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中国当代故事·跨文化解读
——评《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

谭岸青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评《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

谭岸青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卫景宜教授的学术新著《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以中国大陆留学生于1980-2010三十年间在美国出版的英语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41部作品并分为写实与虚构两大类，从大陆留学生英语写作源头的20世纪70年代初的海外英语“文革”回忆录开始，到21世纪初风靡西方短篇小说界的新秀李翊云的当下中国故事为结，生动地描述了海外华人写作的新群体“大陆留学生作家”英语写作的生成与发展脉络。该书以开创性、史料性及整体性为其特点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空白。正如作者所认为的，“近年来在全国性学术刊物和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大陆留学生英语作品的研究论文时有出现，但对这一写作的发展脉络——即它在西方图书市场的最初亮相和它自身不断演变的过程，以及针对其重要作家与作品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所以，该书“力图对当代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英语写作提供一个资料相对齐备的历时性评述”，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留学生英语写作这个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兴文学表达形式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该书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一

早在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留学海外浪潮的涌动，大陆留学生的英语写作就开始滥觞，经过三十余年的历程也已渐入佳境——在西方文坛频频获奖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但是国内学界却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目前，当代大陆留学生英语文学写作研究在国内学界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见有系统的成果出现。由于大陆留学生写作群体至今所发表的作品所关注和描述的大都是当代的中国现实，其中主要部分是关于“文革叙述”，这些作品中的故事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这些作品是怎样表现中国的？它们在小说美学上的价值如何？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它要求作者必须熟知国内、国外两个不同的文学与文化背景知识，并借助历史的视角客观审视这些充满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张力的文本写作。《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一书作为该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勇于面对上述这些颇为尖锐的问题，力图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这类写作给予回应。卫景宜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就这样说过：“他们发表的英语作品内容主要涉及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现实。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写作在西方受到那些对中国颇感兴趣的西方读者的关注或追捧，被认为是比官方历史更具可信力的历史描述。因此，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毋庸置疑，在这些由西方图书市场出版、面对西方读者的作品中，肯定充满了中西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此外，这批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作者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描述与评价或许更具某种国际眼界或客观价值。”

该书对作品的讨论涉及范围甚广，从文本内（如语言、叙事）到文本外（如文学潮流、出版市场、读者反应、中美国家关系等），即从文学性和意识形态两条主线对大量留学生英语文本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由于国内外可资借鉴的相关研究资料稀少，该书的研究大都基于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细读和分析，因此该书在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具有说服力、颇有新意的见解。例如，在“多元化的个体言说”一章，作者着重介绍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留学生自传写作在体裁和叙事上的发展变化，并将该写作形式分为四类：自传体小说、访谈与集体回忆录、个体的记忆和儿童读本。这种全新的分类有助于读者区别鉴赏此类虚构作品和写实性作品的美学意义。又例如，该书对著名留学生作家哈金的5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写作特征及美学意义作了关联性的总体研究。对国内学界多以“东方主义”和“后殖民”视角评论的《等待》，卫景宜从社会学的“二元社会结构”、“转型期社会”和社会伦理观念对其作了全新的解读，认为作家“敏锐地触及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本质性因素，因此，他的叙述具有一般描写当代中国的海外小说所不能企及的概括性和准确性。”她就哈金等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留学生作家的创作前景提出观点鲜明的看法：“在越来越多的跨民族、跨国籍、跨语言的文学写作不断涌现的今天，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在描述重大国际历史题材时所采取的叙述立场，对于我们把握和解读这类作品至关重要。”

《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第一编“自传与‘文革’故事”，以十年为划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大陆留学生英文自传或回忆录中选取了24部作品作为分析文本，对各个时期的文本从文学性和意识形态话语等角度作了比较合理和有说服力的讨论，突出了中国学者的立场。

国内对大陆留学生海外英语回忆录及“文革叙述”的研究现状如何？笔者检索国内权威的中国知网（www.cnki.net）有关“中国留学生英语写作”的学术论文，比较有价值的相关论文寥寥无几，较为重要的如唐海东的《新移民的文革书写》一文，从语言、体裁、题材和价值评判几方面对海外华人文革书写的状况进行概括介绍。该文认为海外华人“文革”题材的英文书写“以跨文化写作的方式表现中国文化的特点正是海外文革写作乃至广义上的海外华人写作最让比较文学学者感兴趣之处。”作者认为“大陆当代的文革书写最主要的实绩是小说，对自传体裁的偏爱是某种合力的结果。”对海外文革书写的价值评判，他认为“问题皆在海外华人作家制作和传播中国形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赵庆庆的《海外伤痕回忆录：祛魅的身份和历史重建》，以美国和加拿大作品为例，从历史重建、阶级暴力和祛魅（disenchantment）言说三个角度探讨“海外伤痕回忆录”的共同特征，认为海外作者集中体现出从偶像崇拜到理性的回归和从失语到言说的复苏。上述两篇论文是《留学生》出版前国内有限的研究成果，从讨论涉及文本的广度、代表性和论述深度性而言，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对近三十年来海外英语回忆录及“文革叙述”的整体性研究相比，答案不言而喻。

该书第一章“回忆录及其政治叙事”，“重点分析了文本的外在环境与特定写作模式之间的消长变化关系；涉及讨论了‘妖魔化中国’、‘女性主义多元性表述’、‘政治与个体叙述’等话题。”卫景宜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传“大致上比较尊重历史事实，作者对‘文革’的记述并无过多的政治渲染”。90年代的美国图书市场出现了大批中国女性留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卫景宜对此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潮流以及中美关系变化等因素作了合理客观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在讨论“文革”回忆录时，她特别对文本中的“文革”叙述与国内作家以“文革”为主题的“伤痕文学”之间的差别进行了精彩的比较。她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留学生的英文自传或回忆录中，“‘文革’记述几乎变成了一味‘诉苦’的个人受虐史，恰恰缺少了‘伤痕文学’对于‘文革’苦难的那种超越个人不幸命运的描述。个人的悲剧因缺乏社会历史层面的观照而仅仅成了一种面向西方观众的‘倾诉’。”笔者认为，这种“面向西方观众的‘倾诉’”显然就是为了迎合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凸显“受苦——得救”的特定叙事模式，以二元对立法（即：在中国的苦难生活与到西方的命运转折）满足西方读者俯瞰“第三世界”的优越心态，迎合出版商的商业目的。针对西方主流社会存在对毛泽东时代或“文革”认识上根深蒂固的所谓“维护人权”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作者通过分析和解读这些文本的外在关联性，提出了独到见解。例如，评论2001年美国出版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中国妇女》时，她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一书的编者试图从理论的层面，对盛行西方二十多年的‘文革’叙述进行反思与批评，也正是在该书对‘文革’叙述的意识形态倾向所做的深刻分析之中，使我们对于在西方发表的英语‘文革’叙述的写作与出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作者立足于文本现实的客观评价与尊重历史的分析讨论，使读者读来耳目一新，拓展了读者对该类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还着重讨论21世纪头十年大陆留学生英语回忆录的新趋向。她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留学生英文自传写作在主题叙述和形式表现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陆留学生英语自传写作的主体是朝着更加细分的读者市场和更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而发展。”“‘文革’叙述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历史题材，传记作者运用这一西方读者业已熟悉的故事模式，通过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经历，重写或扩展了原先的单一叙事，更加客观地展现那个时代以及作者自身对于生活与哲理的认知。”“‘文革’叙述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历史题材”这一观点为西方读者错把留学生虚构作品里的“文革”叙述当作当代中国“现实”的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批判。

这里就涉及到海外英文文革叙述的价值评判问题，关键在于作家如何书写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把握上。作家审视“文革”的出发点是东方主义视角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还是对普世人性的理解，有判断力的读者自有答案。专著还就阅读此类“文革”叙述要考虑的文本外的因素，例如文学潮流、出版市场、读者反应、中美国家关系等，展开了充分讨论，兼顾了文学性和意识形态两条主线，突出了中国学者的评判立场。

二

“虚构文本：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一章，以5名影响较大的大陆留学生作家哈金、裘小龙、严歌苓、闵安琪、李翊云及其17部代表性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的主题表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以及叙事倾向等诸多方面对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在该书出版之前，国内学界对上述作家的研究尚无形成基础性平台，即还未出现针对某个作家全部作品进行讨论的研究成果。该书对所涉及的小说家于2010年前出版的所有英语作品都一一进行了讨论。目前国内学界对哈金作品的关注多限于《等待》或《战争垃圾》，其他作品鲜有涉及。该书对哈金的讨论则包括了2010年前的全部作品，并展示了新的研究视角。该书从小说人物、语言、结构等层面对哈金小说的写作风格和主题表述作了较为深入分析，“即以温暖的幽默笔调描述普通人在追求人生价值过程中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及其无奈境地。”在讨论《池塘》（In the Pond，1998）时，指出哈金对小说中小人物的人生悲剧是以幽默叙述的手法表现的，并如是定义哈金的幽默叙述：“从小说肌理的不同层面反映哈金小说的幽默性，即从人物、语言及故事架构的角度。”而《疯子》（The Crazed，2002）在结构上“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语言上具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后现代名著广引博采或互文式的语言特征”。对曾入围2005年美国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的《战争垃圾》，国内学界近年来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从战争创伤、该作与美国战争小说书写传统的联系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等角度对该作进行了解读。卫景宜从更宏观的角度点出该作的独特意义，认为这部小说是哈金写作从描写中国现实走向国际题材的转折点，“展示了作者具有驾驭宏大场面和众多人物的能力与气势”。但她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该小说的意识形态倾向造成其主题表述的局限。”因为，“跨文化写作者需要立足于历史与人性的制高点，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敏感把握笔下题材在原生国与接受国之间的差异，以便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这一点对于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跨文化写作有着十分可贵的指导意义。

裘小龙（Qiu Xiaolong，1953—）是当今美国侦探小说界中颇负盛名的华人作家，但国内学界对其似乎并不熟悉，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有关研究裘小龙作品的成果，仅找到3篇研究或引用裘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出版的艾略特诗歌汉译本的文章，这种研究现状显然滞后于裘小龙当前在美国小说界的影响力。卫景宜的这部新著对裘小龙的重点关注，显然突现了她的学术敏感度。卫景宜指出，“裘小龙的小说不仅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而且小说的主题叙述——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属于当前世界英语文学中的新型题材。在此之前，海外发表的华人英语小说虽有不少涉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尚未有人直接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状作为主题写进小说。”她认为裘小龙不依赖中国作品得以在西方出版而惯用的“东方主义”市场策略，“开辟了自己一条独特而成功的、职业化写作路向。”该书深入分析了裘氏作品的写作特征及历史文化内涵，尤其对作者“以文化记忆与社会历史多重角度表述现实的独特手法进行了解读和探讨”，还指出其小说的“写作格调与思想范围都与通常概念上的侦探小说不同。”著者从美学的角度解读了裘氏小说里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对系列小说主角——侦探陈超的人物形象塑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指出陈超形象“使小说的叙述主体具有一般侦探小说难以企及的文化内涵与自省意识。”

三

卫景宜教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熟知英美文学作家作品，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专业素养对其撰写这部专著也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著者在对留学生英文写作这个跨文化写作的主要特征——语言文化上的中西融合性，进行了大量颇有深度的讨论，在解读文本和论述观点时常常恰到好处地将讨论话题中的留学生写作与英美文学作品进行互文式的比较和诠释，很好地发挥了作者熟知东西方两个不同文学与文化背景的优势。

卫景宜在评论哈金小说的荒诞性常以幽默的笔调加以展示时，她把哈金的风格和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风格相映衬：“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力量不仅来自修辞的巧妙，更重要的来自于他对19世纪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新型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丑恶、反人性现实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批判力度，以及他对社会下层普罗大众悲天悯人的心怀。”她认为哈金的《疯子》比其前两部小说写得更加潇洒和自信，“这部小说在结构和语言表现方面更为丰富多样。”卫景宜从小说中窥见个中丰富的中外文化内涵，显示了厚实的批评功力：“从语言上看，这本小说的写作比先前更趋娴熟，大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后现代名著广引博采或互文式的语言特征。小说凭借主人公大学文学教授的身份，在书中大量引述了中、西方文学典籍如《唐诗》、《神曲》等，并涉及诸多中、西方诗人如杜甫、王勃、李煜、歌德、但丁、庞德等；还对中、西方文学艺术如中西方诗论比较进行评介……类似这种莎士比亚式的长段独白，在书中比比皆是。然而，小说中内容苍白的大段‘独白’与莎剧式的厚重节律常常形成一种强烈反差，颇有一些后现代反讽小说的荒诞感。”她还深入解读哈金在《疯子》中对于“‘灵与肉’这个古老文学主题的呼应和致敬”。在西方文学中，“灵与肉”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母题，著者将《疯子》中反复出现的有关“灵魂”的话题与文学母题“灵与肉”进行互文式的诠释，令人佩服。类似评论亮点比比皆是，例如，她把哈金小说里普通人的人生悲剧意味和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式的现代悲剧进行类比，认为“哈金小说的主人公或叙述者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这些自身带有性格缺点的普通人在面对权势的矛盾斗争中常常身处不利、难以自拔。于是，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便有了一种悲剧的意味。在这一点，哈金的小说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式的现代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与阿瑟·米勒不同的是，哈金小说中的悲剧性常常包裹着一层‘幽默’的外壳。”她指出《疯子》在其叙事层面上有意模拟但丁的名著《神曲》。在评论擅长写自传和现代传奇小说的留学生作家陈达的创作时，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其善于改编中国古代历史故事题材的特点，称其改编“混杂了中国功夫或武侠传奇等诸多元素，颇具《哈利·波特》式魔幻小说的风格……陈达的创作风格在大陆留学生英语写作中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卫景宜对中西方两个世界的历史史实及文学趋向有较好的把握，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在尊重文本事实的基础上，着重背景分析与文学性的探讨，做到评述客观、行文生动有趣，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文化素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总之可以说，《当代西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以丰富的资料和敏锐的学术触角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英语写作描述了一幅全貌图。著者熟谙中西方的不同文学与文化背景知识，针对该领域重要作家与作品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并借助历史的视角，力图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客观审视这些充满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张力的文本。它清晰而深入地呈现了这一全球化语境下新兴跨文化文学表达的发展、演变脉络，对此类写作语言文化上中西融合的重要特征进行了大量颇有深度的讨论。该作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从跨文化角度解读的西方语境的中国当代故事，它给读者拓展了无限的中国国际形象研究与文化交流的视野和想象广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文化写作的文学空间将会不断伸展和呈多样态势。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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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72（2015）05-0155-06

2014-08-05

谭岸青（1974—），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