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推进

徐菁菁

具有千年历史的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巴扎依然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之一

丝路第一站

今年5月，我从吉尔吉斯斯坦向西一路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块充满了原始自然风光和自给自足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土地上，一种向外生长的张力无处不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向东的公路叫“丝绸之路”。穿行在这个国家的5天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筑路队伍。波兰的苹果、中国的小商品、巴基斯坦的橘子汇集在吉尔吉斯南部重镇奥什具有千年历史的大巴扎。从那儿向西，韩国的纺织工厂、德国的大巴车间分布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农田之间。一条西班牙建造的高铁将塔什干和古城撒马尔罕连接起来，再向西，通往布哈拉的公路正在被拓宽改建。

我看到的仅仅是有限的片段。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中国的施工队要在冻土期到来前，打通一条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这条大通道是全长8000多公里的“西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双西公路”）。南哈萨克斯坦州是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在大型的农产品集散地希姆肯特，来自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大货车要将大量新鲜果蔬运往哈萨克斯坦全境甚至欧洲，而布满石头坑坑洼洼的老公路早已不堪重负。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决定联手改造一张现代化的物流运输网。这条运输走廊需要改造的公路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从中国内陆到欧洲的铁路线也在变得日益繁忙。2011年10月，重庆发出第一班直达杜伊斯堡的国际货运列车。现在每周有4班国际班列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杜伊斯堡所在的北威州是中国企业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一共有超过800家企业落户。

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天山山脉的哈萨克族居民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库瓦古城。围墙内是古城遗址

连接中国和欧洲的8条国际铁路去年共开行中欧班列308列，较上年增长285%。2014年1月20日，义乌至中亚五国班列开通。列车从义乌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内陆国家。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提议双方共建“义新欧”，并明确表示货运班列将直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趟“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出发经新疆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西班牙七个国家，全程1.305万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货运班列。

2014年6月“合新欧”铁路启动。自合肥北站启程，列车经由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口岸，途经中亚五国，抵达俄罗斯、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运行时间约18天，比海运至少缩短15天。2014年12月，“天马号”首趟中欧班列从甘肃武威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其终点将最终延伸至距离武威8000公里外的荷兰鹿特丹港。

从中国到欧洲，无论走陆上的哪一条通路，中亚五国都是必经之地，也是瓶颈和攻坚区域。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中，新加坡进口效率最高，进口一个集装箱只需4天，但其他几个贸易大国印度、俄罗斯、中国需要20天左右，时间最长的乌兹别克斯坦甚至需要104天。根据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国观智库”对“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交通、通信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调查，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高于平均水平。

换轨问题是影响中欧铁路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的标准轨宽度是1435毫米，中亚使用的宽轨轨距是1520毫米。换轨，实际是换车，是用塔吊将火车上的集装箱吊运到另外一列火车上。义新欧班列到达欧洲前，要在哈萨克斯坦、波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的交界处完成三次换轨。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他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识已被纳入我国同中亚五国签署的联合宣言和发展规划等政治文件中。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幸福时代”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找到了契合点。

中国和中亚的繁荣和命运再度因丝绸之路而密切勾连。那么，中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能在中亚扮演何种角色？

安全阀

虽然中国与中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但是直到1990年6月至12月中亚五国陆续独立，新中国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中亚五国外交。“原苏联给中国与中亚造成了隔阂，出现了一个双方相互认识的模糊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自国说，“一方面，因为中苏关系，苏联时期我们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不好;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以俄罗斯这一个民族一个联邦来认识苏联。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其实是对俄罗斯的了解和认知。中亚虽然是我们的邻居，但是又远在天边。我第一次到塔吉克斯坦时，想到这个国家就和我们的新疆接壤，由衷感叹这真是遥远的邻国。”

回顾中国对中亚外交的25年，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认为：“中国在中亚的顶层战略设计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我们马上进行了穿梭式的外交。那个时候，我们就敏锐地认识到，要处理好中国和西边这一大块地区的关系。那时候，哈萨克斯坦的无核化受到大国关注。在我们国内，新疆开始出现不稳定。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中亚的安全因素。在安全领域，边界谈判是中国中亚关系最有标志性的一步。”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东200 多公里处，“中国西部-西欧”交通走廊的一座公路桥施工现场

领土问题是从古至今最尖锐、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问题。1960年夏，在新疆境内的“博孜艾格尔山口”，苏联边防军以越界放牧为由袭击了中国牧民。同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1964年启动的第一轮边界谈判的成果只是在专家层面上双方承认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969年3月，两国因边界问题在珍宝岛兵戎相向。这年9月，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9月10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他前来会晤。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他与周恩来进行了3小时40分钟的“机场谈话”。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一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剑拔弩张暂时缓解。但此后9年的边界谈判并未缓和中苏边境的对峙。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在3300公里的原中苏国界西段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了中国的新邻国。

1992年1月2日至7日，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中亚五国，与五国迅速建立外交关系。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受到卡里莫夫总统接见、外长会见宴请、主管副外长对口会谈，一路上有开道车护送。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中国政府派团来访是有远见的决策，并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寄予厚望。在塔吉克斯坦，总统提议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命名为“北京街”。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他几次引用孔子的话，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更适合吉尔吉斯的国情。在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向每人赠送了一块土库曼传统的手工毛织地毯。他两次提出要求李岚清部长担任他们的顾问，并开始探讨拓展两国经贸关系的长远蓝图。

“新成立的中亚各国迫切需要一个大国、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重要邻国的承认。”李自国说。双方的积极接触意愿，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1992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哈、吉、俄、塔四国政府联合代表团在北京就边界问题启动了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轮边界谈判。22轮谈判后，1996年4月26日，五国在上海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达成的共识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翌年，五国领导人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从此形成了五国元首每年轮流在各国会晤的机制。在这些共识和机制之下，边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尖锐的领土和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基于中国和中亚各国共同的安全需求。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赵胜华在《中国的中亚外交》一书中指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多个跨境民族的现实，要求双边从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活动的立场上共同打击各种势力从事分裂活动;作为重要的战略屏障，双边的边界安全能够提高国内经济改革的安全系数。

事实上，原本棘手的边界问题为中国与中亚迅速加深相互认知提供了窗口。边界谈判需要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同时，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谈判是在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注视下进行的，原则性的问题都需要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谈判本身就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中亚地区的一项合作，由它所创建的合作机制后来产生了更大的效应。正是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进行了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11 年5 月6 日，在中吉塔（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执法安全机关举行的联合反恐“定点清剿”演习中，装甲车运送特警队员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清剿

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最重要的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就重申了“上海公约”，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叶自成在《地缘战略与中国外交》一书中说：“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如果中亚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问题上不积极，那么中国在维持西部边疆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上将会面临诸多困难。

历史上，中国西部的地理安全与中亚地区息息相关。自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到1911年清朝覆灭，中国新疆曾发生过20余次大小动乱，其中绝大多数与来自中亚的势力有关。在文化上，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居民，在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与伊斯兰世界相同或者相似。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广泛影响着中亚。近几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合流，对中亚各国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中亚各国不能左右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那么它的衍生物宗教激进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结合，就将蔓延至中国的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陆上边界脆弱的部分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新疆分离主义分子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李自国告诉本刊，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调查，“东突”和极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人员是流动的，“东突”的人员能够在它的内部担任要职。“乌伊运”在90年代活跃于中亚，一度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有着几千人的训练营。它在阿富汗的训练营以北部各省为主，几乎遍布阿富汗全境;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旁遮普省有四个训练营，在拉合尔省还有几个高级训练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吉尔加塔尔和加尔姆地区，军事基地和训练营已具有相当规模。据联合国驻塔吉克斯坦的难民事务代表说，1999年初在加尔姆一地的“乌伊运”恐怖分子就有1500人。这些军事营地武装先进，武器类型丰富。他们尤其着重于训练如何进行游击战，以及破坏性的恐怖活动。有消息说，当时一些由本·拉登和土耳其某些组织向境外“疆独”集团提供的资金就是由“乌伊运”转交的。

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在对待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的问题上，曾采取“不干涉”为基本原则的消极态度。但此后中亚极端势力的崛起也成为中亚各国的首要安全威胁。它们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有力地扭转了中国反恐行动的被动局面。搞新疆独立的恐怖势力不再能以中亚国家为基地大量培训暴力恐怖人员。从新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后逃亡中亚，寻求所谓“政治避难”的通道也被封堵。包括“7·5”事件在内，中国打击恐怖主义行为都得到了中亚五国的理解和支持。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各国先后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协定》、《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等十几份重要文件，内容涉及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与犯罪等诸多领域。中国分别与哈、塔、乌签署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协定，并与这些国家的安全、边防和国防等部门建立了经常性联系。中国积极向中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升级装备和培训军官。

2002年10月，在中吉陆路口岸两侧边境的高山地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举行的联合反恐演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出境演习。2003年8月，在新疆伊宁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乌洽拉尔市，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五国的武装力量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了第一次多边联合反恐演习。

鉴于国际恐怖组织经常利用互联网发布恐怖视频、传播极端思想、招募人员，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在2013年成立了网络专家组。今年10月14日，各成员国主管机关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行了“厦门-2015”网络反恐演习。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亚作为地区安全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亚黄皮书：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亚安全进入风险上升期，在始发于中东的全球性伊斯兰保守主义复兴浪潮背景下，中东―南亚―中亚―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弧形带将联通形成，对地区安全影响构成重大威胁。在十年反恐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宗教激进分子活跃在阿富汗，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边防状况令人忧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长1344公里，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蔓延900公里。与固若金汤的乌兹别克斯坦同阿富汗间137公里的边界线相比，塔土两国与阿富汗的边界管理非常松弛，形形色色的武装分子都在觊觎这两处中亚“入口”。这一切都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和中亚各国都需要推进务实的国际合作来共同抵御威胁。

能源通道

2014年9月13日，在中塔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塔吉克斯坦段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工。这是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略投资项目。

6 月2 日，哈电国际公司装配车间的工人们在组装按海外订单要求制造的汽轮机主机

能源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行项目有扎实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不但要利用好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还要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彼时的中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落后，却蕴藏丰富的资源。据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中亚里海石油探明储量为24亿～46.6亿吨，未发现的储量约为322亿吨，总的石油可采量为346亿～368亿吨，未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为8万亿立方米。里海及周边区域油气可采量与英国的北海油田相仿，接近世界储量的3%，该地区待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前列。虽然，中亚地区目前油气储量和产量在世界油气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其在能源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由于当地能源消费有限，因此可供出口的油气潜力相当可观。1997年，以收购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田为标志，中国石油落子中亚。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市场，中国并不掌握国际油价话语权。因此中国能源布局决定了中国未来能源安全，进而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安全。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以年均1.6%的速度递增，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快，中国的石油需求量预计年均增长率约为3.4%，到2030年，中国的原油消费量将达到每天1530万桶（其中77%依靠进口），中国每年的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169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60%，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达到31.6%。石油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之一。

而中国能源供给有一个致命要害：供应来源集中，风险大。长期以来，中国原油进口超过一半来源于中东。近20年，中东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巴以问题、美伊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等使该地区很难短时期实现和平与稳定，运输也存在风险。美伊战争后，美国不仅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近些年，美国在东南亚和南海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而我国70%的石油运输船都要从马六甲海峡通过。

为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的目标，中国加强了与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南美和非洲国家的石油合作，但是从国家石油安全的长期利益看，这些来源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即都需要长距离的远洋运输，经过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

10 月28 日，一批产自安徽合肥的电冰箱在宁波舟山港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装船出口

中俄双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油气资源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长期以来优先保证对欧盟的油气资源供应是俄罗斯的战略方向。俄罗斯供应着欧盟一半的天然气和三分之一的石油，向欧盟出口的油气资源总量占俄罗斯全部油气出口总量的60%以上。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贸易量仅占其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中俄双方长期以来在油气价格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爆发冲突，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俄罗斯在西面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重新修订并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将向亚太市场的石油出口增加至22%～25%，天然气出口增加至19%～20%。俄罗斯对石油勘探、工程承包等上游行业的国际合作非常慎重。2014年9月，俄罗斯邀请中国石油公司参股其陆地石油项目，打破了其对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上游部门合作的种种限制。其背景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国际液化天然气产能大量涌入欧洲，欧洲对管道天然气需求下降30%～40%左右，与此同时，世界能源价格长期低迷。

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推进速度则要快得多。2003年，中哈原油管道建成，西起里海的阿特劳，途经阿克纠宾，终点为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土库曼斯坦2007年以产量分成合同方式，向中国石油提供了东部阿姆河项目巴格季亚尔雷克区块，目前剩余可采储量为2527亿立方米，是中国在中亚五国最大的油气合作项目。2010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签署框架协议，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输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2012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输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2013年输气量近30亿立方米。此外，中国石油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在卡拉库油田的全资项目，中国石油拥有天然气可采储量226亿立方米;另一个是在布拉克油田的合作项目，中国石油股份占比50%，权益可采储量570万吨。

2014 年10 月14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工人在安装水下防喷器控制电缆卡子

归根结底，中国追求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亚国家追求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两者恰好一拍即合。在苏联时期，中亚天然气一直沿着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这一线路输出。在这一方向有已建成的“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两条输气干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保持在中亚的能源优势。2007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土库曼斯坦与土、哈两国总统举行了三方会谈，签署了关于铺设里海沿岸天然气管道和提高输送中亚天然气能力的联合声明。三国计划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沿里海天然气管道的方案，2012年建成，新管道每年将至少可运输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时，将对现有中亚通向俄罗斯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进行更新改造，使“中亚―中央”输气系统的年实际输送能力从目前的440亿～450亿立方米提高到800亿立方米。根据2003年签署的有效期至2028年的天然气出口合同，2007年俄罗斯可向土库曼斯坦购买600亿～70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9～2028年购买的天然气量平均可达700亿～800亿立方米/年。俄罗斯希望借此达到中亚天然气被其“统购统销”的目的。

但是，中亚国家并不希望自己的能源出口命脉完全绑定在俄罗斯手中。从2003年4月至2005年底，俄罗斯一直以44美元/千立方米的低价买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然后以两倍的价格卖给高加索各国，以三倍的价格卖给土耳其。2005年，土库曼斯坦曾与乌克兰签署了约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供应合同，由于俄乌天然气争执不断，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拒绝发放过境运输许可，致使土乌合同未能履行。由于在供应渠道上严重受制于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在坚持要求提高出口价格方面始终底气不足。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引进了美、英、荷、法、意、中、俄等45个国家参与石油开发，其石油储量的80%、产量的85.7%均产自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田吉兹、卡拉恰干纳克、卡沙甘等大型油气田均由多个国家的独立财团或与哈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投资开发。土库曼斯坦在其所属的里海区域划分出30余个区块，引进了意、马、德、印等国家从事勘探开发。乌兹别克斯坦自2000年以来开放了油气勘探项目，先后引进俄、马、美、韩、中等国对其乌斯纠尔特、布哈拉―希文、苏尔汉达里和费尔干纳地区进行勘探。这些国家油气管道的铺建也表现出多方向性的意愿。以土库曼斯坦为例，早在1997年，土库曼斯坦就建成了至伊朗的一条近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是历史上第一条绕过俄罗斯的中亚天然气出口管道。2007年，美国提出绕开俄罗斯，建立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要将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什（Turkmenbashi）和阿塞拜疆的巴库（Baku）连接起来，土库曼斯坦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中亚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并非一帆风顺。中亚向西输出能源的通道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较量，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至今未能建成，而向南通往印度方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又充满了风险。同时拥有巨大消费需求、资金和开采、基建技术的中国也就成为中亚能源的重要出口。2009年12月14日，中土哈乌四国元首共同开启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巴格德雷合同区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通气阀门，标志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正式通气投产。次年10月，B线提前两个月实现通气。A、B两线基本为同期双线敷设，起点在阿姆河右岸的土、乌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从阿拉山口入境，与西气东输二线相连接。

去年5月，C线投产运行。它起于土乌边境的格达伊姆，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境，与西气东输三线相连接。D线全长1000公里，西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乌国首站，然后一路向东，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后进入中国境内的新疆乌恰末站，并与国内西气东输五线贯通。D线预计将于2020年底全线完工。届时，中亚地区每年输向中国的天然气将达800亿立方米，占预期国内天然气进口量的20%。

如何理解中亚能源出口的迫切？李自国说：“哈萨克斯坦总统曾经明确表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不断的技术更新。而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使人们对原材料的需求降低。新能源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未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仅仅是石油和天然气，而会更多依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方向之一，是尽快将手中的资源变换成能够促进经济多元化的资本。”

8 月19 日，中国爱乐乐团在雅典阿迪库斯剧场举行“2015 丝绸之路巡演”最后一场演出

欧亚大陆上的中亚

“‘一带一路是对过去中亚政策的延续，但同时它把中亚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内来考虑。”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说，“我们从前看待中亚的眼光是区域性的，现在把它放在了亚欧大陆的大框架下。”这种变化体现了何种外交诉求？“从被动防御型的外交到主动谋划型的外交的转变。”李自国说，“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秩序，我们要参与制定国际秩序，制造国际公共产品，甚至，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创见。”

几年前，中国学界开始热议“西进”。2012年，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撰文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设想。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全球主要力量也纷纷调整自身地缘战略。大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新一轮竞争日趋激烈。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以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经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地缘经济学强调，“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抗下降到次要位置，而人类社会面临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领域不再是军事而是经济领域，每个国家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上，中国向西提出自己的创见的条件已经形成。

在整个亚欧大陆复兴交通线的想法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杨恕指出，1959年，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了“横贯亚洲铁路计划”。计划中有四条干线铁路，其中的“北方走廊”大部分是沿古丝绸之路通行的，但它并没有使用丝绸之路的名称，而且“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了该计划的实施。1990年中国―哈萨克斯坦铁路在边境接轨，1992年投入运营，从中国到欧洲第一次有了联通的铁路运输。这条运输线路被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随后相关研究随之展开，“第二大陆桥经济带”、“沿桥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等名称都出现了。但是后来研究逐渐降温，原因主要是陆桥的发展远不如预期。大陆桥开通初期明显存在铁路运力不足、口岸通关不畅、物流信息服务差以及换轨不方便等问题，对沟通沿桥各国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中国沿桥各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很有限。

杨恕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客观条件紧密相连。第二大陆桥开通初期，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我国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很少。第二欧亚大陆桥开通时正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当时苏联解体不久，中亚国家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中亚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都不大。1992年，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41.76亿美元。当时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对外交流能力也很差。1990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1亿美元，1995年也只有14.28亿美元。直到2000年才突破20亿美元。1992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

但这些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的条件已经有了明显变化。“2000年西部大开发，新疆的基础建设发展起来，整个西部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独立初期，中亚的经济情况好于中国西部，但我们经过10年，扭转了这个局面，除了哈萨克斯坦，西部已经超越了中亚，这也为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前，2002到2012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双边贸易总额年均增速达36.4%，显著高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速，个别年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增速甚至超过800%。对于中亚五国而言，中国基本取代俄罗斯，成为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对华贸易总额占哈国贸易总额比重超过25%，占乌国20%左右，占塔国40%，占吉、土两国50%以上。

与此同时，经过独立20年的发展，中亚五国在经济上走出去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向东，对中亚来说，中国是一个战略性通道，中国可为中亚国家提供可靠的出海口。中亚国家主要出口的是自然资源主导型产品，与其自身价值相比，数量大、运费高，必须找出现有运输系统与国际海港物资集散地之间易接受、经济、可行、费用低廉的便捷路线。过去中亚国家利用独联体铁路系统进行过境运输，运距太长、运输成本很高。通过铁路―里海水运―铁路通道到达格鲁吉亚、土耳其及伊朗的港口，可大大缩短货物到达港口的运距，有效地降低运输成本。但这条通道须穿过高加索山区，由于该地政治和军事冲突不断，难以安全可靠地启用。对中亚国家而言，与中国相联系的过境运输系统，可将它们更直接地和活跃的东亚、东南亚市场连接起来，比现有的西伯利亚大陆桥缩短3000公里以上。

“一带一路”战略中第一个落地的实体项目就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的“中哈物流基地”。在江苏连云港市港口地区的核心地段，从阿拉木图到连云港的行程只有6天。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而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为了反击，表示将会对经由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运来的欧洲农产品进行抵制。这一决定加之油价下跌的影响，使哈萨克斯坦政府被迫将该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了近三分之一，并重新审核了国家预算。但中欧线路却在某种程度上为该国“弥补”了这一损失。“渝新欧”开通后，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口岸通往该国的线路投入运营。而随着中国经由该线路运达欧洲的标准集装箱数量逐年增长，作为沿线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也收获了相应的经济效益。该国国营运输公司经理预计，到2020年，这条运输线的年收入将达到35亿美元。而“义新欧”的开通无疑也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向西，“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指欧洲，那也是中亚国家渴望到达的目的地。2008年，哈萨克斯坦制定了“2009～2011年通往欧洲之路国家计划”，旨在加强与欧洲国家在技术、能源、交通、技术标准、经贸、中小企业、民生、人文诸领域的合作。欧盟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合作伙伴。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公布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2012年哈对欧盟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为538.16亿美元，占哈外贸总额的52.4%。欧盟国家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在独联体以外的主要贸易伙伴。作为产棉大国，乌兹别克斯坦40%的棉花出口欧盟国家。

“不仅仅是过境通道的问题，”李自国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世界纺织业的产业转移从中国向南亚转移，而非转向世界棉产中心中亚。‘丝绸之路经济带能给中亚国家提供一个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的机会。”

倡议者

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同时强调说：“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没有特定的地理限制;它不是一体化组织，不设具体的一体化目标;不预设合作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加入的程序;它具有非排他性。参与经济带的国家可以参与任何其他一体化组织，参与国有很大的自由度。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李自国说：“我们是倡议者。在初始阶段，也是领唱者。但就像合唱一样，需要大家一起来。我们并不是领导者。”在中亚的区域背景下，如何理解这样的设计和定位？

在安全、能源和经济领域，中亚都是一片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土地。它在地理上与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大国接壤毗邻的事实使其永远活跃着全球与地区的各种力量，它们都在试图将中亚纳入自己的战略框架之下。

1997年9月，北约在中亚举行了“中亚维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第82空降师500名官兵在哈萨克斯坦空降。美国的非常驻部队首次进入中亚。同年9月中亚五国又被拉入“欧洲大西洋理事会”。“9·11”以后，在反恐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亚的军事介入不断深入。2002年4月，美国国防部秘密制定了2004～2009年对吉尔吉斯斯坦援助15亿美元的计划，准备扩建玛纳斯空军基地，并使吉军具备与美军共同行动的能力;同年，美国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1.6亿美元，帮助其加强边防建设、改善武器装备。2003年，美国向吉军提供了12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价值约135万美元的军服，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军事教育和训练费用100万美元，同时签订了5年军事合作协议。但随着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终结，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失去了合法性。

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斯塔（Fred Starr）的设想。他提出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龙”和“小虎”集中的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尽管弗雷德·斯塔本人并不认同将他的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但美国政府采取这个构想，带有鲜明的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欧亚大陆腹地主导权的战略目标。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在中亚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国际关系研究者们的一个共识是：俄罗斯依然是在中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与中亚有密切的军事联系。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亚国家都需要俄罗斯军队帮助戍边。早在1992年，俄、哈、乌、吉、塔和亚美尼亚的国家首脑就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以期在独联体国家间建立防御空间和提高联合防御能力，防止并调解独联体国家内部及独联体地区性武力争端。俄罗斯在中亚依然保留有军事设施。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租赁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的协议一直签署到了2050年。

在经济上，尽管俄罗斯的影响在减小，但它仍然是中亚能源的重要通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俄罗斯务工的中亚务工人员的汇款占到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7%。在文化上，中亚，特别是哈萨克斯坦依然有大量俄罗斯族裔人口。苏联给中亚留下的语言和文化印迹依然非常明显。

俄罗斯对其他国家在中亚的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10年，俄罗斯政府开始修正自己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2012年重新当选总统的普京发布《关于俄联邦外交政策的实施措施》，其中所阐述的外交政策新方案就是这一战略的最终版本。该文件把对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称为优先政策。从2011年10月18日开始推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要任务，该法令也确认了在关税同盟和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方针，提出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如何看待这些大国动作对中亚的影响？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潘志平曾撰文指出，人们一般关注大国政治，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但现在中亚各国是独立的主体国家，并不像过去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大国的相互竞争之下，中亚各国根据自身的判断决定国家的行动，这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这样分析中亚国家对各种地区框架、构想和战略的态度：“中亚国家对待涉及自身命运的项目都极其务实。当然，国与国存在不同，但整体而言，中亚国家准备支持任何方面的项目，如果该项目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投资并且不会损害国家秩序和安全根基。”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亚国家基于对历史认识，对任何大国主导中亚都存有戒心。它们更乐于接纳各种力量，使其在中亚形成制衡，从中为自身谋求更大的利益。

正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2013年《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它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多次退出或回到集体安全组织，拒绝参加快速反应部队的集体协作，这一切都反映出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对俄罗斯主导的中亚一体化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总体看，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国家主权具有绝对化的特点，这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拒绝出现任何一个，哪怕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的、以真正构成一体化为条件的超国家机构。“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永远都把‘权衡自身利益放到集体行动的前景中，从不破例。”

正是因为中亚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利益需求，中国对中亚的外交一直是以开放合作的姿态进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采取一国一票、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有成员国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同时也为处理大国关系建立了一个平台。杨恕评价说：“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中俄在恰当的时间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载体，使两国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进入中亚。由于上合组织的存在，中俄在中亚成为同事和伙伴，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两国在中亚可能的猜疑和冲突。”事实上，中国将在中亚的许多双边安全和经济合作都放在了上合组织框架下来进行。双边活动多边化的最大功能之一也是避免排他性。

经济方面，自贸区、区域一体化等排他性的机制的确也都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

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曾提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很快这个概念就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际的具体经济合作项目。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成果远远不如安全事务。2003年，各国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4年上合组织补充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2005年又出台了更加细化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实施机制》。如此密集的签署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经贸合作也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与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不同，在经济领域，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利益结构复杂，国家之间经常会由于“利益博弈”而无法达成一致性意见。

普京推行的欧亚经济联盟进展并不顺利。李自国指出，实际上，中亚国家存在着一种去一体化潮流。联盟的成立基于俄罗斯的“输血”，为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入盟，俄吉签订了总计12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和援助资金协议，并许以未来4～5年内给吉70亿～8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多次明确表示不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或关税同盟，土库曼斯坦宣布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计划。

以中国经济关系来看，各方均无意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李自国指出，各国认为本国的竞争力远不及中国，因此现阶段不宜与中国建立自贸区。乌驻华大使库尔班诺夫表示，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等于经济自杀，乌工业和制造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被冲垮。哈总统战略研究所学者瑟拉耶什金认为，仅仅是新疆，其工业竞争能力就足以打败中亚各国。

世界各国参与的亚洲投资银行也是为这种国际环境定制的。“中国和中亚之间的金融平台不再是双边的，而是亚投行的这个多边的机制。”李自国说，“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银行机制建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担忧。与之相比，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制，它的决策办法是不一样的。通过亚投行向中亚地区提供贷款将淡化中国的单边色彩，取而代之以国际组织的身份。同时，这个金融机制中广泛集纳了西方国家，它的投资和贷款是有国际标准的，对借贷国和受援国的约束力更强，降低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