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党史二卷本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凤友

近几年来，廊坊各县（市、区）编写出党史二卷本或准备用于二卷本的党史专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的来看，主要存在以下3方面问题，而且是共性的问题：一是基本概念不清。对某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内涵外延不清楚，时间上限下限也不清楚，如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居然写成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新“三反”，有的甚至把若干年后的肃反运动写了进来；再如写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写了进来。二是资料堆积严重。从档案里原模原样地抄来一段又一段，观点、语言的时代痕迹严重，现在读起来成为笑谈；有的甚至从网上贴来一段又一段，胡乱地摞在一起，主题不清，思路混乱，因果关系理不顺，读者看不明白也读不下去。三是语言运用问题。五六十年代公文语言是文白加杂的，也不讲究什么语法，有的就这样抄来了，念不成句，特别是多份文件里关于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不加分辨地罗列，常常出现内容自相矛盾、数字不相符等等问题。还有的是名词不清，如耕地与土地、书记与第一书记的区别，等等。例如：一个材料写到“洪水淹土地**亩”、“全县有土地**亩”，读者就会糊涂，说的到底是土地还是耕地。

围绕县级党史二卷本编写存在的问题，联系参加编写和修改廊坊党史二卷本的经验教训，我认为要想编写出一部地方党史的信史，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准备工作必须做全做实

在编修党史正本的准备阶段里，所谓的准备工作要做全，是指党史研究的四大部件一样不能少。我们常说的四大部件，指大事记、组织史、专题、人物，它们是编纂党史正本的基本素材。大事记为党史本提供框架——时间构架，如果它有遗漏，党史本就有遗漏。组织史为党史本提供党政组织机构的构成、发展、变化、沿革，也提供主要领导干部任免和衔接，如果它有遗漏，党史本中的党政组织建设部分就没法写。专题是党史本的血肉，它是大事记中某一条大事的扩展，如果没有它，党史本就成了干巴巴的条目，没有可读性，也称不上史了。如果专题写得不完整，自然也就分析得不透彻，党史本中就没法对相应的大事进行定性和评议。人物，指人物传略和人物资料。凡是党史本中将要涉及到的人物，包括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在本地有较大影响的正反面人物，在写入党史本之前都必须给他定性，定性的前提是要搞清他的功过是非，要搞清他的功过是非则必须写出他的人物传略或人物资料，发出去广泛征求意见，求得一致的定论，然后写入党史本才不至于引发争议。为此，我们在编写出组织史的基础上，用7年时间，征集编写大事记，将二卷本时间段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工农业生产运动都写专题材料，把二卷本中将要涉及到的人物都写成人物传略或人物材料，陆续印发出去广泛地反复地征求意见。

所谓的准备工作必须做实，就是要把素材核准。档案文献资料、回忆录、口碑资料是党史本四大部件的素材。档案文献资料、回忆录、口碑资料这个第一手材料如果搞不准，党史本必然失真。把第一手材料核实准确，是很艰难复杂的工作。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步大量地掌握资料。在编写专题、人物之前，围绕题目查阅档案、文献资料，搜集相关回忆录，找有关人员征集口碑资料。收集这些材料过程中，不事先设置框框，不先入为主地设定框架去按图索骥，而是尽可能多地拥有资料。第二步是精心地核实资料。对搜集上来的大量资料，必须进行甄别、分析、筛选，写出文章征求意见，而不能把第一手资料直接都当成党史本素材。因为史料有真伪，史料有水份，史料有时代的思想因素和个人因素，特别是二卷本涵盖的这个时间段，受“左”的思想影响，官方文件有虚假成分的不少，必须认真筛选，去伪存真。

不照搬文献资料，写出专题、人物、大事记之后再广泛地反复地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直至意见统一，实现去伪存真，是一项艰难、繁琐、费时的工作，但必须得做，而且要做细做实。否则，把史料简单地罗列、堆砌在一起，真假不分，得出的史论自然就不准确，也经不起历史检验。

二、编纂党史本必须科学地确立主线

要想顺利地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党史本，首先需要弄清楚贯穿该历史时期的主线。廊坊党史二卷本编写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29年，时间不长，历史事件却不少；取得的成绩很多，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需要我们拨去历史迷雾，确定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经过反复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和河北省的党史二卷本、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文献著作，再结合之前准备的廊坊党史资料四大部件，认真思考，我们确定廊坊29年党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其中的关键点是：“探索”与“过程”。在这探索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导致探索之路时而步入歧路——这就是廊坊党史二卷本的主线。这个主线之下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这29年，廊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一丝不苟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自己的多少创新，只是有两大矛盾决定了地方特色，一是发展地方生产力与克服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内部矛盾。探索过程就是在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历程。其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一条是大家熟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条政治的主线，是错误的被历史否定的一面；另一条是这10年期间，人民群众自觉的进行农业、工业生产并取得不小的成就，包括廊坊农业上的学大寨、兴修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这是事实；工业学大庆，从1971年开始各县不断有自己的工业企业，这也是事实，这是历史肯定的。这两条主线一否定的一肯定的，采取分开写的方法，就不至于混淆了。

三、划分阶段必须依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要编写好党史二卷本，必须依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廊坊在制订党史二卷本编写计划之前，把所有参加制订《编纂方案》的人员组织在一起，深入学习《建国以来党的依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联系之前编写专题、大事记的体会，充分地讨论，于2002年制订出《廊坊党史二卷本编纂方案》。《方案》把这29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时间跨度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57年1月到1966年4月；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时间跨度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第四阶段，两年徘徊时期，时间跨度是1976年11月到1978年12月。以上每个历史阶段，都囊括了很多历史事件，如过渡时期囊括了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洼地改造运动，等等。

四、内容取舍上力求突出地方特色

二卷本涵盖的历史时期，权力高度集中，政治运动及很多事情都是自上而下布置的，地方上基本只是贯彻执行，所以各地需要写的内容大同小异。“同”指的是在步骤、形式上基本一样，“异”指的是在具体执行力度、造成结果略有不同。

廊坊党史二卷本内容上，在保持与全国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步伐一致的基础上，力争突出廊坊本地在贯彻执行中产生的地方特色。大的政治运动、历史事件上，廊坊与其他地方党史二卷的主要内容相同，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努力挖掘发现，廊坊也有自己的独特点：例一，在贯彻落实镇压反革命指示过程中，廊坊因为邻近北京、天津的特定区位，反革命分子比较多，且以敌特为主，镇反时自创了一些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推广。例二，贯彻“三反”“五反”指示过程中，廊坊揭发检举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廊坊的“三反”运动主要是围绕揭发检举刘、张罪行，肃清刘、张流毒而进行的。例三，贯彻中央生产自救指示过程中，廊坊搞出了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洼地改造运动，等等。尽管这些例子只是全国党史发展脉络当中的一个小波澜、小特色，总的发展走向、步骤与全国性大脉络始终是一致的，但它决定了地方党史的个性，必须下功夫把这个特色和个性写出来。所以，我们在写地方特色上用笔墨较多。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29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甚至是几个运动交叉进行，我们在内容设定上不能被这些政治运动所限制，而写成政治运动史。必须拿出一定的篇幅、独立的章、节、目，客观反映政治运动背景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状况。事实上，每一个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小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事例和数字来表述其发展速度的快慢，但不能因为慢或退而不反映，否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党史了。作个比喻，如果把29年党史本看成是活生生的生命肌体，那么，政治就是骨架，经济就是血液，文化等各项事业就是肌肉，只有把这些方面都写丰满了，才能构成具有活力的、真实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运动主体。

五、编写过程需要把握的原则

党史二卷本涉及的内容离现在比较近，许多当事人、经历者还健在，他们对很多事件历历在目，尤其是对一些敏感事件、人物的叙述、评价，他们都很在意。我们在叙述和评价这段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时，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起负面反响。鉴于这个原因，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基本评价依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则。动笔之前要看权威史书的相关内容，搞清楚具体事件的原因背景和来龙去脉，然后参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评价，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事件或人物作出中肯的评定。

二是，宜粗不宜细原则。这一阶段涉及的敏感事件及人物很多，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一些历史偶然性也起了作用；事件的当事人可能有一部分是自觉参与到事件中，甚至推波助澜，但更多的恐怕是当事者迷，是不自觉的被动的被卷入其中了。为此，对一些敏感事件、人物如果写得太细，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小事件，编写原则是写明白5个问题：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组织，干了什么事，什么结果？基本上不提人名，不写细节。

三是，量与度要适当原则。成绩不要写得太满，问题不要写得太过。由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主线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很多事件而言，“探索”就意味着没有完全成功，就意味着允许犯错误、允许走弯路。量写大了、度写过了，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六、编写过程处理好六方面关系

一是正确理解历史失误与历史前进的关系。纵观建国后29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尤其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动乱，失误很大，我们不能回避这段历史。从历史辩证法角度看，历史错误是历史前进的先导。恰当地编写出这段历史，可以通过历史失误为资政育人提供教训，让后来者从错误中学习、借鉴，从而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也是编写史本的目的与功效之一。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失误中走出来，正视历史全貌，注意理清历史失误的因果关系——像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是所有制结构急于求成，不切实际追求公有化的结果；像大跃进、洋冒进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造成的失误；像反右、“四清”中的失误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错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另外，国际国内环境因素、制度方面因素、传统的文化心理因素（如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引发出国家决策层面的失误乃至错误。对地方而言，许多失误不是自身导致的，而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对地方党史上出现的失误要淡化派系和个人恩怨，编写中虚实结合、点到为止，对事例、人物的定性必须运用各方面公认的结论。

二是兼顾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党史姓党，党史的主要功能是资政育人，在编写时就需要围绕主要功能有所选择，对一些事件、人物就要抱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党史也是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门学科，需要遵循史学学科的一些普遍原则，如历史唯物主义、客观真实等，可以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比较分析、归纳推理等多种研究方法。这里需要注意处理好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与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的关系。从实质上看，二者是相互统一的。但在具体体现上，站在党的立场强调编写党史必须站位党的立场、遵循党的决议，站在科学的立场强调的是尊重历史真实、实事求是。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其间的细微区别，党性立场是宣传的需要，偏重于资政育人；科学性立场是研究的原则，偏重于严谨客观。所以党史研究可以不设门槛，可以没有禁区，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宣传必须配合形势需要，以不能引起新矛盾、鼓励人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团结进步为原则，以利用历史经验教育人、用历史教训警示人为目的。所以对有争议事件、争议人物要慎重落笔，对一些不能公开的内容、不宜公开的内容，一定不要下笔。万一因为绕不开而有所涉及怎么办？我们的处理办法是，坚持与中央决议、地方党委的结论统一口径，不参杂个人观点，我们对抗洪救灾期间处理一位县委书记的事件的编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写清楚过程，写明白党委对相关人员的几次决议结论，不对其个人功过做评价，留下空间可以由读者自行见仁见智。总之，在党性与科学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很重要。

三是注意理解历史的因与果关系。对于编写党史本而言，理解历史的因果关系很重要，不能写出无因的果，也不能只叙述因而写不出果，否则就是割断历史脉络而丢掉了承上启下连贯性。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之所以发展到了这个时期，必然会有之前的历史原因。而且此一时期的这个果，又必然成为下一时期的因。具体到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某个历史事件再或者是一个运动，也都不是孤立的，必有其要产生的“因”。这些“现象”、“运动”、“事件”又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果”。例如，1956年下半年的整风运动，它的因包括党内的思想不够高度集中统一的问题、领导上层“左”倾思想萌动问题、还有国际共运上的问题，所以才有了整风，不写这些因而上来就写本地县委如何开展整风，是不全面的，是无因的孤立的行为。整风运动使上层“左”的思想形成，加之匈牙利、波兰事件导致国内知识分子思想动荡，毛泽东等领导人担忧，把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于是才有了反右斗争及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斗争扩大化，又成了“大跃进”的因，以此类推。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叙述历史事实中要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议论、评价时要给予科学的总结。比如“文革”为什么产生？“文革”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清历史因果关系，写出的史本注定质量不高。

四是正确摆布论与述的关系。“论”就是议论、评论，就是依据史实在章、节的末尾处作出的评论，以及在叙述过程中必要的节点上所作的夹叙夹议。“述”就是叙述、记述，就是把筛选出来的真实史料科学地贯穿起来，即是叙述历史事实。这里就有个先后、轻重的问题。没有史实做依据，就无法评论、议论。而如果只在那里堆砌史料，该点睛了也不点，也不行。应该做到寓论于史、论从史出。具体操作中如何掌握，要看个人的文字功夫。搞历史的人应该具备深邃、冷静的特点，写出的东西让人看后觉得真实、宏观，有广博宏大的思维空间。事实上，我们的观点已经通过叙述事实的文字，基本上表达出来了，在叙述过程中的必要节点处夹议一下，就是画龙点睛；在章、节的末尾处再简明扼要的评论一下，便是定性和升华。叙述与议论的关系也就是史与论的关系。史本的基础是史实，很大的篇幅要用在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叙述方面。史本必须有议的内容，没有议论而只有叙述就成为“志”。但史本中的议论也不能太多，否则就成为研究性论著了。所以，一定要掌握好议论的深度和长度，议论只能是点睛之笔，绝不能让它成为添足之举。

五是必须处理好史料语言与编者语言的关系。史料语言，特别是文件上的书面语言，那是文白加杂的，没什么逻辑和方法可言。原因是，那时写公文的人，一部分是留用国民党政府的旧文人，一部分是我们新政府选上来的年轻人，他们当中，中学文化算是大笔杆子，高小文化也是不错的笔杆子。他们写的公文，受时代、文化水平等多方面制约，语病很多，单位名称、时间、数字写不准确，现在人读不通，理解也不容易。编者语言就是站在当今的角度对史料语言加工、提炼、升华的结果，白话说就是现在的正常人叙述事情的普通语言，是主语、谓语、宾语都不能少的语言。但是，照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语言，写出来的倒装句一个接一个，主谓宾不写全，模凌两可、让人有多种理解的语言随处可见，让人看不明白。如“1958年秋，全县11个社，227个村共建成公共食堂约140余个。”1958年秋是个多“社”之秋，9月8日前初级社、高级社并存，9月8日后全部转为人民公社，这里的11个社指的是什么社？另外，高级社时全县是67个社，人民公社时全县是17个社，这里“全县11个社”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哪有“村”这个组织啊？既然有“约”就不应该有“余”啊，一句话就有很多毛病的例子不少。尤其是“左”的语言，必须好好处理。新中国成立后29年，大多数时间受“左”的影响严重，其大多数文献中的语言，自然就偏激，甚至带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感情色彩明显，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史料语言的基本特点。如果直接的搬入现在人编写的史本中，不伦不类，是科学编纂党史所不允许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在编写过程中却十分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不自觉地被文献中的“左”的语言给带偏了，使用了大量带有“左”的味道的语言，而且靠自己修改还很难纠正。廊坊党史二卷本虽然经过了那么多次的修改，但在请专家审改时，还是被圈点出不少这类语言。例如，“混入党内、干部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如“广大工人兄弟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两句话，大家必然觉得有浓烈的“左”的政治色彩，且修辞上也有问题，用于史本很不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在修改过程中一句不漏地慢慢地咀嚼品味，别怕麻烦别怕慢，把所有“左”的语言通通改掉。对于实在没法改的就要用引号引起来。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定稿的语言是当代人编纂历史的编者语言。

六是必须处理好数字与计量单位的前后统一关系。这是在编写党史中很容易被忽略的小节，而这些小节却惹出许多大麻烦。国家文字委员会明文规定，数字当作数词使用的时候，用阿拉伯字，如1亩地、2个人、5%、5.7%，数字在这里是数词，必须用阿拉伯字，不习惯也得用，慢慢就会习惯了。数字当作序数词的时候，用汉字，如其一、第二，一和二在这里就是序数词，用汉字。计量单位前后要统一，而且必须依照国家文字委员会的规定，如：重量单位原则要求使用克、公斤、吨，土地面积使用平方米、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使用亩、公顷，等等。

另外需要注意统计数字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文件上的数字不准、不实、夸大等问题很严重，特别是有的时间段，领导讲话的数字更不能轻意使用。改革开放后全国统计部门重新统计、科学计算，1989年编印出《1949-1988**县统计资料汇编》，党史本上的所有数字必须与《统计资料汇编》核对一下，并以《统计资料汇编》上的数字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