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意识与流散文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叶雨其 孙凤玲

“空间意识与流散文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叶雨其 孙凤玲

赵小琪（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漫游者的不可靠叙述

大家也都知道，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大部分都是流散作家。那么实际上说明，文化冲突、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综合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虽然在讲到流散作家群体时没有哪一个种族能够比中华民族的流散文学、作家更多的。像我有时候跟江少川老师、邹建军老师一起去开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国外来开会的学者有时候一来就来四百个，彼此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说明，我们要关注流散文学、流散诗学，实际上是不能不关注华裔流散作家的。这使我想起来借用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时所用的一个说法：“漫游者”。本雅明所使用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翻译成“漫游者”、“闲逛者”等。其实本雅明自己和波德莱尔本人，他们都是漫游者。波德莱尔就是一个很落魄的、都市里的漫游者，有时候这样一种漫游者的处境，我们不能从原义进行理解。“居无所归”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是一个身份不确定的意思，而身份不确定恰恰就是流散作家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代表“漫游者”首先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孤独的人跟传统的流亡者、漂泊者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本雅明意义上的“漫游者”其目标可能是死亡，出路可能是新奇，但其最终是要通过死亡或者是一种震惊的体验去达到一个主体的自我建构，这是“漫游者”一个真正的积极性的意思。漫游者的主体性建构主要有三种层面的特性和意义：首先这种主体性的建构，它与传统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凝视”是一种集中在某一个事情上的专注的凝视，通过集中于客体之上我们沉醉进去，然后我们从中“灵光一闪”，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异化。所以本雅明意义上的“漫游者”就是一种抗拒，抗拒一种规则化，抗拒一种体制化。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更多的是体制化对人的一种压抑，一种束缚，我们的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同一于这个社会这个体制。“漫游”的意义就是不守规则，首先就表现于他与社会规则和社会体制不同调，并且很漫不经心地看待一切事物。这种漫不经心的距离和传统“凝视”的距离就不一样了，这种距离说明，他拒绝异化，在拒绝异化之中，他获得自我。那么华裔流散诗学的这样一种拒绝，这样一种主题建构它可以实现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不可靠叙述。西方现在对“不可靠叙述”的争议很大，也有很多对它的界定，当隐含作者和作者之间不一致时，不可靠就发生了。那么后面进行修正的有很多不可靠叙述，那么这种不可靠叙述不只是发生在隐含作者和作者之间，还有文本跟内部、文本跟外部之间。不可靠叙述主要是在几个层面发生，一个是事实叙述不可靠，一个是价值判断不可靠。如果是借用漫游者这个主体建构，我们可以发现，有这几个层面的不可靠：首先，主体可以建构吗？主体可以漫不经心吗？主体可不可以在漫不经心中实现自我的一个确证呢？比如我们看到在华裔流散作家中，人们对汤亭亭的《女勇士》的指责：明明是一部小说，但是在出版这部小说时，出版社要求汤亭亭将它变成一部自我传记，于是她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自我传记。自我传记当然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在向人确证“我”的一个自我主体，以及这一主体的可信性。但是由于它在刚开始的这种定位其实就是不可靠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汤亭亭身上，像黄玉雪、谭恩美，所有的华裔尤其是北美的华裔女性作家，这种特性非常明显。她们当然要建构自我的主体价值，但是这个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漫游者”还有一个特性，他的“凝视”和福柯的“凝视”不一样。福柯的“凝视”是一种整体的凝视，一种监视性的凝视。但是“漫游者”的“凝视”是一种开放的、移动的凝视，这就会带来主体的一种平民化。福柯式的“凝视”是带有一种权力的强暴性以及个体的一种攻击性的，而漫游者的“凝视”是一种开放式的，这就使凝视的主体和客体获得一种平等的对待。华裔作家去了北美之后作为一个凝视者，又是一个被凝视者，所以其实是非常渴求平等的眼光的，然而，她们达到了这种可能性么？她们可能强调的是现在所处的国家的平等和原来国家的不平等，所以很多华裔女作家一开始就通过把过去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进行一个对比而发生了冲突。比如说谭恩美的《灵感女孩》，都是一开始建构了一个另外的世界，还有一个“我们”的世界，首先确定的就是“我们”是美国人，把自己的母国人他者化，在这个他者化的过程之中，表现出“我们处在一个平等的国家，而另外的华裔则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国家”的意思，于是，这样的一种叙述本身就把她原来的一种平等的叙述基点破坏了。她的叙述基点是说明她是要进行一种建构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叙述，而实际上在她的叙述过程中，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一种不平等的叙述框架中进行的。所有的叙述都表明，东方中国是落后的，愚昧的。而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涉及“漫游者”的第三种特性——对应式的凝视。鲍利亚斯借用本雅明的“凝视”进一步发展出了一种“橱窗式”的凝视，当我们在街上，在橱窗里看到很多商品时，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看商品，而是在看橱窗里的自己。所以这就说明漫游者的凝视不仅是在凝视一个客体，还从中看到了自我，通过橱窗里的一个东西来看自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确证自我。这种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式的凝视，但这种交流式的凝视对当下其实是拒绝的，比如说我很厌弃自我，厌弃当下的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我又离不开他们。这就是现代的“漫游者”的特性，在华裔作家的作品里是相当明显的，他们通过橱窗里所看到的是“我”希望看到的别人的镜像，所以这就表明他们的叙述和他们的立足点之间存在一种悖论，是不可靠的。

罗义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地理发现”与族性表达

受邹老师文学地理学的熏陶，我觉得华语现代文学里民族空间的地理问题都有很多空间去做。比如说有一首诗是写过客的：“我南来我北归，在我来去的过程中我思考我的故乡。”实际上“过客”的空间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目前学术界好像没有什么思考。在沈从文笔下有一个“三不管”地方，是湖北、贵州、重庆、湖南这几个地方交界处的一个孤岛，这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没有地方管。在沈从文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一种交界处的元素，而且沈从文往往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能指的山川河流来表达，他注重的是它的所指，就是其政治文化空间。我之所以要在标题的“地理发现”这里打一个引号，就是要强调一个“发现”，因为人们所期待看到的一个民族文学的特性是他们的地理特色、民族文学和宗教元素，我认为在当代民族文学里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体现了“发现”。我们现在看看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向心运动。可能会有很艰险的地理环境，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产生，但是最终体现的是一个中央的权利价值关系对当地的影响。也就是说它的地域本身有一个指向是，在偏远的某一个区域，它和中心的权利区域建立了一个隐喻的联系。然而从那些作品中我们发现，它们不再构建一个地理上的联系，它强调的是“我”的自足性、本土性以至于排他性。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张承志的作品里面，隐藏着一种大一统的空间意识，在地域的描述中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权力批判的关系，这是一种转变；比如说《尘埃落定》里有一段话：“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还要靠东一点点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的强调说明，“我们”是在和中间的汉族发生更多的关系，而不是和自己的达赖喇嘛，地理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对阿来的《尘埃落定》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批评，认为它不至于代表藏族的文化。通过地域的确定，他首先就把自己的故事放进了某一个权力的关系中。所以我们所讲的“地理发现”就是，从过去的一种向心的运动，到最后它逐步地走向了自我。在最后走向自我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个是，它突出了民族自我的本土性，它实际上包含了从共性到区域性再到民族性的这种转变；第二个是民族地理的自足性，它是从过去的一种融合性到独立性和排他性。所以说，像在很多藏族作品中，它的地理元素和宗教元素是融合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那么最后我还想谈一点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地理发现”呢？第一个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特别是后现代语境、后殖民语境，它使得中华民族产生了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审视，在过去的大一统中国中，缺少这种思考，也没有这种能动性，全球化之后它产生了一种自我与他者对话的冲动，全球化的确把过去的大一统的话语分解了；第二个就是我们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对地理文学的书写发生了很大的冲击，比如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这三种。

汤富华（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的终结

中国的翻译理论主要有三大运动，分别是佛经翻译、明清的科技翻译还有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文化翻译。那么从古时到现在钱钟书的“化境”等一些翻译理论，都是一些心理的表述。1972年，霍尔莫斯提出翻译研究，译界也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1993年，耶鲁大学的威利斯·巴斯顿写了一本书Practice of Translation，那么这本书也是心理的一种表述，但是他把两个字凑到一起——“翻译”与“诗学”。国内也有这样的书，但是并没有深化。那么“诗学”的含义，就是“What made a piece of art”，即“什么使得一个语言产品成为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们研究翻译诗学的话，回归到了语言学，就走了一个正统的道路。中山大学在2005年开始招收翻译诗学方向的博士，到今年已经有10年了，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讲一点具体的，就是教学的问题。绝大多数的翻译工作者都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么从翻译教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这个专业，使得我们外语从三级学科跳到了二级学科。那么我来武汉之前是MTI的中心主任，我深刻地了解所招的学生里有很多问题。今天的MTI的学生已经快3万人了，我觉得它这个是名与实不符的。其实这个专业是一个中英双语秘书专业，它不是翻译，像我之前在扬州大学的MTI设计课程，毕业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进行翻译工作，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武汉有很多学校新设置了这个专业的招生，那么供大家参考。它还是要回归到学科上去，要有一个强烈的学科意识。学科的意思是“discipline”，我们身在MTI这样的一个学科中应该知道它的缺陷，那么现在没有人进行翻译，我们的教学就要进行一个调整。现在看来，首先没有考二外，一位语言生必须要有特长，要展现自己的语言天分，然而现在并没有设置对二外的考核；其次，培养时间严重不足，我们教的这几届学生都是读一年书，第二年就找不到人了，一个翻译工作者在校内能被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吗，这一点值得怀疑；培养的教材很多都是几个月的应急之作，经不起推敲；就学生层次来说，大部分不如意，很多都是三本的学生在考，而且跨学科的特别多。那么论文这一块又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两年读完硕士（master）连一个毕业论文都不会写，要求写一个“report”，但是现在还在摸索。所以我想，培养方案与实际可能会严重脱节。所以我们要把教学和实践的两张皮要合起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外语的悲哀”，也就是一个工具论，而在思想层面上的书籍不多。那么到现在这样一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回归经典，实际上MTI的学生就是在上大面积的比较文学的课程，中英译学有理论有实践，那么如果用康德的方法来检验我们的研究者和教学者，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希望什么，如果我们完全去为研究而研究，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过去我们讲外语的悲哀，今天我们讲翻译的悲哀，那么今天很多年轻的学者，我参加一些答辩都发现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看原典。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学生包括学中文的，对自己过去的母语经典都不熟悉，我感到很惊讶。所以如果要做比较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的话，双语本身的语言文学的积淀一定要夯实。这样我们走的方向走的才比较坚定。

如果我们从哲学来谈的话，哲学是百分之百认为是可译的，但是如果在实践中有百分之零点五是不可译的，那我们就全错了。那么翻译到底是什么呢？从1972年开始我们的研究把它当作一门学科，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practice，science，到了德里达之后哲学进来了。那么哲学有三次转向，到那之后就有一个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就进行了翻译转向，翻译转向之后就到了文化转向。那么翻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确定不了。我们可以通过它不是什么，来说它是什么，这就有点玄了。奈达说过，翻译理论讲了那么多，最后它否定了自己，就像乔姆斯基否定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抓住，“translation study”到底是什么。如果说翻译研究是100年的寿命，我们今天才几天大，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它到底是什么。最后，切记不要把某一个人说的话当作真理，但是我们在努力接近相对真理。翻译学科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要有敬畏之心。

我们刚才讲的话题是翻译的终结，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个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问题，所以我讲的终结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MTI今天有将近三万个学生在做一件名不副实的事情，我作为管理者在领导岗位很多年了，我认为，今后最有出息的一批人一定是MTI的学生，因为他们进入到我们国家重要岗位的各个角落，而真正的三年制的学生反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先把书都读完，再来考虑这些问题。

徐旭（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澳华诗歌想象中国的方式

“想象”是我们澳华诗歌所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想象总是类似一种幻想，它的对立面都是现实，而我这里所说的想象主要源自现象学，它的对立面不是现实，而是感知。感知和现实的区别在于，举例来说，一个正方体不论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不论你见过或者没见过，它都有六个面，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从感知的角度来说就只有三个面。从这个层面去反观想象，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想象就不一样了。我所说的这个想象，它和现象学里的时间理论关系很密切。在现象学当中时间有三种形式，我们一般认为时间只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时间，还有一种就是心理时间，但是还有另一种，在现象学中被称为内在时间意识，这是它的第三种时间。这第三种时间就带有想象性，在这个时候就不难理解我所划分出的澳华诗歌想象中国的几种方式。其中有一种叫作“回忆型想象”，当回忆和想象放在一起的时候，初看之下很怪异，因为回忆是对过去事实的一个重现，这个时候它和想象就产生了矛盾，而回忆是模糊不清的，那么这个时候为了把过去的事情传神地叙述出来，人自然地就会发挥想象。这就是一种回忆型的想象，意思就是在时间上它指向了过去，在回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想象，我把它称为“原初型想象”，这种原初型想象是存在于过去的。那么在澳华诗歌中，这种回忆型想象很多，其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故国家乡生活的回忆。那么这种作品我们如果不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种对故国家乡生活的回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想象。在澳华诗歌中，有很多诗歌有回忆和记忆的性质。比如《故乡十行》，每一行都有一个故乡意象，在这首诗中乍看是在回忆以前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对诗人来说已经很久远了，他是用自己此时此刻对故乡的感想加上自己的想象来构成的一种故国家乡生活。我们所说的故国家乡生活通常都会包括两个面，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或者我们说喜的一面悲的一面，但是在这类澳华诗歌中，主要是偏向美好的一面。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就会想，既然故国的生活那么美好，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跑到国外去呢？在回忆型想象中他必须惦记过去，在书写时基于这种过去偏向于美好的一面。那么这样书写的优势就是使得真实生活比较丰满，局限就是，其主题很多时候都局限于过去。另一种想象方式就是期待型想象，其特点就是在时间轴上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未来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预知的，这不是说迷信的未卜先知，而是说我们通过逻辑推演的形式来推断出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无限地推演。在期待型想象的诗歌中很多澳华诗人都想象自己回到了家乡，然后会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其内容可能并不像他在诗中所写到的那样。这就是未来可能经历的事实跟他现在所处的现实所存在的一种或然而不是必然的关系。但是在这种期待型想象的诗歌之中，它和回忆型想象的诗歌一样，很多时候围绕的是故国家乡的生活，只不过写的是未来的故国家乡生活。还有一类诗歌是中国形象的问题，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些诗歌描写的是所看到的中国未来正在崛起的一种形象，那么这个是期待型想象的诗歌中的另一个主题的内容。第三个就是自由型想象的诗歌，它已经模糊了时间和存在的界限，比如我们对龙的想象，它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它可能存在于过去，也可能存在于未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自由型的想象，在澳华诗歌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对中国的描写，也就是说，中国的形象不仅仅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阎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传学院教授）：自我、他者与群列——空间视域下萨特的阶级意识认同

萨特是如何确立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如何形成他的阶级观？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我从这样的几个层次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是自我，第二个是他者，第三个是群列。那么萨特这种思想的起点当然是来自于他早期的现象学的，他的这个现象学的出发点就是自我。那么研究自我当然也和萨特早期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本人早年是一个教师，他的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是比较封闭的，因此我认为他早年更多的是关注他的自我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所以说他早期的一部著作《论自我的超越性》更多的是他的这种思路的表达。在萨特看来，自我就是一种自由的稍纵即逝的意识，那么与自我的意识有差异性的就是他人的意识，所以说，在自我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萨特是特别强调支离破碎的个体意识的，强调单独的个人，所以他认为，自我实际上是个体存在的一种原始的状态，就像他人存在的自我一样，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立关系，都不可能享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权。所以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导下，萨特本人非常关注自我而排斥他人。所以他的早年作品主要关注个体化的自我的生存状态。那么到了“二战”，进入到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时，萨特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参加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当兵，在集中营里有跟其他人的交往和活动的空间，我把这种空间定义为集体生活中的社会空间。在这样一种空间中，他开始从个人的小我里跳脱出来，开始形成了“我们”的概念。《存在与虚无》里也谈过很多这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我”在共在的实在经验下被统一成相同的“我们”，“我们”就是“我”的复数。那么在“我们”共同的心理经验下，共同的心理归属就把“我们”纳入一个阶级的存在状态之中，那么“我们”在第三者眼光的注视之下，就异化成了一种阶层，这是一种假定的心理状态和意识状态。那么萨特的这种阶级意识和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的差别简而言之就是，萨特认为，他的阶级是一种自我的经验，被压迫的意识并非是一种自然产生的产物，而是一种虚构的心理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就表明，它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大众的观念还是有差别的，在他的论述里也谈到过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一个评断，他说他虽然接受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经济归属的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把阶级仅仅定义为某种经济连锁。那么对萨特而言，阶级并不是一种经济划分，而是一种源自主观经验的心理趋同，主要强调心理性和经验性的共性，而不强调事实性的经济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萨特认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首先并不是经济地位的解放，而是思想意识的换血。到了后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萨特成了知名的学者和舆论领袖之后，他把自己的思路更多地放在对大众问题的思考上面。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写了一部书叫《辩证理性批判》，专门讨论了人的群体存在的范畴，涉及了“群列”和“集合体”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很复杂的。群列在萨特看来就是个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一种自觉组成起来的人群共同体，也不是一种社会机制，而是一种外在无机性构成的物性结构，那么这种物性结构所强调的实际是两种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大众的存在是个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孤立，虽然说我们是在一种共同的环境中存在，但是彼此还是相互的孤立，但是同时又有一定的条件和物质因素的深刻的一致性。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卫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库切作品的流散诗学

库切的作品之中，所涉及的地点除了亚洲几乎遍及世界，所以从流散或者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库切把自己的作品分成南非和澳大利亚两个时期。那么在南非时期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有明确的“location”，但是还有一部分作品是没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但实际上这些作品还是关注南非的。在这些南非的作品中其诗学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光直面历史，还对语言进行不断的反思，诗学的张力非常大。但是在后期的澳大利亚作品中就不太一样了，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后历史的时代，他自己也说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写作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写作。当然作为一个作家，他也对我们未来的文明做了一个预言，所以他后期主要是这两个主题，对历史和语言的反思基本上就没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身体，所以有一些西方评论家说他的澳大利亚作品主要是靠身体来组织一个很松散的结构。在他最后一部作品《耶稣的童年》中则没有背景，甚至连基本的伦理关系也没有了，感觉就像一个“异托邦”，但是读完以后会发现写的还是一种“truth”和“love”的主题，这部作品目前的评价还不是很多，可能文坛要过个几十年才能读懂它的意思。库切是一个欧洲文化背景的荷兰白人后裔，在面对非洲这样一个社会时他应该如何表现呢？所以库切的作品中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主题就是对文明的思考，这种思考甚至还有一种颠覆的色彩。所以我今天就简单地谈一下库切作品中的南非景观和土地，我的关键词就是土地、景观、田园、地貌以及一个种族中心和欧洲知识视角。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库切，感觉国内的库切研究谈得浅了一点，国外的就要深一些，有从各种角度来阐释的文章，但是我感觉从各种角度来阐释库切都会有问题。库切自己在访谈里谈到，他从欧洲的角度来理解南非，关注的是南非的土地和景观。我的思路是，对土地景观从一个经济角度来进行考察，再到对欧洲视角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审美的反思，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对这块土地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感情，但是同时也有一种伦理上的立场，最终还是离开了这块土地。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说，揭示了作者对土地这种复杂的感情，对于主体的身份认同，对于理解库切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我第一个方面对“Landscape”进行了定义，一个是物理的，另一个是通过一些文化的价值观对它所进行的“representation”；然后就回到了他的白色写作。简单地讲了一下摘要，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段宇晖（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当代移民作家汉语写作中的身份困惑

我主要想讲的是张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这部小说里的问题，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一些影射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发现，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作家所牵涉的个人争论的一个回应。在2009年《金山》在国内出版，然后2010年这部作品被企鹅出版社购买了，翻译成英文在北美发行。发行之前有人就举报这部作品抄袭了加拿大华裔英文作品，牵涉到四个作家，有一些情节有雷同，之后网上正反两方就开始相互攻击。在梳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事件不单纯是一个著作权的问题，或许和海外移民作家的身份认同、空间认同有关。我在谈《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这部小说时主要是想讲它的互文性的这个过程。对于他们和当地文化发生冲突的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人讨论了，主要是关注他们写作的对象是谁的问题。很多人给了张翎一个学术标签，说他是第三空间或者后殖民、流散作家等等，所以我的疑问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流散作家，是不是后殖民写作，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么到底什么是后殖民写作。所以我的思路就是通过小说，来揭示一个比较大的理论问题。最早把后殖民这个话题引入国内的应该是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那么什么是后殖民呢？第一，后殖民是不同的小写英语的存在，意味着标准英语的概念已经破裂；第二，随着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世界地方英语新范式彻底缩减。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移民作家写作是不是后殖民呢？按照这个原则来说，首先他不是英语写作，他是汉语写作，而且也没有对汉语达到一种颠覆。所以这个事件在牵扯到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对以前学术理论的运用产生了一点质疑。最近我读到张荣翼教授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的话，后殖民本身是对英语世界的一个反抗和质疑，但是在我们国内的汉语写作中是看不到的。谢谢！

涂慧（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动物死亡、空间掠夺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

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动物书写是很多的。与中外文学的动物书写常常采用象征的寓言的方法不同，加拿大文学中的动物书写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写实的风貌。以前的研究者多把动物文学视为儿童文学，而忽略其背后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考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动物形象的嬗变，就会发现，这种变化与殖民者的本土化进程、空间掠夺和加拿大的民族生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将从18、19世纪、19世纪末和“二战”后这三个阶段的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来进行分析。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的萌生源自英国的殖民，其目标读者是英国读者，其作品基本上都是在英国出版，文本中大量地展示丛林中野生动物的种类、形态、功用、价值，因为有很多的白人殖民者移民加拿大荒野，他们就是要示范如何在加拿大丛林里生存，大量展示了丛林中野生动物的实用价值。早期的殖民者一方面非常依赖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它们。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白人殖民者尚未征服加拿大荒野，他们是丛林中的他者；但是到了19世纪末则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时候的作家笔下的野生动物具有卓越的生存能力和突出的个性，它们是族类中的强者和英雄，这一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到了19世纪末，这个时候的殖民者和动物比起来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一旦征服了他者，便开始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和同情的心态来对待必死的它。野生动物之所以被捕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阻碍了白人殖民者的统治，威胁到了白人殖民者的生存空间。帝国主义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掠夺，加拿大殖民地的生成，是白人殖民者通过杀死动物掠夺殖民地来实现的。那么二战之后，写实作家们的作品则揭示了大量野生动物整个族群消失和土著族裔濒危的现实。加拿大民族就在动物保护和动物死亡之中生成了。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张荣翼（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讲评

八位发言者都是有研究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的，我受到了思想的冲击，好多信息和学问需要消化。那么首先，赵小琪教授关于“漫游者”的不可靠叙述，高屋建瓴，理论上非常充实，从波德莱尔、本雅明那里溯源什么是漫游者，然后来讲怎么不可靠。漫游者是没有了根的，由于现代化把欧洲原来的等级秩序打破了，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个意义上出身不重要了，而所作所为才是重要的，这是社会进步意义上的“漫游者”。在这种情况下，漫游者在描述自己的故乡时，首先是要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感来描述的，这是一种主体投射。所以不可靠是一种主观的不可靠。罗义华教授所讲地理空间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从地理发现、地理空间等来看的话，地理和文学描写的身份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参照俄罗斯文学母亲河的变化，那个也是一个空间的问题。汤富华教授所讲的内容，我的感受是，我的本行是文学理论，我们的文艺学翻译成英语英国人都看不懂，只能翻译成文学理论，如果是字面上的“文学和艺术的学科”英国人是搞不懂的。北师大的一位学者是搞德语的，他说他有一个体会，他的汉语还是好于德语，但是在看专业书籍论文的时候他宁愿看德文而不看中译文，因为中国人的翻译太糟糕了。他发现翻译的论文和著作百分之九十是有问题的，只有百分之十才可以，因此他建议翻译是不可靠的，自己要读原文。比如海德格尔，看原文是没什么可怕的，而看中译文则是太可怕了。徐旭所说的关于想象的问题，我提供一个参照，外国人其实也在想象中国，其实欧洲传统有两种中国观，一种是英国商人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所形成的负面的；另外一种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和中国人交往时所得出的，他们接触的是中国的信徒和文化人，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人勤劳、很温和而且有内在追求。那么我们个人其实是有很多面的，更何况中国呢？那么对于阎伟关于萨特的发言，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是经过了萨特热的，曾经是我们的偶像，那么我们要从空间来论述他的时候，当年的萨特每天四点钟都在巴黎的咖啡馆聊革命，一个左派的小资跃然纸上。萨特在“文革”1966年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他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捧场。然后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萨特愤然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由于这个举动，在这之后萨特如日中天。在他死时巴黎有150万人为他送葬，超过了雨果，看萨特的话我现在觉得很讽刺。然后王卫平所讲的库切，如果讲他的流散文学的话，我从南非人这个角度来说，南非有黑人也有白人，有一种布尔人是很复杂的，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奇怪，因为可以认同荷兰、德国、英国，这就很尴尬。其实布尔人就处于一种文化的流散状态，那么假如库切作为一个布尔人的话，那么不是他自己很流散，而是他这个族群本身就很流散了。段宇晖博士所讲的身份困惑问题，我没有读过那个作品，而关于抄袭问题，我想说，题材不重要，都可以写，关键是怎么写。关于后殖民的问题就太复杂了，我想如果从后殖民角度来说，如果他用汉语来写作的话，那么会有一些英语语言的痕迹，这个可能是一个语言上的标志。最后涂慧博士的发言，关于动物的问题，我提供一个参照，关于动物形象在文学中的描写的意义何在，可能是需要思考的。不能只存在在现象层面上，有些动物我们见都没见过，但是人们的描写是乐此不疲的。

彭石玉（武汉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因为我自己本身本科是学英语的，后来就进入了比较文学的领域，所以理论性的系统不是很深入。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系统还是很重要的，今天汤老师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就说明，翻译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问题争论已经很久了，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是还在讨论。翻译的终结这个问题其实是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翻译并不是真的要终结了，而是要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文学、语言学、翻译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比较文学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所以这个学科还是很有前途的。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华人文学中的母土意识与在地意识问题

美国华人文学的在地意识与母土意识，很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美国华人文学，主要包括三个大的部分，每一部分情况不太一样。第一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在美国的留学生所开创的留学生文学。第二大部分是新移民文学，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人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这个运动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延续，没有停止。第三大部分是华裔文学，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等。联系到母土意识和在地意识，在华人文学的三个大部分中有所不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母土意识是在流散以后产生的，是原有的在地意识的空间转化。就美国华人文学来说，母土意识表现最明显的是在两个部分中，一是台湾留学生文学，包括一大批小说家、诗人和散文作家。1949年有一批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人，因国共内战流亡到台湾，再到美国留学，有一个游浪的过程，他们创作的作品中有深厚的母土意识。对他们来说，母土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湾。新移民文学作家数量很大，在他们的作品中，母土意识深厚博大。在美国的华裔文学中，在汤亭亭、赵健秀、谭恩美、黄哲伦等作家的作品里，母土意识不是很浓厚，相反在地意识却比较浓厚。他们承认自己是华人，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作家，也不认为自己创作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母土意识的产生，是由于流散后空间距离拉大，伴随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发生了跨界（跨国、跨民族）的文化现象，所谓的母土意识也许就不会存在。伴随时间的流逝，时间越久，空间越大，他们作品里的母土意识就越强烈。第二，母土意识在留学生文学或新移民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和意义。在留学生和新移民文学中的母土意识，是物质的、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想象的、虚构的存在，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文本上，都是非常直接的、真实的存在。母土意识在台湾留学生文学中和新移民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是思想、主题、感情，还是表现方式、艺术形式，在作品中的存在意义都占有重要位置。在理解这些作家的时候，要研究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研究他们作品里的文化冲突、文化身份，都与母土意识有很大关系。而在华裔文学作品中母土意识就淡薄一点，而在地意识则更强大，其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上的、传统上的美国意识，和台湾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第三，所谓的“在地意识”，是指不管是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新移民文学的作家，对美国这样一个生活的地域环境，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对新的东西在认同上的程度。显然，在美国华人文学的三大部分中，在地意识情况比较复杂。就像华裔文学里的汤亭亭等作家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要联系到遥远的故土来讲，也联系到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间接的存在，一种文化上理解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想象的性质。他们在从事创作之前，许多人没有到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主要通过他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的讲述，来了解中国的民间民俗、文化传统、地理知识、民间传说等。在新移民文学、华裔文学的作家作品中，在地意识和母土意识的存在很复杂，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第四，流散文学及其相关的术语，我们想做一点讨论。“流散文学”概念起源于犹太人，是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更是对犹太文学的关注。而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用法。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很多，第一个是“流动”，作家包括诗人也包括其他艺术家等，在本国本民族地区的流动，与流散不一样，但有着一定的关系。唐代大诗人李白，5岁时从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到了四川的江油，20岁时出四川从三峡而到安陆呆了10年，后来又到北方各地游动。他20岁时仗剑出游，遍游名山大川。借由这样一种流动，在作品里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流浪”，李白不属于流浪，但有一些作家可能属于流浪，台湾作家三毛，还有英国作家毛姆，他们的创作是和流浪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是“流放”，苏东坡就是典型的流放，开始是在湖北的黄州，后来再到广东的惠州，最后是海南的儋州，不断地南迁，因为皇帝不喜欢他。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并且也与流放相关。第四个是“流亡”，这一般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如希特勒上台后，据说有2 400多个作家流亡到其他国家，有200多个流亡到了美国，写出一大批杰出的作品。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也有一大批诗人作家流亡到了西伯利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五个是“旅居”，易卜生在国外旅居27年，创作出了许多一流作品。在奈保尔的一生中，许多时候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流散”这个术语，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还有许多与此相关的术语，可以再做细致的界定。流散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它的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白阳明（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论梭罗的空间意识

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关于梭罗的空间意识。福柯曾指出，19世纪的着魔是时间，20世纪是空间。如果把梭罗放在19世纪大背景考察，梭罗与同时代超验主义作家是有区别的。如爱默生即是着眼于时间的感觉，自我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与回忆的基础之上的。他努力捕捉的是已逝的回忆，通过一处风景或一段历史感悟，来追寻失去的时间，从而达到对自我的认同。在梭罗那里，几乎看不见追寻时间的努力，梭罗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过去，而是处在空间感和空间意识之上。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梭罗超验地感知世界，但他又超越了超验主义。他从空间去感知世界，关注的是如何从现实与想象的空间，进入哲理空间，时间在此对梭罗来说反而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梭罗与超验主义作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中，但爱默生及其同时代的人是属于19世纪，梭罗是生于19世纪，但属于20世纪。感知梭罗的空间意识，可以从地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展开，从而探究梭罗的哲学追求。首先看地理空间。探索地理空间意识时，对地理空间先有一个界定。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空间不仅仅是人生存的背景，可以说空间是人类生存的本身，更是审美空间。这里，我引用邹建军教授对地理空间的界定。文学的地理空间，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创作的，与地理相关的空间，如对花鸟虫鱼和自然山川等。对于诗性心灵来说，外部自然不是冰冷的存在，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更是一个充实的诗性空间。具体到梭罗，其往往由一些固定的意象来完成，如湖，河，森林，都在梭罗的散文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学追求与价值的实现形式，成为梭罗自由热切的生活选择。由静而动积极寻找人生价值的体现，梭罗的地理空间也是一种审美空间。从想象空间来看，文学地理学的想象空间，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想象空间，往往是作家审美意识与艺术想象的产物，多半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事物，从性质上说，是作家自己的艺术创造。梭罗几乎没走出过自己的家乡，没到过欧洲也没到过东方，作品中却存在很多对欧洲和东方的描写。孔子对梭罗的影响是巨大。梭罗对异域的人物和生活习俗的刻画，风貌相异，令人耳目一新。给人的意象是突出的。在梭罗的作品中，异国他乡都是其想象的产物，不是物质空间，是虚化空间。虚化空间是自身情感的一种表达，与实际的异域交相响应，是诗性塑造的过程。梭罗通过地理空间和想象空间的创建，都是为了表达其哲学追求。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对梭罗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理性启蒙时代的开始。明月下的瓦尔登湖，积雪下的缅因森林，竹筏下的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滋生出的是梭罗对自然的探索，与人生思考，既是情感寄托，更是对哲理的沉思，对永恒的领悟。其作品《瓦尔登湖》、《河上一周中》，以湖和河为中心意象，由湖河而生发对宇宙起源的追问，对人生的探索，是其对河、湖诗性哲理价值品位的顶峰。这种湖河意象的发掘，已经成为走向人类学意义上的永恒呼唤。如果说19世纪大多数超验主义者，对自然的思考，还停留在感性层面的话，梭罗作品中对自然的思考则达到理性哲理品位，空间被纳入到梭罗的哲理体系里，成为其哲学追求的象征。对梭罗来说，哲理存在更深层次的人生意蕴与理想追求。梭罗的两重空间意识，是对美国19世纪空间构建的深层次影响与合力渗透，使19世纪美国时空意识也具有了丰富的形态呈现。梭罗打破美国19世纪文学创作中的以时间为主体的时空意识，以自觉的空间意识，感知时空，寻求空间的张力。通过地理空间主想象空间两个层面，展现其在多维空间的哲学追求与品位，彰显其空间意识的艺术魅力，对19世纪之后美国文学中的空间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张益伟（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海外华文文学的乡土记忆书写与中原文化关系论

今天我主要谈一谈海外华文文学的乡土记忆书写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最近我在有意识地看海外华人文学时，注意到一些作家的创作，如泊阳，一位从河南迁移到台湾的作家，还有田原从河南大学毕业后迁居日本，成为移民作家移民诗人。严歌苓的一部小说《第九个寡妇》，小说策略是以洛城的黄河中游为背景。在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中，发现有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尚书》中将天下分为九州，豫州居中，亦称中国、元洲、中州等，在上古文献中都出现“中原”一词说法。其对中原文化进行了界定，包括今天河南大部分地方，河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东部等地区。中原文化有不同定义，在此主要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费孝通说过，传统中国是一个大的乡土社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迅、彭家徨等人的乡土小说。中原文化对海外华人作家隔着一个时空距离，其在对乡土进行记忆写作时，是一种差异写作，对故乡的想象性写作使其作品增加了一些复杂性内涵。海外华人乡土记忆书写，与中原文化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联系。第一方面，中原文化的根深性、朴拙性、保守性，中原文化向来依靠黄河而繁衍，大多以农业为主要收入，农业种植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些特征在相当程度上，是华人作家对乡土中国的灰色记忆书写的部分。在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可以看到一个灰色的制度，甚至是像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灰色的游戏。王葡萄出生在始屯乡地区，是唯一一个面对游戏，能超越游戏超越灰色军规的代表人物。这种灰色记忆事实上构成现代化语境中，海外华文作家，女性写作、思考女性地位，女权与男权，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历史，探讨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普适性的人性价值之间的一种材料支撑。依托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原文化，以此为材料，构成其书写的一个依据。在这样一个材料之上，作为一种反思保守化的中国对于妇女，对于现代化，对于民族历史，对于启蒙等重大命题的反思。第二个层面，中原文化相对稳定性与不变性，构成一种根性资源与身份认同的依据。海外华人乡土记忆书写，在其书写中离不开对中原文化的底子，黄河，洛阳，开封的绑子，河南一些保守的民俗。在东南亚诗人作品作家中，都有体现。客家文化是从中原文化分流出去的一种文化。比如鄱阳《丑陋的中国人》，也可以提到阎连科对人性恶的分析。这种稳定性和不变性，在中原文化中体现得最为深刻，在很多作品中能呈现出来，在中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融冲突的碰撞中，展现出一个保守化守旧化的中国，传统化中国伦理化中国，道德化中国的反思。第三个层面，从新世纪以来海外华人文学作品来看，中原文化新移民在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与声音、人文地理景观相关的，还有很多器物。像老子庄子列子等。据考证，老子是河南周口人，庄子是商丘人，列子是新郑人。在一些宗教、器物、地理景观方面的呈现，在海外华人作家作品中，他们能展现代表中原文化的中国性，自我的身份认同、身份识别。如日本华人诗人新移民诗人田原《梦中的河》，在家族与现实的诗中，展现出来的中原人物、地理景观、器物。比如说把袁世凯，把一些近代人物，都写进诗歌当中，反映出他们对新时代，面对全球化的新时代主题的思考。在中原文化的描述上，中原文化也起到一种功能，一种补记的功能。在面临全球化，新时代变迁中人往往会产生异化、焦虑、狂躁等，关于矛盾性的体验、情绪，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往往起到一种抵制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性体验的一种作用和效力。

潘丹丹（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文化翻译：“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我今天的话题起源于自己给孩子讲《小红帽》中，不同版本中关于小红帽送给姥姥的食物的不同翻译，使我思考文化翻译“自我”与“他者”如何进行对话。十八大以来国家就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作了相关部署。如何发展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文学和文化翻译担负重任。翻译必须再现原文语言和内容风格，不及或超越原文的翻译不是最好的翻译，同时译者在翻译中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地理等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翻译的社会学和诗学视角，为文化交流带来新的视角，为文化交流带来的困难和不足提供新的动力。

自我与他者进行对话，首先，阻碍因素是什么？词汇的不对等。借助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即一国语言的能指符号生成另外一国能指符号时，不能与另一国语言的所指建立关系，因此语言之间不能顺利转换。我们常常发现一种语言里的词汇有时候很难在另外一种语言里找到对应表达。比如英语中表达主食之一的“bread”一词翻译成汉语“面包”，没有表达出其主食地位同时又和中国人理解的面包差距甚大。还有“羊肉”一词的表达。因为中国人吃羊肉并不刻意区分山羊肉和绵羊肉，也不刻意区分所吃羊肉的羊的生长年龄，所以我们将羊肉翻译成“mutton”。然而，查阅维基百科，美国人表达平时吃的羊肉，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用“mutton”一词，而是优先选择“lamb”，指的是成长一年以内的小绵羊的肉，颜色鲜肉质嫩。既然翻译中存在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自我”与“他者”怎样对话？文化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对话和文化沟通，尽管文化和语言关系密切，但翻译的社会学和诗学理论则认为文化翻译并不是要对所有语言点的精雕细琢。以《圣经》的翻译为范例，其英文版就有上百种，由于不同译者的文学修养和宗教背景，不同版本的词汇表达差别很大，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情节也相差甚远，然而《圣经》中所宣扬的基本主题都是一样的。中国的《道德经》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变形和更改的问题，一些译者用西方的宗教文化阐释“道”的内涵，将其翻译成“the way”，“God”。事实上，这种在不同文化中的变形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其传播范围，吸引更多学者深入研究，并让文化魅力在研究者中得以传承。最后，在“自我”与“他者”文化的沟通中，提高译者的修养和责任心也是很重要的。曾经“柳泉祖师”的翻译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中国坐像被外国媒体进行报道后，中国编译者没有任何查证情况下凭空杜撰出“柳泉祖师”、“冥想学校”、“大辽皇帝耶律大石的老师”等中国不存在的人和事，更甚者，中央电视台和多家地方媒体在没有审核和怀疑的情况下，转载和报道了该新闻，连百度百科也收录了“柳泉祖师”词条。另外一件事是前一段时间关于“先进性教育”在学术期刊的英文摘要中被翻译成“advanced sex education”，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硕博士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询，输入关键词“advanced sex education”查阅并检测全文，发现很多文章把“先进性教育”翻译成“advanced sex education”，这些让人无奈的“先进性”翻译真让人羞愧！其他错误如把“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把“The Times”和“Time”搞混，胡乱捏造。从文化翻译角度着手研究翻译，承认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是翻译学和社会学、诗学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成熟，交流双方语言沟通越来越多共同点时，翻译学在综合学科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重，最大程度忠实于文本仍是翻译的关键。

黄惠（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谭恩美作品中的家族地理叙事

我主要谈谈谭恩美作品的家族地理叙事。谭恩美到社科院做讲座时，谈到自己的作品成功，受益于其少数族裔和女性身份。个人认为谭恩美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以往对谭恩美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母女关系。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认为，是深层次文化冲突导致的。在《喜福会》和另外两部新写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涉及类似的关系。她的作品主要围绕家庭成员的误解，个人的孤独感，个人矛盾情感这样的角度来探讨的。谭恩美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早期生活环境是影响作者的，早期的母女关系是如何受到环境影响的。在谭恩美早期，当她还在中国时，这种关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目前涉及的还比较少。这种关系是如何在家族中传递的，如何影响到美国旧金山目前母女的关系。这就是一个空间意识，而不是时间意识。关于第一点，关于族裔身份的构建，我们运用了说故事，“talk story”，是母亲对自己身份的构建。族裔身份的构建——说故事，实际上是母亲对自己身份的构建。在异域的文化环境里，不会说英语，这种文化身份构建是很困难的。语言问题不能解决，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也许构建的是一种很模糊的身份。想在异质文化中建构自己的身份，我们将之称为说故事，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他在中国的时候，和他的母亲形成一种共同的纽带，是如何形成的？无论是说故事，还是神话，文化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这个当中包括很深的地理基因。就像我们通常说的大江大河、白云黄鹤，这是与武汉有关的。有一个学者段逸夫认为，神话就是通过一草一木山甚至是石头，把人拿到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发现，早期的文化是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的。比如说在《喜福会》前面几章中，龚鸣达和她母亲生活在太原市郊外一个院落，一个靠近汾河的地方，汾河一发大水，家就被淹，庄稼也被淹，他们的命运受到汾河影响，我们发现地理因素很重要，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个人身份是怎么构建的呢？她是一个童养媳，为什么会成为童养媳？她家庄稼被淹，她要嫁给洪家福，洪家比较有钱，洪家所在地势比较高，他们家被淹时洪家却完好无损。洪家福家的地理环境牢牢控制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屈从的环境，永远把他们作为受害者，捆绑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生活在中国的母女关系，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第二，这种空间意识是如何通过在家族的传递，实现身份的建构。在美国的母亲，尝试讲述自己的故事，称为说故事。反复讲自己的经历，是自己女儿无法理解的。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也能听得懂母亲所说的汉语，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理解。也就是语言学中所说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我的缪斯》中，谭恩美说过这样一句话：母亲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她理解为“静水流深”，就是不张扬，而实际上她母亲说的是“不要吵吵闹闹”。所以说，如果语言都不能理解，更何谈身份构建呢？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命运是极为难堪的，因为族裔身份无法得到构建。同时，这个喜福会的结构，也反映这个基于地理因素形成的文化故事对母女身份和母女关系的重要性。

常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从“扶桑”看严歌苓流散诗学的审美特性

我的话题是关于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流散诗学审美特性。严歌苓在小说《扶桑》中运用冷峻的笔触，重现一百多年前海外华人苦难的境况，勾勒他们在异域求生的悲情命运。尤其是通过扶桑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远距离审视，一方面体现作家对这样一个人群的关注，也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审慎的姿态。这种表达突破了对种族关系是非曲直的简单界定，深入历史深处，和人类心灵最隐秘的角落，来揭示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不仅仅是对种族关系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种族关系的超越。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历史和想象的辈分。不管是在序言里还是在文本里，都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是在160部华人旧金山正史和野史的阅读基础上来创作的，所以说历史不仅是其写作的基础，同时也是要拆解的对象。在东方主义的思想上，认为东方是由描写东方的文本中所描述出来的，东方在历史中往往是默默无语的，是一种被概括的，或者非活性甚至是扭曲的，经常可以看到白人对华人猎奇探胜一样的描写，比如把扶桑描写成为臭名昭著的华裔娼妓，克里伊与扶桑之间的关系，是古董商和鼻烟壶的关系，认为扶桑是中国妓女对美国政府的污染。正如福楼拜所称，这里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标签。真正的东方是什么样的，东方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被表现被归顺的一方，他们从来是默默无语的，作者通过他们为了抵抗和拆解白人所抒写的华人历史，试图通过想象来复原一个活生生的扶桑，重现一百多年前唐人街上的挣扎呻吟和争斗。时空扭转中造成的巨大鸿沟，又带来了新的不可靠性，作者自己也开始怀疑，她是否能真正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到最后作者反复表述这样一个观点，即“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你”。这样的一个表达，既是对作者权威提出质疑，同时也是对扶桑形象传达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代表着更为远古，甚至是更为纯真的，代表着未被玷污的生命的本真。这是作为现代人的作者，以及读者都难以接近的。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叙事的不可靠性几乎是绝对的。所以，作者一方面是历史的虚构者，它的异化受到质疑。文学的想象，也同样不能担负起反映历史、干预历史的作用，作者的贡献，不在于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在于揭示人在历史面前的有限性和片面性。第二个问题，是时间与空间的错杂。对时空限制的突破，是20世纪文学跟以往文学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时空的自由穿越，所彰显的是现代人心灵上漂泊无根的状态，流散文学往往更执着于对人这样一种状态的揭示。小说《扶桑》在多重时空上，呈现出丰繁复杂的时空，作者对时空的自由驱使，正与她所要传达的人类命运的漂浮不定状态紧密切合。时空变幻不再是简单的叙事技巧，而是与人物的心灵体验和生存感悟，相当纠缠错杂，将个体经验上升为人类共同的命运，使偶然事件具有了永恒的标记价值。这里一方面表现为过去和现在时间的并置。作者在扶桑所生活的过去和她自己所生活的现代之间，搭建了一个通道，实现时间的映照，甚至是相互重叠。表现的时间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但扶桑所体验到的来自白人的敌意，华人女性作为出卖者这样一个形象，或者华人女性与白人男性之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僵局，在一百多年后，在文章中的“我”身上，仍然存在。时间并没有往前发展，时间不再存在，其实成为一种感受型的时间。这也是现代时间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次，文中常常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进行共时性处理。尤其是写到克里斯的时候，克里斯12岁见到扶桑，14岁第二次再见到她，克里斯一生都在回顾反思，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来揭示人物强烈情感和扶桑的丰富复杂性。再次是时空跳跃中的对比，和天喜有式 的时间背后无尽的虚空。这个跟中国古代“有无”观念又是相联系的。第三个问题，是敌意和迷恋的交织。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的两个方面，都来自不可解，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无法沟通。作者并不是要传达彻底的绝望。在最后，克里斯也反对破坏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当然这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也未尝不是对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展望。

朱颂（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谭恩美小说《拯救溺水鱼》中的梦幻空间

谭恩美小说《拯救溺水鱼》中构筑了三重梦幻空间——以中国上海马斯南路的洋房为象征意象的家宅空间，以旅行沿途所见的寺庙、神龛为象征意象的神圣空间和以沿途所见的拥有各种奇异动植物的热带雨林为象征意象的乌托邦空间。这三重梦幻空间则分别表达了作家本人重拾母爱的记忆之梦、异质文化信仰的融合之梦和爱情的圆融之梦。首先，作家在小说的开篇构建了以洋房为象征意象的家宅空间。她童年的记忆都留在这座位于上海马斯南路 的三层洋房的家宅空间里。这座宅子虽然非常豪华气派，但是继母的虐待和母爱的缺失导致她心灵失衡。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陈璧璧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然而，家宅中总是充满不幸的往事、漂浮着痛苦的记忆，因此它成为腐蚀心灵、囚禁梦想、扭曲性格的枷锁，导致陈璧璧失去了爱的能力。在小说结尾表姐的来信中又提到“思南路的花园洋房”的家宅空间，但这一次是凭借这个家宅空间找到了妈妈的发卡，从而发生了奇迹，使陈璧璧在回忆里感到了快乐，并重拾爱的滋味。至此，家宅空间呈现出往复循环的圆型特点，完成了陈璧壁记忆中从母爱缺失而导致的心灵失衡到母爱回归所带来的身心完满这一过程。其次，在旅行途中，作家构建了以寺庙、神龛为象征意象的神圣空间，从而实现了作家的信仰之梦。小说一开始，作家就认为这是一次追随佛祖脚步的旅行，目的是追寻种种宗教文化对佛教艺术的奇妙影响。她期望在东方文明的熏陶下，找到自己的灵魂安放之地。最后，作家构建了以“无名之地”的热带雨林为象征意象的乌托邦空间，来实现她的爱情圆融之梦。现代美国社会崇尚的理性主义认知模式及随之而来的思维惯性，往往成为他们获得生命原动力的障碍，并让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当他们来到“无名之地”这片原始丛林时，他们拥有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以这片原始热带雨林为代表的原始非理性的力量，终于唤醒了他们生命中的原始本能。于是，他们获得了身心的和谐统一，也获得了真正美好而幸福的爱情。以上对谭恩美小说《拯救溺水鱼》中构建的三重空间做了一个简述。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将是一次跨越数千年和数千里，通向过去的美妙旅程，我将尽力使这次远征变成真正通往我们灵魂的机会。”我们知道，谭恩美生于上海，年幼时随家人去了美国，她小说中构建的东方空间，只是一种地理上的想象，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审美和艺术创造力。

罗义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讲评

七位发言人就自己所理解的流散文学与空间意识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会议讲评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罗义华教授对各位发言人发言进行了及时点评，高度肯定了邹建军教授关于流散文学高屋建瓴的观点，也谈到自己对翻译文学与自我认知对文学理解重要性的看法，并以胡适为例，谈到胡适一方面对当时政治背景、民众愚昧的批判，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时，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又使其极力维护中国政府及国人的形象。此外，也对张益伟教授关于严歌苓基于历史背景知识阅读的技艺性写作提出了批判。罗义华教授认为严歌苓很多作品都是在大量查阅了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一定的写作技艺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缺乏一种身心情感的真正投入，因此这种写作是一种僵化的，不应提倡的写作惯性思维。

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总结发言

首先我很意外很荣幸当选为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湖北高校众多，有着众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教授和年轻学者，有大量人员做文学翻译工作，我们的比较文学学会应该能大有作为。此次我的出任，是湖北省比较文学一个过渡性的新开端，我会好好地把这一届做起来。会议筹教授老师和 他的学生们也为会议准备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还有副会长汤富华教授。首先向这些对会议做出贡献的成员表达感谢。1985年我和院系领导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比较文学班的学员，班主任是乐黛云老师，十几位外国教授给我们上课，很难听懂，特别是现象学。1986年又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学习，通过学习后，觉得比较文学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学科研究范围太宽泛，太深博，构成对智力的挑战。从香港回来后，我选择了叙事学，一个与政治比较远，又很具体的形式主义学科。但后来教学工作中一直在教比较文学。从开始比较喜欢，到后来的畏惧，再到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工作，我觉得文艺学研究尤其是理论构架，对我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有帮助。这些年来，我一直做两件事，外语不放松，读书不放松，这些学习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很有帮助。我们比较文学课程成了国家精品课程，特别是比较文学课程，通过理论梳理，居然成了国家二本精品教材中的一本，一本是乐老师的，一本就是我们主编的。个人觉得文学理论对比较文学很有帮助，在两个学科的交叉处，可以结出丰硕的成果。像这次我们做西方文论，又搞了一个成果文库，我们并不是很功利地做，有时功利性太强，反而搞不成。通过这些事，我对比较文学比较有信心，我觉得只要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定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点，在国内取得较好的成绩。今天的会议议题是由赵老师提出来的：空间意识与流散文学。空间，包括很多种，如城市空间、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实体空间、爱因斯坦的空间等。如果想了解爱因斯坦的空间，可以看两部电影：《盗墓空间》、《星际穿越》。什么是空间意识，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空间概念，才有空间意识，越搞空间，越觉得自己渺小。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是批判意识的空间，对城市的同质化的批判，无特色。全球化、资本主义化，使所有的城市一个样，这是马克思主义要批判的。还有一个空间是向往的空间，非中心化，从任何一个入口进入。后现代空间，无方位感，无中心感，使你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空间意识首先是要对空间概念的理解，才能最后形成自己的空间意识。空间意识强化，历史意识萎缩。今天的另一个话题是流散文学。我个人觉得流散文学有不同的类型，有被迫的，有贩卖的，如黑人，有主动的。流散文学涉及不同的异国文化，要具体对待，包括海外华人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是不是属于比较文学？这个问题，我们原来的班主任乐老师说是。因为他是同文的语言文字。如果用曹顺庆的定义肯定不行——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现在从文化冲突、文化融合角度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她是站在两种不同文化边界，观看中国文化。海外华人文学总是用我们的不好来论证他们的自由。当然这种方式有他们的自由。到底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是比较文学，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有一个核心点必须注意，它必须是文化冲突文化整合的产物。关于流散文学，今天很多人在阐释，但很少有人提出批判或是反思。真正的海外华人文学是不是都这么好的。它的优点是无功利，自己写自己搞，个人的抒发很多。中国海外华人文学，应该是现在流散文学中比较异军突起的一支，当然还需要继续讨论。比较文学我现在越来越有兴趣，有数不清的课题，不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世界性与民族性不能截然分开，民族性都有世界性，世界性是一个整体。翻译问题，包括翻译理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翻译和人工翻译，机器翻译，都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数字技术与文学的关系，是当今搞比较文学必须面对的。现在互联网超文本小说、微信文学等，对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很多地方颠覆了文学的本质，特别是结构情节，包括讲述者、叙述者本身都颠覆了。现在的创作过程，叫作节点化。过去文学研究中作家手稿已经成为历史。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过去也不一样，一会去看图，一会听音乐，有了很多新的感受。比较文学当中的科学技术和文学的关系，特别是数字技术互联网对文学的影响，是当前比较文学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互联网跟文学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而是相伴的。我们应该将数字技术加入到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中，因势利导地去探讨。比较文学的未来，有很多诱人的题目。我们比较文学的精品课最后一节课就是讨论比较文学的未来。最后表一个态，今年这个会议开了之后，以后每年开一次。准备会更好。以后会议会提前一点，至少把内容摘要做成一个集子，争取每年在此聚一次。今天有河南、安徽等地的学者参会，以后会邀请更多省份的教授学者参会。现在文艺学搞了一个青年沙龙，每个学校搞一次，我们的青年老师可以比较文学学会的名义也成立一个学术沙龙，定期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对于比较文学学会的发展及建设工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们的秘书长沟通。最后谢谢大家一天的坚持，也祝愿我们的比较文学学会越来越好。

（整理者：叶雨其、孙凤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