认知与习惯成本的最小值。以下提供了补偿变化指标的计算方式：
根据以上公式，得到在PP下为满足基本生存用水的支出比例wpp=a0+rlnPP，从而得出补偿变化的对数指标：
因此，在识别出感知价格类别后，就可以通过公式（5）计算出实际的感知价格类别与边际价格感知所对应的效用水平之间的货币化差值。对于离散选择行为，我们采用条件价值评估的方法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开放式的问卷设计以估算导致离散选择的价格范围（即支付意愿的分布）；其次，基于获得的价格范围，通过双边界二分式的问卷设计和相关离散选择模型，估计得到影响离散选择的因素以及它们的边际效应（开放式和双边界二分式的问卷设计详见2.2）。
2 实验设计和数据
2.1 感知价格分析的实验设计
感知价格实验共分8个情景设计版本（见表1），每个版本对应一种累进阶梯式的价格结构，并随机选择一位受访者进行回答，询问受访者在该阶梯式定价下，是否会对当前用水量进行调整以及调整额度大小。需要强调的是，实验模拟所要识别的问题是居民在阶梯式定价下的行为方式。因此，调查的实验设计并不侧重于如何制定合理的阶梯式水价，而是通过设计不同的价格结构，使得价格结构中各要素具有足够的变异性（包括不同阶梯的价格水平和阶梯用量的划分大小），以识别居民的感知价格。例如，对于情景8，其第二阶梯的价格过高，有可能对部分低收入群组甚至是中间收入群组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它很可能并不是合理的阶梯式价格结构。但设计如此高的价格水平，目的是与该阶梯的第一阶梯价格水平以及其它阶梯式价格水平之间体现足够的差别，这样有助于更为准确的识别居民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此外，本研究仅以两阶梯式为例进行分析。
2.2 离散选择分析的实验设计
对于开放式问题的引导方式设计为，“以当前水价2.81元/t作为两阶梯式的第一阶梯价格，假设您家庭用水量正好高出基本定额2 t/（户·月），当第二阶梯价格多高时，会考虑减小至基本定额水平”。通过对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到的引起离散选择价格水平的分布，分别取该分布15%与85%处的值（分别为5元/t和20元/t）[31]作为双边界二分式价格设计的最小和最大值）。最终，我们一共设计了4种实验情景（见表2）。以情景1对应的初始投标值，且同样以没有采取节水措施的受访者为例，双边界二分式的问题设计形式为：首先询问：“以当前水价2.81元/t作为两阶梯式的第一阶梯价格，假设您家庭用水量正好高出基本定额2 t/（户·月），当第二阶梯价格为8元/t时，是否会考虑将用水量减少至基本定额水平”。如果回答为“是”，则继续给出一个更低的投标值5元/t询问作答，否则给出一个更高的投标值12元/t询问作答。
2.3 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所在研究机构从2013年10月-11月在成都市城五区开展的关于居民用水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 497份，有效问卷1 435份。本研究将样本划分为7个收入群组，按照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位于最低的5%为第1收入群组；5%-20%的为第2收入群组；20%-40%为第3收入群组；40%-60%为第4收入群组；60%-80%为第5收入群组；80%-95%为第6收入群组；位于最高的5%为第7收入群组”。选择收入以及按照以上的标度进行划分的理由是：第一，水价改革必须重视对不同收入阶层人群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水价变化的行为反应时，需要选择“收入”作为群组划分的指标。第二，我们将位于收入分布前5%这个较小的区间作为最低收入人群样本，以便更清楚的识别水价变化对最贫困人群用水行为的影响。而采用较大区间划分，例如10%或20%，则有可能因为与较高收入样本计量分析的平均化而无法精确衡量最低收入人群其用水行为的特征（见表3）。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缺少以7个收入群组划分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在随机抽样过程中，我们尽可能的使得总样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以官方统计预测的数值。具体来讲，2012年成都市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 266元/（人·月）[32]。同时，2012年相比2011年收入的增幅为13.6%，按照该增幅值，预测得到的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 574元/（人·月）。因此，在最后一阶段的抽样过程中，我们尽可能调整抽样的被试，以满足总样本的人均收入接近该预测值。本研究最终确定的总样本人均收入为2 887元/（人·月）。此外，根据成都市民政局对主城区低保标准划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380元/（人·月）[33]，同样在执行抽样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使样本最低5%的收入群组，其人均收入接近该数值（本研究该群组样本的人均收入为407元/（人·月）），以使得该样本能够代表收入最底层的人群。
3 分析结果
3.1 感知价格分析
首先，对于前两个低收入群组其价格系数不显著的分析结果表明，价格变化并不会引起用水量相应调整。原因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用水消费体现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价格上升不会减少这部分用水需求。该结果表现出他们对价格水平有充分认知的判断，从而在满足基本需求用水后，就不再进行奢侈性用水的需求，该群组的月人均用水量仅为2.3 t/（人·月）。马训舟，张世秋和穆泉[13]在北京市开展的同类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北京市收入最低的两个群组（平均收入分别366元/（人·月）和935元/（人·月））虽然价格系数显著，但价格弹性非常小（分别为-0.08和-0.11），同时是对边际价格有感知。表明低收入群组更加关心具体价格结构的信息。其次，位于收入分布中间的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k值大于0且小于1表明感知价格水平介于边际与平均价格之间。基于Charles[11]和Ito[12]的研究结论，行为决策有可能是依据所有分段价格的平均值。我们进一步对两个阶梯价格的平均值与用水需求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其对数值的系数并不显著（见表3第8行）。因此，也排除了感知价格类别为两阶梯价格的平均值，但仍无法推测他们感知价格的类别。此外，值得强调的一点为，在本研究两阶梯式的价格结构设计下，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并没有依据理性人假设的边际价格进行决策，因此，当他们面对更多级数设计的阶梯价格结构时（例如三阶梯式甚至更多阶梯的价格结构），其价格决策可能更不会依据边际价格。而对北京市研究样本中的第三至第六收入群组的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对平均价格有感知，即当价格调整时，居民是以预期在新价格结构下的总水费与总用水量所对应的平均价格作为新价格结构下用水决策的依据。此外，由于认知和习惯成本的存在，便利性启发式的决策方式导致消费者会选择更低认知或习惯成本对应的感知价格。也就是说，虽然采用边际价格比其它类别的感知价格决策能获得更多的经济福利，但同时会增加相应的认知与习惯成本，因此，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消费者可能不会根据边际价格决策。由于这三个收入群组并未依据边际价格决策，由此可计算得到其认知和习惯成本的最小值分别为5.6，5.2和4.3元/（户·月）。而对于第六收入群组，他们的感知价格则为边际价格，原因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平程度相对较高（第六收入群组中有63%的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本科，有16%为硕士及以上。而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中有56%的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大专及本科，而仅有6%为硕士及以上），他们更容易把握价格结构的信息，认知和习惯成本可能相对较低，从而在用水决策上更符合经济学理论理性行为的假设。最后，对于收入最高的群组，由于用水支出占可支配收入很小的比例（约为0.29%），导致该组居民对于价格的变化并不敏感，这也侧面反映出无论采用阶梯式或其它的定价方式，一定幅度内的价格调整对该收入群组用水行为的影响相当有限，这与我们在北京市开展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见表3）。在以上分析中，对比北京与成都所开展的同类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地域的居民行为反应可能会有所差别，甚至相差迥异。例如本研究最低收入群组的收入均值虽然高于北京市最低收入群组，但对价格不敏感。同样，本研究第六收入群组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而北京市第六收入群组（月人均收入为5 790元/（人·月））感知价格为平均价格，本研究暂未分析区域行为差异的原因。
3.2 离散选择分析
累进阶梯式价格结构下，如果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则有可能根据阶梯间的价格差而做出离散选择行为。我们通过相续运用开放式和二分式问卷调查和相应的计量模型以估计触发离散选择行为的因素以及因素的边际效应。
首先，我们关注阶梯式价格差与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的比例对激励离散选择概率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两阶梯价格差与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的比例会显著影响离散选择行为。我们选择价格差比例而不是直接选择两阶梯价格差，是考虑到离散选择行为可能具有参照依赖现象，即会参照第一阶梯本身的价格水平而进行决策。该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为0.002 8，即价格差比例提高1%，会导致发生离散选择的概率提高0.002 8。其次，我们也加入第一阶梯用水支出占总用水支出的比例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对于第一阶梯费用支出越高的居民，发生离散选择的概率越小。其原因是第一阶梯上的用水支出类似“沉没成本”，如果居民已经支付了一个较高的“沉没成本”，则可能就不太会规制自己第二阶梯奢侈性用水的消费。该结论实际上提示政策制定者在进行阶梯价格结构设计时，不宜将第一阶梯总水费设计得过高（即第一阶梯价格水平与第一阶梯用水划分量乘积），否则可能降低对离散选择的激励。此外，在其它家庭特征变量中，老人变量系数统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有老人的家庭，发生离散选择的可能性越大。相对年轻人，老人一般有节约习惯且在家时间更长，因此有可能更加关注家庭的生活用水。同样，我们发现有小孩的家庭也会增加离散选择发生的概率（见表4）。通过回归得到的各因素的边际效应，这部分的分析结果有助于为累进阶梯式定价下的用水量预测提供参数。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外针对非线性定价下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已经实施了非线性定价的情况下展开的。本研究借助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在未实施阶梯式定价的地区开展调查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成都市的城市居民在阶梯式定价下的用水行为响应机制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表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其感知价格有所不同。对于收入水平最低的两个群组和最高的群组，虽然价格系数都表现为不显著，即行为决策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但其原因有所不同。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的行为决策并不依赖于边际价格，同样也不是平均价格或两阶梯价格的平均值，而是介于边际与平均价格水平之间的其它类别的感知价格。该结果表明，当对复杂价格结构的认知与习惯成本达到一定数值时，边际价格决策对应的经济福利可能将低于依据便利性启发式的其它类别的感知价格，因此这部分居民并没有采用边际价格决策。相反，对于第六收入群组，可能由于更高程度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把握价格结构的信息，从而其决策更加符合经济学理论的理性行为假设。
本研究对累进阶梯式下，不同收入群组行为的分析结论有助于为价格政策改革提供参考。在国家对民生类产品（居民用水、用电等）推行阶梯式价格政策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正在或即将实施累进阶梯式价格。虽然，与单一制定价方式相比，累进阶梯式定价的预期作用效果为通过不同阶梯间的价格差，实现并发挥对居民行为的调节作用。而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除了收入最低的两个群组和收入最高的群组本身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外，其他大多数收入群组的行为决策并没有依据边际价格。因此，累进阶梯式的定价无法对他们的行为产生预期的规制效果。具体来讲，由于其它类别的感知价格，其价格水平随消费量改变而变化的幅度要小于边际价格的改变（以感知价格为平均价格为例，当第二阶梯价格从8元/t上升至14元/t，边际价格的变化幅度为6元/t，而平均价格的变化幅度在累进阶梯式的价格结构下要小于6元/t）。因此，价格调整对用水消费的规制力度会由于对其它类别的价格，而不是对边际价格感知而被减弱。由于交易成本是决定感知价格类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进行阶梯式价格结构设计时，应避免给居民带来过高的交易成本，例如避免过多阶梯式级数的设计。阶梯式级数设计越多（比如四阶梯甚至更多阶梯的设计），居民认知成本也相应提高，导致居民更有可能去关注平均价格进行用水决策。对于国内居民阶梯式水价的改革，我们建议阶梯级数尽可能不要超过三个阶梯。同时，根据离散选择分析的边际效应系数可知，对于同时具有节水潜力和对价格变化敏感的中间收入群组，两阶梯价格差至少要高于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的2倍，才有助于增加他们离散选择概率至超过50%的水平。目前国内已实施阶梯式水价的城市，其阶梯间制定的价格水平没有体现足够的差距，相邻阶梯的价格差不到2元/t，例如武汉市第一，二阶梯价格差仅为0.76元/t，不到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的30%[34]。同样，深圳市第一，二阶梯价格差也仅为1.25元/t，不到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的40%[35]。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价格差过小无法有效激励居民进行跨阶梯消费的离散选择行为，因此，这些城市累进阶梯式水价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挥对高低收入家庭户之间的交叉补贴，而无法有效发挥阶梯间价格差所带来的对居民用水行为的调节作用。然而，我们更倾向于建议有足够价格差的阶梯式价格结构，除了具备更有效的节水激励外，更高的价格差实际上体现出更大程度的交叉补贴。也就是说整个居民用水的总成本，其分担的方式是让更多奢侈性用水的群组承担用水总成本的更高比例。采用该设计方式其理由为，稀缺成本是水资源使用过程中非常显著的一类成本，用水越多的家庭本身应为对水资源稀缺造成的影响承担更高的经济责任，因此，当用水量超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用量后，用水价格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价格应体现足够的差别，以反映出对水资源稀缺所造成的影响应以承担的经济成本，从而使总用水成本分担的方式更为公平。
综上所述，累进阶梯式定价要有效发挥其“累进阶梯”作用的前提假设是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但从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地区和我们以北京市作为案例地区开展的研究结论[13]都显示多数收入群组对拟定中的阶梯定价政策的感知价格并不是边际价格。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忧在案例地区实施阶梯式水价改革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我们建议各地需要针对居民的价格感知、价格弹性以及行为响应方式对拟定的阶梯定价政策进行审慎的研究，以同时实现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和用水行为调整的作用。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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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generally assumes that consumers respond to marginal price without transaction cost， which is the price of the last unit of goods consumed， when making economic decisions. However， this assumption may not hold for goods with multiblock rate schedules because of the cognitive and habitual costs. Currently， in light of the background that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are vigorously implemented in residential livelihood industries such as residential water and electricity， our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water price information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price and choice under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residents of the two lowest income groups are not sensitive to price change because of the lower income budgets. The middleincome groups from third to fifth respond to the price neither marginal nor average price and the perceived price level is between marginal nor average price. Then， we estimate the minimum value of cognitive and habitual costs for these three income groups are 5.6， 5.2 and 4.3 RMB per household monthly. We find only the sixth income group responds to marginal price， and for the richest income group， the price change is not capable of adjusting their water consumption. Moreover， if marginal price perception exists， rational consumers would probably make discrete choice. We find the several determinant that impact the probability of ‘discrete choice such as percentage of payments in first block consumption to the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payment， the percentage of price differentiation to the price of the first block. To sum up， major of income groups do not respond to marginal price and hence， the increasing block tariff policy that inspires water conservation by pric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locks may not be well expected.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rom analysis of ‘discrete choice， we argue the price differentiations of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implemented in China generally are undersized and it may not induce ‘discrete choice even if the perceived price is marginal price. The analysis of behavior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 helpful advice that policymakers should cautiously implement the price reform of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and design the price structure.
Key words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perception of price； cognitive and habitual costs； discrete choice； income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