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调控新思路

谢九

在经济学上，“供给侧”一词主要和“需求侧”相对应。按照凯恩斯的理论，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引发，因此对抗衰退最好的办法就是刺激需求，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摆脱危机。而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不需要靠大规模刺激来调节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水平，以更有效率的供给来提高潜在产出，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在中国经济增速日渐放缓，而且即将进入“十三五”新时期之际，“供给侧改革”突然浮出水面，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思路即将出现重大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重心主要集中在需求侧，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三驾马车”的需求。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办法还是抵御了经济的迅速下滑。当年“4万亿”刺激方案出台之后，中国经济在2010年迅速企稳反弹，当年实现了10.6%的两位数增长，在世界经济一片黯淡之际可谓一枝独秀。不过这种人为强力刺激的办法终究无法持久，在保持了两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就开始加速下滑，2012年“破8”，今年三季度“破7”。

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一直采用扩大内需的战略，但是经济增速依然快速下滑，需求不足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真实困境。如果继续沿用过去刺激需求的思路，中国经济可能还是很难有明显的起色，更大的概率是在未来几年继续加速下滑。

从投资、进出口和消费需求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回过去的高增长。中国投资的两大主力是房地产和制造业，国内房地产目前处于两极分化，北京、上海等极个别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依然坚挺，而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都处境惨淡，从全局来看，中国房地产依然面临极大的去库存压力。今年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2%，与过去动辄30%以上的增速相比已经恍如隔世。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也不轻松，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比比皆是，淘汰过剩产能、让市场有效出清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指望制造业拉动投资增速也并不现实。在房地产和制造业两大投资引擎熄火之后，唯一可以寄望的还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不过从交通建设到农田水利等等，潜在的投资热点基本上都已经被充分挖掘，即使某些行业还有继续投资的空间，但是还能维持几年的高速增长也并不乐观。

从进出口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加之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弱化，最近几年中国的进出口形势加速恶化。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进出口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是随着内外需疲软等因素，进出口增速出现跳跃式下滑，2013年增速为6.2%，首次低于年度GDP增速，2014年进出口增长为2.3%，而今年三季度更是出现负增长7.9%。在“三驾马车”面前，如果说政府为了扩大内需还有一定的刺激措施可用，但在刺激外需方面，除了出口退税和货币贬值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办法，何况在外部压力面前，这两者可以实施的力度都相当有限。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美国复苏形势略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均不乐观，对于中国而言，外需依然不是可以期待的经济引擎，加之美国主导的TPP等全球贸易新规则面世，全球贸易开始进入后WTO时代，作为WTO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后WTO时代将遭遇更大的挑战，WTO曾经带给中国经济的红利很难重现。

消费引擎最能体现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差别。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致力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距离理想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占比超过70%，2011到2014年，中国经济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7%、56.7%、48.2%和50.2%，不仅没有明显的上升势头，反而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海外购物则表现出惊人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经济在供给侧管理的不足。这说明中国人其实并不缺乏消费热情，也不缺乏消费能力，但因为国内商品在品质和价格上的诸多不足，这才使得国人奔赴海外购物，使得国内的购买力大量流失海外。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重视供给侧改革，对于国内商品大力减税，尽量减少国内商品价格高于国外的畸形现象，同时提升国内商品的品质，必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最近几年国内电商打造的“双十一”购物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供给侧改革试验，通过提供更便宜更丰富的商品，最大程度地创造出消费者的需求。

在“十三五”即将到来之际，决策层提出供给侧改革，不仅因为原有的需求侧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愈来愈突出，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正面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时刻，如果还停留在原有模式下难有突破，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可以视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我国2014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575美元，完全可以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以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通常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徘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最终进入到高等收入水平，而其余那些无法顺利跨越升级的国家，有些长达数十年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甚至因此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严峻考验。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在今年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仅仅依靠过去以需求侧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很难将中国经济从疲软中摆脱出来，因此，寻求更丰富的调控模式已是时不我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供给侧改革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供给学派远不如凯恩斯学派鼎鼎大名，甚至都很难明确说有这样一个供给学派的存在，而在实际应用中，供给学派也远不如凯恩斯主义被各国政府普遍采用，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供给学派的，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如果仅从经济学上狭义的供给学派而言，始终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话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对供给学派不屑一顾。

从经济学上看，供给学派最主要的核心思想来自萨伊定律和拉弗曲线。萨伊定律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1803年提出，主要观点是总体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经济学的正统思想，直到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对此提出批判，萨伊定律才逐渐退出经济学的中心舞台。供给学派的另外一大核心思想是拉弗曲线，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认为，在一定的税率之内，政府的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上升而增长，但税收收入并不总和税率成正比，当税率超过一定幅度之后，政府的税收收入反而会下降，形成一条先升后降的拉弗曲线。

在供给学派看来，过高的税率不仅会使得政府税收不升反降，更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巨大扭曲，而减税则可以极大激励经济活动，不仅增加经济产出，甚至会使得政府税收不降反升。过高的税率会导致政府税收不升反降，原因在于当税率过高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更多被政府征收，所以理性的选择是减少经济活动，这样就会导致税基减少，政府税收随之下降，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税率达到100%，全部收入都归政府所有，那么经济活动将会停滞，政府税收为零。高税率不仅会降低政府税收，而且会扭曲投资行为，假设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企业（或者个人）用现有的1万元钱投资，5年后可以变为2万元，那么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投资，换取未来更大的收益，假如政府征收较高的税率，现在的1万元被征税之后，5年后只能变为1.5万元，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增加眼前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正是因为意识到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所以减税成为供给学派最核心的思想。

中国经济在关键时期突然提出供给侧改革，具体会采用怎样的举措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抛弃多年的需求侧管理，更大的可能性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同时并存。不过，这可能会给宏观调控带来更大的挑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具有天然的对立性，同时对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管理，需要极高的调控艺术。首先从经济学理论上而言，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就是两派对立的思想，供给派认为供给可以自身创造需求，不需要政府刺激需求，而需求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在短期内失灵，只有政府刺激才能走出需求不足的泥潭。从实际操作来看，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也存在对立，比如供给侧管理的核心思路是大规模减税，通过减税来刺激更高的潜在产出，但是需求侧管理的主要办法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需要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才能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是否还有勇气实施大规模减税，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规模减税之后，政府不仅刺激需求侧的能力下降，同时也会面临更多的财政赤字压力。虽然供给学派宣称减税可以使得经济产出大增，最终政府的实际税收将会不降反升，但这一理论并未得到过实践验证。

除了减税之外，供给侧改革还有很多其他文章可做。从经济学上来看，影响总供给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一个经济体用于生产性投入的数量，以及将这些投入组合在一起的效率，这包括一国的科技水平和政府的管理效率。生产性投入主要包括人力和资本的投入，日前中国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以此应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压力，可以视为中国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除了增加人力和资本投入之外，更核心的改革在于提升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这才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关键考验。中国经济并非没有供给侧改革的经验，上世纪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就是一次极好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