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眼中的延安抗日解放区

●缪平均

中外记者眼中的延安抗日解放区

●缪平均

1944年夏，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大型新闻团体——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参观访问，向大后方和全世界人民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景象以及广大敌后军民的抗日业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敌后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予以高度评价，他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记者团成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曾自豪地称中外记者团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曲折成行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当时驻华外国记者长期斗争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敌后解放区军民的抗敌斗争深深地吸引着驻华外国记者。据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的爱泼斯坦介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包括外交人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发生了经常的、良好的接触。通过接触，大多数记者，不论其个人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从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最可靠的事实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中国在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日胜利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铁桶般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政治、经济、新闻封锁，“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因此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多次要求，都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拒绝了。正如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所说的那样：“在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中国战场更加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和认真分析。人们对消极抗战、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早已失望，而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特别是从其战时、战后长远利益考虑的美国政府，为了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相，以便和八路军联合抗战，也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记者访问延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抓住这个时机，于1944年2月联名上书蒋介石，再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并说明“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对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要求，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多次表示欢迎。1944年3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共中央致电外国记者，再表欢迎之忱。周恩来还通知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国民党深怕外国记者的访问冲破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拒绝。但是访问延安的要求主要出自美国和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普遍支持，国民党政府也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的一再进逼下，蒋介石只得表示同意，声称“邀请外国记者赴延安与陕北参观一事，亦为本人早已计及之计划”。(见：《曾虑白工作日记》)。但他私下又发布“侍秘第17158号”代电，责令有关部门加以抵制。国民政府军令部、中宣部、外交部、军委办公厅遂拟定《外籍记者请发采访证审核办法》（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国民党军事系统档案），严格规定审核手续。国民政府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拟定《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国民党军事系统档案）。在估计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的重点问题之后，制定了对外国记者进行控制，施加影响的具体措施：外事局所派的引导人员，“应在中统局或军统局人员中选用”；外国记者在延安逗留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并以此作为批准访问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采访日程上，增加参观西安青年劳动营以及绥远、宁夏等国民党统治区，务使外国记者的印象“不集中共党区域”等等。此外，国民党中宣部对赴延安的外国记者也作了精心的选择，以控制外国记者中政治倾向的平衡，并规定了记者团统一行动、不准个别活动的纪律。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合影。前排左四为毛泽东，右五为朱德，右一为周恩来。

为装潢民主的门面，国民党政府除指派中央和官方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外，也让个别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结果在重庆组成了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包括——国民党官方领队2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宣部的邓友德；外国记者6人：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哈里逊·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科马克·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N·普金科（塔斯社）；中国记者9人：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4人：魏素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昆。

在延安自由采访的中外记者参观团

由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是来延安并准备去抗战前线访问的大型新闻团体，中共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持这一工作，并责成中央军委兼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承办。

记者团到来之前，周恩来召集了多次会议，向延安各有接待任务的单位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工作情况，并要准备解答记者临时提出的问题；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向记者团介绍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也要向他们说明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及我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办法；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以利于我们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记者在参观访问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要多做解释工作，以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提高记者团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对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提出的故意刁难或挑衅性问题，要予以解答或回击；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达到区别对象、分别对待、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铺张浪费。（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201页）。

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从各机关借调了陈家康、徐克立、柯柏年、浦化人、区棠亮等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参加接待工作，并由浦化人按战时各国惯例审阅签发外国记者的新闻稿，柯柏年负责检查中国记者的稿件。

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会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叶剑英、谭政、李维汉、李鼎铭、成仿吾和陕甘宁边区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团作了专题报告，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还分别接待了部分中外记者。在这些活动中，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向中外记者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所有报告都被印成书面文字，连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一起发给记者，叶剑英的报告还被译成英文。对记者团的活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都作了公开报道。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进山西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受到热烈欢迎。

1944年5月17日，记者团从重庆出发后，先按国民党政府的安排访问了西安及山西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难坡。5月31日，记者团自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次日清晨，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亲率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陈家康和《新华日报》记者徐克立夫妇及警卫人员，前往记者团住宿的村庄凉水崖迎接，并陪同他们参观固临、延长及南泥湾。

在南泥湾，记者团参观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步兵团、炮兵团、伤兵医院、干休所和战士们开垦南泥湾的实际情景。这些参观使记者们震动很大，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队有着与国民党军队迥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武器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吃的、穿的是自己生产的成果。而在伤兵医院的见闻，更使记者们震惊：药房架子是空的，仅有几个瓶子里装的尽是自己配制的中草药丸子；医生手中仅有的几副听诊器都残缺不全，用橡皮膏补了又补；病房里则传出一片痛苦的呻吟。医护人员诉说了胸中的愤慨，揭露了国民党对边区惨无人道的封锁，王震旅长呼吁记者们公开事实真相，给八路军以人道主义的声援。外籍记者爱泼斯坦和普金科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重庆政府运送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国记者也表示一定将此情况反映出去，而那些一路上兴风作浪的国民党记者无颜再挑衅闹事。

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解放日报》（合订本）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进入延安，下榻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处。作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客人，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记者团抵延的当天晚上，叶剑英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参加宴会。第二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贺龙、徐向前等出席作陪。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德致欢迎词，指出：“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他请各位记者在参观过程中，对于八路军的各项工作予以指导，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感到很愉快。”他抨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认为“在同盟国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认为这次外国记者的访问，“把一座封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他表示：“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对于中国国内的团结表示热忱的希望，“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沿途参观的情形之后说：“我们一定要把所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6月12日《解放日报》）。讲话结束之后举行的音乐晚会，以《同盟国进行曲》拉开序幕，然后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毛泽东（后排右一）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部分人员合影

6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客厅接见并宴请了记者团全体成员，接见长达3个小时。席间，毛泽东首先致辞，他对记者团来延表示欢迎，对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祝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毛泽东还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各党派人士的不民主制度。致辞之后，毛泽东逐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3点：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在回答第3个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出的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在同记者的交谈中，毛泽东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当斯坦因问道：“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答：“靠人民的信任。”（见：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资料《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716页）。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同记者团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等节目。周恩来从接见、宴会到晚会一直陪同毛泽东照顾一切。博古（秦邦宪）参加翻译工作。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向中外记者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说：“为应各位要求，并使各位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况起见，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介绍。”因为对于作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战场的情况，“中国政府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明白，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明白”。他概括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之久，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极其复杂、曲折的。”他接着分敌、伪、友、我4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止1944年3月前抗战7年来的基本情况，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指出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在报告的最后，叶剑英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我共产党搞摩擦乃至攻击、包围、封锁等种种破坏抗战的行径，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一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左一）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延安

6月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般情况后，丁玲、吴伯箫等几位作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记者问：“在延安发表文章要经过什么手续？”丁玲说：“初听这话，我很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做他的朋友，在今年（1944年）3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吴伯箫严肃地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艾青作了抗议性的发言，他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富县被保安队捉回了。艾青愤慨地说：“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要逃呢？”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也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的情况》报告。

6月25日，朱德和叶剑英应斯坦因和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向他们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一）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英国各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三）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够担负的任务等。

6月27日至7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中外记者团。时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李维汉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更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接待是分别进行的，方法是首先由记者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同时回答记者的提问。

第一次接待是综合介绍。首先由李维汉秘书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并当场发给记者书面材料《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回答了记者临时提出的问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的总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作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见：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资料，《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回答外国记者书面问题的谈话》）。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讲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是否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与李鼎铭的自由座谈，记者们说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

之后的接待，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介绍边区的民主政治，即边区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介绍边区的行政机构；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介绍边区的财政收支、税收、人民负担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度等问题；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介绍边区的劳动政策和合作政策；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介绍边区的工业、农业和私营工业的政策；教育厅厅长柳湜介绍边区的教育制度和施教方针；边区贸易局经理叶季壮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介绍边区的贸易活动和边币的发行、银行的金融等问题。他们的情况介绍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满足了记者们的要求。与听取情况介绍交替进行，记者团参观了延安市容及附近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工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洛杉矶托儿所、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观看了多次文艺演出，并参加为庆祝联合国国旗日在文化沟举行的4万人群众大会，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

7月12日，记者团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科马克·夏南汉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8月中旬，外籍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宣部张湖生离开延安，赴边区的绥德等地参观访问。8月2日，由袁任远专员、杨和亭副专员主持，绥德士绅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喆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以及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等和记者团进行座谈。有记者问曾经的一个国民党员，他是否是国民党，他答：“过去是，现在没有关系，对国民党印象不好。”问曾经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他答：“国民党不民主，政策不转变，前途暗淡。”又问另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对原驻扎在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部队的看法，他答：“天天找八路军摩擦，暗杀八路军公务人员等。”

8月30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3人，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通过敌马坊据点封锁线时，适值八路军攻克该地，遂参观了作战现场，并采访敌伪俘虏。9月中旬，爱泼斯坦等进入晋西北军区第八分区，参观分区医院和兵工厂等，实地观察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敌战略据点汾阳的战斗。0月下旬，外国记者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相继离开延安返渝。中国记者和外籍记者夏南汉在延安停留了1个月零3天，在边区42天，其余外籍记者在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则逗留了近5个月。

向世界人民公布中国人民抗日根据地边区的真相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访问，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及广大敌后军民的英雄业绩，通过中外记者传播到了大后方和全世界，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英美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之后一个月，美军司令部即派观察组长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这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在参观延安和晋西北时，许多外国记者就已表明自己的观点。爱泼斯坦指出：“我们在陕甘宁地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现在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语言，都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已封锁不住了。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的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944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与此同时，解放区的情况也被如实地报道出去。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后不到20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即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当天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根据驻延安记者报道写成的《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广播中，广播了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刊登的由驻延安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在中国军队中给养最好；八路军办的医院效率很高，能克服各种困难，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很难从外面得到药品；在共产党领导地区，已经广泛地实行了民主等。

记者们返回重庆后，写下了更多的介绍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许多中国记者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的《延安一月》，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见闻和感受。这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美国记者福尔曼所写的《中国边区的报告》（一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抗战的事迹写成生动的故事，并从他所拍的1000张照片中，选出最好的65张做插图，还有15个敌后游击根据地的珍贵地图和速写。该书大部分描写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史沫特莱在美国《新共和周刊》上撰文，对此书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珍贵革命历史资料

陕西省档案馆藏国民党军事系统档案资料

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著文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他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的。1946年，斯坦因又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原本是宣传破坏解放区的。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的讲话中说，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亲眼看到的事实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亲眼看到了日本俘虏，尝过日本的纸烟和罐头。在其为重庆《大美晚报》（英文）撰写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从8个方面介绍了他在边区的所见所闻：（一）老百姓生活进步；（二）土地革命已停止；（三）医药设备不够用；（四）人民都有选举权；（五）适应抗日的学校；（六）强烈的抗战意志；（七）言论出版自由；（八）我看见了战斗。由于武道被认为是倾向国民党的，他的讲话和报道引起重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此后，他又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大型报刊写了20多篇出色的报道。1945年他到美国之后，经过两年奋斗，又出版了一本反映中国革命的巨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诺读了这本书后，曾写信给爱泼斯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既是明快、流畅的散文，又是十分精彩的报道，而且也是聪明、才智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