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桑道茂传》勘误

2015-11-28 16:48王逸之
雪莲 2015年8期
关键词:新唐书旧唐书

王逸之

【摘 要】《旧唐书》编纂于五代乱世,简册难求,又成书仓促 ,导致史实乖谬遗漏、记载冗繁驳杂等缺陷。加之方伎之士,多为扑朔迷离,真伪难鉴,故而《旧唐书》方伎列传141《桑道茂传》所载谬误迭出。

【关键词】旧唐书;新唐书;桑道茂

中图分类号:I206

《旧唐书》凡200卷,仅在四年多的时间仓促完成。加之“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阔简编,先虞漏略。”①甚至许多史料直接转抄自唐实录、国史。因而,历来以“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为学界所诟病。《旧唐书·桑道茂传》于此表现的更为明显,虽寥寥数语,却谬误迭出。

有关桑道茂其人其事,《旧唐书》卷191载: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而《新唐书》卷204却载: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兵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垣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时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难奉天,赖以济。

二者所载,互相抵牾。《旧唐书》云:“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即言修筑奉天城一事,本已经开始修筑,桑道茂只不过“请高其垣墙”。而《新唐书》载:“建中初,(桑道茂)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垣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明确指出修筑奉天城,是因桑道茂进言,德宗才下诏修筑的。关于此事:

《资治通鉴》卷226记载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唐会要》卷86又载:

建中元年五月。筑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难于奉天。初。术士桑道茂奏请城奉天。为王者之居。至是方验。

《太平广记》卷76亦载:

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

此外,《奉天录》卷1、《册府元龟》卷876以及《长安志》卷19明确指出:“唐书曰:‘建中元年,五月筑奉天城。四年十月,德宗避难于奉天。初得术士桑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之居,外象龟形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此处唐书,即为旧唐书)凡此种种,可证《旧唐书》所述此事之谬,此为《旧唐书·桑道茂传》谬误之一。

关于此传谬误之二为:

前引《旧唐书》卷191载:“及朱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即言朱泚叛乱的时候(建中四年—783年),桑道茂已死。而《新唐书》卷204又载:“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弟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朱泚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却说“晟收长安”(兴元元年—784年),李晟上奏,免其死,即言桑道茂此时未死。两处矛盾,不言自明。关于此事:

《太平广记》卷76载:

初。晟于左贲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设淆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

《太平广记》卷223又载: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俘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

两则故事,虽情节有些许差别,但足可说明其时桑道茂尚存于世。

《太平广记》卷363亦载:

贞元九年,前亳州剌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徵祥,而莫测其异也。

此事发生在贞元九年(793年),也可佐证桑道茂于“晟收长安”之时(784年),并不是如《旧唐书·桑道茂传》所言:“及朱泚之乱(783年)……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通过对新、旧唐书《桑道茂传》两处对比分析,皆以《新唐书·桑道茂传》所载为是。与此同时也印证了,《新唐书》成书于北宋较为安宁的时期,前后历时17年之久,征集和整理了唐末五代以来,许多战乱时期不易收到的文献资料。据有关专家统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引证参考史料多达300种。而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新唐书》与之时间相近,司马光所参考引证的有关文献资料,宋、欧等势必也会见到。故而,从上文所引《奉天录》、《册府元龟》、《长安志》以及《太平广记》等,皆与《新唐书》所契合。郭沫苦同志曾经指出:“无论做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所以针对历史文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错误,必须以考据的方法来一—加以鉴别辩证.它不仪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更是整理历史文献的首要之务。

注释:

①(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79[M].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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