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叶维廉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第三世界国家毫不迟疑地去追求实践的——其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变化过程……‘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葛兰西称这种宰制力量为“文化霸权”。赛义德指出,正是借由文化霸权,从殖民时期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构建成“强大神话”,是世界和历史的本质,是主体性存在,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标准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进步、文明、理性,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构建的东方一直被贬抑被扭曲,作为陪衬西方的虚弱的“他者”而存在,被视为是落后、野蛮和非文明、非进步、非价值、非历史的存在。在殖民文化强势话语的侵袭下,东方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认可了这种西方优越的观念:“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
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遵循着这种东方学的运行逻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晚清自现代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新民”的过程。而用以“启蒙”、“新民”的思想理念,是以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话语体系。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特征。何谓“半殖民性”?即“是指近代中国受到多重帝国多层次的殖民宰制,殖民区域与主权地区、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共存,二者构成了碰撞、协商、互动、交融的动态关系,殖民与解殖民同时进行,从而造成殖民宰制的有限、零散、流动和区域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