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事件”中的历史自觉

文丨本刊记者 顾海凇

“黑天鹅事件”中的历史自觉

文丨本刊记者 顾海凇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历史推动者担当与负重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清醒，是我们今天隆重纪念遵义会议，所要寻求的飞翔之翎。

每到逢十的年节，我们这个有着数千万党员的地球上第一大执政党，都会对遵义会议进行隆重的纪念。

这个会议在党史、军史上有着耀眼的桂冠：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深远影响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红军长征，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一年零三天，纵横万里，经历了悲壮空前的漫漫征程，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强渡乌江、鏖战娄山、二占遵义、四渡赤水，为遵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历史转折、出奇制胜”的不朽丰碑。

这在1935年的中国，是最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在经典名著《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看来，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他们是跳跃。回顾过去，极少数根本无法预料却影响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往往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决定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中共党史上，这样的事件起码有两起：1935年的遵义会议，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实现了伟大转折。

历史刻下了两个人：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他们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手持“实事求是”之剑，来到历史的转折点。

他们用的法宝——实事求是，正是由遵义会议得以铸模成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遵义会议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又何其艰难！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已经为遵义会议的方向作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同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分娩前的孕育。

回到遵义会议前夕。红军离开根据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湘江之战后，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情绪一落千丈，甚至拿着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李德变得暴跳如雷，毫不认错，指责他人。“三人团”只有周恩来在默默坚持工作。

在这个时候，被排挤、边缘化而失去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和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性，并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战斗。

这种革命坚定性和历史主动性，就是非常时刻的历史自觉，即知道何所作为、有所作为，驾驭规律、力挽狂澜。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

至此，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奋斗、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及党内重大问题。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引为经典：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历史不容假设，但条件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没有具有历史自觉的一批共产党人，掌握并自主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法宝，80年前的冬天，如何来抵御革命长夜的寒冷？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历史推动者担当与负重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清醒，是我们今天隆重纪念遵义会议，所要寻求的飞翔之翎。（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