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世界格局下月港地位的变迁

涂志伟

（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福建 漳州 363000）

明代漳州月港的海上贸易繁荣发展，有人认为月港仅仅是民间海上对外贸易中心，换句话说，是闻名中外的走私贸易港；也有人认为，广州才是全国惟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在一些认为漳州月港是我国合法的出海贸易港相类似的观点时，也未见全面论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政府批准漳州月港作为惟一合法出海贸易港口，标志着从唐宋元以来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首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着重大影响，由此月港才真正发展成为环绕全球、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闽南文化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阶段。鉴于此，本文对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起落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试图论证：明朝中后期至清代初期，漳州月港从民间海上对外贸易中心，已经转变为我国惟一合法的出海贸易港，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首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着重大影响。

一、明代朝贡贸易与月港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

明政府一改前朝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严厉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凡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 ”明廷虽然也设有市舶司，但其“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目的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畔隙也”，而非管理海上贸易。明廷对各国朝贡的贡期﹑贡道﹑船舶数和朝贡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如琉球贡期为两年一贡，暹罗﹑高丽等三年一贡，日本则十年一贡；制定严格的勘合制度，贡舶到达港口后，先由市舶司检验“勘合”，相符者方许入京朝贡。贡舶带来的商货，可由贡使带入京师，在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中国商人及军民人等可将非禁货物运入馆内，在礼部派员监督下“两平交易”。繁琐的程序与严格的限制使得许多番舶不愿到明廷规定的港口贸易，转至地方港口交易；巨大利润也吸引沿海民众私通番舶。如弘治六年（1493）三月，两广总督御史闵珪的奏折就指出“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他认为应以严厉的政策加以控制，“宜照原定各番来贡年限例揭榜怀远驿，令其依期来贡。凡番舶抵岸，备倭官军押赴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贡期不违，方与转呈提督市舶太监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如有违碍，捕获送问。”礼部则认为：“意者私舶以驰禁而转多，番舶以禁严而不至。今欲揭榜禁约，无乃益沮向化之心，而反资私舶之利”。

尽管朝廷有意放宽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但仍无法禁绝番舶在沿海地区的私下贸易，而民间走私活动也同样禁而不绝，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大小港口都活跃着出海贸易商人的身影。“在广东，则东莞、涵头、浪北、麻蚁屿以至潮州之南澳；在闽，则走马溪、古雷、大担、旧浯屿、海门、浯州、金门、崇武、湄州、旧南日、海坛、慈澳、官塘、白犬、北菱、三沙、吕磕、嵛山、官澳；在浙，则东洛、南麑、凤凰、泥澳、大小门、东西二担、九山、双屿、大麦坑、烈港、沥标、两头洞、金塘、普陀，以致苏松丁屿、马迹等处，皆贼巢也。……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 ”其中，“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而且闽人素来“多谙水道，操舟善斗……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漳州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海商，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及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诏安湾地区海商则以漳州府诏安县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他们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商群体。月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起的。

早在宣德年间，官方文献就记载了漳州卫军官私通番国的现象。据当时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黄振奏称：“漳州卫指挥覃庸等私通番国，巡海都指挥张翥、都司都指挥金瑛、署都指挥佥事陶旺等及左布政使周克敬俱尝受庸金银帽带等物，庸已事觉籍没，翥等原受之物亦皆输官，但方面重臣交通小人受其赃贿不可假，请究治如律”。其实，官员和官兵“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的例子比比皆是，民间私自入海通番更不胜枚举。如正统三年（1438）冬，“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鞫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例当械至京。勋擅发遣”。正统十四年（1449）夏四月癸酉，“福建漳州府海贼陈万宁攻广东潮阳县，劫官库银钞、杀主簿邓选；五月，陈万宁等亦诱致漳潮居民入海驾船，累次登岸杀伤县官，劫掠官库；七月己丑条载：“福建按察司奏，漳州府逃囚陈万宁、郑利贞、郭乾孝、郑本成，先为私下番事解京，中途脱逃。后遇敕书事例自首，随征杀贼”。

景泰年间，海上走私贸易愈演愈烈。九龙江口的“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且善盗”。如景泰三年（1452）九月癸巳，福建漳州府贼首郑孔目等，通番为寇，敌杀官军，虏去署都指挥佥事王雄。为此，监察御使谢骞制定严格措施禁之，“编甲置总，联属人户，约五日斋牌赴府点验，近海违式大船悉令毁之，度可五尺、六尺，烙以官印。许朝出暮归，不归者甲总以告，不告连坐之。”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龙溪“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过平之。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至是，招引番舶，驾至香山沙尾外洋。”

成化年间，明廷将浯屿寨迁入位于九龙江北侧的厦门岛中左所。这样，从漳州内港向外航行的船只就可以避开明水师官军的堵截，民间出海贸易更加频繁。如成化七年（1471）十月“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至满刺加及各国贸易。复至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番王，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弘敏同县人康启道等二十六人通番，并行劫海上，亦命重审，无冤决之。”成化八年（1472）四月又有“福建龙溪县二十九人泛海通番，官军追之，拒捕，为风破其舟，浮水登陆，被获。”成化间奉敕巡视福建海道的辛访，发现九龙江口有“湖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因此“访捕其巨党，置诸法，而没入其舰。”可见，其时漳州民间走私出海通番的现象十分频繁。

成弘之际九龙江区域发达的海上走私贸易催生了月港的繁荣，“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所司法绳不能止。 ”正德八年（1513）《漳州府志》之《漳州府地图》，就特别标明月港、浯屿二地，足以说明月港的重要地位。

正德、嘉靖间，“月港私造双桅大船，不啻一二百艘，鼓泛洪波巨浪之中，远者倭国，近者暹罗、彭亨诸夷，无所不至。”可见，正德、嘉靖间月港地区民众海上活动相当频繁。嘉靖四年（1525）八月浙江巡按御史潘仿傲请求：“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治”。但是，朝廷的整治并未见奏效。嘉靖八年（1529），内阁大学士桂萼在《大明一统舆图》之《福建图序》中称：“滨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贡，不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焉兴。通番海贼不时出没。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事实上，除了沿海民众出海贸易，还有大量海外番舶潜至漳州交易，如被广东的番舶司拒之门外的安南、满剌加等番商皆至漳州私与为市。嘉靖八年十月，两广提督林富专为此事上疏，“下兵部议言：‘安南、满剌加自昔内属，例得通市，载在《祖训》、《会典》。佛朗机正德中始入，而亚三等以不法诛，故驱绝之，岂得以此尽绝番舶？且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则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反不禁也。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泊’。从之。”虽然朝廷最终允许安南等国通过广东市舶司合法贸易，但番舶私至漳州互市却仍屡禁不止。

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辛亥条载，“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壬午，兵部覆御史白贲“条陈备倭事宜”中说，“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请下所司，严行禁止”。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有漳州人陈贵等私驾大舡，下海通番。至琉球，为其国长史。通事蔡廷美等招引入港，适遇潮阳海船争利，互相杀伤；廷美乃安置贵等于旧王城，尽没其赀。”“据陈贵等所供二十六船货物，俱被彼盘起”，“据陈贵等执称揽载各主货物。俱有各籍姓名。”可见陈贵等所率船队规模相当大，所揽载各主各籍货物涉及面很广。约嘉靖二十四年（1545），“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手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物，如月港新线，如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贾云集于市。……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这些例证反复说明，正德、嘉靖年间月港已成为福建主要贸易港，“闽人通番，皆自月港出洋”。月港的发展历程，正如明后期漳州龙溪进士张燮所言，“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权利。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从另一个角度看，“弊极矣”正是月港海上贸易发展至鼎盛的表现。

二、隆庆开海与大航海时代下的月港

月港从明宣德、正统年间开始海上民间贸易，或径自出海贸易，或在月港私通番舶。经明成化、弘治至嘉靖，以漳州月港为中心的民间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使明廷意识到与其屡禁不绝，不如主动开海。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知府唐九德顺应民意，再次提出于月港新设一县。经福建巡抚汪道昆、巡按御史王宗载奏请朝廷，次年（1566）终获批准。隆庆元年（1567），海澄县治成，设于月港桥头。时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议开禁例，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所谓东西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址、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亦即中国的商船只能前往菲律宾向南至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的东洋，以及自越南、泰国、马来半岛到印度尼西亚的西洋地区，仍禁止前往日本贸易。而且，商船仅限于月港出海，其余港口仍例行海禁；广东市舶司依旧只负责朝贡事务，仍不准商船出海贸易。至此，月港成为朝廷指定的中国商船出海贸易的惟一港口。

可见，隆庆开海是有限制的，但却打破了明初以来长期的海禁政策，标志着明朝政府终于承认私人海上贸易的合法性，而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有可能通过合法的方式经营谋利。这种“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的海上贸易与朝贡贸易有着本质的不同。月港开禁改变了我国海外贸易历来以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为主的状况，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私人海外贸易随即迅速地发展起来。“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幸蒙院、道题请建县通商，数十年来，饷足民安。……澄商引船百余艘，货物亿万计。……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岁征税饷二万有奇；漳南兵食，籍以充裕。”万历四十年（1612），漳州海澄人周起元任湖广御史，他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大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万历二十四年(1596)，泉州府看到漳州月港出东西洋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好处，“看得海澄饷税，初仅三千，其后增益至万，又加倍之，……二十二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也提出将晋江、南安、同安三县地划出，在安平港设置安平县，实行月港开禁的做法，并提出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目地是以便泉州在对外海上贸易中收税，补充匮乏的兵饷。据《东西洋考》载：“而泉人以兵饷匮乏，泉观察议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各画陇，无相搀越，欲于中左所设官抽饷，如漳例。”漳州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自然也反对泉州分一杯羹的做法。“漳郡守持之，谓割漳饷以给泉兵，则漳饷当匮。且有不漳不泉，夤縁为奸者，将奈何奏记，力言其不可独榷税，不属海防，官听上裁。”泉州这种提议马上就被明廷否决：“今欲东西洋分属漳泉，割漳饷以赡泉兵，不惟漳之兵食无从措给，从此私贩之徒，极为奸利，不漳不泉，东影西射，公然四出，不可究诘者”，“于是漳泉分贩议罢不行，而上章请改设饷馆”。万历二十六年(1598)，海防馆正式改为督饷馆，不再由海防大夫负责，而交由地方官署管理，馆址在“县治之右，即靖海馆旧基”。

从当时的海图来看，此时漳州俨然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大陆的代名词。隆庆三年（1569），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出版的世界平面球形图，在福建地域内，东北九龙江河口北岸有漳州（Chincheo），海上有Bergatera岛，并注曰：在此处交易。再北上晋江入海口北岸有Zaiton（刺桐城）。但是廖大珂认为，在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记载中，Chincheo指的是泉州，而不是漳州。万历二十一年（1593），荷兰制图学家Cornelis De Jode出版了一幅《中华帝国》（China Regnum），这是第三张西方出版的中国单张地图，手工上色，主要依据葡萄牙耶稣会士Luiz Jorge de Barbuda的1584年版本（一般认为是第一张中国单张的西方地图），在该图中，出现了漳州、小琉球地名。漳州（Chincheo）标示在九龙江入海处的南岸，小琉球（Lequeio minor）则标示在九龙江入海口附近。小琉球即台湾岛的形状是一岛型，与今台湾形状比较接近。廖大珂认为：“这是笔者所见的欧洲人地图第一次明确无误地用Chincheo指称漳州。……在此之后，类似的用法在欧洲人的地图中广为流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原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小达斯马利纳斯（Luis Perez Dasmayinas）说服新任总督，在6月22日的军事会议上决定派遣台湾远征军。6月27日，艾尔南度·第·洛斯·里奥斯（Hernando delos Rios）为了说服西班牙国王和菲律宾总督，也提出了一份报告，叙述台湾的地理位置和概况，同时还附有一幅台湾地图。这一幅地图由科罗纳（Hernando delos Rios Coronel）所绘，即《吕宋岛、艾尔摩沙岛及中国的部分沿岸图》（Luzon,Isla Hermosa and a Partof the Coastof China），这张图是西方人最早以台湾为主而制绘的地图，收藏在西班牙塞维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这张图的台湾岛位于中国福建的东南海面上，台湾岛像一块长方形有齿形的饼干，是一个整岛形状。并绘有澎湖岛，及漳州沿岸海湾、岛屿，在福建部份并标注Chincheo，这里所指的是漳州，即九龙江入海口。此外，还标注有福州、广州、澳门地名。台湾岛标注为Isla Hermosa，即艾尔摩沙岛。当时，鸡笼、淡水早就成为漳泉海商频繁往来贸易之处，而漳州月港海商与马尼拉的贸易往来也是十分密切。显然这张地图并不是实测图，“据某些到过该地的人说”，应该是听取了许多漳泉海商对漳州沿岸海湾、岛屿以及澎湖、鸡笼、淡水情况的具体介绍，如鸡笼（Keilang）、淡水（Tamchuy）地名的标示是闽南话的音译，再结合西班牙人的见闻而描绘的示意图。

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发现一幅绘制于明代中末叶的彩色航海图，据称这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也是中国第一幅标有罗盘与比例尺的古代航海图，更是一幅描绘有明代闽南与东西洋之间航海针路的古地图。图上除了注有中文，还注有拉丁文。康熙年间，牛津大学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根据到英国的中国传教士沈福宗的解说，加上拉丁文注译。近年来，泉州海交馆将其复制成图。该图绘制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群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航海图标注的属于福建的地名有：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等。该图清楚地绘制了明代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由于地图上标注漳泉二地的圆圈画得靠在一起，难以确认，故以漳泉并称作为出发点。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钱江将该图命名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并认为该图绘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当时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川走海外的东西洋航路起点应该是画在漳州。陈佳荣将该图命名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确定编绘年份的上限在万历六年（1578），并认为编绘时间应在大约天启四年（1624）左右。航路始发点应是漳州月港，绘画者应是出自闽南一带的民间画工或海商。成图时间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月港开市迎来海外贸易鼎盛的时期。这说明，明代时漳州人航海实践经验丰富，对航海、造船、航路包括对东西洋海外贸易已经十分熟悉。

至于当时从月港出洋的商船数量，张燮如此描述：“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据估计，到17世纪初，月港每年来往的商船数至少有300多艘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John Saris）谈到：“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漳州出航，有时是4艘、5艘、10艘或更多在一起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舒尔茨（William Lytle Schurz）在《马尼拉大帆船》一书中指出“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据他估计，每年从漳州出航的大船从20艘到60艘不等，在1574年有6艘，1580年有40~50艘，在16世纪后30至40年一般是这个数；在1616年仅有7艘，而1631年却有50艘，5年后有30艘。

隆庆开放月港与东西洋的贸易，最重要意义在于，其时正值世界贸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东来的欧洲殖民者为贩运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尤其是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马尼拉后，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通过各种不同的贸易渠道、贸易方式、东西洋多条航线，大量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经由这些中外商船，从漳州月港出发，载运到马尼拉，然后由大帆船转贩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再从阿卡普尔科和塞利维亚运往欧洲市场。一条由漳州月港联结吕宋的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航线由此形成，中国主导的东亚海洋世界经济圈和拉丁美洲经济圈迎面交汇，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出现，形成了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据16世纪漳州地区海船上传抄的15世纪的针路抄本 《顺风相送》载，自月港门户吾屿、太武出发往西洋针路有七条：太武——彭坊（位于马来半岛的吕宋岛）；吾屿——大泥、吉兰丹（马来西亚）；吾屿——柬埔寨；吾屿——杜板（印尼爪哇岛即今锦石西北的图班）；吾屿——杜板、饶潼（位于爪哇梭罗河下游）；太武、吾屿——诸葛担篮（马来群岛婆罗洲西海岸）；太武、吾屿——涝维（印尼）；而《指南正法》记载的月港往东西洋的针路也有十条。此外，嘉靖三十六年（1556）郑舜功撰写的《日本一鉴》也记载了从广州北上，经漳州沿海诏安、镇海、六鳌，再经厦门、金门转向台湾北端，再北上至日本的海上航线。至此，由月港出发的中国商船，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等，并常抵日本、印度；还通过马尼拉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进行广泛交易，经西班牙大帆船运到南美各地，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可以说，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以月港为中心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真正联结了东西方世界，标志着中国海上贸易已经开始真正环绕全球。

三、月港的衰落

明天启年间之后，繁盛一时的月港海外贸易逐步盛景不再。“自天启六年之后，海寇横行，大为洋舶之梗，几无孑遗，饷税屡缩，自是不复给引。”清康、雍年间，漳州月港被同在九龙江出口处的厦门港取代。月港的衰败有多种原因，既有明封建专制政权的压制和掠夺，如高寀累年搜刮，官吏盘剥；也有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骚扰，他们实行的垄断贸易及海盗行为。明末清初的郑军与清军在闽南一带的拉锯战所造成的破坏，也是月港的衰落的重要原因。

荷兰人在占据台湾之初，即奖励中国人移住台湾，以期将大员及对岸的普罗文西城（今台南市）建成繁荣的城市。其中台湾生产的砂糖，于明崇祯九年（1636）左右起年年输往日本，随后更远至波斯及荷兰本国。在这期间，漳州与台湾两地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荷兰人图谋侵犯漳州贸易港口，并派出武装船队侵扰漳州沿海各地，妄图垄断闽南一带对外贸易。整个明崇祯年间，无论是明廷的海禁，还是在明清朝代更替的战乱时期，漳州月港与台湾之间的人员、船队、货物的贸易往来都没有中断，直至清廷前后实施了22年的海禁、迁界政策影响下，海澄月港对外贸易才被迫中断。这里我们仅举几个月港的例子就可说明。

据 《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中崇祯四年（1631）2月28日在台湾大员的记载：“从海澄（Hatingh）有几个商人带丝和糖来，但从厦门都没有人来。”崇祯五年（1632）2月26日在台湾大员的记载：“从中国运八百罐姜糖和约二百担白糖回来此地，……在安海、海澄和厦门，约有二十艘戎克船是由官员或他们的儿子或朋友装备的，这些都是为军门所不知情的。”8月26日记载：荷兰人“船队来漳州河里的大担岛靠岸停泊。……今天有几个商人从海澄来船上，从他们得悉，那里在短时期内会以还好的价格收购到很多生丝以及其他商品。上述商人购买了二十担铅，因此这次交易开始得不错。”8月31日记载“有两艘相当大的戎克船从Poythay湾来到这漳州河，Poythay位于吕宋岛，在马尼拉南边约四、五浬，”10月7日记载：“由于海道禁止任何人跟我们交易的严厉禁令，在安海、厦门及其他地方被执行得那么严格，使得大家都不能再到我们这里来，前几天，就有几个人因而被捕，并被严厉处罚”。11 月 11、12、13、14、15 日记载：“由于中国官吏在厦门、海澄和安海（Oanhay）等处严密监视，所以他们不能再出来了”。但沿海渔夫的戎克船还是可以前往台南南部捕鱼。崇祯六年（1633）2月间的信件表明：“中国的贸易又越来越脱节，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普特曼斯决定要亲自去中国沿海，要带日本运来的资金去那里交易。……普特曼斯先于2月12日去金门停泊，在那里跟一官（即郑成功），军门及其他打官交换了几封信件。一官声明，已无法关照跟荷兰人的交易了”。

明清之际，清朝政府与郑氏海上政权在福建沿海地区展开了拉锯战，海澄受害尤深。清顺治十年即南明永历七年（1653），郑成功乘清军力集中福建，江南兵力薄弱之机，派兵北上，攻入长江恢复江南。四月，清将金固山调集水陆官兵船只，步兵骑兵数万欲攻海澄。郑成功驻扎海澄，亲行督战。另据《热兰遮城日记》第二册（1641~1648）、第三册（1648~1655）中，自清顺治元年至十二年（1644~1655）期间出现有关漳州的地名有漳州、漳州河、海澄、东山。据这二册后的索引地名页数进行统计，在这期间，有关漳州的地名出现12次（页）。其中指漳州的有5次（页），漳州河2次（页）；指海澄的有4（页）；指东山有1（页）。在这时期，虽然郑成功与清军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进行拉锯战，战火蔓延，民众流离失散，漳州与台湾之间的人员、船队、货物已经大为减少，但仍有往来。在这之后，由于受到郑军和清军轮番占领，海澄也逐步走向衰落，繁华不再，贸易中心逐渐转向厦门港。清廷为围剿郑成功军队，开始厉行海禁，不准进出口，但是禁运无法阻止走私贸易。直接从海澄到台湾贸易的商船日见稀少，大多从厦门转口前往台湾。台湾与闽南一带的贸易时断时续。

据杨英《先王实录》所载，1654年即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漳州协受清将刘国轩献城归正。……忠振伯入城安辑，秋毫不扰，文武官无有惊惶，皆忠振伯节制有方也。”1655年“六月，藩驾巡驻漳州。时因和议不成，虏多阻我饷道，又增兵入关（闽），故令福、泉、兴之兵尽抽回漳。传令：各征饷属邑一尽拆毁平地，使虏无城可恃，以便追杀。故藩至漳阅兵，就岩亭埔大合操三日，传令拆毁漳城。”而据康熙《龙溪县志》卷二十载：清顺治“十二年六月，堕漳州及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各县城。时郡城民屋，无论大小，俱拆毁，浮木石于厦门，所存者惟神庙寺观而已。”据《热兰遮城日记》1655年8月17日记载：“不久以前，因大官国姓爷的命令，那个以前该省极为著名的商业城市Sintsieuw（漳州），那里生产各种丝质布料，交易繁荣，经常有大戎克船出航前往南方与东方各地区的那个城市，已经完全被毁坏了，周围的城墙以及里面所有的街道和房屋，都已被毁成瓦砾石堆，荒芜一片，为的是，不使鞑靼人夺取该城市以后从中获得财物的供应和富足，……都在为一场全面的大战而准备。因此，所有的交易、产业和富裕，都为之丧失殆尽。”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禁海令，严令龙溪、海澄、漳浦、诏安等沿海19县居民迁入内地20里至50里。“自闽安镇起，北至沙埕620里，南至分水关1150里。福兴漳泉四府，划为界外之地多至25904顷。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百姓，流离颠沛。”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至清康熙元年（1662）二月期间，在《热兰遮城日记》出现的漳州、海澄地名，则均是传来有关清军与郑军作战的信息，再无漳州与台湾直接贸易往来的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为收复台湾，再度实行迁海政策。《大清律例》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在清廷前后实施了22年的海禁、迁界政策影响下，海澄月港对外贸易被迫中断了。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解除海禁。雍正年间，厦门港建设成为各种设施齐全、管理有序、具有规模的海港。雍正五年(1727)，清廷规定福建出洋之船均须由厦门港出入，厦门的海外贸易再次兴盛。清嘉庆元年(1796)，厦门港成为“斯大小帆樯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部会也。……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则在嘉禾海以外矣。”月港的地位最终被厦门港取代。

注释：

[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

[2]（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沿革》，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第36页。

[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市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0页。

[4]《明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丁丑”条，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重印，1984年。

[5]（明）王电：《王司马奏疏·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载陈子龙、徐孚远、宋征壁等选辑：《明经世文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一册，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北市：远流出版，2004年，第140～141页。

[6][36][39]（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一册，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北市：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46页。

[7]（明）赵文华著：《嘉靖平倭之役纪略》卷三《条陈海防疏》，载沈廷芳等：乾隆《福建续志》卷七四《艺文》，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8]《明宣宗实录》卷109“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条，第2448页。

[9]《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冬十月壬子”条，第905页。

[10]《明英宗实录》卷177“正统十四年夏四月癸酉”条，第342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178“正统十四年五月戊子”条，第3435页；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己丑”条，第3484页。

[12]李国祥、杨昶主编，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海禁”，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488～489页。

[13]（明）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5页。

[14]（明）郭棐著，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纪》卷三《事纪类·海岛澄波》，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第56页。

[15]《明宪宗实录》卷97“成化七年十月乙酉”条，第1850页。

[16]《明宪宗实录》卷97“成化八年四月癸酉”条；李国祥、杨昶主编，薛国中、为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海禁》，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513～514页。

[17]（明）何乔远：《闽书》卷四十八《文莅志·漳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15页。

[18]（明）梁兆阳修、蔡国祯、谢宗泽、张燮等主纂：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风俗考》，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547页。

[19]（清）陈鍈、王作霖修，叶廷推、邓来祚纂：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20]（明）梁兆阳修、蔡国祯、谢宗泽、张燮等主纂：崇祯《海澄县志》卷1《舆地志》，第318页。

[21]（明）梁兆阳修、蔡国祯、谢宗泽、张燮等主纂：崇祯《海澄县志》卷19《艺文四》，第526页。

[22]《明世宗实录》卷54“嘉靖四年八月甲辰条”，第1332～1333页。

[23]（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征壁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8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65页。

[24]《明世宗实录》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巳”条，第2507页。

[25]《明世宗实录》卷154“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条，第3488页。

[26]《明世宗实录》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条，第3997页。

[27]《明世宗实录》卷261“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庚子”条，第5200页。

[28]严嵩：《严嵩南宫奏议·琉球国解送通番人犯疏》，载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卷219，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9]黄湛：《海患呈》，载《安海志》（新编）卷 12《海港》，安海志修编小组，1983 年（内部资料），第 127 页。

[3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

[31]（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31 页。

[32]（明）何乔远撰：《闽书》卷 30《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8 页。

[33]（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一册，第146页。

[34]（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153页。

[35]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明清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37]李金明：《月港开禁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闽台文化交流》2011年第4期，第45～50页。

[38]（明）梁兆阳修，蔡国祯、谢宗泽、张燮等主纂：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

[40]（明）张燮：《东西洋考》之“周起元序”，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81年，第17页。

[41]（清）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第 152 页。

[42]（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第 153～154 页。

[43]（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第 153 页。

[44]曹永和著：《台湾早期历史研究》“欧洲古地图上之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初版，2006年10月初版第十印刷，第307页。图见吕理政、魏德文主编：《经纬福尔摩沙：16～17世纪西方人绘制台湾相关地图》，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6年，第59页。

[45]廖大珂著：《16-18世纪初欧洲人地图中的Chincheo港》，载于《第二届漳州海商论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座谈会论文集》，漳州市政协编印，2011年12月，第75页。

[46]廖大珂著：《16-18世纪初欧洲人地图中的Chincheo港》，载于《第二届漳州海商论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座谈会论文集》，漳州市政协编印，2011年12月，第78页。

[47]萧宗煌、吕理政统筹策划：《艾尔摩沙：大航海时代的台湾与西班牙》，台北：“国立”台湾博物馆，2006年，第149页。

[48]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7页。

[49]陈佳荣：《〈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the Selden Map of China）编绘时间﹑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南溟网，http://www.world10k.com，2011年10月30日。

[50]（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第 137 页。

[51]谢方：《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52][美]威廉·舒尔茨（W.L.Schurz）：《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1939 年，第 71～73 页。

[53]李金明：《17世纪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第35页。

[5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第一版，1982年12月重印。

[55]（明）郑舜功撰：《日本一鉴》之《桴海图经》卷一，第3页。转引自盛清沂《台湾省开辟资料汇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第121页。

[56]（明）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页。

[5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39页。

[5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68页。

[5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71～72页。

[6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75页。

[61]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77页。

[62]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8月再版，第82页。

[6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二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7月，索引页第22～32页；第三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3年12月，索引页第21～28页。

[64]（清）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97、98、122 页。

[6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记》第三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3年，第534页。

[66]（清）夏琳：《闽海纪要》，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35 页。

[67]（清）孙云鸿撰:《嘉禾海道说》，载周凯纂辑：《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形势》，台湾文献丛刊第 95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