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需机制的视角

2015-11-18 02:28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
中国钱币 2015年6期
关键词:国家银行中央苏区测算

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

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需机制的视角

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①

一 引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背景及设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下简称为中央苏区)创建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苏区红色金融体系,为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其发展史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中国金融史中均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出台以来,苏区时期红色金融发展史更是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从我国当前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大多研究成果集中于对苏区红色金融发展史的定性描述,如对金融组织体系演变、金融管理制度规定、金融业务梳理或对其历史作用及地位的定性判断等,而对于这段历史的定量分析近几空白,特别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记载资料的销毁或遗失严重,导致了该段历史有所断层。据此,本课题在借鉴文献资料和现场访谈的基础上,以更具可靠性和真实性的苏区货币供需情况为主线,运用经济金融相关理论,定量测算中央苏区不同时期的货币供需情况,梳理苏区红色金融货币供需机制和供需历程,从而挖掘和解析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情况,弥补现有研究文献和史料的不足。

根据当前理论界普遍认可的设定,本文中的中央苏区时期指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主力红军长征,即1931年11月-1934年10月期间,其版图范围及人口随着革命的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全盛时期设有4个省60个行政县,约8.45万平方公里、453万人。本文测算的主要依据为文献资料数据,采取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计量币值统一为苏区纸币,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 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机制的理论考证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2年初开始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并于1932年2月1日正式营业(由于战争分割的原因,国家银行的业务仅限于中央苏区范围)。国家银行总行成立之前,中央苏区属于货币分散发行时期,东古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以及部分信用合作社等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流通于市场上,币制较混乱;国家银行成立后,江西工农银行被取消,中央造币厂、印钞厂陆续成立,遂取消了其他所有区域性银行的货币发行权,逐步收回了原先发行的铜元票、暂行券等货币,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

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需机制有所不同的是,中央苏区的货币供需主要因其所处的贫困、封闭以及一切围绕战争需要而导致的货币发行具有的战时超强制性,更多的物物交换性,苏区军事经济条件差异导致发行主体的多元性,以及苏区主体存在不足六年历史的短期性等几方面。

从发行供给方来看大体划分:1.供给主体: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军队。2.供给方式:国家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暂行券及存款,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军队则通过缴获或者筹款。3.货币供给方程式:Ms=B+D+C+M,其中,Ms表示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D为存款,C为筹款,M为贸易输入。(由于当时银行单一,且存款的派生能力几乎为零,因此不考虑货币乘数作用。)4.供给途径: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发行提供现金,通过商业银行投放到经济活动中,其中一部分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形成流通中现金,其余部分则回流到商业银行,形成商业银行原始存款。在战争时期,金融亦为战时金融,其货币的供给主体除了国家银行和部分商业银行外,信用合作社可发行部分限制流通的券币,而军队亦通过战争缴获或者到区外筹款等途径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货币总供给量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原始存款、筹集款项及贸易输入货币的总和。在中央苏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主要是通过对基础货币的调控实现,即通过货币发行量进行调控,其他各项供给则通过贸易、收缴计划等实现调控。

从发行的需求方来看: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经济落后,因此该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商品交易的需求,属于货币刚性需求,几乎不受利率、投资等影响,因此,本文运用单一费雪的货币需求理论来阐述中央苏区货币需求。以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则有:MV=PT公式,左边表示货币流通量,PT则表示各类商品交易总额。货币流通速度V、交易量T在短期内基本不变,可视为常数;所以公式中仅有P与M的关系是可变的。而且物价P的水平随货币量的变化而变化,为应对第四次以及第五次反围剿,苏区发行了过量的货币致使物价大涨即是所证。

三 对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情况的测算

(一)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的测算框架

本文测算是建立在文献资料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及演绎,因有部分货币供需数据无法穷尽,只能大体测算。从货币供给来看,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货币供给主要由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制造银元、存款、原始资本支用②、筹款或者战争缴获以及出口输入货币构成,其中,出口输入货币是因为纸币与银元同时流通,对外出口以银元结算而流入苏区,不会形成外汇占款,从而增加货币供给。从货币需求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贸易需求、战时军需,因此重点从内贸、外贸进口及军需3个模块进行测算。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应量测算

货币供应量的测算主要从纸币发行、铸币印制、出口收入现金、战争缴获等几个方面进行测算,因“国家银行壹圆纸币一张兑付光洋一元”③,1931-1933年按照此比例兑付,1934年纸币贬值后国家银行停止了兑付,币种间收兑对苏区货币供给及流通的数量几乎没有影响,据此本文计量币值统一为苏区纸币。

1.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测算。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至该年终,共印成壹圆票375 000元,贰角票103 000元,壹角票129 800元,伍分票48 375元,总计印制发行656 175元④。到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累计达2 000 000元,到1934年10月止,苏区纸币发行量累计达800多万元。另据赣州中支红色金融有关专家按照7000张苏区纸币的不同券别、不同年份、不同版别,依据冠字号码的大小进行排序,推导出不同年代、不同券别纸币的发行数量,并结合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中提到的各类券别的发行数量,推算出1933年和1934年的实际发行数量。例如:在2 000张壹圆券纸币中,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版本,其最大号码分别为999767、999445、878639。因为一个号码为一张纸币,印刷数一般为整数。据此推断,1932年和1933年分别发行壹圆券纸币100万张,1934年发行90万张,合计发行壹圆券纸币290万元。其他面额的纸币亦用同样的方法推断,分别发行五角、贰角、壹角、伍分券纸币395万元、42万元、580万元和20.5万元,苏区纸币发行量总计805.5万元(详见下表),与曹菊如先生的回忆基本吻合。

表1 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数量表(单位:元)

2.银元供给测算。一是东村造币厂1931年造币额测算。东村造币厂铸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版别的银元,投放市场流通。自1930年10月以后,“平均每天生产银洋半担(五百元)”⑤。东村造币厂于1932年春搬走,因此以365天、500元每天计算,可铸币182 500元;二是中央造币厂。1932年春,临时中央政府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改名为中央造币厂,规模逐渐扩大,并走向机械化生产。“1932年春,中央造币厂每天能生产银元1万余元。”⑥1932年-1934年10月,分别按365天、365天及270天计算,铸造币总值依年次为365万、365万及270万。

3.商品出口额测算。中央苏区的大宗商品出口主要有粮食、矿产品和土纸出口,另外就是其他的农产品的出口。这四块的测算过程如下:

(1)粮食出口额测算。“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⑦据此,我们以年均人头出口量1担、4元/担单价计算,1931-1934年的人口数量分别以250万、300万、450万及300万人⑧,可得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粮食出口量分别为1 000万元、1 200万元、1 800万及1 200万元。

(2)钨矿⑨出口额测算。一是产量的测算。铁山垅及上平矿区的钨砂产量参照1988年版《铁山垅钨矿志》第194页中的数据;而仁凤山的产量推算基础为:“仁凤山矿区1931年刚恢复生产时,月产量只有几万斤,1932年成立合作社后,月产量上升到10多万斤,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共产出钨2 000多吨。”⑩方法上,以11万斤/月的产量计算1932-1934年10月的产量,则1931年的产量用2 000吨的总产量减去1932年以后的产量,推算得出其产量依年次为130吨、660吨、660吨、550吨。小垅钨矿1933年生产钨砂47吨⑪。二是对于钨砂出口价格的测算,依据“从1931年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 193吨,出口总值430多万元”⑫可推断苏区钨砂的平均出口价格为1 025.52元/吨。三是出口量的推算。当时钨矿的开采主要是为了解决战争经费、银行成立资金的筹集,因此,内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课题以产量替代出口量,这个从出口价格推算上可以得到印证,计算出的1 025元/吨,与记载的出口价格50-52元/百斤的价格区间吻合。推算结果如下表:

表2 中央苏区1931-1934年钨砂产量、产值

(3)土纸出口额测算。“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⑬寻乌县全县人口为12万,据此,可算出人均土纸出口额为0.4元每年,以此推算全苏区的土纸出口情况。但是由于1934年土纸大幅跌价,以致出现无人造纸的情况,因此,1934年可认为没有土纸出口。则1931-1933年土纸出口额分别为1 000万、1 200万、1 800万,以汀州纸品出口居多,年输出量在357.08吨。

(4)其他商品出口额测算。由于出口物品难以穷尽,亦没有更为详实的数据记载,因此本部分选取寻乌1930年5月份出口货物贸易情况作为推算基础,剔除大米和土纸出口额后,以人均出口额推算总体情况,且不考虑对外贸易价格影响,得出依年次分别为195万、234万、351万及195万元。

表3 中央苏区其他主要商品出口额测算

4.存款。截止1932年底的存款总额为175 448元⑭。其他年度资料不详,由于当时金融业务较为单一,存款的派生能力几乎为零,因此不考虑货币乘数作用。

5.国家银行原始资本金的支用。1932年2月,国家银行开始营业时收到资本金20万元,不久因财政的需要,这些资本金陆续被财政人民委员部提走⑮。因此,1932年因透支原始资本金形成货币供给20万元。

6.筹款及缴获。一是筹款。1932年6月以前的筹款无法查证,1932年6月至年底,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任务,主要由独立团负责筹款。根据《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各独立团到白区的筹款任务为16万/月,因此,1933年筹款总额计192万元,1934年以9个月计算,筹款总额为144万元。二是缴获。1932年漳州战役大胜,共缴获150万元,其他战役缴获无法查证。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大体测算出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货币供给量分别为13552963元、22 015 624元、28 100 219元和35 839 202元。

表4 中央苏区货币供给数量测算表(单位:元)

(三)中央苏区货币需求量测算

货币需求主要为交易需求,主要从内部贸易、进口贸易及军需贸易三个方面进行测算。关于测算的例外条款:一是军需贸易与内部及进口贸易可能在日用品交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但是由于在战时背景下,军需贸易所占比重较大,本课题单独对这块需求进行核算;二是当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部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货币流通量,由于缺乏数据支撑,本文暂不考虑以物易物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

1.内部贸易测算。由于各年度数据可得性难以保证,本部分数据测算以寻乌县⑯调查数据为基础,用该县市场贸易推算人均内贸额,计算得出其人均贸易额为3.2元/人年,然后以人口数及人均量推算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贸易情况。推算可得依年次中央苏区内贸交易额分别为800万、960万、1 440万及800万元。

表5 寻乌县市场贸易情况测算

2.外贸需求测算

(1)盐、布匹的进口额测算。“又看到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多万块的布;”⑰虽然苏区在经济封锁下,盐奇缺,价奇高,但是前期是价低量大,后期则价高量少,1931年人均盐的消费量为12斤每年,但是后期则至少减半甚至仅原来的一成。对于苏区而言,其资金来源日趋紧张,能用于购买盐的资金最多能维持在900万元左右,因此按年均900万的消费量计算。而布匹的消费跟盐的消费基本类似,以300万人600万的消费计算年均进口额2元/人,再依据人口总是核算布匹进口总额。测算可得依年次为500万、600万、900万和500万。

(2)西药进口测算。1934年1月成立了中华商业公司,负责一些急需物品的采购。“仅以西药来说,半个月采办一次,达十余万元之多。”⑱月均采购量20万元,1934年以前,由于资金紧张,中央苏区一般上山采摘中药,对西药的进口量比较小,在此不予计算,而1934年大量进口药品,主要是备药长征途中用,按月20万元左右,9个月的量为180万元左右。

(3)进口总额测算。1933年4月江口贸易分局成立后,“进口少时一百三十万元,多则二百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江口分局供应占苏区百分之七十左右。”⑲1933年4月-1934年10月,进口额以中间数165万/月计算,则1933年1-3月按照盐、布和西药等大宗贸易月均量算,测算结果为1 800万/12月-3月,等于450万元。江口贸易分局成立前,以大宗交易量测算,含盐、布、西药为主,以1933-1934年的数据看,用大宗物品进口额与实际测算额相比,大宗物资进口额占所有进口额的80%左右,因此以此比例推算,即总量等于大宗物资进口额除以0.8。

(4)其他物资进口额测算。除了大宗商品进口外,还有一些其他日用品的进口,其测算方法为用进口贸易总额减去盐、布及西药进口额,得出依年次的其他物资进口额为350万、300万、696万及777万元。

3.军需货币流通量测算。“自八月份起,中央政府每月的经费预计如下:前方战费三十万元;江西省苏(党团、省委、军区在内)计九万元;福建省苏(党团省委军区及十二军后方残疾、伤病费在内)计47900元;中央政府直接支出计90850元,共计约须支出53万元(十二军前方及独立师独立团警卫连游击队的未计)。”⑳这份预算是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后的费用所造,因此,从1931年11月份起按此标准计算军需交易流通额。当时苏区政府及主力红军人数为20万人,人均费用2.4元/月,1931年的主力红军及政府工作人员以1932年的半数计算,推算出1931年的军需货币流通额为317万元左右。

表6 军需货币流通量测算(单位:元)

综上可得,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货币流通量大体上为28 672 500元、33 945 000元、45 709 286元和36 330 179元。

表7 货币流通量测算结果(单位:元)

四 结论

(一)特定的战争经济背景,导致货币超发严重。从测算结果看,从1931-1934年,货币的供给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均货币供应量为2 487.7万元,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2.44%、27.64%及27.54%。一方面,由于苏区经济属于封闭的、战争期间计划调剂配给下催生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计划经济特点明显,如果用货币发行与实物商品的比值来判断,1931-1934年该比值分别为1∶2.12、1∶1.54、1∶1.63及1∶1.01,远远高于我们建国初期所谓的“1∶8”。即货币发行偏离正常值较大,依此测算当时的货币超发严重。另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慢。从数据看,1931-1934年的货币流动速度分别为173天、237天、224天及360天,除1931年外流通次数不到2次,到1934年的货币基本上只需要在市场上流通一次。从传统货币数量说理论分析,实现一定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和一定水平的货币流通速度。据此可以反推,在商品交易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必然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图1 中央苏区货币供需趋势图

表8 中央苏区货币流通情况

(二)战时金融管制模式,导致资产价格扭曲。中央苏区的金融是特殊的金融模式,属于典型的战时金融,即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因此,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主要依战争需求发行货币,而非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发行货币,这就会导致货币发行与现实经济脱节现象,最终导致货币超发,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在中央苏区资产价格扭曲的典型表现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对经济金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及冲击。

(三)红色金融总体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和价值。单纯从经济金融的角度看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可能并不一定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从当时的战时金融角度分析,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成就及作用却是非常巨大的,而《若干意见》的出台,正是基于对国家银行通过各种渠道支持革命战争、支持经济建设的反哺,是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与作用的肯定。

1.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战争给养。革命战争期间中央苏区由于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凋敝,税收收入对促进财政收入的作用十分有限。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发行货币以充实军队给养经费。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中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中央政府1932年的每月预算支出为53万元,包含30万元的红军给养,23万元的中央政府支出,则年支出为636万元;而从中央政府的收入看,全年仅能实现各项财政收入为280.8万元,月均实现二十二万元;据此判断财政收支月均缺口为30万元左右。而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纸币及银币,极大保障了红军军费筹集。“每月共可印纸币312 000元,按每月税收220 000元,外加银币30 000元,共计每月可收入250 000元现款,按一般定例每月可发行纸币三十五万元,以票额之半的现金为【银】元换的准备金,则政府每月收入可达三十七万五千元。”㉑

2.支持苏区经济发展,突破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加上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苏区经济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只能进行生产自救,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低息借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等手段,加大了对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的支持。如三百万的经济建设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㉒。

3.统一币制,厘清金融市场。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市场上同时流通各工农银行印制土币、地方军阀发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杂币、劣币。“江西的现金,尤其是西南多半被军阀、地主、资本家转(铸)造。在各地甚至穷乡僻壤都有——银行钞票和‘兑换券’。”㉓以及由各地商会所发的纸币。这些杂色的纸币,大多丧失信用,银价不统一,影响了商品交换和人民生活,阻碍了苏区经济发展。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了货币发行机构,并对市场流通币进行了统一,逐步兑付收回由工农银行等发行的流通券,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金融市场。

4.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苏区的成功实践,还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展以及新中国金融大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重要的金融人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银行是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的根基。

注释:

①课题组组长:刘居照;课题组成员:杨晖、杨庆明、谢月华。

②指国家银行的资本金被财政提取支用而间接形成的货币供给量。

③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红色中华》第25期,1932年6月30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④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

⑤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载《回忆中央苏区》,第364-365页。

⑥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载《回忆中央苏区》,第1版,第36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7-108页。

⑧1931年国家银行成立之时中央苏区有250万人口,到1934年5月份之前达鼎盛,约450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减至约300万左右。因此,本文据此测算1931-1934年分别为250万、300万、450万、300万。

⑨对于钨矿产量的测算,本课题仅计算铁山垅、上平、仁凤山及小垅矿区的数据,其他数据无从查证,但是这些数据基本能代表当时的钨矿出口情况。

⑩《盘古山钨矿志》,1990年版,第73页。

⑪舒龙主编:《毛泽民》,龙焕奇:《毛泽民办中华钨矿公司》,军事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76页。

⑫谢一彪、舒龙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贸易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80页。

⑬《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⑭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92页。

⑮同⑭,第138页。

⑯寻乌县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处,三地区域边际情况大体类似,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可用于推断周边情况。

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7-108页。

⑱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0页,长汀纪念馆提供的调查资料,老区群众回忆。

⑲同⑱,第102页。

⑳《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1932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㉑关于做好《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的决定,1932年6月。

㉒同⑱,第493页,《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1933年7月22日),《红色中华》第96期,1933年7月26日。

㉓《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58页。

(责任编辑刘筝)

猜你喜欢
国家银行中央苏区测算
赣州市审计局组织干部职工参观《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图文展
广东原中央苏区参照西部政策的来由
四川省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对策研究
城市创新指数设计与实证研究
倾尽全力抓好振兴发展广东原中央苏区的大事
正视差距 急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