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龙形玉器纹样造型研究＊

王喆

熊兆飞

武汉纺织大学，武汉 430073

一、引言

西周末，楚国开始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东周时期佩玉盛行，本质上反映出人类对玉的观念从神转变到人，开始以“人”为中心。楚国出土的玉器不少，但多是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春秋中期及前期发现不多。据统计，东周时期装饰玉占全部出土玉器数量的70%以上[1]。迄今，从楚墓以及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综合反映出楚人对玉的极度喜好及楚国高度发达的玉石琢磨工艺水平。楚国的雕刻玉器艺术，随着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地发生着改变（见表1）。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基本以饰玉为主，但也有少量的礼玉。从目前出土的资料显示，雕刻有龙纹的玉器除了龙形佩还有璧、玦、珑、璜、珩、冲牙等。战国初期，玉器雕刻龙纹成为流行题材，龙纹作为佩玉纹样的使用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其中，蟠螭纹、蟠虺纹以及夔纹在玉器上都有大量的体现，龙形玉器的种类、纹样、形制也变化多端。当时较为常见的是将龙纹（包括蟠螭纹、蟠虺纹及夔纹）应用在玉璧、玉璜、玉珩等上面，将龙的造型制成玉佩，再在上面加以装饰卷云纹、云纹、勾连云纹、涡纹等流行的纹饰。

表1 楚国龙形玉器的分期特征

二、奇诡纹样——春秋时期的玉龙

1.楚国龙纹玉器：璧、玦、冲牙

春秋早期，楚国正处于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的滥觞期，留存的资料较少。春秋中期以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中晚期湖北省襄阳山湾楚墓，晚期安徽省寿县蔡昭侯之墓，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的河南省固始候古堆1号墓为代表。

（1）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是一处楚国高级的贵族墓地。在这里共出土3 550余件玉石器，包括璧、璜、簪、梳、琮、玦、珠、牌等许多品种，还有一些动物形的饰件[2]。其中，玉璧、玉玦、玉冲牙以及一些兽面纹玉牌上，均整齐有序地刻有蟠螭纹或蟠虺纹（见图1）。

图1 蟠虺纹玉璧（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①

（2）湖北省襄阳山湾的7座楚墓里出土的玉石器共有46件，包括玉璧、玉瑗、玉玦、玉片、玉璜、长方形玉饰、管形玉饰、弧形玉饰、象牙形玉饰等，其中玉片上浅雕蟠螭纹与卷云纹，玉饰上则雕刻蟠龙纹[3]。

（3）安徽省寿县蔡昭侯之墓出土玉器共有51件，包括璧、璜、长方形片饰、管形饰、环形饰、圈形饰及2件龙形饰。蔡器与楚器虽然国别不同，但在文化面貌上却基本一致，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在江淮汉地区的诸侯，经过长期征战，交往频繁，文化交流也与日俱增，从而互相渗透，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

（4）河南省信阳固始候古堆1号墓，出土的50件玉器，其中有璧、环、璜、管、珠、龙形饰、玉人、料珠、鼻塞、带钩等物，仅有1件卷龙纹龙形玉佩[4]。

在众所周知的春秋玉器中，其中以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一批玉器最为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春秋时期玉器艺术推陈出新的划时代转变[5]。河南省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的1个玉玦为青白玉，玉质细腻，微透，呈片状，两面皆有纹饰，正面平整规范，外圈饰8个侧视龙首纹，内圈为4个龙首,背面为简化龙纹（见图2）。另外，出土的玉璧、玉扁长条饰都装饰有云纹及变形龙纹。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玉冲牙呈扁薄体，角状，两面皆有相同纹饰，一端阴刻龙首纹，口微张，圆形目，上下侧饰脊齿，表示龙头（见图3）。河南省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蟠螭纹玉璧、兽面纹玉牌与兽面纹玉梳，虽然均以兽面纹为主体，但是在兽面纹的四周雕饰若干组对称的回旋变形蟠螭纹，采用阴阳雕刻的结合手法，造成错综复杂、繁而有序的美感。

图2 玉玦（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②

图3 玉冲牙（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②

2.楚国龙形玉佩：龙形佩

春秋时期出土的龙形玉佩数量较少，但依旧出现了精美的龙形玉佩。

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一件鸡骨白色的龙形玉佩，亦属于春秋晚期楚文化圈内艺术品，装饰上隐约凸起的涡纹，显示了春秋玉器工艺由平面向隐起、由简向繁方面的演变（见图4）。河南省信阳固始候古堆1号墓出土的卷龙纹龙形玉佩，已经具有楚国玉佩的典型特征。此玉佩扁平体，龙回首躬身，卷尾上翘。龙体外缘有轮廓线，通体雕琢卷云纹和卧蚕纹（见图5）。

图4 龙形玉佩（寿县蔡侯墓出土）③

图5 卷龙纹龙形玉佩（信阳固始候古堆1号墓出土）②

春秋时期，是楚国龙形玉器走向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时期。春秋时期的龙形玉器，以器上纹样为亮点。龙形玉器在纹饰上主要运用了龙纹、蟠螭纹、云纹、兽面纹等新兴的纹饰，龙纹玉器中通常饰满蟠螭纹或蟠虺纹，左右呼应，上下交错，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当时可谓风靡一时。在雕琢技术上，主要采用琢磨、浅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来表现龙纹的立体效果。通过春秋时期楚国龙形玉器的变化表现出的主动创意求新精神，使这一种艺术样式划时代的转变完成得更为彻底，为战国时期的玉器纹样与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春秋时期楚国玉龙的审美情趣相对薄弱，龙纹纹饰仍以原始崇拜的思想为主流。

三、多变形制——战国时期的玉龙

楚国战国时期是龙形玉器发展的高峰期，此期间楚国墓葬的考古发现中，玉器数量最多。其玉器制作更加精美，形制更为丰富，种类愈加繁多，可谓历代之冠。楚地玉龙与中原地区相比，已逐渐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色。

战国时期儒家文化中“君子必佩玉”的风潮，席卷当时长江中游的楚国。此时期楚人已经接纳并学习中原文化，这从侧面给龙文化和玉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完美的契机。玉龙的造型、纹样及工艺，由此开创了耳目一新的时代风格。

战国时期出土的龙形玉器代表性楚墓，有战国早期的河南省淅川徐家岭楚墓、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及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战国中期的则有湖北省荆州院墙湾1号楚墓、湖北省枣阳九连墩楚墓、湖南省长沙楚墓、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及湖北省江陵九店楚墓、湖北省江陵望山楚墓；战国晚期的则有安徽省长丰杨国公墓、河南省淮阳平粮台楚墓和湖南省丰县新洲1号楚墓。

到了战国晚期，玉龙的造型已基本改变了商周时期的严谨规范风格，变得造型奇特，纹样华丽。例如，楚系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双龙玉佩、多节龙凤佩等。

1.楚国龙纹玉器：璧、珑、璜、珩、觿

（1）玉璧。璧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玉器，历史上最著名的玉璧——“和氏璧”就出自楚国。

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是在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未发掘前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玉器有320件，各个制作精美，采用平雕、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有玉璧、玉琮、玉璜、玉玦、玉佩、玉剑、玉人和玉雕小动物、串饰等。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龙纹玉璧，青白色玉质，半透明，扁平体，玉璧两侧各雕透一龙，素面（见图6）。在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早期出土的双龙玉璧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的双龙玉璧形制基本相似，但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的玉璧则更加精美、细致（见图7）。

图6 双龙玉璧（曾侯乙墓出土）④

图7 双龙玉璧（熊家冢墓地出土）⑤

谷纹是龙纹的最初简体造型。龙是水神的象征，将龙神与稻谷刻画在玉璧上，表现出在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对生命的赞美与弘扬。从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的玉璧上可见鲜明逼真的谷纹，可以感受到楚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敬重（见图8）。谷纹在战国时期一度盛行，该纹样在楚国的龙形玉佩上自然是不可避免地被大量运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谷纹的边缘上还被雕琢出一道短弧线，形似蝌蚪尾巴，没有固定的方向，似乎像是玉工随意雕刻出来的一样。其纹样装饰在玉龙上，增强了龙的动感，后来此纹样被命名为蝌蚪纹。蝌蚪纹后又演变出涡纹，短弧变长弧，形似弯钩，至战国末期又发展为千篇一律的旋涡纹。到战国后期，龙纹在玉璧上的体现则愈来愈明显（见图9）。

图8 谷纹玉璧（熊家冢墓地出土）⑤

图9 龙纹玉璧⑤

（2）玉珑。玉珑是古人为祈雨，在玉器上雕刻龙纹的最好实例。“珑”本身由“玉”与“龙”组合而成，“玉”指玉器，“龙”指能带来雨水的虚拟动物，意为“雨水”。“玉”和“龙”联合起来，就是表示“刻龙纹，祈雨水的玉器”——玉珑。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2件玉珑，造型均极为生动（见图10、图11）。从楚国墓葬出土的玉器从纹样、形制和雕刻工艺来看，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尤其是对龙纹或龙形的运用方面，更是发展显著。战国时期玉器纹样中凤与龙相比相对要小很多，显然龙在玉器中占据着主要位置。

图10 玉珑（九连墩1号墓出土）⑥

图11 玉珑（九连墩2号墓出土）⑥

（3）玉璜和玉珩。玉璜形如半壁，主要用于朝聘、祭祀、丧葬、征召和佩玉，常作片状弧形，两端常雕刻成龙首状。璜是商周时期的传统玉饰，两端各穿有一小孔，在璜的弓背部再加穿一小孔即成为珩。璜与珩在佩戴时的用法不同，璜的弓背朝下，而珩的弓背朝上。在玉器中，以玉璜上雕刻龙纹纹样数量见多。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透雕出四龙六蛇的透雕龙纹玉璜（见图12），可谓是罕见的珍品。同样雕刻龙首的，还有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玉珩（见图13）。

图12 龙纹玉璜（曾侯乙墓出土）④

图13 龙首玉珩（九连墩楚墓出土）⑥

在安徽省长丰县杨公2号墓出土的2个龙形玉璜和2个谷纹龙首玉璜，均精美独特。龙形玉璜两端雕成龙首形，龙回首，独角，通体饰勾连云纹。其中1个龙形玉璜其线条自然流畅，雕工细致精良，可谓是战国时期的珍品（见图14）。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墓、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等均发现了谷纹龙首玉璜。谷纹龙首玉璜其两端亦雕成龙首形，龙独角，口部透雕而成，外部有阴刻轮廓线，表面碾琢整齐的勾连谷纹（见图15）。

图14 龙形玉璜（长丰县杨公2号墓出土）⑦

图15 谷纹龙首玉璜（长丰县杨公2号墓出土）⑧

（4）玉觿。觿是为古代一种解结的锥子,一般用骨、玉等制成解绳结饰物。古人出门常常带绳用来系物，也有“结绳记事”一说。但距今2 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赋予觿一定的社会含义，即解开心结。古时男子佩觿是为向女子表明求爱的心意，以此来解开女子心结，暗含着美好的蕴义。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龙形玉觹，长13.7cm，宽0.9cm，厚0.6cm，造型流畅自然，雕刻精美，实为玉觿中的上品（见图16）。

图16 龙形玉觹（九连墩2号墓出土）⑥

2.楚国龙形玉佩：龙形佩

先秦楚地战国时期的龙形玉器的艺术精华，则集中表现在龙形佩上。楚国的龙形玉佩以龙纹（蟠螭纹）、卷云纹、勾连云纹、云纹、涡纹等大量纹样出现，环曲流畅的阴刻线相互勾连，在不同龙形的相互组合图形上，造成一种空前繁复华丽的作风。

作为社会势力等级权势的象征，作为贵族奢华生活的标志，作为体现身份高贵与权势显赫的象征，各种玉佩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礼玉器在贵族生活中的至上地位。玉佩的造型已由简单的环、方形或两者结合形，发展成为变形的环方形玉佩和片状象生玉佩。战国楚地龙形玉佩基本上可以分为4种造型：单龙游曲形、“几”字形透雕单龙、双首镂雕龙形和龙、凤与龙、人的组合[6]。战国楚地的龙形玉佩是楚玉中的精华，反映出2 000多年前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

（1）战国早期的龙形玉佩造型纹样。河南省淅川徐家岭楚墓属于淅川楚墓群的一部分，处于战国早期，以玉器为多，玉佩则占少数，仅出土1个龙形玉佩。河南省淅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的龙形玉佩，呈褐色，透雕龙形，呈俯地状，龙回首躬身，背部有一对圆孔，龙身两面均饰卷云纹和线纹，一面的腹部饰有2条蛇，另一面则饰有1条蛇与1只鸟，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见图17）。

图17 龙形玉佩（淅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②

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玉器中，几件龙形玉佩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如谷纹卷龙玉佩、四节龙凤玉佩、双龙玉佩、圆雕玉龙佩、十六节龙凤玉挂饰等。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卧蚕纹龙形玉佩，龙身形成三连弯，龙首向后回转，略微上扬，上唇长且卷曲，下唇上弯但不与上唇相连，足是楚龙的典型特征，一般为多足，均呈飞腾状。其布局严谨，对称讲究，整体看来玲珑剔透，翻转自如，是绝世佳作（见图18）。其栩栩如生的图案和丰富变化的造型，每个部分都精雕细琢，显示出楚人对玉饰的钟爱，及其楚人通过玉饰所表达的浪漫情感和舒展、自由的个性。

图18 卧蚕纹龙形玉佩（曾侯乙墓出土）④

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属于当时楚国的“昭惠中兴”时期，出土大量的玉器、佩玉也就不足为奇。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玉器多达千余件，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玉器的所有类别，在此之中还出现了大量精美的佩玉，甚至一些从未见过，而且是首次以组配形式面世。在这些玉器中，最令人称奇的不仅仅是形制多样的单个龙形玉佩，而更重要的当属组佩。而组配之中又尤为让人惊叹的，是神人龙形玉佩——楚人将龙与人有机结合，完美地体现了楚人浪漫的情怀、瑰丽的想象以及创新的精神。

湖北省荆州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龙形玉器，从其纹样、形制及精雕的技艺，都让人不得不惊为神作。研究楚墓中的龙形玉佩，以湖北省荆州和湖南省长沙两地的楚墓最为集中。但除了湖北省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的数量最多与质量最精以外，湖北省荆州院墙湾楚墓、范家坡墓地、雨台墓地等都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龙形玉佩。

（2）战国中晚期的龙形玉佩造型纹样。战国中晚期，龙形玉佩以组玉形式出现，可见于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双龙玉佩和龙形玉佩；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出土的2个龙形玉佩；湖北枣阳九连墩墓地出土的2个龙形玉佩。

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龙形玉佩（见图19），形态规整，有较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笔者猜测，这应该是战争期间中原诸侯国的馈赠礼品或该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缘故。湖北省江陵望山楚墓从整体随葬器物的风格以及铭文，都具有战国晚期的特征[7]。湖北省江陵望山2号楚墓出土的龙形玉佩，就呈扁平体且透雕成盘曲的龙形，龙独角，回首，背部拱起，龙首与龙尾均与身体相连，足部和尾部的分支舒展，龙形矫健威猛，内外缘有凸起的轮廓线，表面有碾琢整齐的卷云纹，背部有一钻孔（见图20）。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龙形玉佩，已明显表现出楚式风格下的玉龙造型——矫健的躯体，凸起的谷纹，从纹样和形制上看都属于楚式玉龙的典型。总体来讲，战国中晚期玉器是东周玉器艺术的巅峰。其工艺规矩整洁、线条干净利落，外加上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得这时期的玉器雕琢工艺愈加显现出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自然酣畅的艺术魅力。

图19 龙形玉佩（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②

图20 龙形玉佩（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⑥

（3）战国晚期的龙形玉佩造型纹样。战国晚期，安徽长丰县杨公乡楚墓所出土的龙形玉佩，应可以称为楚文化中玉雕艺术的顶峰期之作。在安徽长丰县杨公乡楚墓出土的玉镂雕龙形佩，其造型为龙张口回首，身体蜿蜒虬曲，通器扁平镂空，正背两面均饰满谷纹，首尾相接（见图21）。安徽长丰县杨公乡楚墓出土的玉镂雕龙凤纹佩（见图22），侧面体现出楚艺术流畅而峭拔劲健的风格，如此造型奇特，体型较大，制作精美的玉佩，在整个战国玉器中也实属罕见。

图21 玉镂雕龙形佩（杨公乡楚墓出土）⑤

图22 玉镂雕龙凤纹佩（杨公乡楚墓出土）⑤

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16号墓出土的谷纹龙形玉佩（见图23）和涡纹龙形玉佩（见图24），表现战国时期玉龙的标准“S”形造型。谷纹龙形玉佩扁平体，透雕成飞龙形，尾部残。龙独角，下吻部卷曲成圆，曲身回首，尾部张扬，内外缘有阴刻轮廓线，龙体饰有谷纹。涡纹龙形玉佩，龙曲身回首，背部躬起，饰有涡纹，其余基本相似。

图23 谷纹龙形玉佩（平粮台16号墓出土）②

图24 涡纹龙形玉佩（平粮台16号墓出土）②

战国时期龙体翻转扭曲，蜿蜒曲折，刚劲秀美，变化多姿。龙体造型多为片状，龙身造型基本呈“弓”形、“S”形、双“S”形、“Ω”形、“M”形，龙首逐渐变小，龙身造型变化很大。龙身上的装饰以云纹、勾连云纹、卷云纹、谷纹、涡纹、蝌蚪纹等纹样为主，光素无纹的少之又少。楚国龙形玉佩成对出现，通常放于墓主两侧，如荆州楚墓出土的组佩。战国时期龙形玉佩在纹样造型中饱含着一种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展示出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四、楚国与中原龙形玉器造型纹样之异同

楚国玉饰龙纹造型奔腾张扬，富有极具想象力的浪漫主义情怀，其纹饰特征对山西省、山东省等中原地区的影响，甚至波及到汉代玉龙的艺术形象塑造。战国初期，楚国与中原各诸侯国时常礼尚往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玉龙大致形态不会有较明显的变化，只在细微处略有不同。从整个华夏地域的玉龙形态来看，山西省、河南省出土的玉龙与楚国玉龙还是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受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很难断定在战国时期，是楚国玉龙北上影响了中原玉龙，还是中原玉龙南下影响到楚国玉龙。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龙形玉器在纹饰、形制与工艺上都较楚地占上风。此时期中原地区的龙纹发展的规律基本清晰，以平面纹样逐渐过渡到浮雕表现，纹样也由呆板变得张扬、华丽和多样化。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则发生了逆转，楚国的龙形玉器对中原的龙形玉器影响更大。

从春秋晚期山西省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涡纹龙形玉佩（见图25），战国早期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的卧蚕纹龙形玉佩（见图26），战国中期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乙组58号墓出土的谷纹龙形玉器（见图27）这些龙形玉器来看，春秋晚期的龙形玉佩其质感仍然略显厚重，到了战国早期稍稍有些改善，中期则有很大的改观。比如从头部、身躯，其变化都十分明显。楚国玉龙飘逸、灵秀，与中原玉龙的拘谨、呆板有明显之分别。

图25 涡纹龙形玉佩（金胜村赵卿墓出土）②

图26 卧蚕纹龙形玉佩（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⑨

图27 谷纹龙形玉佩（故城乙组58号墓出土）②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玉龙，也有的呈现出楚国玉龙的风格。笔者对南北龙文化及其出土的龙形玉佩进行比较，再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推断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楚共王至楚灵王执政的此段时期，楚国玉饰龙纹北上影响了中原以及北部的一些诸侯国。而楚人在龙形玉器造型纹样艺术方面所表现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开放进取的精神，则是其他诸侯国接纳学习与模仿创新的核心要素。

楚人的浪漫情怀与爱美情结，从出土的玉器配饰中皆可领略。从政治上讲，楚国初期一直受周天子歧视，楚国偏执性的崇凤也许是对周朝崇龙的逆反心理衍生。但由于后来与中原文化融合，楚人也开始接受龙纹并将之运用得淋漓尽致。中原化是一把“双刃剑”，战国后期楚国过度的中原化，导致楚国战斗力低下。楚国在吸收中原文化之时却弱化了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这可能是直接导致楚国后期政治衰落，玉雕艺术也逐渐呈下滑趋势的原因之一。但楚国龙形玉器造型纹样艺术之高峰期的水平，却仍是其他诸侯国所无法与之比肩的。

楚国龙形玉器神形具重，即尚意又不过失法度，比其他诸侯国更显奔放狂肆，也更为任情恣性、激情浪漫。楚国玉器龙纹线条流畅，柔婉细腻，回环逶迤，不师先法，富于变化，充满节律感及运动美。总体来讲，东周楚国龙形玉器上的纹样与造型的发展，是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相互交融的成果。玉文化与龙文化的艺术完美结合，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龙形玉器造型纹样，已经成为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符号。

注释

① 图1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② 图2、图3、图5、图17、图19、图23、图24、图25、图27来源：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上：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③ 图4来源：安徽省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上海：科学出版社，1956.

④ 图6、图12、图18来源：作者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⑤ 图7、图8、图9、图21、图22来源：作者摄于荆州市博物馆.

⑥ 图10、图11、图13、图16、图20来源：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⑦ 图14来源：古方.中国古玉器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⑧ 图15来源：荆州博物馆.荆州楚玉：湖北荆州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玉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⑨ 图26来源：李飞.中国古代玉器纹饰图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章海虹.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纹饰艺术[J].美术大观，2009（1）：30-31.

[2]张剑，赵世刚.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J].文物，1980（10）：13-20.

[3]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葬墓挖掘报告[J].江汉考古，1983(2)：1-35.

[4]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1-8.

[5]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75.

[6]薛子燕.从战国楚地玉器看楚人的审美特征[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0)：78-79.

[7]方壮猷.初论江陵望山楚墓的年代与墓主[J].江汉考古，1980(1)：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