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

陈祥

与蒋介石成忘年交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年迈的康国雄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1941年，12岁的重庆男孩康国雄在家门口撞见了蒋介石夫妇。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如果宋美龄陪同散步，则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康国雄回忆，每次蒋介石前来，都会用很重的浙江口音喊“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屋找康国雄。

老少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闲聊中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就一一告知。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终于，蒋介石邀请康国雄来黄山官邸共进晚餐。蒋纬国先接待了他，笑呵呵告诉康国雄：“就叫我蒋二哥吧。”

1945年抗战末期，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康国雄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此时每隔两三百米就有站岗宪兵出现，他立马向同学炫耀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没人相信。未几，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深受空军热影响的他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他文革中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即由此而来。

身处时代剧变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当时中国最高领袖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土豪”，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仪式是由于右任主持的。

辛亥革命后，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康心如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因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康心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这样，康国雄因为出身遭到学校打压，他被同学隔离了，并一直遭批评。

1951年，他去北京考大学。但是，巴蜀中学送上的材料一直没放过他，“父亲是官僚资产阶级，康国雄在四二一运动期间，有特嫌表现，有严重的政治背景问题”，甚至“组织第三党”。

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在1950年破产，不过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7年，他成为右派。1961年，他托关系来北京治病，并把户口迁到北京，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文革时，康家自然受到冲击。

对人生不服输

康国雄是南开大学第一批按马列主义教学计划培养出的经济学人才。因肃反导致天津的中学教师匮乏，毕业时，全班被分配在天津各中学教书，课程包括地理、历史、美术、体育。康国雄则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文革”初期，康国雄就被当做“蒋介石的干儿子”在学校大礼堂批斗。这个罪名很引人注目，许多人来围观批斗会，人数超过了院长、党委书记被批斗的大会。康心如为给儿子洗脱罪名，写信给沈醉求一份证明。

沈醉回信说：“蒋贼住在重庆南岸时，偶尔外出散步，曾携带过您的孩子。当时在蒋贼身边担任警卫的特务，大多和我熟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告诉我曾收康国雄做干儿子的事。”沈醉根据自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六七年工作经验，断定没人在回忆史料里提及这件事，“可见完全是一种误传而没有什么根据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造。这是旧式大家庭里彼此勾心斗角的常见一幕。康心如得知一切后心痛欲绝，立遗嘱与这个儿子及两个孙子断绝关系。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去世。1981年，康心如获得平反。“文革”期间，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

“文革”后，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神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几经周折，他想到去香港闯荡，他家还有着海外关系。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

1997年1月，通过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官文强的介绍，蒋纬国来信邀请康国雄赴台旅游。康国雄此行有两个目的：看望二姐和表兄；探望蒋纬国和陈立夫，尽可能与父辈的故旧建立联系。康国雄还去慈湖参观了蒋介石陵园，感慨万千。

（孙光星摘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