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诗歌中的“四个四重奏”——诗集《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读后

2015-11-14 06:25张志忠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9期
关键词:方明诗人诗歌

张志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著名台湾诗人方明先生的诗选集《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捧读数度,感想甚多;待到落笔为评,却临笔踟蹰。这不仅是说,来自海峡另一边的诗意书写,在诗歌用语和意象营造上,与大陆的诗歌相比,都有不少新异之处,需要沉吟再三,方能领略个中三昧,更是因为方明诗歌的廓大而交叠的时间空间,因为其中蕴含的丰富而斑斓的心灵境界。而且,在阅读中,《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还时时让我想到了20 世纪上半期的英伦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借用他的祖先和他自己生活中值得纪念的四个不同地点为诗题:一座英国乡间住宅的玫瑰园遗址(《燃毁的诺顿》),艾略特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和村边小路(《东库克》),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的一处礁石(《干赛尔维其斯》),17 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教徒聚居点的一座小教堂(《小吉丁》),以抒泻诗人胸中块垒,追问关于时间与存在的永恒之谜的名作。编选自己的诗集时,方明也许没有自觉到《生命是悲欢相连的铁轨》所蕴含的整体意蕴,但他四个系列的诗辑的组合,“花都篇”描述的留学时期的法国巴黎,“战争篇”展现的改朝换代时期的越南战地,“驰古篇”浸淫于古典诗歌之中而化生出的悠远意境,以及发掘日常生活的平凡而不平淡之诗意的“唯絮篇”、“怀情篇”,在我的阅读中,将其分为四个乐章,有机地构成了对位、变奏的关系,让人咏赞,回味,也令人遐思,什么是当下中国诗歌应有的品格,什么是当下中国诗人的世界眼光与本土情怀。

“我们被感官的花都燃烧着飘渺之祈望”——《夜读花都》

《夜读花都》中,方明眼中的巴黎之夜,光怪陆离令人晕眩,灯红酒绿闻名于世的红磨坊,与游客调情的大胸脯的金发女郎,还有绝色的情妇现身,在在充满了感官的诱惑,而飘渺的祈望,又谕示着什么呢?

莘莘学子负笈海外,不仅是为了读几年书,获取一个学位,更重要的是,有几年的时光身处异邦,能够较为深入地体验别一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内蕴,能够给留学者提供一个对比和反思的境况。比较起来,法国和巴黎在中国的众多留学者的心目中,形象恐怕是最为繁复迷离的,个中启示也是最为复杂丰富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一代人,在法兰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成为现代中国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李金发以一己之力,扛起现代诗歌初年的象征主义大旗,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并立,三分天下有其一;巴金宣称是卢梭和左拉引导了他的文学创作,教会了他表达爱与恨、愤怒与反叛;高行健也正是从法兰西接受了先锋戏剧的理念并且执着前行,又在巴黎的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那么,在“花都篇”中,方明的巴黎体验,具有什么特征呢?

我以为,虽然是身在巴黎数年之久,但方明自己,许多时候都是这座充满感官诱惑和欲望刺激的世界性大都市的一个匆匆的过客,是滚滚红尘中一个冷眼的旁观者——最前卫的现代之都,似乎只有一组组光与影、日与夜、灵与肉、魅惑与拒斥、赞叹与批判的对比:

只有露脐装及圣母院内之晚祷/可以平稳我们骤然升降之体温/在过多静电的香榭丽舍大道/追逐猎物或阅兵巡礼同样神圣(《夜读花都》)

流浪汉被树荫下的长凳/或暖和的草地留住/一如游客被滋生的美/惊愕(《巴黎午后》)

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中,中间色是被过滤掉了的,宫廷荡妇的绯闻与圣女贞德的被难,维纳斯的典雅之美与印象派的光影斑驳,流浪汉借以栖息的普通长凳和游客眼中的壮观景象,都以相互对照的方式出现,甚至,在篇章结构上,也每每见出对比式的构成:“落日与初月正分歧对话/享乐与存在是否如斯真美”(《庞毕度中心夕辉》),“百年战争的饥馑与狰狞黑死病/仿佛狂欢后被揉弃角落的玫瑰”(《罗亚尔河域城堡》),落日与初月,狰狞黑死病与狂欢场景的玫瑰,两者的鲜明对照,直逼人的眼帘,直抵你的心灵,让你无法侧过脸去视而不见,让你震撼于这剧烈的反差吧。

正如本雅明在评价波德莱尔时所言,“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不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巴黎无疑具有多种面相,但是,自从波德莱尔之后,诗人眼中的巴黎就具有了非常明确的描写方向,以一个漫游者的身姿徜徉在一些著名的地标式建筑附近,凯旋门,埃菲尔大铁塔,塞纳河畔,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下,卢浮宫内外,在时代的突飞猛进中,去捕捉炎炎白日和霓虹灯影中的都市奇观,而把描写贵族沙龙、小酒馆和高楼小巷中悲喜人生的故事让位给莫泊桑、左拉这样的小说家们。诗人摄取的是一种瞬间晕眩,一种震惊效应,而在巴黎,这样的震惊感是层出不穷的。1930 年代初期,年轻的艾青就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者垂头丧气,锁上了眼帘/沉于阴邃的思索,/也或者散乱着金丝的长发/澈声歌唱,/也或者/解散了绯红的衣裤/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任性的淫荡……你!”(艾青《巴黎》)罗丹的《思想者》雕像之凝重绝望,与金发女子的清澈歌声,丰腴裸女的色相诱惑,成为最具有对比度和震撼力的巴黎风光。出现在方明笔下的巴黎,庞毕度艺术中心是20 世纪70 年代建造的时代性地标建筑(《庞毕度中心夕辉》),那些到处暗藏的对艺术品进行监控的摄像头,则是涉笔成趣,也最具有电子时代的气氛(《巴黎夏日》)。“黄昏,橱窗里的名牌/随着冷艳的贵妇出巡”(《日落塞纳河左岸》),不仅是立意巧妙,将冷艳的贵妇出巡的奢华骄纵与橱窗里的名牌商品叠合起来,还在隐隐中正好回应了本雅明的另一段精彩论述,“商品明确地提供了这样的意象,作为偶像既是房屋又是星星的拱门街也提供这样的意象。这样的意象还由融售货员和商品为一体的妓女所提供”。我们可以补充说,与妓女相对应,贵妇和她们身上的奢侈品,也都具有商品的品性。

说到大都市,当然少不得熙熙攘攘人满为患的地铁。费孝通说过,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彼此都是熟人。那么,与之相对比,现代都市人口密集,在狭小的空间里充塞着无数各怀心思的陌生人,擦身而过却陌不相识,身体相撞心灵却无法沟通,匆匆邂逅又一闪而过。庞德的那首《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地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许多花瓣”,就得句于诗人在巴黎乘坐地铁的一次偶然发现。据庞德自述,在阴暗潮湿的地铁车站,忽然闪过一个个美丽女性和天真儿童的面影,让庞德喜出望外,心神激荡,吟哦再三,反复推敲,方才有此佳作。方明也有一首《地铁神话》,可以说是“花都篇”的翘楚之作,简洁干练,却又蕴含丰厚:匆匆搭乘地铁的人们,似去赶赴速食快餐式的情爱,“彼此擦肩却窒息得深怕呼吸/会洩露心底之秘密”,僵坐麻痹的不只是身体,更有走神的心思,以致无法关注上下车的人们一掠而过的身影,一缕缕飘渺的乡愁将地面上充满无限美感、片刻可达的卢浮宫、大铁塔等都推到了“岁月里抽象的神话”,在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下,遥不可及,“飘渺的乡愁”,由此获得了可以感知的沉实分量。如果说乡愁许多时候都打上了中华民族的印记,那么,“如斯近距观察异样的肌肤与表情/你开始迷思与震慑上帝的创世”,就具有了普世性的迷思,有了巴黎这样的世界之都的特色,迷思与震慑什么呢?是世界各色人种的繁杂,还是人们表情的费解?是上帝创世却变乱语言让人们无法沟通语言和心灵,还是上帝造人的毫无节制导致的人口爆炸拥堵不堪?

“何不以血浆填河/让残暴的人类厌倦于血肉的芬芳”——《感觉》之三

相比于其他的台湾诗人,方明还有着另一份牵挂,别一种乡愁。这就是他出生和成长的越南,他的“异域的家乡”。生身之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记忆,焉能不刻骨铭心?然而,20 世纪中叶长达近20 年的越南战争,却令年轻的方明体察到了战争带给人间的最痛苦最伤惨的情感。虽然说,这战争是在别人的国度里进行,但这种体察并不具有冷漠的旁观性,因为,这场战争的胜负,也给侨居越南的华人命运造成极大的改变和影响,作为一个敏感多情的少年诗人,方明的设身处地的感受,也更加富有哀伤色彩和悲悯情怀。男孩子天性有好斗的一面,且从小就会沉迷于战争游戏,少年不识愁滋味,也不懂得战争的血腥残酷,于是,就会有这样的诗句:“有时/火与战火一样可爱,扑不灭的挺好玩/预言所有孩童必须学会辨别/榴弹与马铃薯哪样撵给敌人哪样留下干嚼”(《战争篇》序诗)。战火被误认作可以赏玩,手榴弹和马铃薯混同于一体,少小者哪里识得战争与游戏的迥别!这样的迷乱和血腥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而是人性之恶的一种狂妄显现:“无人歌颂过的战争,/仍炽盛流传在人类暴虐的情欲里”(《战争篇》序诗)。现代战争,不是木刀和玩具手枪,不是网络上的杀人游戏,而是沉重的无法回避的现实惨剧。饱经战乱罹患的杜甫写过《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将安史之乱中的动荡生活场景,活脱画出,流传千古。方明也写了《诀》,描写一个青年男子被征兵之际诀别恋人的惨痛场景——

我如眼泪急遽的披戴戎装,偷到窗前窥看你/候望的情绪,未敢拥抱这刹那的永恒,怕/在征场未死却给诀别时的离奈割去我绞痛的/心

即将走上生死未卜的战场,去和相恋的姑娘告别,乃是人之常情,含着眼泪前往,却只是守候在窗前悄悄张望,不敢现身再恋人面前,不敢招惹姑娘的眼泪,却益显出爱之深、别之痛。爱情过于沉重,诀别过于沉重,以致宁愿战死在战场,却不忍恋人间的最后的拥抱,刹那即是永恒的最后的拥抱,生怕这拥抱会纠缠和绞痛自己的心。之所以如此,皆是因为,“战歌煮沸我的血液,列队麻木我的思想,却/麻木不了家的憧憬,以及挚情的呼唤”。(《诀》)而且,在酷烈的战争中,这样的担忧绝不是多余,瞬间生死,让人间的一切真情都显得那样不堪重负又那样飘渺难寻。于是,本来应该是抒发杀敌破阵之胜利豪情的《破阵子》,却成为与《诀》相互印证的痛彻骨髓的对话,成为一个年轻女性的泣血诉说:“夹着草木之腐臭,那一渍赤黑是深情,那支/骷髅,许是爸爸的手,许是情人的手。爸爸/的手,曾是冬天的摇篮,抚我逗我,摘星星/给我。/情人的手,曾撑起雨伞,依我偎我弹吉他给我”(《破阵子》)

“战争篇”中的《感觉》三章,也是值得推荐的作品。写于16 岁的《感觉(之一)》,应该是方明诗心早慧的试笔之作,短章的结末两句,“卧下。很多睡尸瞪目/鬻一瓢血液濯洗山河”,睡尸陈列、死不瞑目的哀痛,战血横流、山河变色的恐怖,直击人的心底最敏感的所在。《感觉(之二)》聚焦于一个在湄公河畔垂钓的老翁,他苦苦期盼的,不是河中的鱼虾上钩,而是出征在外的儿子风尘仆仆地归来,“若一尾落罟之鱼”,他甚至想象,儿子是逃亡归来,没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逃亡时落下的满身伤痕就是他获得的勋章。白发斑驳的垂钓者和遍体鳞伤的落罟之鱼的喻象,新奇而又贴切,但是这卑微的期望毁灭在无情的战火中,“孤魂哭绉母亲的白额”,而引自古人诗句的“古来征战几人回?”做结,突兀而又残酷,击碎了老人的殷切盼望。因此,《感觉(之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呼天抢地谴责造物主的句子:“神啊!你造就天地/何不以骨骼构造山脉/何不以血浆填河/让残暴的人类厌倦于血肉的芬芳”。因为愤怒至极,炽热控诉变作冷峻嘲弄,全知全能的神没有想到的,肆意妄为的人们却都做到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而且如同罂粟的芬芳,让嗜血者欲罢不能,让善良者无力制止。异域的家乡,异域的双亲,少年的记忆,中年的回望,从情感到表述,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印记,成为方明诗作中最为奇崛的一片血色版块吧。

“月是你古铜的镜/遥望江山/近泊西湖”——《登楼》

“飘渺的乡愁”,泄露了诗人的心思,之所以拒绝巴黎,始终无法融入这座举世瞩目的大都会,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面对着那些边饮可乐边向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吆喝之中国青年,我该否拍拍他们的肩膀,/说此刻在遥远的国土,正赛着咚咚的龙舟”。在出国潮涌荡的今日大陆读者,也许难以理解方明的这份痴情,也许会哂笑他为何不能够放弃一种苦恋,但是,诗人是难以等闲相看的。悠远绵长的中国诗歌传统和凝晶甘醇的中国诗歌遗产,恐怕在全世界也是无可企及的。凡是饮过这甘醪的少年,无论他浪游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论他如何追随现代派诗歌浸淫陷溺得多久多深,那种原生性的文化基因,终究会在他的心头发出回归的召唤。

这也许是一种文化乡愁。在一些人那里,可以弃之如敝屐,在另一些人那里,却是一定要厮守终生,不离不弃的。在《地铁车站》中,方明写道:“驿站之间的偶思无法治疗/飘渺的乡愁 地面上无限美感的/罗浮宫巴黎铁塔或圣母院/此刻都是岁月里抽象的神话”,巴黎地铁四通八达,连接起上述诸多名胜景点,但是,乡愁的涌荡难禁,却将这些诱人风景冷落为时间中淘洗变味的神话,一经抽象,无情无感无形无境,而索然无味;相反地,在本土的传统中,经由嬷嬷口中的絮烦讲述,关于中秋月,却是“上升的美丽的神话”,萦绕耳端,撵也撵不走,越听越沉迷,“神话是越撵越贴耳际,连小孩聆听时的双眸恍如一潭深邃的黑海陨落众多焚燃的流星。熠,熠着”(《中秋》)。在《那年》中,方明这样写道:“那年,走离一座山一条河便是一层乡愁,异域的辉煌繁衍不如一片死吻盘根的落叶,外头凝重的霜气是不宜我们常年奔涉不归”。枯叶归根的“死吻”和“人迹板桥霜”的归途,乡愁的款款召唤,竟是这样平凡而神奇。

方明的古典情怀,根深蒂固。他的《驰古篇》一辑,一再地穿越历史时空,去追摹过往的文人骚客的墨迹履痕。方明自称是“迷古的过客”,在《潇洒江湖》中就把数千年的历史风云和氤氲诗意,化作一次匆匆的寻找,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末大将吴三桂,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梁山泊好汉,清明时节祭祀先辈归来途经杏花村的有点酒味的梅雨,“遥拜龙的族史悠长五千年”。而使这样的宏大时空和倥偬历史之扫描不至于粗疏空泛,乃是诗人想象中自我身世的加入,“我”是一个荒山古庙里的守夜僧,一个逃避尘世淡泊明志的遁世之人,“我”与那些匆匆的赶路人:贬谪投荒凄凉满腹的逐臣,追逐功名星夜赶路的举子,落魄江湖身世陡变的贵胄,形成一种交集和对比,一静一动——夜色沉沉,野径隐没,荒山古寺,青灯如豆,守夜人半醒半寐,却被匆匆赶来投宿的行者的步履惊觉。这就为其设定了一个有趣的凝聚点:“荒山的涓流特别响,我雄踞一片沉沉的夜色,/若偶尔燃起一盏灯,/必有落魄的贵族投向我,/必有贪图功名的儒生投向我,/必有贬谪的步步陷落的朝臣投向我。/而我的家谱只是一群削落华发的/吃素趺坐的/睡醒不知涅槃的/数珠子孕育灵光的”(《潇洒江湖》)。

正是因为沉浸于古代文化的辽远境界之中,不断地与前代文人骚客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方明的诗歌中,有一批模拟古人口吻和心态的诗作。《驰古三卷》、《深宫》、《青楼》、《书生》、《古道》、《诗人》等都是有兴味的作品。此类拟古诗,今日大陆文人少有此作,也许,这正是两岸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吧。当代中国诗人,有两个取法的方向,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传统。台湾的诗人,在20 世纪50—60 年代,曾经有过大规模的现代诗歌运动,追随现代主义诗歌而臻于极致,然后有物极而反,反身寻觅本土的诗歌传统。像台湾的诗歌巨擘余光中,就写过《五陵少年》、《寻李白》、《招魂的短笛》等拟古诗作。没有经历过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清算,保守传统也不带有任何贬义,因此,方明敢于宣称,“传统如同皱纹般美好的被尊崇着,而将谨守着善意的固执便传宗孕育一代又一代的新生,除了情绪激昂的长江黄河,一切的风景都不会改道,凡墨守旧典成长的都是乖巧,甚至值得礼赞的”(《那年》)。谨守传统便孕育新生,墨守旧典而值得礼赞,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比较起来,大陆的诗坛,全球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大潮汹涌之时,它正处于自我禁锢的境地之中,而视后者如洪水猛兽,即便有多多、芒克、北岛这样少数偷食禁果的诗人,但是,在极为封闭的国度,他们的现代主义追求先天不足,与当年的艾青、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人在充分开放的诗歌语境中任意撷取海外的灵光圣火不可同日而语。在另一个向度上,江河、杨炼等要想创造民族文化史诗的努力是很有见地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大雁塔》等都是有成就的作品。惜乎这样的努力有两个破绽:其一是陈义太高,而根基不牢。这一代诗人大多连系统的中学教育都没有完成,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所知甚少,占有的文化资源极为有限,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而“民族文化史诗”这样的目标,又太过空阔高蹈,难以企及;反不如像台湾诗人这样,没有预设的标的,没有过多的理性和责任的压迫,而是非常务实又非常率性,碎片式的写作,即兴式的抒发,一首一首地写,一步一步地走,终成正果。二是无论现代主义还是古典主义,都没有成为大陆诗人的普遍共识,没有广泛的基础,而投身其中的人们,又被迫切的立竿见影的“创新”和一蹴而就的“高度”所拘牵,难以沉潜静悟,难以有一种平常心态。当然,大陆的诗人也有自己的强势所在,他们在封闭语境下左冲右突迸发出的才华和颖悟能力,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宏观视野,他们对时代风云的捕捉和呼应,以及这些诗人在普通读者中激起的巨大反响,不仅是台湾诗人,就是在世界诗坛,都是空前绝后的。

回到方明这里,古典文化的情韵,一是表现在他对于诗宗屈原和盛唐李杜的崇仰追随,这在他的诗句中屡有显现,甚至做出这样的嘱托,“当我死后/枕我于唐诗与宋词/邀我以李白和杜甫/豪饮长城下/然后细数千古英杰/谁解游侠情”(《当我死后》)。此类诗句频现,兹不赘言。二是表现在他的许多诗歌的情景,都少不了溶溶月色,而月色,恰恰是中国古代诗人最喜欢的诗境。在历代的吟咏中,从《诗经·月出》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和《东方之日》中的“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到谢庄的《月赋》“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刘禹锡《石头城》的“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苏轼《水调歌头·中秋》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王瑶先生夸奖李白,说李白平生最爱的是月亮,他的诗作中咏赞最多的是月亮。方明有一句诗,“龙族的子孙是最懂得醉的”(《赏月》),我们也可以仿此而言:“龙族的子孙是最懂得月亮的。”这种禀赋,也在方明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翻阅方明的诗作,月亮会不时地带着丰厚的民族深蕴跃入眼帘。“月是你古铜的镜/遥望江山/近泊西湖”(《登楼》),颇有“我寄愁心与明月”的情致,登楼人观月,明月辉映江山。“你果真潇洒的/饮下一杯月色/谁能似我/早在千年前的中秋/便了解你泛滥的心思”(《赏月》),这几乎是代李白立言,穿越千年历史而关照今世的对影独酌的后人,而且平添了萦绕的乡愁。在《当我死后》中有一节诗是这样写的:“当我死后……那夜,当你懂得读月亮成/一首旖旎的诗章,情人/这便是我写下的遗嘱/溶妳的影像于恒古”。这样的诗句,需要胸中有大境界,大胆略,要情人在为自己守灵之夜去读懂月亮,将月亮读成为一首旖旎的诗章,同时也相信自己的这样的诗作可以将情人融入其中而长久流传。情人和月亮在彼此的参详中融入了可以传承久远的诗歌,还有比这更高更深的月亮/爱情/诗歌三位一体的礼赞吗?

“左边童嬉追逐无忧的世界/右边老者玄思未知的归宿”——《公园黄昏》

“惟絮篇”和“怀情篇”,是方明诗歌的第四个支点,它的表现对象,是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最能见出诗人的艺术功力的一个领域。身在“异域的家乡”,浴血越战中身临其境之华人的独特体验,可以说是难能可贵,有着传奇和独到性,也有着命运的偶然。求学花都巴黎的经历,有一层海外奇观的面纱掩映,难免会衍生出感官猎奇和光影对比的情绪,画面集中于一些地标性景观,容易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沉溺于屈赋和唐诗的境界,难得的是一种超出尘世悠然自得的心境,诵读古人华章日久,自有珠玉满腹,古意斑斓。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借他人古意,抒写自家胸怀,不是为难之事,全看境界高下。写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要写出新意,写出情趣,才具有平地起高楼的难度,才见出诗人的蓬勃创造力。就像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在《百家讲坛》讲杜甫的诗作,“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久别的老朋友来访,贫寒之家,没有佳肴美酒待客,到菜园子里剪几把韭菜,稻米不够吃,还要掺杂着小米做一锅饭,这样的困窘,却被诗圣杜甫写得生趣盎然,从中见出诗意人生。

方明的日常生活书写,多是琐碎的身边小事,平淡无奇,感冒生病,寒流来袭,公园漫步,早来起床,夜间做梦,都被他笼入笔底,注入诗中。处理此类题材,别无依傍,一味地引经据典,不免有掉书袋之嫌,也会和眼前生意产生一层隔膜。还有一个考验诗人才能的难题,在简短的篇什中,如何融入尽可能丰富的意蕴,以小见大,由近及远。方明对此的巧妙应对,其法有二。

第一种技巧,是对于诗歌意象的别出心裁的营造。“饥馑的倦意/餐过一夜的星辰风月/仍有点昏厥的/眷恋那无法在白日泛滥的情愫”(《晨起》);“小径是月亮不小心滑落的彩缎/轻轻铺在恬谧林间”(《幽径》);“摸摸额头/似一盒热烘烘的便当/挨过晌午/又被冷气吹成冷饭般/碎脆”(《微恙试笔》)。读着这样的诗句,不能不佩服方明的巧慧匠心。白日操劳后疲惫的身心的一夜憩息,以“饥馑”之心境刻画出来,一夜的安眠则相对应地化作星辰风月的大餐,却仍然倦意未尽,流连再三,将若有若无难以描摹的困倦化为对“饥馑”和“饕餮”的深刻感知,让我们颇有同感地拈花微笑。通常的比喻多是说月光如银,照亮了林中的小径,在方明这里,月光如泉水,不经意间流撒下来,在林中铺成了一条小径,这大约就是脱胎换骨的妙用。感冒导致的体温增高和畏寒怕冷,本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切身体验,在他人看来了然无趣,难以入诗,但是,方明笔下的“我”,作为上班族,时当正午尚未用餐,却将自家发热的额头想象作热烘烘的便当;是因为发热导致的谵语,还是饥饿引发的联想?

与这种妙语相对应,方明的第二种技法是巧构。在短小的篇幅中,经营意象非常重要,它可以形成一个强烈而新颖的情境,通过熟悉的陌生感,刷新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设定作品的多重蕴含,强化作品的深度,拓展作品的广度,将人们带入富有哲思的空间,则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诱导读者从消极的接受转向积极的思考的纽结所在。就像备受称道的卞之琳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别人在窗子里看你”,方明在诸篇短诗中,往往会营造一种对话性,以有限的篇幅营构出相对论的氛围。《树》的第一节,路边的一棵树,从路人的眼中看,是满树繁花泻落如泉,是被忧郁的心情看作是徒劳挣扎的悲歌;到了第二节,镜头一转,经历着季节盛衰花枝零落的树,变作了观看者考察者,感慨曾经神采飞扬的路人,早生华发,滋生冰霜。路人在感叹花开花落几春风,树犹如此,大树在哀叹朝如青丝暮成雪,情何以堪。到第三节,镜头再一次推向远处,一并将大树和路人摄入其中,从大树为筑巢的鸟儿提供庇护,大树又被山峦包藏和保护,联想到人间事物也都处于“何尝不是相互爱恋/取暖”的境况中。由此再回头重读全诗,第一节和第二节,大树和路人的互望互叹中,原本包含着多少惺惺相惜,多少善意和怜悯啊。《公园黄昏》中,在舒适的黄昏,不同年纪的人散落在公园里,各有自己的消闲方式,这本来是司空见惯,不足称道,但是,带着人生迷茫的中年人,面对此情此景,却会感到触目惊心的警觉:“左边童嬉追逐无忧的世界/右边老者玄思未知的归宿”,困顿的“我”,从两者那里都察觉到自己的失落感,瞻前顾后都乏善可陈,“顾首是阵阵的伤逝”,不堪回望,“盼前更是步步惊心”,前途未卜而无法乐观。在下面的诗行中,顺理成章地进入对人生真谛的思索,柔和的夕风,慵懒的脸谱,弱化了第一节诗的哀婉低回,将浮生解作“印证各种节日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焦虑与难舍”,情绪略有上扬,思索中对人生的“焦虑与难舍”,也有了新的体谅。《梦》也是一首精悍而隽永的好诗。前面几节诗章,都以“还好有梦”起句,铺排地写出梦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慰藉:人生苦短,却可以因为有梦而得以延长;万事难全,却可以让人们在梦中得到圆满;爱恨情仇匆匆而逝,借助梦境却让人得以重温和回味……做结的一节,却奋然一击,打破了前文的种种梦幻,“终有柩车行列缓过/警觉醒时残缺的浮生/亦一场梦”。这里固然有着浮生若梦的悲思,却也让人产生庄周梦蝶抑或蝶梦庄周的玄想吧。

在具有数千年丰厚的层层累积的诗歌传统,有众多的诗人竞奇斗险的中国诗坛,要想摆脱古人的窠臼,我手写我口,本来就非常不易——这和前文所刻意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和阐发并不矛盾,前面讲继承,这里讲创新;在另一个向度上,则是诗歌的日益口水化、平庸化,似乎只要平铺直叙地罗列柴米油盐,把几行文字半通不通地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称之为诗歌。因此,当下更需要富有自觉意识的苦吟诗人,需要呕心沥血的戛戛生造。这也是方明的“惟絮篇”和“怀情篇”带给我们的宝贵启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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