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115窟功德主蠡测

何洪岩 董广强 李 铭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天水741020；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天水741020；天水市麦积区政府，甘肃天水741020）

麦积山石窟115窟功德主蠡测

何洪岩 董广强 李 铭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天水741020；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天水741020；天水市麦积区政府，甘肃天水741020）

麦积山115窟有长篇的铭文，虽然其中有张元伯的提名，但此窟并非是张元伯所开。经过对铭文的深度解读，本文认为功德主是当时的秦州刺史张彝。

麦积山115窟；功德主；秦州刺史；张彝

麦积山石窟第115窟是一个小型洞窟，本窟造像均为泥塑，内塑一佛二菩萨。主佛阿弥陀佛的须弥座正面有墨书行楷发愿文，竖排13行，字迹较小，有漫漶不清的地方，其中可以辨认者约162字。内容如下：

唯大代景明三年九月十五日台遣上封镇

司□（马）/

张元伯稽首白常住三宝今在麦积□□□□/

□□□为菩萨造石室一躯。愿三宝兴/

□法轮常转众僧□□天所□□右（佑）愿国/

祚□（乃）昌万代不绝八方偻负天人庆儴

右（佑）愿第（弟）/

子所有诸师父母命之者神生□兜率□

□□/

尊□□教悟无生恶□现在之右（佑）愿使

四大/

（康）像六□□烦□□二宜命不□□□□/

弟子夫妻媳□现世之中众灾消灭百□□□/

常为国之良辅学者联□□箧内列……/

诸典记□□□历代不□及一……/

切众生普同成佛……/

愿子孙养大愿是见佛……/①

这篇铭文是麦积山石窟诸多洞窟中唯一一个有明确开窟纪年的，无论是对这个洞窟的年代确定还是对麦积山石窟北朝石窟年代坐标的确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窟内的造像和壁画，相关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②

以上发愿文表达了六层意思，一是表明发愿缘起；二是称颂佛教、为众僧禳灾；三是为国祈福；四是为诸师父母祈求冥福；五是为自己夫妇祈福；六是为子孙祈福。对于该窟的功德主，虽然铭文中有张元伯的题名，但是在各个版本的麦积山大事记中，都是抱着谨慎的态度，将铭文中连带名字的一句录入，如“遣上封（邽）镇司□（马）张元伯在麦积山开窟造像一区”，③而未确定是张元伯本人开窟。可见，各位前贤都怀疑功德主另有其人，惜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此深究。笔者在对该窟铭文进行细读的情况下，结合史料，对该窟的功德主作一大胆的推测，以就教于方家。

北魏期间在秦州的建制，秦州下辖三郡，分别是天水郡、略阳郡和汉阳郡。其中天水郡“领县五，上封、显新、平泉、当亭”，④而上封则就是上邽，因“邽”犯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名讳而改为封。当时上邽位于今天水市的秦城市区，秦州治上邽。

在铭文的开头，首先在表明开凿的日期，写到“台遣上封（邽）镇司马张元伯”之句。此句中“台遣”是派遣之意，是上级指派下级完成某项工作。我们在《魏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史料。如：“赵邕，字令和，自云南阳人……世宗崩，邕兼给事黄门，俄转太府卿。出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在州贪纵。与范阳卢氏为婚，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邕乃拷掠阳叔，遂至于死。阳氏诉冤，台遣中散大夫孙景安研检事状，邕坐处死，会赦得免，犹当除名。”⑤“兴安二年正月，（皮）豹子表曰：‘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⑥这两则史料中，“台遣”都是高级官员或帝王派遣下级官员或军队去执行某项事务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看115窟铭文开头的一句：“唯大代景明三年九月十五日台遣上邽镇司□（马）张元伯”，这里明显是指上级的某位官员派遣张元伯在麦积山开窟造像，而不是张元伯本人在这里开窟造像，这里书写的日期是书写铭文的日期，也是洞窟内塑像壁画最后完工的日期，而书写者应该就是张元伯，但铭文的作者却是另有其人。

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问题，那就是开窟造像的真正功德主是谁？应该是张元伯的上级官员，这样才可以“台遣”张元伯在麦积山开窟造像，而这个上级官员的范围不会超出秦州范围内的高级官员及上邽镇的官员，如上邽镇将、天水郡守、秦州刺史等人。不会是更远甚至朝廷的官员，因为跨越诸多的行政级别而直接派遣一个下级官员是不符合常规的。

铭文的起始部分首先是表明的开窟塑像的日期，之后便祝愿佛法昌盛和国运万代不绝等，这在当时基本是属于格式化的内容。而后面的内容才是功德主真正想要表述的内容，即和自己直接相关的人员的福报，如诸师、父母、弟子夫妻、媳□等人。从行文看，该功德主的诸师、父母已经去世（神生□兜率）。但是在这些祈愿之后，便是一句“常为国之良辅学者联□□箧内列……”，这显然是功德主除了“众灾消灭”的祈愿外对自己更具体的祈愿。“国之良辅”或“良辅”在北朝时期以及之前的语境中经常出现，如“窦瑾，字道瑜……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赐爵繁阳子。参军国谋，屡有功，进爵卫国侯，转四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太武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吴平，留瑾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太武叹曰：‘国之良辅，毗陵公之谓矣’，出为冀州刺史，清约冲素，著称当时”。⑦“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⑧“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杖阿衡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萧、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⑨“建衡元年，疾病。晧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逴、薛莹、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桢干，国家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各尽其忠，拾遗万一’，遂卒，时年七十二”。⑩从这些语句实例来看，“国之良辅”其用意都是指向朝廷的高级官员，和我们现在语境中希望自己成为国家栋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该窟的供养人是希望自己一直是国家的重要辅政之臣，显然，此人应该是接近于朝廷政权核心的辅政大臣，而不是一般的低级官员。所以，上邽镇将、天水郡守等人是可以排除了，因为这些级别的官员根本不可能称自己或希望自己是“国之良辅”，而作为低级官吏，上邽司马的张元伯就更不可能。另外，紧接之后的“学者联□□箧内列……诸典记□□□历代不□及一……”之句，由于不完整不可整体释读，“箧”为竹木所制的小箱子，结合“学者”和“诸典”等词句，“箧”在这里可解释为“书箱”之意。而这一句可解读为功德主希望自己学养有所成就、名列典籍之意。这样该功德主应为朝廷重臣并且是学者型的高级官员，就秦州地区来讲，只能是秦州刺史才有可能具有这样的身份。

该窟开凿在景明三年（502），这个时期在秦州任职的刺史是张彝，其人《魏书》有传。我们从任职时间、职位、亲族、学识成就、佛教信仰等几个方面对照一下张彝是否符合铭文中的各种条件。

首先，关于张彝的具体任职时间，史载：“张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也。……宣武初，除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宣武亲政，罢六辅。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惧，出京奔走，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云‘非武非兕，率彼旷野’诏书切责之。寻除安西将军、秦州刺史。”⑪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张彝是在宣武亲政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到秦州任职的。而关于宣武帝亲政的时间也有明确的记载，“（景明）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车驾谒长陵。庚戌，帝始亲政。遵遗诏听司徒、彭城王勰以王归第。太尉、咸阳王禧进位太保，司空、北海王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丁巳，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览政之意。”⑫由此可以确定张彝是在景明二年（501）正月之后不久到秦州任职的。而其离职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任职期间的活动推测大概。“其年冬，太极初就，彝与郭祚等俱以勤旧被征。及还州，进号抚军将军。彝表解州任，诏不许。”在此处文中，“其年”并没有表明具体是那一年，是任职的第一年还是之后的某一年。但是“太极初就”为我们提供了信息，“太极”即太极殿，是北魏都城洛阳宫城中最重要的建筑，这里的“太极初就”应该是和太极殿的修建或者是修缮有关。“（景明三年）十有二月戊子，诏曰：‘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壬寅，飨群臣于太极前殿，赐布帛有差，以初成也。”⑬说明在景明三年对太极等宫殿进行了维修，该工程在十二月完工，并召集群臣在太极殿前进行朝会，张彝等人也因为“勤旧”被召集回京师。回任秦州后，张彝请求解任，未得到允许，仍旧任秦州刺史。可见其离职时间至少是在景明四年以后，在秦州有两年以上的任职时间，和115窟的开凿时间是相符的。

其二，关于张彝的亲族。铭文中显示，功德主的诸师、父母去世，而张彝族则是“父灵真，早卒”。而在跟随孝文帝南征期间，母亲去世，“迁主客令，例降侯为伯，转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寻为黄门。后从驾南征，母忧解任。彝居丧过礼，送葬自平城达家，千里步从，不乘车马，颜貌瘦瘠，当世称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吊慰诏以骁骑将军起之，还复本位”。⑭这说明亲族的情况和张彝族也是符合的。

其三，张彝的职位。铭文中有“常为国之良辅”之语，说明功德主职位比较高，接近于朝廷的权力中心。在宣武帝初期，张彝已经是“除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属于朝廷的权力核心人物，在宣武帝之初，由于孝文帝之时确立辅政的六位大臣（北海王详、镇南将军王肃、广阳王嘉、尚书宋弁、太尉公禧、任城王澄等六人）专政，宣武帝便宣布亲政，罢免六辅。由于张彝此时已经是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是朝廷重臣，虽不是六辅之列，但是和六辅之间密切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在宣武帝罢六辅之时，“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惧，出京奔走，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云‘非武非兕，率彼旷野，’诏书切责之”。⑮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张彝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只是被下诏斥责。之后被授予安西将军、秦州刺史，离开京师到秦州任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降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彝才发出了“常为国之良辅”祈愿，希望能回到朝廷的权力中心。此窟完成于景明三年九月，当年十二月朝拜京师之后，张彝便上表希望解任回到京师，但是没有如愿。

其四，张彝的学识修养。在铭文中有“学者联□□箧内列……诸典记□□□历代不□及一……”之句，表明功德主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张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在秦州任职之初，便“彝务尚典式，考访故事”，后来在给宣武帝的上表中，说自己“辄私访旧书，窃观图史……未几，改牧秦蕃，违离阙下，继以谴疾相缠，宁丁八岁。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是臣夙夜所怀，以为深忧者也”。在晚年，张彝“上《历帝图》五卷，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年，杂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⑯虽然《历帝图》是在任秦州刺史之后的事情，但是张彝长期第收集各种相关历史以及各地的诗书资料是肯定的，这些都说明张彝是一位学养修为高深的学者。

其五，张彝的佛教信仰。遣人在麦积山开窟造像必然是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在铭文中也可以看出该功德主拜请有高僧作为师父。而张彝则是在秦州期间，“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⑰造佛寺一方面说明张彝有深厚的佛教信仰，而在另一方面，为国造佛寺，并且命名为“兴皇寺”，明显有向宣武帝邀功之嫌。而他这样做的背景，是和龙门石窟的开凿有直接的关系，“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⑱而张彝在秦州造兴皇寺也正是应和北魏皇室在龙门的开凿活动。在龙门石窟是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而秦州的兴皇寺则明显是为宣武帝所造。其目的还是希望宣武帝重视自己，从而回到朝廷的权力中心。

综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确定，115窟的功德主应该就是当时的秦州刺史张彝。铭文的最后部分漫漶而无法释读，张彝的题名应该是在这一部分。

115窟的位置在麦积山98窟摩崖大佛的西侧，是利用修建98窟的栈道孔略微向西侧延伸开凿而成的洞窟。98窟是北魏早期开凿的大型摩崖造像，在115窟开凿之时，98窟两侧的崖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115窟之前开凿的100和128窟开凿在略低位置，分布在摩崖两侧，约在菩萨的小腿高度。而115窟的开凿没有在100或128窟栈道的基础上向左右延伸，而是在更高的位置，大略在菩萨的肩部高度选择了开凿位置，说明开凿者希望在更高的位置占有一席之地，使自己开凿的洞窟更彰显、更瞩目，这些都是符合张彝当时在秦州的地位。

［注释］

①张锦绣编撰：《麦积山石窟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②项一峰：《麦积山北魏115窟造像壁画内容考释》，《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其中的铭文录文和张锦绣《麦积山石窟志》中的录文略有出入。赖鹏举：《麦积山石窟造像由“涅槃”到“卢舍那”的转变》，载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魏文斌、郑国穆：《麦积山初期洞窟一佛二菩萨三尊形式的考察》，《陇右文博》，2007年第1期。

③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张锦绣编撰：《麦积山石窟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④⑤⑥⑪⑫⑬⑭⑮⑯⑰⑱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0～2611页、第2004页、第1131页、第1428页、第193页、第195页、第1428页、第1428页、第1427～1433页、第1428页、第3043页。

⑦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2页。

⑧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

⑨⑩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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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3115（2015）18-0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