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黄桂秋 单益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建的认可，以及对中国南海局势发展走向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中国南方骆越文化研究引起高层的重视。广西作为中国古代骆越族群分布的核心区域，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骆越文化研究，既是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也是实现国家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提升边疆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借此机会，笔者冒昧地就近年来广西专家学者对骆越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评述，以期对今后的骆越文化研究有所推动。

一、相关概念:百越、骆越、骆越国及骆越文化

“骆越文化”是一个涵盖面大，多学科综合性的学术研究范畴，相关概念包括“百越”“骆越”“骆越国”以及广义和狭义的“骆越文化”等等。笔者依据相关文献进行引述:

百越 中国南方古代族群的统称，也称百粤、越，意指越族支系众多。始见《吕氏春秋·恃君览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关于百越的支系，学术界看法不一。罗香林最早提及百越支系有:于越、瓯越、闽越、东瓯、扬越、山越、南越、西瓯、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夔越、句町、夜郎等。有学者根据百越地区不同方言和不同生活习俗，将百越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4 族。20 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般文章中提到百越民族大致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以及三国时期的山越和台湾的东鳀人、夷洲人等。这些民族的分布地区是:吴国大致在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越国大致在浙江省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带;南越的范围，以今广东省为主;西瓯即今广西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浔江)一带;骆越分布在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至越南红河三角州一带，包括海南岛。百越民族在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入汉族之中，只有以壮族为主体的壮侗语族仍保留有西瓯、骆越的文化特点，如语言、击铜鼓祈年、祭蛙、鸡卜等。［1］18

骆越 中国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壮侗语族先民族称的一种，又称雒越。族称始见于《汉书》:“元帝初元元年(公元48年)，珠崖又反，诸县更叛，连年不断…… (贾)捐之对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鼻饮。”汉代后，史籍再没有骆越人的记载。此后对西瓯、骆越的记载，大多是追述。关于西瓯与骆越的关系，最早认为西瓯与骆越是越人同一支系不同时间的名称是梁朝顾野王，他在《舆地志》一书中明确说:“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南粤王传》时说:“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二者都将西瓯、骆越视为一体。汉代司马迁则认为西瓯与骆越是两个不同支系的越人，且明确指出两个支系活动在今广西地区。他在《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说:“佗以兵力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又说:“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显然将瓯、骆分开，认为是位于南越国西部的两个方国政治实体。考古学界通常认为:以红水河为界，北部为西瓯分布区域，南部为骆越分布地区。玉林、茂名等地为西瓯骆越杂居地带。［1］19

骆越国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骆越”而极少“骆越国”的记载。近年广西学者在骆越历史文化或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相关著作中，有的用“骆越古国”，有的用“骆越方国”。认为骆越古国的范围北起广西红水河流域，西起云贵高原东南部，东至广东省西南部，南至海南岛和越南的红河流域。骆越文化的源头和中心在中国，主体部分也在中国。这个中心和最早的国都就在武鸣。古国、方国、帝国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国家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壮族学者郑超雄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中用的是“骆越方国”，认为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安等秧发现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群，是骆越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墓中不但出土大量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还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随葬，说明骆越方国当时已进入青铜文明社会。［2］208已故壮族学者覃圣敏在《西瓯骆越新考》一文中认为: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3］

骆越文化 骆越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骆越文化应指骆越古国或方国范围内的文化;广义的骆越文化或可包括从骆越族群中分化演变而来，至今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包括壮、布依、侗、傣、黎、水、仫佬、毛南等8 个民族，以及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称为台语的民族，包括越南的岱、侬、山斋、布依、热依、布标、拉基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印度的阿萨姆族等创造的文化。20 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西境内发现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址。其中包括在百色盆地发现的距今80 万年的古人类遗址，以制造和使用的手斧闻名于世，说明广西是远古时代人类活动的中心之一。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已分布在广西各地。考古学研究表明，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址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和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显示其相互衔接和前后相因的继承性。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距今1 万年到4000年的遗址都有分布，层次清楚，说明远古时代的人类繁衍下来，成为广西境内的原始居民。从古人类遗址的文化内涵看，包括农耕稻作，喜食蚌蛤，居住干栏，屈肢葬式，凿齿，使用有肩石斧和石铲等，以上考古文化遗址大多分布于古骆越区域，与现代壮侗语民族文化具有共同性。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甑皮岩等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特征继承柳江人的特点并与现代壮侗语民族相近，与其他民族有较大的差异。其文化主要特征:善种水稻;制造和使用铜鼓;住干栏式楼房;善唱歌，语言与古越语一脉相承;文身染齿;崇信巫鬼、尚鸡卜等。直至当代，不少特征仍为壮侗语各民族所承袭。

二、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主要成果回顾

本节阐述的骆越文化研究成果回顾，选取狭义的骆越文化概念，即研究生活在古代骆越区域内骆越先民所创造的各种类型文化，包括考古文化、物质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等。迄今，广西除了2007年成立的属于民间性质的骆越文化研究会之外，广西高校、政府文化部门中，还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研究骆越文化的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而不成系列。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成果本应包括论文和著作，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及篇幅的限制，本文讨论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学术专著方面，时间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

(一)骆越古文化遗存研究

考古文化与古文化遗存是骆越文化研究的第一要素。由于古骆越缺少相关的文字文献资料记载，考古成果及相关的考古文化研究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代骆越区域考古发现成果不少，就广西而言，尤以大石铲文化、商周至战国古墓葬、先秦崖洞葬、铜鼓文化、左江流域崖壁画等引人注目，相关的考察报告及学术研究成果则参差不齐，下面择要述评:

大石铲文化 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一种形制特殊的磨制石器。一般都较宽大，扁薄，有短柄，双肩，圆弧刃，器身正面平整光滑，背面稍微隆起，较粗糙。制作规整，形状对称，打磨光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因其形体硕大，与石器时代其他各类石器有明显不同，故名为大石铲。原料主要是页岩、板岩，其次是砂岩、石灰岩，个别是燧石或玉。按形制可分为直腰型、束腰型、平袖束腰型、锯齿袖束腰型4 种类型。分布广泛，已发现的地点，广西有42 个县、市143处，广东有15 处，海南有6 处，越南有1 处。以广西隆安、扶绥、南宁、武鸣、崇左等市县最集中，地理上连成一片，正当珠江水系的左江和右江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累计采集标本已达1200 多件。目前广西还没有大石铲文化研究的专著出版，相关研究散见于若干论文和其他著作中，代表性的观点如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著作中有专门论述的章节;蒋廷瑜、覃圣敏、覃彩銮等学者的研究论文。主要观点归纳:1.大石铲是古代骆越先民稻作农业的劳动工具;2.是一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宗教祭祀活动的礼器;3.从大石铲的祭祀功能及规模推断在左右江汇流处已出现一个活跃的文明古国，制作石铲的人群已走出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阶段。

古墓葬与岩洞葬 广西地区骆越时期的西周至战国时期墓葬群位于武鸣县马头乡，分两群，一群在马头圩东北约500 米的元龙坡，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一群在马头圩南约300 米的安等秧岭，是战国时期的墓葬。1985年发现，当年10月至1986年3月发掘。元龙坡发掘西周至春秋墓350 座，方向多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三四件，以夹砂陶器为主，还有铜器、玉石器，少数墓发现漆痕。墓葬形式、葬俗以及随葬品种类、形制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铜器中的刀、匕首、镞、圆形器，富有地方特色。其中铜卣、铜盘、铜刀、铜匕首及铸造斧、钺、镞等青铜器的石范是广西地区首次出土。石范的发现，说明广西当时已有了青铜冶铸业。经碳素年代测定，年代最早为距今2960 ±85年，最晚为距今2530 ±100年。安等秧岭发掘战国墓86 座。墓群规模小，墓室为长方形土坑墓，形制简单。随葬器物最多的14 件，最少的一两件，另有30%的墓没有发现随葬品。随葬品一般为实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少量装饰品。岩洞葬又称崖洞葬，是利用悬崖峭壁上的自然洞穴安葬死者的一种葬俗。广西先秦岩洞葬多不使用棺材，直接将尸骨和随葬品放置在洞穴或岩厦中，有的葬后洞口用石块封堵，从随葬品来看，时代主要为商周时期，故称。广西先秦岩洞葬主要集中在红水河流域的来宾、忻城、大化，柳江支流龙江沿岸的宜州，右江流域的武鸣，左江流域的大新，湘江上游海阳(洋)河及漓江支流的灵川县海阳乡、潮田乡和西江支流贺江的贺州，已发现15 处，其中武鸣4 处，灵川、来宾、忻城、宜州各2 处，大新、大化、贺州各1 处。以上崖洞葬地点除了桂北的湘漓、桂东的西江贺州之外，其余皆为古骆越区域。广西骆越时期的古墓葬目前只有发掘简报，没有研究专著;广西先秦岩洞葬系统的研究成果有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宁市博物馆编著，由李珍、黄云忠主持编写的《广西先秦岩洞葬》。该书对广西目前已发现的先秦时期岩洞葬的全部资料进行了综合整理，详细介绍了各岩洞葬的基本情况，并对先秦岩洞葬的分布、分区、葬所和葬制以及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分期、族属、起源等做了系统的研究。对先秦岩洞葬文化的源流及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关于先秦岩洞葬的族属问题，该书结论认为:“广西先秦岩洞葬均为古越人的墓葬”“桂西南区和桂中、中北区为古骆越人，桂东、东北区为西瓯人。”［4］171该书结论没有点明岩洞葬的信仰文化内涵。

左江岩画 亦称左江崖壁画，属骆越古文化遗存。广西左江崖壁画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平而河沿岸及附近峰林断崖峭壁上。在凭祥、龙州、宁明、崇左、扶绥、大新等市、县都有发现，涉及范围200 多平方千米，已发现82 处，其中凭祥市1 处、龙州县21 处、宁明县8 处、崇左市28处、扶绥县23 处、大新县1 处，统称左江岩画群。目前，广西对左江崖壁画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覃圣敏等著《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王克荣等著《广西左江岩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根据以上两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结论，综合归纳如下:左江岩画是颜料画，用氧化铁加动物胶混合调制而成的颜料，以毛、草类软物体制成的“笔”，蘸上颜料，在岩壁上勾勒、涂绘出赭红色的人或物的轮廓图像，显示出“剪影”般的艺术效果。刚劲有力的笔法，粗犷的线条，形成岩画古朴、凝重、粗犷的外貌。岩画具有原始风味，静态伫立的巨大造型以及宏大的规模，置于奇峰激流之间，在湍湍激流、悬崖峭壁映衬下，显示出强烈的动感及活跃的生命力，造就了岩画雄阔的气势和神秘的意境。左江岩画以规模宏大而著称，其中以宁明耀达花山岩画及龙州棉江花山岩画规模最大，图像最多，场面最为壮观。左江岩画的年代，以“战国至东汉时期”的观点为学术界普遍认可。左江岩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 个时期:①早期，构图完整，场面宏大，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能反映不同的活动场景，画面主要由人、铜鼓、羊角钮铜钟、马、动物、舟船、太阳、地面(道路)等多种图形组成。年代大致属于战国至西汉时期。②中期，画面已不如早期岩画场面宏大、繁缛，主要由大小、形态一致的正面人列成一横排，已具有象征性的含义，侧身人像、铜鼓、刀剑及马等图像仅有极少量存在，其他图像已绝迹，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晚期。③晚期，以正面人像独立存在为主，已经演变成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东汉。左江岩画的分布地域是岭南骆越人的活动地区，岩画的作者是骆越人。内容和性质，学术界仍有不同见解，主要有“巫术文化说”“庆祝战争胜利说”“祈求水神赐福说”“祭祀雷神说”“蛙神说”“祖先崇拜说”“图腾入社仪式说”“生殖崇拜说”“语言符号说”等。以上成果尚无超越。

铜鼓文化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创造和使用的神圣器物，迄今已有2600 多年的历史。直至今日，还在使用铜鼓的民族已经屈指可数，唯有骆越后裔壮族是其中人口最多、拥有传世铜鼓数量最大、使用铜鼓历史绵延最长的民族。广西古骆越地区发掘出铜鼓的朝代自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铜鼓于春秋时期发源于云南西部礼社江流域，战国时期经南盘江传入广西，最早在右江流域出现。田东县林逢镇出土过原始形态的万家坝型铜鼓，田东祥周、百色龙川、隆林扁牙都出土过早期石寨山型铜鼓。这时铜鼓由初创时期比较粗糙向逐步稳定、开始装饰写实图案的方向发展，鼓面出现翔鹭纹，鼓腰出现牛纹，为后来铜鼓文化繁荣奠定基础。二十四史最早记载铜鼓的是《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骆越铜鼓是已经发展成熟的铜鼓，贵港、西林汉墓中有出土，属精美类型的铜鼓。东汉以后在邕江—郁江—浔江流域新出现高大轻薄的冷水冲型铜鼓，在云开大山区出现硕大厚重的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广西铜鼓发展的鼎盛时期。生活在郁江—浔江流域的僚人大量铸造和使用鼓面以立体装饰为特色的冷水冲型铜鼓，生活在云开大山周围的俚人则铸造和使用形体巨大的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广西铜鼓文化研究权威学者首推蒋廷瑜先生。从20 世纪80年代的《铜鼓史话》 (文物出版社，1982年)、《铜鼓艺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到21 世纪的《壮族铜鼓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考古文物通论:古代铜鼓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等等，无不倾注了蒋廷瑜先生的毕生心血。此外还有谢崇安的《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 (民族出版社，2010年)，万辅彬等的《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铜鼓文化是广西骆越文化研究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

(二)骆越物质文化研究

物质生产是人类首要的基本的活动。物质文化包括物质生活资料，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住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车交通文化等，也包括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即科学、技术、工艺等。古代骆越物质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当首推人工栽培水稻的种植，以及与农耕稻作相关的生产加工器物。另一个就是与骆越先民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稻作文化 广西骆越先民生活的区域南濒热带海洋，纬度低，高温多雨湿润，适宜水稻生长，稻作农业源远流长，有40 多个县发现野生稻，是野生稻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历史上的广西骆越先民很早就开始将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广西许多地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器，其中又以桂南地区出土的大石铲独具特色。它体积大，制作精良，平整光滑，用绳索一类东西将其与木柄捆绑在一起，即可用于翻土，这是上古时代人们从事稻作劳动的佐证。在资源县晓锦遗址、南宁市邕宁顶蛳山遗址出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米，说明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广西先民已经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加工和食用稻米。由稻作农业发展起来的稻作文化，在广西有多方面的表现和丰富的内涵。古代西瓯骆越人生活中离不开水稻，农田是生产水稻最基本的条件。“田”的壮语方言是“那”。在广西，带“那”字的地名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有1200 多处，是稻作文化在壮族地区独特的反映，人们又把它称为“那文化”。壮族地区的许多习俗也与稻作农业有关。一年中的壮族传统节日，是围绕着稻作季节来安排的。壮族崇尚青蛙，认为青蛙是主管天上雨水的雷神的儿子，人们还将青蛙模型铸在象征着权力的铜鼓上面。一些壮族地区有“蛙婆节”或“蚂虫另节”的习俗，人们举行找青蛙、祭蛙婆、闹蚂虫另、跳蚂虫另舞等活动。青蛙是一种与稻作农业关系十分密切的生物，青蛙崇拜实际上反映了壮族地区独特的稻作文化。广西学者较早对稻作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成果突出的是已故壮学会原会长覃乃昌先生，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年出版增订本。该著作全面系统论述了壮族与稻作农业的起源、历史发展及与之相关的稻作文化习俗。著作虽然立足于壮族，但约有1/3 的篇幅论及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的水稻栽培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路的研究源于近年的考古发现。关于汉代中国南方海上丝路始发港的位置，学术界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在合浦，一种认为在徐闻，一种则认为在番禺(今广州)。多数学者认为，从港口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内地联系的便捷程度来看，合浦应为汉代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合浦位于环北部湾中部的南流江三角洲沿海平原，港湾众多，海岸线长达468 千米，境内共有河流80 多条，其中最大的南流江贯穿合浦全境，是古代岭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周朝以前，合浦沿海一带已形成了原始港口，越棠国等国前往中原朝贡，合浦是必经水道。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量商品通过合浦出海销往海外，合浦所产的珍珠也和产自南洋的象牙、翡翠等珍品一起传入中原地区。秦汉时期，合浦以盛产珍珠闻名于世，陶瓷业也比较发达，形成了广阔的经济腹地。秦朝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外国商人或使团由合浦登陆，沿南流江、北流江转入西江，在梧州溯桂江而上，过灵渠，进入湘江，直抵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商人或使团也经此水道南下合浦，由合浦前往海外。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合浦始发港已初步形成。西汉时期，合浦港成了中国海上交通枢纽和主要贸易口岸。西汉后期，湖南南部增开峤道，并且又对灵渠进一步治理，使湘江、桂江、北流河、南流江这条天然水道变得更加畅通无阻。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马援征交趾，从粤、闽等处漕运粮食至合浦，有力地促进了合浦港的进一步发展。考古学家在合浦发现大量汉代墓葬，出土的玻璃、水晶、玛瑙、琥珀、香料等多从海外输入，证实合浦是汉代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关于汉代合浦港的具体位置，一般认为西汉时期的合浦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的大浪古城。古代合浦是西瓯骆越交错杂居之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无疑有骆越先民的参与。相关的研究成果详见由史璠主编的《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填补了古骆越海洋文化研究的空白。

(三)骆越宗教文化研究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之根。宗教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是以虚幻方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化体系。古骆越人的宗教信仰以原始宗教为主，具体形态包括巫信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等。

巫信仰 人们对人本身以及人以外的自然还处于蒙昧状态，便容易产生出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的错误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影响自然以及他人的目的，便产生巫术。其职能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施以巫术，卜测吉凶，请神赶鬼，驱除病魔，求花(嗣)祝寿。骆越巫术中影响较大的有鸡卜等。鸡卜，也叫鸡骨卜、鸡脚卜、鸡骨占。鸡卜术源于岭南越人。《史记·孝武本纪》说:“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敬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抚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史记·正义》中说:“鸡卜法，用鸡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烹熟又祭，独其鸡两股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是则凶，今岭南则行此法也。”近年，广西“壮学丛书”出版了何正廷等译注的《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1－8 卷) (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是鸡卜经书的集大成;黄桂秋等著的《壮族巫信仰研究与右江壮族巫辞译注》 (上下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年)，对骆越巫术及壮族传承至今的活态巫信仰文化作了系统研究。

自然崇拜 研究认为，古骆越人的自然崇拜主要有:①日鸟崇拜。古籍中多有“鸟为越祝之祖”的记载。鸟不仅能活跃于天地之间，而且候鸟会依期而至，预示季节的更替;公鸡清晨啼鸣，具有日出的前兆功能。骆越先民将野生的原鸡驯养成家鸡，并以之作为沟通天地和人神之间的介质加以供奉，形成日鸟崇拜。铜鼓面上以太阳为中心围绕着翔鹭饰纹图案和鼓身上的羽人饰纹，是日鸟崇拜观念的形象体现。壮族先民依据自己的生产生活体验选择鸟类品种，凡祭祀必献以鸡牲，称为通神的“说话鸡”;鸡骨也成为“神谕之骨”，产生鸡卜法术，即鸡骨卜。②雷蛙崇拜。在壮族神话传说中，雷王是司雷电风雨的天神。青蛙是雷王派到人间管理风雨的使者。常言道:“青蛙叫，雨来到。”认为是天地呼应，神秘非常。壮族先民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由于对震天的电闪雷鸣及其造成的灾害产生恐惧，同时又出于对雨水灌溉的祈求，便产生对雷蛙的崇拜以祈求风调雨顺。很多地方建有雷庙、雷神庙、雷王庙、雷祖庙。信俗认为雷是天鼓，在祭雷神时敲击铜鼓，称为“雷鼓”。铜鼓鼓面的中心为太阳纹，围绕太阳的几道弦面上有云雷纹、翔鹭纹，外弦铸有数对蹲蛙，称为“鼓精”。铜鼓上的云雷纹、翔鹭纹、羽人纹都和祀雷有关。红水河沿岸的天峨、南丹、东兰以及河池等壮族聚居区，在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期间举行蚂虫另节(蛙婆节)。③水、土、树崇拜。在壮族的信俗观念中，水是生命之源，土地是长养农作物之本，大树是生业繁昌的象征，人类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而生息繁衍，由此产生了对水、大树和土地等的崇拜。在壮族地区农村，水神庙、山神庙、树神庙、峒神庙、村社庙随处可见，人们应时供祭祈求。廖明君的《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是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图腾崇拜 对于古骆越人图腾崇拜的系统研究目前空缺，而对骆越后裔壮族图腾崇拜的研究成果颇多。当中以丘振声的《壮族图腾考》为代表，该书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5年，2006年列入“壮学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各章节列举的壮族民众自古至今崇拜的图腾有:雷－蛙;日－鸟－鸡－凤;蛇－龙(鳄)－潭(水神);牛羊犬鹿;花树竹石等等。有些图腾还附有相应的祭祀日期和仪式。其中，壮族的花图腾崇拜、蛙图腾崇拜和神树崇拜尤具特色。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包括远祖和近祖，近祖指血缘关系的祖先，远祖指氏族祖先或人文始祖。目前，公认的骆越始祖神难以定论。有学者认为，壮族创世大神布洛陀不但是壮族的人文始祖，而且应该是珠江流域原住民的人文始祖。［5］此观点需进一步论证。因为，珠江流域原住民包括壮侗语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骆越后裔，在骆越族群分化之前，布洛陀大神是否已经确立?古文献没有记载，只能从壮侗语各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神话古歌，或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中找到依据。如布依族有摩教信仰，与壮族麽教相同，最高神都是布洛陀;水族有洛陀公创编水书的神话传说，水书是水族民间宗教用书;侗族、毛南族神话与壮族布洛陀神话有相似情节母题。其他壮侗语民族如傣族、仫佬族、黎族神话则待挖掘。

除了以上成果之外，与此相关的骆越文化研究成果还有“大明山骆越文化研究系列”:罗志敏主编《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罗志敏、谢寿球主编《大明山骆越养生》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罗志敏、谢寿球主编《大明山龙母揭秘》(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等。“武鸣骆越文化研究系列”:谢寿球主编的《武鸣骆越文化探秘》，卢大任主编的《武鸣骆越流韵》，周英举、杨奕桓主编的《武鸣骆越风情》，另有黄全安主编的《武鸣骆越文化遗产撷英》(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等。以上研究成果除了个别著作外，其出发点大多为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或旅游开发需要，因此，学术质量参差不齐，引用材料不甚严谨，观点结论值得商榷，与严谨的科学研究范畴有一定的距离。

三、骆越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文化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进入新世纪，文化对人类发展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愈加深刻。通过以上广西骆越文化研究若干成果的回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距离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尚远。骆越文化属于跨区域、跨族群、跨国度的范畴，骆越文化研究涉及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文化主权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权力，是国家整体主权的一部分。开展骆越文化研究有助于保护文化资源、恪守文化价值观、增强文化和谐力，更好地为文明的赓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巩固、文化的安全服务。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是骆越文化的中心区域，为了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需要，全面系统、扎实深入地开展骆越文化研究义不容辞，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在高校或文化研究部门建立骆越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目前，广西高校、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厅所属各级文化部门研究机构、学术社团等，由于没有建立骆越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在开展骆越文化研究方面基本上处于各自为营的零散研究状态。本来，广西有一个成立于2007年的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也建立了“骆越文化网”，但因为是民间学术团体，缺少经费支持和政府部门支撑，相关研究工作举步维艰。再加上学者队伍在研究方法及认识上的不一致，即使有成果发表或出版，往往得不到认同。笔者认为，今后，除广西壮学会、广西桂学研究会、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继续承担骆越文化研究课题之外，广西高校和政府管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尽快建立骆越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以利于骆越文化研究有计划、有目标，全面系统地开展。

2.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组织专家撰写综合性的《中国骆越文化》专著。近年广西在骆越文化范畴内的考古发现、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武鸣马头古墓群、稻作文化、左江崖壁画、铜鼓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研究成果已取得共识，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据笔者了解，最近，由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教授担任主编的《骆越方国研究》一书已定稿，我们期待书稿的出版面世。中国文化学者叶舒宪先生提出学术研究四重证据法，即古籍文献，考古文物，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器物图像符号文化溯源。目前骆越文化研究中的短板是古籍文献和考古文物，《中国骆越文化》可以从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器物图像符号文化溯源等方面加以弥补。还可以从广义骆越文化的角度，将骆越后裔壮侗语各民族传承至今的文化遗存融汇其中。到时候，《骆越方国研究》和《中国骆越文化》将构成中国骆越文化研究的学术丰碑。

3.加大对邻国越南在骆越文化资料及研究成果方面的搜集翻译。中国和越南两国学者的研究一致认为，历史上的骆越是中国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个分支，其分布地在南越之西，西瓯之西南。即今广西南部、西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省及中南半岛北部。［6］109近年越南每年隆重公祭的先祖雄王，被定为越南的开国之君，而雄王的父辈貉龙君与中国南方骆越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2年，越南的雄王信仰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南北部清化省的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古文物及青铜器与广西古骆越地区考古文物文化特征一致①参见徐方宇的《越南雄王信仰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和谢崇安的《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相关论述。。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骆越文化，就必须借鉴越南国家的专家学者对该国骆越文化资料的搜集及研究成果。近年广西面向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十分活跃，中越两国的骆越文化研究应该从敏感回避逐步走向合作，争取在骆越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共识，实现双赢。

4.骆越文化研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因急功近利而造假的行为。近年广西在骆越文化研究方面之所以未取得共识，主要原因是某些公开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不够严谨，甚至有造假行为，包括文物造假、考古造假、考察造假。专家学者们所做的研究被地方政府打造文化名片或文化旅游策划所绑架。可以说，近年广西对骆越文化研究有影响的成果不多，而打着骆越文化品牌加以利用的各种文化旅游项目已经超前消费。此前，大明山因有武鸣马头古墓群要打造“骆越古都”，宁明县因有花山岩画也打造“骆越根祖”。还有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骆越歌圩、骆越养生、骆越风情游、骆越长寿之乡等名目不断涌现，就连仅有20 多户人家的村落也被冠以“骆越古村”。我们不反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合理利用，但是要有度，有科学依据。

总而言之，骆越文化研究事关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事关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巩固。以上回顾与思考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目的是对广西今后的骆越文化研究有所推动，让我们共勉。

［1］广西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西大百科全书:民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2］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3］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C］//百越研究:第一辑.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2007.

［4］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广西先秦岩洞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覃乃昌.布洛陀文化体系述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3(3).

［6］王文光，等.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