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地 名

□ 陈徒手

改 地 名

□ 陈徒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形势的激进变化，与全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北京断续出现好几波修改地名的热潮，其中“文革”初期达到全城癫狂的“红遍地”高峰，导致局面不堪收拾，应对仓皇。费力调适之后才逐渐进入小折腾、小平复的阶段，这十年间，北京地名数番变迁，各方熬尽热情，在实际操作上备感掣肘与艰辛，折射出“文革”时代的斗争刚需和思维僵硬，显露了强力政治对城市生活形态畸形的破坏程度。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在风雨欲来之际，1965年就已经开始显露出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的将领张克侠时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本身与抗日三烈士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为何此时独自提出更名的意见，现找不到相关信件得悉其理由。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作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恩来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当时天津为河北省省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见1965年4月5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致市人委办公厅《报请审查对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改名的意见理由》)。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道:“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运动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细观这三条抗日烈士命名大街的名称变迁，实际上也呈现了“文革”期间北京市修改地名的真实轨迹:既是政治强压下的畸形产物，也是政策暂时松动后的妥协结果。

1964年起，在城乡开展“四清”“五反”运动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市曾经花费一年多时间，进行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当时确定了“符合习惯，照顾历史，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起名要求，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两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见1972年1月4日市整顿街道名称办公室《关于整顿街道名称的意见》)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1965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党政负责人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时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路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市长)、副组长李续刚(市人委副秘书长)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两位组长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指石驸马)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见1966年5月20日市整顿路门牌办公室张祖恩致万里副市长原信稿)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初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见1966年市人委第78号文件《致国务院关于改革首都街巷名称、地名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对旧日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成为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愤激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见原信稿)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仅仅指责封建迷信之类的地名内容，远远未及革命性的根本改造，写信者对数月后席卷全市的“红色地名”浪潮一定也会目瞪口呆。

1966年六、七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冒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红色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群情振奋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的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顺势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部署有电子、纺织、军工等重要企业。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所有城区的区级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已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高层有过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的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机关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实际上那条主道的两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市政建设，大都是城乡接合部，房屋低矮破旧，沿街各单位杂乱无章，冠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实属主政者一厢情愿的应付之举。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从东直门开往首都机场的东直路统称“东风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各级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大的力量，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把首都打造成“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境界。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崇文”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也就是城区的主要名称框架没有允许改动。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把北京四百一十二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六。从当年公文来往中看，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人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六、七月，在红卫兵的强力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长期负责此项工作的市人委副秘书长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领导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见原信稿)新市委负责市政工作的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膨胀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根据已有工作经验，觉得近期拟出成百上千个的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至11月7日，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见市人委《关于认真做好改革首都街巷名称、地名工作的通知》)

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群众对不少街巷地名已经自动命名，因此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见市人委1966年第78号文件)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红群胡同”(銮庆胡同)、“红潮胡同”(罗家井胡同)、“长红南街”(南羊市胡同)、“红强胡同”(枣子胡同)、“众红胡同”(南孝顺胡同)、“红辉东里”(天龙东里)、“红江胡同”(驹章胡同)、“志红街”(法华寺街)、“敬红街”(虎背口胡同)、“普红胡同”(西老胡同)、“红兵街”(元宝巷)、“红翔里”(龙潭西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从简单检索来看，“红”、“东”、“永”、“光”等字眼出现最为频繁。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条”至“人民路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北锣鼓巷与紧挨着的华丰胡同、琉璃寺胡同、净土胡同、纱络胡同、郎家胡同、千福巷、东绦胡同，因驻扎有几家部队机关，干脆命名为“赞军街头条”至“赞军街七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辉煌街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葵花向阳路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办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做事极致，把“文革”初期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南牌坊胡同改“无私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蚂螂胡同改“民爱军胡同”，苏家坡胡同改“新时代胡同”等等。“学毛著”、“歌颂党”都能镶嵌在胡同路牌上，最能见出“文革”运动爆发阶段分寸尽失、也要尽力把红事做绝的本色。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受到领导人物及群众的称赞。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也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而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提议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年、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通过内部渠道向上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人们头脑中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新闻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的做法因困局得以收敛，局势趋于纠左和务实之中，一些以往的过激做法受到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大胆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见1972年1月4日市整顿街道名称办公室《关于整顿街道名称的意见》)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措辞极其简单、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革”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大的变更(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似乎也没有引起社会层面的波动，官方也没有顾虑其间的政治麻烦，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这就是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情最为诡异的一面，原本大力推动、过度张扬的政治措施可以轻易推翻，大而化之，民众也懒于追究其中的得失对错。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重新叫“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又回到“景山东街”原名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摆出的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宣传多年，参观人流不断，作为全国先进典型已为国人所知，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后为女八中)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因为朝阳区东坝路、姚家园路大都在星火人民公社附近，因此区委还是希望依旧保持“文革”初期的新名称“星火路”。

位于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是从使馆正门向南至东直门内大街，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最后还是由周恩来直接批示“不要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其路线是由棋盘街为中心点，各自向东至新侨饭店、向西至北新华街，横跨东城区、西城区。高层考虑到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反而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由此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称，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他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见1972年1月6日市整顿路名办公室秘书组手写信)一个负责文字改革的单位因政治运动的原因被撤销，就可以导致路名牌的拼音消失，也算是“文革”期间人事厄运相生相克的奇闻轶事。

1972年开始进行路名整顿，但效率低下，进展甚慢，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三、四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见1974年2月18日市计委轻工处《关于街道牌、胡同牌、门牌的生产安排情况》)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基层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给市里的报告称，群众集中点到的街名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等，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后来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嫌疑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王佐胡同、弘善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义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八十六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表示，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见1974年3月11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致万里、刘传新、周荣国同志》)主事人员碰上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深感惶恐，慌乱之下又建议南孝顺胡同、北孝顺胡同是否就保留“文革”初期的名称“众红胡同”、“众红北胡同”，以避运动风潮的侵袭。市委原本内部审定，拟恢复“文革”前的大部街道原名，相关部门踌躇再三，几次向市委市革委会汇报称，新街巷名单有必要在“批林批孔中要再研究一下”。

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他又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过后，渐趋平缓和收尾，最终市委谨慎揣摩形势之后，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外界的预料。但是也由于该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将“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称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市整顿办公室对此拟出一个对外解释的中性提法，不涉政治问题，极为简洁地回应社会各方的疑问:“对文化革命初期红卫兵改名而未经中央批准的街道名称，除少数十几条保留外，基本上均恢复原有的为群众所熟悉的名称。”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五百一十九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三百八十九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十四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摘自《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