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形象的变迁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访意游记比较

金泽环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访意游记比较

金泽环

内容提要：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并迅速崛起，与列强共犯清政府，当时中国遂加强对意大利的考察。薛福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以政治革新为目的访游意国，以上国心态视此南欧新国，虽欲效仿而时贬刺。中华民国以来，意大利国势更盛，相关游记多以仰望之态，早前浓重的政治性削弱、人文性增强，同时，古罗马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重要。学者盛成将古今欧洲哲学联系在一起，使得希腊、罗马传统上升到确立族性的地位。意大利先以政治、经济、军事复兴的国家形象出现，后变为欧陆精神的渊薮、总体民族性的表现体系，此实为中国期待视域转换所致。

意大利 政治 形象 族性

一、物质强国的书写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结束王国间的争斗，摆脱了法国、奥地利的势力，终于得到统一，后更力图与欧洲诸强瓜分清王朝，从此意大利渐成当时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一部分，游记则作为特殊的文体在此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1890年，钦差大臣薛福成奉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途中写下《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为清朝重臣，又值清廷图变之际，其对中意关系的理解不可小觑。薛福成历经一年始抵意大利，而英、法、比在前，可证意大利于当时欧陆地位。薛福成从法国辗转罗马，日记中引用《瀛环志略》、《万国舆图》，对罗马历史信手拈来，更称“欧洲大国，此为最古”，然而在货物、建筑、街道卫生方面，薛福成又直言“非但不如英法两国，亦并不如比利时，且贫苦之民较多”，他推测意大利地狭少产、军费糜巨而至贫弱，颇有洞见。至于意大利之当代，薛福成亦从拿破仑战败后娓娓道来，直至孤立教廷、统一全境，无不知晓。

论史之后，薛福成记述了访游过程，首先是游览圣保罗大教堂及罗马“古庙”，极言建材之奢、气势之宏、历时之久。除去典故，唯其对诸神、耶稣之评价，成为后人表述意大利之模式。其称古罗马有诸神，为日、月、雷、火、海、土等，皆有庙，在薛福成看来，诸神如同中国的祖宗、父母，是应当像中国一样保持祭祀的，然而现在一并荒废，或改为天主教堂，是“愀然”之事。薛福成认为耶稣教的爱无等差，是与墨子相同的学问，耶稣称天主，而信徒又称耶稣为天主，如此一来“惟当敬天与天主而已”，昔日一切诸神则废，祖宗之礼亦不复存在。薛福成未深谈诸神变为一神之弊，又言现今天主教“早失耶稣之真传”，教堂宏伟必定搜敛民脂，然而信徒“举国若狂”，令他不解。

宗教之外，他认为西欧文字，以罗马拉丁文为宗，而所谓“格致之学”也都源于罗马，诚如昔日秦书同文。虽罗马文明“启肇于希腊”，但进化论的影响使其认为罗马胜于希腊，英法诸国又胜于罗马，但“根源不可末”，这一点和他对罗马诸神的看法相似。薛福成对意大利宗教和文化的理解能够与当时中国形成一定的关照。

很重要的是，访意第六日，意首相吕提宜会见薛福成。薛福成谈及明清多意大利“深通学问之人，在中国仕至高官”，吕提宜则谦称“此足征中国之善于用人”。15日后，意大利国王又接见薛福成，薛福成记意王殷勤，甚至“立谈”良久，且数称两国当和睦、中国版图十倍于意国等等，无不表现其诚恳敦厚之态。薛福成在日记末更附录大清帝国皇帝与意王国书一份，书中有“换约以来，夙称和睦”字样，以示天朝气度尚存。

薛福成访意13年后，康有为也游访意国，此时的中国愈加纷乱。在《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中，康有为明确提出要做神农，因“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目的性远强于薛福成。

甫至意大利布林迪西，康有为也发感叹：“意人至贫，多诈，而盗贼尤多”，并记述“吾之游火山也，乞儿数十，追随里许，与印度无异”，印度早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可见康有为眼中意大利难以与中国媲美。仅就布林迪西一地，他认为中国人闭塞不知世界，想欧洲“皆琼楼玉宇，视其人皆若神仙才贤，启知其垢污不堪，诈盗遍野若此”。

入那不勒斯，康有为的印象是“道路坑洼，路人褴褛”，觉与当时北京相似，因知“旧国整顿极难”。与薛福成不同，康有为多入街市村落，从民生上考察中意区别。意大利的村落沿山而建，红白墙瓦远望甚佳，然而巷道狭窄导致风致全无，“其屋尤古旧”、“远不如北欧之宏丽”、“即观宫室田野，意大利与我国同者甚多”，由此康有为总结“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民之贫富亦相若。吾国求进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拟意大利”。与此同时，康有为又指出不同之处，即那不勒斯长期为欧洲列强所争、兵祸不断，虽则目前可资借鉴，而中国革命人士意欲分裂清政府，反意国统一强盛之路而行，则断不可取。

到罗马后，康有为感觉稍好，圣彼得大教堂更激起了他对于宗教的兴趣。看到彼得和保罗的棺椁之后，康有为对耶教产生了质疑，认为耶教谈天堂地狱必重魂灵，而今却将臭秽之尸体藏于宝室之内，甚是荒谬。反观中国儒教，孔、墨皆“生则重形，死则重魂”，这是基督教为康有所不认同的。

至于历史，康有为感叹古罗马幅员辽阔，可比中国秦王朝。然而现今欧洲仍以罗马为正统，学拉丁语、读罗马史，古物遗迹又流传至今，“过于我秦皇汉武”，中国则“文明政学，皆僻于一隅，无关乎天下”，这是中国人特应引以为耻的地方。针对东西罗马分裂而亡，康有为引来斥责革命党人欲以罗马分裂后混乱杀伐的黑暗世纪来取代清朝的稳定统一。他要以孔子大一统的思想为根基，取欧洲革新的政艺，学习意大利、德国图自强，而非妄以竞争之理自相分裂。所谓政艺，康有为考察了希腊罗马的民主制、贵族制、议院制，对比中国的君主制，他认为政制的形成取决于地理环境，因而要寻适合各国地形与传统的政制。中国为山所环，故善治内，虽则避免了欧洲千年的混乱，却也陷于安定而失去竞争，逐渐落后于罗马。

康有为认为，虽则罗马文明不及秦汉，然而后世承继，中国又不如意大利。其中有两点颇令中国羞愧：一是意大利善知保存古物；二是建筑多采石艺。但最末，康有为准确地指出，“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凭此才能“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

二、物质强国到精神强国

民国以来，游记作者逐渐变成了文人、学者，意大利的形象在叙述中渐去政治化，文化表达加强，整体形象变得积极和美好。

1936年，后来的南昌市市长龚学遂写了涉意的日记。龚学遂虽是作为游客到意大利，但是作为官员，使馆方面和华侨给予他很大的方便，所以他对意大利的建筑、景物记述较少，多谈意大利的政治与机构。譬如龚学遂参观罗马大学，他指出罗马大学30多年前即想改造校舍，直到墨索里尼掌权才得到大笔经费，他称赞墨索里尼富有“说做就做”的气魄。龚学遂认为许多访问意大利的人带着成见看待法西斯政权，而他却觉得意大利的复兴主要仰仗墨氏，“执政十三年，真做了不少的建设工作”。

小默的《欧游漫忆》，突出了文学想象。在《威匿思底水和“水”》一文中，作者以友人的赞叹起兴，幻想了“与秦淮河当无二致”的画中威尼斯。真正抵达威尼斯后，作者以极其温婉的笔触写了船游水城的光景，他的眼里有河边富丽的宫室、唤船的妇人，秦淮河实在比不上水城的千态万状。随后，作者去了威尼斯附近的避暑小岛，他不去看古迹或风景，单找一处咖啡馆坐着，并写咖啡馆的装潢、格调、客人、乐师等等，时逢细雨蒙蒙，增其感伤情绪。

华灯初上，“女子中十居八九是带着青春和美貌”，苏州女子美则美，但过于轻软或病态，威尼斯女人的美则是“天然的美，谐和的美，动的美，海的美”。文末作者更有“别了，威匿思”等诗性的话语，通篇使得意大利给人以神秘、温柔、美好的印象，不掺杂人事的纷乱和繁琐。

在这一部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学者盛成，他以和意大利女子露易莎的爱情为主线，写出了他对意大利精神层面的所思所想，构建出了意大利的精神形象。

盛成热爱意大利，称之为“爱神真神美神之意大利，是盛成的西方的中国”。在随巴都大学学生出游威尼斯的过程中，盛成登上演讲台发表演说，喊出了关于意大利的三个典型口号“艺术、自由、共和”。而这三者之中，盛成谈的最多的就是艺术，而此艺术主要指向文艺复兴及以前的文学。盛成和露易莎共同探讨但丁和《神曲》，也热情地赞美文艺复兴先驱彼得拉克。

意大利之现代精神，根于彼得拉克，而彼得拉克又“常诵苏格拉底语：人贵自知”，所以盛成指出罗马和意大利是魂与体，“意大利之兴亡，与罗马精神之深浅，有密切的关系”，彼得拉克可以称为意大利的孔子。盛成对于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熟悉，他不仅了解亚里士多德学派辗转阿拉伯的历史，也懂得罗马从诸神信仰转变为基督信仰的过程，故能提出彼得拉克想要的是“耶稣道化以前之罗马”，那才是意大利形象最重要的文化来源。

对于当时之欧洲，盛成认为像孟德尔、康德这样的思想家多倡理性而反宗教，这使得许多曾受洗的哲学家陷入“心、身、脑，三者分裂，精神破产”，这种信与疑的冲突也是当时中国在剧变中所面临的难题。盛成随后谈到，身份不确定的矛盾激起了康德的学生费修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究竟是什么人？”费氏认为有一个现在的我和一个原始的我，现在的我是个人的我，原始的我则是族性、祖宗、历史的。并且，我作为族性是绝对的，“一种族与那一种族相比较，然后就知道这绝对的我”，而要感受到我的独立，则必求得实在的自由。盛成还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文学运动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为例，陀氏说“我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东方人”。盛成不止在讨论两希传统对欧洲人的分裂问题，不止在讨论看似哲学化的“我”的问题，而在于解决作为族性的个体如何回归到整体认同的难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呐喊也正是当时中国人所应有的答案，即以实际的自由，唤醒一个不受压迫的中国共同体。最终，我们要“反对欧洲的文化来代替东方的文化，我们最大的目的是用西方的方法来订正我们民族本有的精神”，故意大利虽多与中国相近，就族性来说，止可学而不可替。

三、意国作为想象的他者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来看，意大利作为想象的异邦存在于华人的视野里，它同时包含着真实与谬误。因此，对于意大利的书写既要从现实考量，也要注意到文学在其间的创造能力。从前文可以看到，早期的华人游记大多将意大利描绘成新兴的欧洲小国，他们侧重于展示意大利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与当时中国的差别。民国以后，书写的主体变成了文人、思想者，他们更热衷于考察意大利自古罗马以来的文化传统，并以一种神秘、古典、朦胧的笔触激发读者的人文情怀。

他者形象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看“他”的心态与目的。从意大利形象在游记中的变化来看，不同时期旅意华人的所代表的国家地位能够佐证这种理论。

薛福成奉旨出使意大利，旨在宣大清皇帝欲交善之目的，他考察的是上层，一如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接触，而当时晚清大厦气息尚存，从国书中仍能看出清王朝自倨的态度。康有为作为维新士子，要与革命派论战，他笔下的意大利则因统一而渐强。康有为不容置疑地提出秦汉文明强于罗马，两希传统于是远不及中国文明。然而康有为又提出意大利在传承上胜于中国，所以后世意大利胜于中国，中国与意大利多有相似之处，可以意为师。

此外，作为弱国身份的象征，时任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的王家桢更能反映国人对意大利的想象是基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王家桢于1931年参加国联会议后得空赴意大利一游。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王家桢的视野与薛、康也有区别，入意大利境后，他首先想起的是经过波兰时看到满目疮痍所激起的民族危机感，此时又如薛、康一般想起意大利近来的兴起。王家桢称19世纪时中意两国极其相似，而意大利竟能驱逐奥、法两大强国，“难道我们就不能步意大利的后尘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和日本一样，粮食、矿产、土地等资源都不丰富，虽然国际地位能与英法相较，但经济方面始终落后，王家桢谈到中国倘能“继意大利之后，达到统一与强盛，则开发先天丰富的资源，不难与英法并驾齐驱”。

王家桢也游览了圣彼得大教堂，然而末了只说“罗马胜迹甚多，不能详记”，笔墨着重于会见意大利外交部长和首相墨索里尼。王家桢纪录墨索里尼年约50，望之精力过人，是“儿女情深之人，或者是他与希特勒不同之一点”，接触过后，王家桢对墨索里尼颇有好感，并评价了墨氏上台10年来的成就。他借用秘书的话，赞赏仅8年时光，意大利人民服饰变得整洁，街道不再污秽，偷盗现象也大大减少，墨索里尼是有功的。

因此，在晚清游记里，意大利风景秀丽、建筑新奇，然而除政治先进、兴衰可鉴之外即别无所长，宗教、文化都不可与当时中国比拟。

民国以后，同样有像王家桢、龚学遂这样的政治人游访意大利。与薛、康相同的是，他们也热衷于分析政治、经济产业与民生的发展，不同的是，民国势弱，意大利对中国的侵略也加深，所以王、龚都以大国待之。

但这一阶段旅意华人的视角转变，文学感受成为作品的主题，出现了大量诗化的语言和散文化的表达。早在民国六年，中华书局就印行了一本《环球周游记》，其中一篇短文为《意奥新年旅行》，可一窥表达意国形象视角的变化。文本首先提到，到达米兰时正是元旦，作者客居远洋，“颇觉无聊”，于是上街游玩，所见者，大理石教堂、尖塔、繁华街道、士兵、凯旋门而已，并记与本地人交谈的琐碎语句。晚间乘船游威尼斯，细述“康特拉斯”船的结构、摆设，并讲威尼斯水城建城史。翌日游圣马可大教堂，言其柱石华美，“恐阿房宏丽，长乐奢华，尚不能与较论长短也”，此处恰与薛、康相反。作者仅留两日而往奥地利，称威尼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通篇浅论历史，而多游赏美景，无之前二者的深沉和高昂。

此时，古罗马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重要，盛成就将古今欧洲哲学联系在一起，使得希腊、罗马传统上升到确立族性的地位，文艺复兴就成了意大利极其重要的标签。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游记中的意大利从物质强国转变为精神强国，实则是旅意的中国人在寻找能观照自身的他者所致。晚清国力衰弱，游记就多写意大利如何从物质上复兴；民国以后中华文化纷乱，游记则突出意大利的古典传统，强调更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发展。意大利作为中国人的想象，乃中国人看待自身的镜子，在互相的观照中看到问题与不足，这对中意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注意到了意大利的复兴，同为后衰的文明古国，考察意大利的一切对于中国自身的定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官吏、文人、学者不断深挖意大利精神的本质所在。意大利先以政治、经济、军事复兴的国家形象出现，后变为欧陆精神的渊薮、总体民族性的表现体系，此实为中国期待视域转换所致。

今日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愈加明显，中国的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如何保存古典优秀文化的根基成为了难题。想要看清自我，需要他者的观照与对立，所以我们更须注重理解意大利的文明，以思保存中国“古物”，若此，意国形象的变化应当深究。

注解【Notes】

①庙与教堂有别。参见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②旧译。

③原名刘燧元，笔名思慕、君山、小默等，著名编辑。

引用作品【Woks Cited】

［1］［2］［3］［4］［5］［6］［7］［8］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58、264、264、264、261、278、278页。

［9］［10］［11］［12］［13］［14］［15］［1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李冰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7、28、31、30、30、52、63、75页。

［17］龚学遂：《欧美十六国访问记》，1936年10月版，第45页。

［18］［19］小默：《欧游漫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5月版，第28、38页。

［20］［21］［22］［23］［2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0、114、123、125、130页。

［25］［26］［27］王家桢：《环美欧游印象记》，上海印刷所1935年2月版，第37、38、39页。

［28］［29］［30］景懿：《环球周游记》，中华书局1917年3月版，第200、204、205页。

In 1860s， Italy finally unified and risen as a military power which couldn't be ignored in Europe. Later， Italy became an ally to invade the Qing Dynasty with other western powers. China th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Italy. Reformers as Xue Fucheng， Kang Youwei traveled for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evolution， but when they were afront of this emerging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y they still considered it's weaker than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ngs changed， the narration of Italy had been differed from political to humanistic field by this time， thus ancient Rome go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hengchen connected ancient and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which made Greek and Roman tradition rise to the level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ity. So Italy was first represented as a re-emerging country which flourished in politic， economy， military， after that， i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origi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e conversion like this depends on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of China.

Italy Politic Image Nationality

Jin Zehuan， is from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Primary Area of Research is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

金泽环，上海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文学。

Title: The Research of the Changes in Italian Image—A Comparison in the Travel Note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19Century to the 19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