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在灵魂震荡中重建写作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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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在灵魂震荡中重建写作的支点

主持人：罗振亚诗歌评论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话者：李 洁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3级博士生

白 杰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4级博士生

白晨阳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4级博士生

时 间：2014年11月5日

地 点：南开大学文学院范孙楼

■ 罗振亚：在诗歌江湖行走十多年后，朵渔身上已贴满了各类标签，常常被划归到不尽相同的写作群落中去。无论是“下半身写作”、“70后诗歌”还是“中年写作”、“中生代诗歌”，亦或两相对立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朵渔的“善变”与“多面”。世纪之初，他曾大力鼓吹肉身书写，毫无畏惧地挑战道德禁忌；但随后又由“下半身”转向“上半身”，向写作难度、精神高度挑战，提出“羞耻诗学”的道德信条。他长期潜心于诗歌技艺的锤炼，但又极其看重写作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他扎根民间，与日常生活亲密拥抱，却又对世俗心存敌意，不断强化写作的思想力度，成为特立独行的“民间知识分子诗人”。他的“变色”与投机、骑墙无关；恰恰相反，其所表达的是一位诗歌信徒在持续忏悔中护守诗歌信仰的虔诚与坚韧。其实，在“下半身”偃旗息鼓后，朵渔就已很少参与集团性的诗歌写作或诗学概念上的论争，而更喜欢扮演独行者，在个体生命基石上探询写作与生命、写作与时代的关系，并相应调整、修正自己的写作姿态、写作方式，在灵魂震荡中寻找恒定的写作支点。如今朵渔已在自我嬗变中建立起相当丰富的审美色谱和精神地貌，不仅记录了其个人诗学观念的演进，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新世纪诗坛的生态变迁。而今天，我们所阅读到的《这世界怎么啦》这组新作，同样体现了诗人在初入中年时的诸多新变。这些变化究竟如何发生、如何呈现，又将具备怎样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论题。

“不惑之年”的困惑

■ 李洁：很多人了解朵渔，是从他的“下半身写作”开始的，这其中多多少少包含了很多不解与好奇的心思。但是，时至今日，对朵渔的认识如果还仅仅停留在“身体”与“口语”的概念中，这种研究显然是陈旧、滞后的。十多年以来，朵渔的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诗歌谱系，如果说写作的自我反思和更新能力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备的素质，那么，对于朵渔来说这正是他所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质，从《野榛果》、《我梦见犀牛》到《高原上》、《河流的终点》，朵渔的思考已然从身体秘密的描摹与探寻走向了对人生的隐喻式追问与剖析，原始、野性、纯真的生命冲动为压抑沉闷的诗坛输送了震惊与欣喜，“戏水的顽童和投河而去的村妇”（《河流的终点》）与“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高原上》）述说着坚韧与隐忍之美，朵渔似乎从未停歇。霍俊明认为，朵渔的诗歌写作如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终点还远未可知，近期的组诗《这世界怎么啦》也正是这条河流当中的又一处风景独到之境，它所呈现出来的异质元素再次为当下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正如朵渔在《最后的黑暗·后记》当中所写的：“这几年我就干了一件事：写诗。关于写诗这件事情，我好像越来越顽固，越来越无话可说。我更愿意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两岸要足够陡峭。”组诗《这世界怎么啦》就是诗人在近年来“越写越缓慢，越写越真实”（罗振亚、刘波语）的创作习惯当中所挖掘的又一深度。

■ 白杰：阅读《这世界怎么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情感色调的变化。四年前，朵渔写过一首诗叫《最后的黑暗》，里边有这样的句子，“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神的村落，但要抵达那里/还要穿过一片林地……时代的野猪林里/布满了猎手和暗哨/你要时刻准备着/把我的尸体运出去”。读起来很悲壮，也很青春，字里行间流露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高迈，很容易让人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不相信”的呼号以及寻找光明的“黑眼睛”。但四年后的今天，当诗人被推至中年门槛，认真盘点青春损益，试图打包过往的英雄业绩时，却发现自己的苦心经营换来的却是一败涂地。那份颓唐、迷惘是令人心颤的。

无论哪一历史段落，个体挑战时代都要付出惨烈代价，但对朵渔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自己与时代在体量上的巨大反差早已提前写好了悲剧。真正让诗人沮丧的是抵抗命运的无效——“父亲在我身上渐渐复活”。“父亲”成长于历史、传统与世俗之中，并顺从地接受了它们的一切黑暗。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生命意义就建立在“我”与“父亲”的敌意之间，“我”要在反抗黑暗中求取新生。而现在，父亲的基因在“我”体内复活、膨胀、急速扩散。光明与黑暗的交锋行将演变为黑暗运行时的碎片碰撞，生命开始在黑色尘世沉沦中。

■ 李洁：确实，启蒙时代的抗争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对朵渔影响至深。可以说，当初“下半身”写作的出现就是基于一种反抗的精神，来自周围的压力和困惑促使诗人们充满了一种反抗的冲动和激情。但不久之后，朵渔就开始思考身体写作理论的局限，在他看来，一味地用激愤去抗拒会最终失去诗歌的意义。2003年朵渔从单位辞职，沉潜于书斋，大量的阅读与自我沉淀让他从最初对诗歌、文字的迷恋与激情逐渐转向对于世界、责任、诗歌三者的关系的全新阐释。

近年来，作为民间思想者的朵渔开始为自己的诗歌注入力量感，并将其视作具有道德职责的精神追求。组诗《这世界怎么啦》正是诗人由这种责任感的激策所表达的具有尊严以及信仰的东西，与他一贯所坚持的“羞耻的诗学”息息相关，诗人试图在对外力的批判和自我内心的调节中达到一种平衡。这种批判带有执著和警醒的意味，这不仅源于诗人对时代、对自我具有的自觉的“启蒙意识”，更取决于对创作的自我苛责。“我不知道从现在开始责备自己/是否还来得及？你已经四十岁了/该回到一种真实无邪的生活里去了/现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诚实的吗？要诚实。更要仁慈。”（《我时常责备自己》）

■ 白晨阳：在过往的一些作品中，朵渔确实会表现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但随着生命经验的累积，他似乎对自己的启蒙者身份、启蒙主体的生命意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追问。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有记者问道朵渔不惑之年的状态如何，他说：“我现在依然充满了惑，但我的确开始思考‘不惑’，思考生死、信仰等终极问题。”“我似乎抓住了一些什么，虽然并不清晰，但我知道那是方向，是高处。我因此感受到一种蒙恩的幸福感。”读罢朵渔新近的组诗《这世界怎么啦》，着实感受到诗人在“惑”与“不惑”之间的调试、角力和转换。“一种真实的改变已经发生/不是由时间带来的/衰老或者流逝/而是在生命中的自然损益/接下来，要准备一种临渊的快感了……”（《损益》）这首诗中所说的“临渊”，我认为即是一种明晰与混沌之间的临界状态，诗人捕捉到随中年而来的惶惶的威胁，这种危机感弥漫在组诗之中，是诗人的困顿与梦魇，但“中年”这一临界点自带的地火般的不稳定性、界点两端对立因子的暧昧与交锋，也带给诗人如探险一般的“快感”，酝酿着进一步升腾的可能性，也成为了组诗中最重要的诗意生成点。

■ 白杰：由反抗外部世界走向拷问自我灵魂，再至怀疑主义、虚无意识的疯长，朵渔的精神困境在“中年写作”中具有普遍性。这一现象如置放在哲学层面的话，我们可从阿尔都塞的言说中获得启示。他指出，人们自认为可凭借自己的主体意识去清除意识形态遮蔽而自由独立地把握现实，但事实上，主体意识本身就生成于意识形态构架中，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主体，必定成熟且强大，但从这一刻起，他的主体意识也将面临消弥的危险。朵渔印证了阿尔都塞的说法，在中年，在生命经验如此丰厚，以鼓足勇气去直面体内的黑暗扩散时，他的精神震荡发生了。某种意义上，这种震荡，是一个诗人走向伟大的必由之路。

■ 白晨阳：欧阳江河在对“中年写作”的概念进行阐释时，称其与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时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在我看来，组诗中的朵渔也正经历着多种对立状态之间的“转换不已”，在一种“临渊的快感”中写作，并使其成为这组诗歌中一个结构性的隐喻，分散在多个层面，为“不惑之年”的朵渔拓展了诗意的疆域——即一种尽管深陷被虚妄和焦虑包围的无力感，但又不轻易放弃追求自由和高处的、更为沉潜开阔的中年写作。

对世俗的善意与敌意

■ 白晨阳：朵渔的自我反思，以及中年之惑，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他与现实社会的紧张，日常生活似乎成为了他所热衷的新的言说空间。“三月过后，捱过严冬的麻雀们/又开始在窗外的杏树上叽叽喳喳/我有时对它们的喧闹心存感激。”（《日常之欢》）诗行间充满了对具体生活细节的亲近，“新树叶”、“菜青虫”、“羽尾蓬松的麻雀”、“洒在阳台上的谷粒”，都让诗人感受到“善”的闪光。并且，诗人还有意识地向物质的世界充分敞开自己，在与具象之物的对话中，试图去获得清新而丰富的感性经验。野花、蜘蛛、种子、羔羊、蝉蜕，都被纳入到诗意的生产机制之中给予观照。《树活着》、《善哉》两首诗短诗便由对树和蝉的“凝视”，而生发出对人生的欲求、生死的思辨。这种转变连诗人自己都觉得讶异：“天呢，我这是怎么啦”。

■ 李洁：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有回到日常生活的倾向，朵渔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当下的扫描与审视当中贯注了个人想象力，在对时代的介入当中显示出执著求真的意志。“在这里，那由于贪婪而得到的，终将由于贪婪而失去/今天的哀伤若不真实，最后的审判也不可信。”（《在这里》）这里的一切已然成为惯例，诗人却要从惯例当中坚定其审判的决心。“世界的本质在于解释。想想看，……痛苦/也是一种解释，包括死亡的阵痛”，逃避也许能掩盖一时的伤痛，内心柔软的诗人依然执着于探究“这世界怎么啦”，犹如追逐“不朽”的那只自冬眠的黑森林起飞的双头鹰，诗人的坚持与抗争似乎已经带有偏执与理想主义的味道，但这也许才是这个时代当中最真诚的抵抗。

■ 白晨阳：李洁师姐刚才谈到，朵渔是秉持求真意志而介入时代的。这对理解朵渔之于世俗的复杂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作品中，诗人对日常的态度混杂而微妙，可以说是徘徊在迎合与抗拒之间。这在《稀薄》这首诗中有集中的体现。诗人用“稀薄”来指涉生活的轻盈，就像是“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碗稀粥”，这“稀薄”之中有“闪光”，可以给诗人自由与宁静；有野花和蜘蛛，可以给出一种人生的示范，因而诗人说“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然而，这自由却“让生命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这宁静“又非内心的宁静”，“宁静拥有自己的长舌妇。”轻盈的人生，实则是负载在诗人精神上的“不能承受之轻”，带来的真实感不经触碰，便幻化为虚无，而诗人只能在这“稀薄”中，陷入深深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类似于在梦中痛哭”。诗人说：“你已经四十岁了，该回到一种真实无邪的生活中去了”（《我时常责备自己》），然而，当真的回到了真实的日常，去听“风刮过屋顶”、去看“洒满阳光的床单”，却又偏偏想起了“列阵的步兵”、又质疑“床单下暗藏着铁器……”诗人刚要对生活深信不疑又瞬间被宿命般的质疑拉到了生活的对立面，正是在两者的摇摆之间，保留住了与世界的距离感，也留住了接近生活复杂性的可能，从而获得了人格的独立性和探寻真相的能力。

■ 白杰：人至中年，往往会走上两条路途，一为出世的隐逸，一为入世的中庸。二者殊途同归，都放下了对世俗的敌意。朵渔在这组诗作中也表现出类似的努力。他将自己掷入“日常之欢”。但就在那平静、美好的日常生活中，他依然察觉到，“风刮过屋顶时像列阵的步兵”、“洒满阳光的床单下暗藏着铁器”，丝毫不放松对黑暗的戒备。只是他不愿再在黑暗体内做无意义的碰撞游戏了，他要超离世俗，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清洗自己，有如蝉蜕，“一个旧我被清空了，死亡徒有其表”（《善哉》）。最后，他寻访了里尔克，试图跟随他在孤独中接受神启，“在期待中领受孤寂的教益”（《在期待中》）。在一个宗教意识稀薄的国度里，对神性的追寻，必将与孤寒为伴，非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不能忍受的。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条人迹罕至之途也是登抵诗歌峰顶的捷径。“独立山头对晚霞”的卞之琳、“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西川都曾行经此路。凭借自己对西方诗艺、现代哲学的熟谙，再加上业已操练纯熟的语言技艺，朵渔在神性道路上的行走应该不会太过艰难。但遗憾的是，接受灵光照耀后，诗人仍然念念不忘“今天的哀伤”：情的贬值、欲的放纵、信任的消失、乖戾之气的蔓延，甚至还要谛听那二十多年前“履带碾过的声音”。朵渔始终都不愿完全隔绝于世俗，他是一位不愿与世俗合作的入世者。

■ 李洁：朵渔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世俗间行走，但行走姿态是有变化的。组诗当中流露出来的对抗除了责任与力量之外，还呈现出包容与宽宥的姿态，“自由在冒险中。爱在丰饶里。人生在稀薄中。/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稀薄》）冒险的体验时刻存在，对自由的追寻和对写作的不断尝试，人生充满悲喜无常的反复，“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轻易地实现，它需要诗人逐渐“爱上了这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碗/稀粥”，并逐渐学会“知足”，这种隐忍与包容的姿态不同于以往的决绝激烈，而是展现出一种“欲进先退”的迂回态势，这种“中年式”的忍让与犹疑与其说是青春期写作之后的惯性使然，不如说是诗人在面对现实与生存的龃龉和摩擦时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不是退让或者躲避，而是在众多知识谱系当中探寻到常人难以发现的空间以触摸有关真实的疼痛。“衰老或者流逝/而是在生命中的自然损益/接下来，要准备一种/临渊的快感了——/死亡微笑着望着你，那么有把握/需要重新发明一种死亡/以对应这单线条的人生。”这种感伤与惶惑是诗人长久以来所保持的一种自我鞭策与反省的结果，在这种反复的追问与对峙当中，诗人以其一贯的悲悯与爱去抵御“宿命”所带给“我们在期待中迎来的每一次失望”。对抗的精神，包容宽宥的姿态，对时代的介入和碎片化的书写是组诗《这世界怎么啦》流露出的诗歌质素，朵渔的诗歌写作犹如一条未见终点的河流，曲折迂回之处颇多，诗人所挖的“深渊”还要更深，其诗歌也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思索。

■ 白晨阳：组诗蕴藉的精神心态非常复杂，充分体现了诗人在中年临界状态下的多声部奏鸣——既想遁入自由和虚无寻求不朽，又无法摆脱知识分子肩扛道义的责任感。这也许就是诗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总感觉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靠近”、“当我试图用爱来装扮这个世界时/总有角落里的哭声在低声抗议。”（《宿命的节日》）诗人想摆脱、想忘记，但诡异的“幻听”总是如期而至，既然无从逃避就只能学会与之和谐共处了吧。这首诗除了在暗喻某一具体的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状态下、骚动中的复杂自我的代言。

■ 罗振亚：中年心境对于写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平静、沉稳的生命状态之下，中年实质隐藏着极为深刻的经验分裂以及精神焦虑。很多从青年时代起写诗的人，行至中年岔路时就会发生分歧，或坚守、或放弃，或在相异的诗歌维度上攀行。即便是在个体写作内部，也同样会发生异质经验的碰撞、不同价值指向的辩诘。在此过程中，疲惫的诗人应如何处理现实苦难，往往会引出不同作答，并致使诗人们分道扬镳、急速转向或陷入写作困境。这些分裂或变化，事实上都触及到一个争论不休、却不会有准确答案的论题，就是诗歌技艺与社会关怀的关系。朵渔在中年的界点上也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提问，并在诗歌文本中给出了独到回答。

诗人手艺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 白杰：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曾以诗学概念被提出，并引发了一系列论争。进入新世纪后，这一概念衍化为两派，一派收缩为“诗人写作”或“专业知识分子写作”，强调诗歌本体意义上的审美技艺；一派扩展为“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强调诗歌承载的社会关怀。两派一度势如水火、相互攻讦。对于这些因概念分歧引发的、且不无意气之争的论战，朵渔向来不愿介入。但他又乐于以独立的创作实践来校验各方理论。《这世界怎么啦》就成功复合了诗歌技艺与社会关怀。

■ 白晨阳：就这个话题，我想具体谈谈这组诗歌的修辞技艺。在鉴赏这组诗歌的过程中，会发现诗人着迷于将语义对立的词语并置使用，我想这便是诗人精神上的“临渊”处境在语言上的外化。生与死、有和无、喜悦与痛哭、安魂曲与欢乐颂、死亡与年轻、幸运与不幸，通常意义下这些词语都是无可置疑地界限分明，但诗人却不把自己规定在界限的任一边，而是从这种二元对立中游离出来，重新组建了自己的话语逻辑：“人生其实就生在这死里”《（善哉》），“安魂曲和欢乐颂同时奏响”（《不朽》），“我突然理解了这无中生有”（《无中生有》）。语言的所指不再是情理之中的明晰，多义、混杂成为常态，即便如“生”与“死”也消弭了绝然的对立，在诗人的思辨中，成为了互相生成的土壤，哲学上的辩证法显示出了其最大的可能性。在修辞策略上来看，这是采取了先锋诗学惯用的反讽修辞，试图在两种矛盾对立之间制造一种悖谬的存在，从而用来表达丰富而混杂的含义，以及陷入驳杂中无法挣脱的自我，在肯定之后否定、在建立之后推翻——“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稀薄）》“必须在死亡中/重新学习活了，真好，死亡还很年轻。”（《银子》）反讽产生的含混，使得生活带来了“喜悦”还是“痛哭”、“死亡”到底是终点还是起点这样的问题有了多义的解读，也许每一种解读都只具备相对的有效性，但这种相对的有效正是真相本身，这个深陷在驳杂语义带来的虚妄感中的言说者也才是诗人的本来面目，正如诗人在统领组诗意味的《危险的中年》中所说：“多么堂皇的虚无，悄悄来到一个人的中年/‘啊，我的上帝，我上无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诗人在两种状态形成的沟壑之间，临渊而立，反驳着自己，无所依附。

■ 李洁：技艺与精神看似分立，但实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朵渔在组诗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学精神是异常丰富的，富有力道与韧度的力量感建基于碎片化的语言处理与思想整合之上。这种精神抒写表现在近年来诗人对小诗写作的侧重，在朵渔看来写小诗是“慎独者的孤独看剑，对镜自责”（《最后的黑暗·后记》），是一种不尽兴的写作。他在一首《写小诗让人愁》中写道：“写小诗让人愁，看水徒生烦恼/混世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无望的人练习杀人游戏/大哥们在灯下说闲愁，你一支笔/能做什么？……/就这样在菜心里/虚无着，在树干里正直着，混世，混着时代夜色，太阳多余且迂阔。”也许这种并不尽兴的书写才是“生活的常态”，善于从常态当中去发掘永恒的生命主题和思想的对接或许才是这个时代的诗歌所真正缺少的东西。诚如张清华所说，朵渔诗歌中的“这些冷态的、节奏跳跃而纷乱的、碎片式的语言与意象也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某些必然和重要的符号——悖谬而混乱、非理性与反伦理的状态的标志性经验。而在这些符号背后也同时呈现着思考者和吟咏者的一种暧昧与悲伤、无助与愤然的情态与形象。”组诗当中所涉及的“中年危机”、历史、知识分子谱系的追踪、“独语与对话”式的诉说可以说均是诗人试图对现实图景的捕捉与较量，是诗人内心深处批判与挣扎的显现。诗人“感觉侍奉自己越来越困难”，“衰老或者流逝”只是“生命中的自然损益”，甚至连那只“狂躁的蝉都不知有什么冤情”，“它从早晨一直叫到了晚上”，这种语言和思想的碎片化本身就是诗人敏感隐秘内心一种不经意间的触发，这种追踪或肇始的方式与诗人一贯所坚持的立场与境界相碰撞，自然会呈现出感伤与虚无的底色。

■ 白晨阳：一般说来，学院写作，会特别看重从业者的“手艺”，这种手艺主要体现在诗性维度，偏重于语言技艺和形而上哲思。但潜藏民间的朵渔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同样毫不逊色。在组诗中，有近半数诗作，如《日常之欢》、《稀薄》、《损益》、《树活着》、《无中生有》、《善哉》、《不朽》等等，都深入探讨了“思考生死”、“思考信仰”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写作与生命关系的题意，譬如《致友人》，“不要为荣誉写作”、“不要为监狱写作”，“假如你曾留下了一些什么/那必定留在了死者的心里。”“死者”代表消亡，同时也代表了永恒，诗人追求的是为生命中具有恒久价值的事物进行写作的姿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手艺”又始终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牢牢拴在一起，尤其是《在这里》、《世界的本质在于解释》、《这世界怎么啦》几首诗鲜明体现了诗人一以贯之的当代性和时代感：“时代的扳道工为我们定制着目标……”（《道路的雪中》）“在这里”有摔倒的老人、性侵女学生的“数学老师”、被金钱物化的爱情，有失联的客机、侧翻的小学生春游大巴，有街边的行乞者、法院门口的喊冤者等等，诗人用现实主义的可贵精神将暴力、丑恶、不公正等阴暗面收入诗中，延续着关注底层苦难的诗歌品质。

■ 白杰：朵渔的灵沐浴着金顶之光、心却向着凡俗人间。这般姿态正是《不朽》中的双头鹰，一面朝向浩瀚无垠的大海，渴盼太阳的不朽、金蔷薇的不朽，一面留意着砾石杂草，坚持“全部的不朽/就在你的诗行里——针叶林般的良心”。飘逸的魂灵终究舍不下沉重的肉身。接受神启后，他更加无法容忍世俗对耳目的蒙蔽，无法对那“角落里的哭声”充耳不闻。如果艺术的美好无法润泽尘世，精神的光芒无法照耀现实，彼岸的理想无法抚慰当下的悲伤，那么诗歌何为？被圣灵点燃的肉身，一步步走近黑暗深渊，“他失去的，正是他所得的/他失败的，正是他荣耀的”（《荣耀》）。他那决绝而去的灰色背影，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在1924年《影的告别》中的诀别，“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那年鲁迅43岁，朵渔今年41岁，不惑之年，他们都明白了失败已是宿命，但也因此无惧于宿命。在经历怀疑与虚无的阵痛后，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对时代重新亮出敌意。

■ 李洁：诗人在手艺之外兼顾了社会关怀，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其中既有社会批判也有自我的拷问。自问、质疑、警惕是其一贯所坚持的可贵品质，这与他的长诗《羞耻感》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极强的道德良知感互相补充，这种对诗歌虔诚与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让诗人在这个充满了虚名与混乱的诗坛中成为坚定的缪斯守护之神。

■ 罗振亚：很长时间里，朵渔是在个体与体制的对抗中展开写作的，直到近几年才有意缓和这种关系。在今年九月的一次访谈中，他就特别谈到，诗人并不需要刻意反抗体制，只要选择了一种符合自己心性的自由生活时，就自然成为了体制的敌人。这是朵渔坚持“自我启蒙”的重要收获，但也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朵渔放弃了敌意，转向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但事实上，诗人的真实意图是将自己也列入“敌意”对象，将更多的批判力量施予自身。因为在他看来，“自我的体制化，才是最可怕的”。这样的思考已经触及到了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重要命题。它对当下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体的文学写作都具有很强的警示意味。

知识分子最常产生的幻觉，就是将自己把持的知识形态当作终极真理，进而以光明使者、正义卫士自居，要为世界立法，全然忘记赫尔岑的告诫“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其实，成长在体制或世俗的母体内，无论你采取你何种姿态，顺应或反抗，疏离或亲近，都有可能染上霉斑，甚至变质、腐败。如不及时擦拭自己的灵魂、警惕自己的精神病变，那么知识分子极有可能在批判黑暗之时又被黑暗同化，沦为体制的同谋者。结合这一背景再去阅读朵渔新作，就会发现，“这世界怎么啦”的呼号里，同时包含有“我怎么啦”的自我拷问和“社会怎么啦”的公共关怀。具体到文本内部，外部现实的扩展与内在灵魂的掘进相互激荡，彼此推进；诗歌技艺与社会关怀也并行不悖，如光与热一般交会。这一切都彰显了中年写作的繁复与张力，同时也宣告了诗人在经历精神震荡后向高远宏阔之境的再次攀越。期待日后能读到朵渔更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