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小议

冯岁平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陕西汉中723000)

友人贾大韦远从澳洲堪培拉(Canberra)惠寄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刊行的林天一先生主编的《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①2012年版，图为Ⅰ－9、Ⅰ－10，第56～59 页，文在第70～72 页。，收录其中的彩绘纸本《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下称台北图)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同名图(下称美国图)多有差异。美国图的有关情况，我已有专文讨论②参见拙文《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述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兹不赘述，现就台北图做一简要介绍。

一、美国图与台北图的直观比较

首先说明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共6处图注，其中1 处注明“东鲁济阳阎俊烈谨识”，与《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相同。并注明“三省边境分为三色，淡紫色系四川境，本纸色系陕西境，红土色系湖北境。凡老林、树木、丛界之所，皆系竹林，道路崎岖，马［?］多难行。”《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没有注明，但所用彩色，本纸色是陕西境，淡紫色为甘肃、河南境，湖北境似为红土色;且图例、识语等，均无二致，看来台北二图当为同一时期同一人的作品。

目前见载的《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有三种，其藏本信息见表1。

表1 《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藏本情况表③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卷二《区域地图:省、府、州、厅、县》，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 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中国地图总图普通地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 页;林天人主编:《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除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我迄今尚未看到外，对其余两种均有直观了解。相较而言，美国图、台北图均涉及到渭河以南、汉江以北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秦岭地区。具体说来，西起甘肃秦州、秦安县和陕西略阳县，东至河南阌乡县、灵宝县、淅川县和湖北的均州、光化县、郧阳府以及郧西县。反映的地理现象也差相一致，如美国图的图注所说“图为汉江以北陕、甘、楚、豫四省边境，红线分疆界。所绘树木多寡，即为老林宽窄;大方圈为府，横方圈为厅，长方圈为州，圆圈为县，长圆圈为分驻佐贰、分防营汛。程途里数，另刊一册，如查某处，按册看图，可得其概。至河流、沟岔，须举形势，亦无甚为讹也”。加之方位指向，图中区域的地理信息反映无遗。其中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图为刻板印制，台北图为手绘，后者明显比前者精细，效果清晰。但两种图也有不同处:

第一，台北图反映的区域比美国图要大。仔细比较，两种舆图西部的甘肃境基本没有差别，但东部的河南境黄河与阌乡县之间，绘制有别，台北图增补了淅川县——柳山铺——史家岗——老牛坡——寻路口——李官桥一段。而湖北境，增补则更多，美国图楚境仅有六郎关——上津关——黄莺铺——南坪——小川子——核桃坪——白鹿初一线，台北图则补全郧阳府及隶属的汉江以北各县，且二图的陕西、湖北分界线也有异。

图1 美国图与台北图湖北境的比较，左为美国图，右为台北图

北部的关中地区，美国图仅绘凤翔府、岐山县等，台北图则扩大到韩城县，甚至还有司马迁墓。南部的陕南地区，美国图对汉江以南有汉中府宁羌州的道路、洋县真福［符］至渭门段，兴安府洵阳县至白河县之间的大中溪、兰滩两个地名。台北图则反映的信息要多得多，汉中府宁羌州增补的线路，已延伸到四川的昭化县，勉县有定军山和武侯墓;从勉县向东，中经兴安府，直至湖北的均州，汉江以南连续绘制有地名，当是汉江航运水道线路。

图2 台北图增补的关中地区

图3 台北图增补的四川地区

图4 台北图增补的勉县汉江南北的名胜

第二，台北图的图例优于美国图。手绘毕竟比雕板印刷要精细，台北图的河流均用青绿色，山脉也施以绿色，尤其是增补了部分名胜，如韩城县司马迁墓、华阴县华岳庙和华岳山、华州汾阳王祠和“重整唐世”牌坊、临潼县杨贵妃沐浴处和自来温水池塘、咸宁县和长安县的大小雁塔与凉经寺、勉县的马超墓、马超庙、武侯祠、定军山、武侯墓和旧州铺的先主庙。图中明确标注“横方圈为厅”，或许是疏忽或手误，台北图“孝义厅”与“留坝厅”图例不一。

二、美国图与台北图的绘制时间

那么美国图、台北图分别绘制于何时呢?有无先后之分呢?对于美国图，我们认为其最后完成的时间是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①详见拙文《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述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那么台北图的绘制时间又作如何界定呢?

图5 台北图今西安附近地区

图6 台北图留坝厅与孝义厅的图例不一致

首先，美国图与台北图图注文字的差异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依据。美国图与台北图均有图注，但仔细核对之后发现，二者尚有不同，见表2:

表2 美国图、台北图图注文字差异表

依表2所示，美国图文字较为准确，而台北图除3 例可通外，其他7 例则有问题，明显看得出，绘制者对四省毗邻地区地理形势不甚熟悉。倒是严如熤、郑炳然二人对汉江南北的地理极为熟悉，还著成多部著作，兹处无庸多赘。

在图注之中，台北图这样描述:“汉江以北陕、甘、楚、豫四省边境，红线分疆界。所绘树木多寡，即为老林宽窄;大方圈为府，横方圈为厅，长方圈为州，圆圈为县，长圆圈为分驻佐贰、分防营汛。至河流、沟岔，须举形势，亦无甚为讹也。”美国图图注中亦有类似描述，不过美国图中另有“程途里数，另刊一册。如查某处，按册看图，可得其概”这样一段话，说明严如熤、郑炳然当时绘制美国图，还配有“如查某处，按册看图，可得其概”的“程途里数”一书，即《三省山内道路考》。但台北图的绘制者以为似乎再无必要，因此删除了图注这句话。但这样一来，台北图之中用点串线的标注，也就不甚明晰。看来二图孰先孰后，大致已经明晰。

图7 美国图与台北图图例文字不尽相同

其次，美国图与台北图反映的地理信息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依据。地图毕竟是以反映地理信息为宗旨的。图中所示，聚焦在某一区域、专题进行比较，亦可得知一些基本信息。兹以连云北栈为例，美国图为:

宝鸡县→营门镇→回军湾→观音堂→二里关→尖茶坪→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馹→白家店→王家台→凤县→凤岭→三岔馹→废丘关→南星→榆林铺→高桥→柴关岭→桃源铺→小留坝→留坝厅→武关馹→武关河→武曲铺→马道驿→青桥馹→虎家铺→鸡头关→褒城县。

对于此段路线，台北图作:

宝鸡县→营门镇→回军湾→观音堂→三里关→尖茶坪→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馹→白家店→王家台→凤县→凤岭→三岔馹→废丘关→南星→榆林铺→高桥→紫间岭→桃源铺→小晋坝→留坝厅→武关馹→武关河→武曲铺→马道驿→青桥馹→虎家铺→鸡头关→褒城县。

上述所见，二图标注的线路没有区别，但一是台北图将“二里关”误为“三里关”，“柴关岭”误为“紫间岭”，“小留坝”误为“小晋坝”。二是废丘关→南星→榆林铺→高桥→柴关岭一段，高桥(今名高桥铺)为南北通途的必经之处，并非在榆林铺的西南方向，再说榆林铺西南则为崇山峻岭，历史上从未有过道路;三是武关驿→武关河→武曲铺→马道驿一段，明清时期的道路均取道褒河西岸，而非从武关河→文昌河→马道驿，再说历史上从未在这一线开辟有什么道路，说明台北图的绘制者明显对栈道历史缺乏了解。

与此类同，连云南栈宁强县境内烈金坝→宽川铺→五丁关→滴水铺→宁羌州一段，台北图则作烈金坝→宽川铺→滴水铺→宁羌州、烈金坝→五丁关→滴水铺→宁羌州，分为两条道路。此大错特错，清朝仅有美国图示的那一条道路，并非两条道路。绘制者对道路路线等地理信息极不熟悉，从中可想而知。

或问，美国图亦有错讹，是否是美国图抄自台北图?美国图显示的宝鸡县南渡渭河后为益门镇，非营门镇;穿越秦岭最高处为煎茶坪，而非尖茶坪。严如熤后来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已经分别改为益门镇、煎茶坪［1］876。可见严如熤在“三省会勘”过程之中，对此前的四省边舆图还不断修订。王森文《汉唐都城图》说:“甲戌(十九年，1814)复官，摄略阳事。”“汉中太守溆浦严公如熤，令友广安郑君炳然复刊，板存府廨。此图城外山川古迹，皆境于前，而雠校终未详细。”［2］60说明严、郑二人绘制、刊印有多种舆地图，甚至还包括长安城等，但“雠校终未详细”。

附带提及，美国图河南境内标注“豫境”，犹如其下方“楚境”一样，表明省境。但台北图将之视为一地名，成为箭杆岭、八岔与孔家营之间的必经之地。可见台北图绘制时本依严、郑二人之图，且对地理甚不熟悉，导致一些基本地理信息的错误。

由此看来，美国图在前，台北图在后。那么，台北图作于何时呢?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台北图作者生平履历的考察。

图8 美国图与台北图宝鸡至东河桥一段，台北图误作三里关

图9 美国图与台北图大安驿至宁羌州一段道路图

三、关于阎俊烈

按照美国图注“楚南严如熤谨识，蜀北郑炳然谨绘”，严如熤是主事者，郑炳然为绘图者。同理，台北图注“东鲁湑阳闫俊烈谨识”，闫俊烈即阎俊烈，说明此人当为主事者。有学者认为台北图为严如熤、郑炳然绘①林天人主编:《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第70～72 页。，不知何据?查民国《济阳县志》卷十一《人物志·忠义》，阎俊烈:“南乡阎家庄人。乾隆五十四年由武举，隶本省抚标。嘉庆元年，以千总从征川陕楚教匪，累著战功，洊升参将加副将衔。十年，搜捕零匪，扫数荡平，升甘肃巴里坤镇总兵。十八年，剿平滑县教匪，擢湖北提督。道光六年休致，卒于家。”［3］276嘉庆元年，阎俊烈由恩科武举而擢升。从《清实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履历:

嘉庆十年(1805)十月，从永昌协副将迁升巴里坤总兵官①书中将阎俊烈写作闫俊烈。［4］1131。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调巴里坤总兵官阎俊烈为陕西西安镇总兵官［4］313。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调河南、河北镇总兵官杨芳为陕西西安镇总兵官，西安镇总兵官阎俊烈为河北镇总兵官［4］838。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调陕西西安镇总兵官杨芳为汉中镇总兵官，河南、河北镇总兵官阎俊烈为西安镇总兵官，汉中镇总兵官薛大烈为河北镇总兵官［4］918。嘉庆二十一年(1816)八月，以前任陕西西安镇总兵官阎俊烈为湖北提督。道光二年(1822)二月，湖北提督阎俊烈以病乞解任，允之。命病痊来京，另候简用［5］524。道光五年(1825)十一月，谕军机大臣等:召见新授湖南提督阎俊烈。人甚粗率。该员曾任湖北提督。平日声名若何?操防训练是否认真?李鸿宾在楚有年，自必确有闻见。著即查明，据实具奏。俟该提督到任后，该督仍留心察看。能否胜任，随时奏闻。毋稍徇隐。将此谕令知之［5］460。道光六年四月，命湖南提督阎俊烈来京。以前任西安将军桓格为湖南提督［5］579。道光六年(1826)十月，命前任湖南提督阎俊烈，以原品休致［5］793。

从这些记载看，对白莲教起义之后陕西的了解，阎俊烈是从嘉庆十六年六月任西安镇总兵官开始的。但一年半之后，他被调离。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又重任西安镇总兵官，二十一年八月荣任湖北提督，说明其功厥伟。但道光二年二月，即以病乞解任，以致后来还引起了道光皇帝的不满。所以嘉庆十九年(1814)之后，尤其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至道光二年(1822)二月之间，阎俊烈最有条件主持绘制《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他也有足够的可能和条件增补湖北郧西府的更多信息。当然，阎俊烈作为武举，或谙熟丹青，但可能性最大的是他邀请他人绘制的。

卓秉恬(1782～1855)，字静远，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奏陈川陕楚三省山内老林情形，皇帝谕令“川陕楚老林地连三省，幅员辽阔，山川险阻，棚民易致滋事。宜如何弹压之、抚绥之处，著蒋攸铦、朱勋、毓岱确勘情形，悉心筹画，会同定议具奏。卓秉恬原摺，著钞寄阅看，将谕令知之”［5］206－207。这样才有严如熤所说的“辛巳春，奉宫砺堂制府檄同川、陕、湖北三省委员查勘边境，自春孟至夏仲，蒇事于往时所未经历者，得流览焉。于曾经历者，得再三至焉。而共事诸君子，蜀则述轩李君、古山陆君，楚则朗轩倪君，汧谷范君，秦则六琴方君、梦禅陈君，或旧勷戎幕，或久宦岩疆，皆能洞达时务，而练习乎边事，爰谘爰询，各出身所经历，互相参考，盖皆有得焉”［1］837。湖北“饬令楚省委员、郧阳府知府徐双桂，竹山县知县范继昌”，“将边境逐处确勘，于查勘事竣，齐赴适中之兴安府，地方会绘全图，酌议章程”［1］1162。作为湖北提督，阎俊烈当为职责所系。所以进一步推理，台北图绘制的时间当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年之间(1820～1822)。照这样说来，此图当亦早于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刊刻的时间。

图10 台北图误将“豫境”当作地名

［1］严如熤．严如熤集［M］．黄守红，标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附录·后记)［M］//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11 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3］佚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14 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