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模式看唐代体育文化的发展

陈媛媛　顾士光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10-000-01

摘 要 唐代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竞技体育、宫廷体育、军事体育，还是民间体育，其形式内容都是空前的，不仅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且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从文化模式的角度入手研究唐代体育文化的特点及形成过程，为研究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提供可贵的借鉴。

关键词 文化模式 唐朝 体育文化

唐代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体育文化，可称得上是绚丽多彩，博大精深。它结束了中国体育文化史上一个旧阶段，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对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甚至亚洲诸国的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因此，研究认识这一阶段的体育文化对理解中国体育史及其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研究当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革都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文化转型期，在这种时代形式下，认真分析、理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国外体育文化和各个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能推动我国当代体育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转型。本文以文化模式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唐代体育文化模式的特点及其模式形成的原因，为我国体育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转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一、文化模式和体育文化模式

（一）文化模式的概念

文化模式通常指一个文化社会中所有文化内容（包括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与结构。它是一个社会为人们提供接纳和安全感的，反复出现的系统行为模式。这种形式往往表现了一种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它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也有助于我们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1]。

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往往以外显的、自觉的方式为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和框架；而文化模式则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模式的概念

1.体育文化的概念

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分支，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2]。

体育文化总是与人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本民族的、传统的体育特征，这些传统的体育文化规范着本民族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文化又总是和一个地域或民族的社会文明、物质文明以及自身的发展产生具有互动发展的关系。

2.体育文化模式的概念

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受特定的结构、历史背景、民族性、地理环境以及个人心态的共同特征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作用，体育文化模式也是如此，它是人类各国家、民族、地域的体育文化特征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合状态和构成方式。某一民族的体育文化模式是指某一民族所有体育文化内容彼此交错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特殊形式与结构。

文化模式有普遍和特殊之分，体育文化模式也是如此[3]。普遍体育文化模式指人类体育文化共有的特色，即人类在其体育活动中所创造的各民族大体一致的文化构成方式。由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相同，因此其体育文化创造也有相同之处。这是人类体育文化得以交流、借鉴和相互渗透、汲取的依据。特殊的体育文化模式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多样的体育文化结构与内容。各种特殊的体育文化模式受到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物质环境的影响，如气候、地理条件、资源、人口的影响等。另外，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特点、意识形态以及外来文化等等。

二、唐朝体育文化模式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

（一）唐朝体育文化模式的特点

唐朝体育文化在构建过程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整合，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形成了具有开放包容、多元一体、和谐和合、融合创新特点的，和具有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的特殊的唐代体育文化。

1.开放包容

唐朝体育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善于吸收并包容整合各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而不是保守、封闭的文化。正因为唐朝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不是以自己的文化去排斥外来文化。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使得吐蕃、突厥、西胡、西亚、高丽、日本、伊朗各种体育文化和娱乐形式都在唐朝得以充分的发展。

2.多元一体

唐朝实行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实边策略，形成在对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格局，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同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汇。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最终创造出既是汉民族，又有少数民族各种文化因素的多元一体的唐代体育文化模式。

3.融合创新

唐朝在“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断的从周围地区的那些可能的特性中选择其可用者，而舍弃那些无用的东西，把其他的特性重新改造，融合创新成为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或行为模式，造就了唐代多样体育文化的繁荣时代。

4.和谐和合

唐代文化认同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域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唐朝统治阶级对西域和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了恩惠为主的开明政策，使唐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胸更加豁达，形成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因此，文化尽管是多元的，但是并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文化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形成和谐和合的文化模式。

（二）唐朝体育文化模式的生成过程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物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一些文化物质被抑制、排除、扬弃，失去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的和行为的模式。不同民族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取向即潜在的价值意识。唐朝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文化模式化与文化整合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唐代体育文化模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唐朝人民在“有容乃大”的精神的统摄下对各民族体育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正是这种有容乃大的精神使唐朝体育文化得到极致的发展，显现出五彩缤纷的体育式样。

在唐代体育的重要内容中，如马球、骑射、摴蒲、杂技的技巧都来自西域各少数民族，据文献记载，太宗皇帝是引进马球的重要人物之一。据《封演》载：“太宗常御安福门，旨侍臣曰：‘闻西番人好为打球，以亦令习，会一度之。”到唐中宗时马球在长安已流行，尽管马球没有普及民间，但在长安高中阶层影响是很大的。唐代女子好“胡服骑射”、打马球、蹴鞠，这也受西域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汉魏南北朝以来，除了北方一些民族的妇女之外，南方很少有妇女射箭，到唐朝，女子骑射之风兴起，女子跃马扬鞭在长安是不少见的。

诗有杜甫在他的《哀江山》追忆当年唐玄字和杨贵妃在南苑游猎的盛况，写下了宫女射箭的情景：“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王建《宫词》也有“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的诗句。还有卢论“行遣才人斗射飞”，都是对宫女骑射打猎高超技术的生动描述，这也表现出唐朝对异域文化的吸取是普遍的。

来自西域的摴蒲，在唐朝也盛行起来，目前大多数认为“摴蒲”来自西域。据东汉马融《摴蒲赋》称，这种博戏的发明者为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后来老子西出函谷，在远离故乡的日子里，就常以此戏排遣惆怅，故谓“伯阳入戒，以斯消忧”。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称“老子入胡作摴蒲”。对此推测摴蒲原先流行在西域地区，大约自西汉时期随着中西交流而传入中原。由于来自西方，历史上出现了老子入西戒而制摴蒲的传说。

隋唐时期居住唐朝北部的少数民族突厥族流行摴蒲。据《隋书·突厥转》说突厥族“男子好摴蒲，女子好蹴鞠”。公元629年近10万人归附唐朝，其中将近1万家迁居长安。他们把其风俗带到长安并盛行开来，如唐李翱写有《五木经》。书中记载说，五木的形制是五个黑面中两枚画上牛犊，五个白面中只有两枚画上野鸭，这样便有了黑、白、犊、雉四种图案，从而使摴蒲的排列组合的种类相应增加。另外来自西域民族的还有“胡旋舞”与“剑器舞”。这些来自西域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体育文化有其普遍性，也有个性。普遍性反映在：马球是球类运动，它与中原的蹴鞠有相似之处，如把球打入球门、计分、擂鼓、摇旗等。摴蒲是棋类，与中原流行的六博相似，射箭也是中原人相传已久的竞技运动。但在个性上说，马球是骑在马上，用手杖击球的一种运动，与地上滚动，用足踢的蹴鞠是不同风格的两种球类运动；西域的骑射讲究骑速，追求射准，而且突厥女子善于踢球，这些都是与唐代女子不同的。但由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相同，因此其体育文化的创造也有相同之处。这是人类体育文化得以继承交流、借鉴和相互渗透、汲取的依据。

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即至于今，姎哥偎郎，犹称甚盛。”“姎哥偎郎”原本是是流行与西域的一种舞蹈，唐代的《说文》对“姎”的解释为女性自指。“姎哥”在西域通常用来指姑娘和少妇，至今新疆还流传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央哥子（或羊高子）一枝花”民谣。唐朝的西域歌舞戏一部分演变成宫廷舞蹈，另一部分则流入民间，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舞蹈结合后，形成各地不同形式的“秧歌”。但是，在不同的“秧歌”里，有一些特征是共同的。例如扭秧歌的人有时徒手，有时手里拿一个小道具。这与西域舞蹈很相似。再如，以前的舞蹈大都有丝管钟磬伴奏，而秧歌几乎没有丝竹伴奏，甚至不需要音乐，只需要锣鼓即可，这个特征与西域舞蹈也有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 何锡章.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华夏出版社.1987.

[2] 易剑东.体育文化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3] 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