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合作的公共图书馆：价值传承与职能嬗变

张利娜

（东莞图书馆 广东东莞 523071）

1 引言

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工合作，任何国家、组织、机构都不可避免的会与外界发生联系，这是一个组织在当今时代健康发展的必须。作为社会信息服务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在传承已有职业价值规范的同时，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职能，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焕发出了特有的职业魅力。在此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笔者通过查询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调研，以“公共图书馆”和“社会合作”为主题词，限定篇名包括公共图书馆以及发表时间为2005年1月至2014年12月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出相关度较高的文献130篇。从发表年份上看，2009年起国内关注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合作的文章逐渐增多，2013年达到一个高峰，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的趋势在上升（见图1）。

图1 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论文发表数量

从内容上看，这些图书馆社会合作相关研究文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阅读推广和教育合作、馆际合作、与社会机构合作、业务建设合作、国外公共图书馆合作经验、信息服务合作等方面（见图2）。其中，阅读推广和教育合作方面的研究文献最多，占25%，包括面向婴幼儿、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及其他人员的阅读推广和教育都是通过和其他部门的合作交流来完成的。15%的文献是研究馆际合作的，其中有不少是研究公共图书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如何通过馆馆合作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和效能最大化。12%的文献是研究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合作的，借助社会机构的专业性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分别有8%的文献是研究业务建设合作和国外公共图书馆合作经验的，前者主要是在资源建设、文化建设等的社会合作，后者主要研究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在阅读服务、活动开展、资源建设、电子政务等方面的经验。另外近几年来出现了专门研究公共图书馆治理合作的文献，约占社会合作研究文献的2%，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2 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关注点

从职业发展历程来看，公共图书馆在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一直寻求与其他机构合作，以彰显自身的职业价值与使命。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公共图书馆也在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和转型。在此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亟待对如下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职业价值传承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展开社会合作的形式有哪些？当前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行为如何在传承职业价值的前提下实现其职能变革？如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形式、效果、趋势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很少有研究者从职业价值传承与职能变迁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做出深入回答，这种研究薄弱点的存在，构成了本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背景。

2 职业理念驱动下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

2.1 公共图书馆职业理念回顾

自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欧洲出现以来，图书馆机构、事业和理念都经历了从工业文明到信息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的洗礼，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处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部门。这一属性决定了公共图书馆职业价值的形成不仅需要从启蒙运动的思潮中汲取思想养分，更需要在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为此，图书馆职业的先驱们从理念到行动都把影响公民的知识素养，从而为工业文明提供一代又一代的“好公民”做出贡献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本价值追求。基于此，图书馆职业衍生了社会包容、信息平等、人文关怀等一系列具有独特魅力的公共图书馆精神。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以富有激情的语言写道：“在我的黑暗里，那虚浮的冥色/我用一把迟疑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是在想像着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

人类文明的魅力之一在于永不停息的发展与变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声音，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及公图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图书馆领域产生反响与图书馆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沉浮，到我国文革后数年图书馆学界对学科研究对象缺乏自信的自我打量；从20世纪80年代英国亚当·史密斯研究所关于公图商业化、产业化的呼吁，到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业界甚嚣尘上的公共图书馆“多种经营”，公共图书馆经历了思想的激荡和实践的磨砺。

面对信息社会的到来，公共图书馆职业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职业实践领域，一些公共图书馆已积极行动起来，调整自身职能，主动适应信息社会，努力将公共图书馆精神与新的时代要求相衔接。站在职业价值传承的立场上看，当前一些理念较为先进的公共图书馆广泛展开的社会合作正是对公图精神的秉持与坚守，是对百年以来形成的公共图书馆职业价值准则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承继和发扬。

2.2 社会合作是公图精神的基本要义

回顾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公图思想所阐发的教育合作、促进平等、促进公民个人发展、免费开放等一系列职业理念与准则，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含义和特征。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中，随着这种职业理念不断得以光大，走向社会合作渐成践行公图精神的基本选择。

公图精神之中所凝含的社会合作思想的体现之一，是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等教育机构合作，传承人类文明，促进公民知识素养的提升。在英美等国，早期的公共图书馆与其它教育机构并肩，在“清除无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不仅为公共图书馆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也为践行公图精神树立了典范。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兹、伯明翰图书馆馆长穆林司（J.D.Mullins）、布拉福德（Bradford）市图书馆馆长伍德（Butler Wood）、里兹图书馆馆长耶茨（James Yates）、美国纽约图书馆馆长杜威、丹佛公共图书馆馆长达纳（John Cotton Dana）等都曾坚定地推动公共图书馆与教育部门合作，创立了通过参与教育活动而践行公共图书馆职业价值的典范。公图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公共图书馆是一个理想的自我教育机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杜威曾指出，“公共图书馆是教育个体如何进行自我教育的最佳手段，较之于从教师那里获得的教育，个体自我教育更加重要，与学校相比公共图书馆更适于相对自由的教育”。英国学者James Hole认为，从功利主义哲学思潮的角度看，用于教育人民的投资是明智的，因为这项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是最大的。美国学者Papworth也指出，“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书库，而应该是最适宜学习的场所，这里拥有惊人数量的自由资源和使用者……”

公图精神之中所凝含的社会合作思想的体现之二，是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社会部门携手合作，促进公民的个性化发展，帮助其达成自我发展目标。公图精神在其萌生过程中，从约翰·密尔（John Mill）的哲学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养分。“好公民”是约翰·密尔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对早期公共图书馆职业精神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想。在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刚刚起步的19世纪后期，“启蒙”的思潮引领着整个社会文化机构的设计与发展。在启蒙的视野中，工业文明时代的好公民应该受到充分的教育，能够公正地做出判断，有责任感并具有宽容、忠诚等品格。约翰·密尔进而指出，公民应该“知道关于任何事物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某些事物的任何方面”。当这种哲学思想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相结合时，就为公图这样一个服务于知识整理和获取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了清晰的定位——为满足大众的而不一定是精英的知识需求而服务。早在19世纪后期，“收藏在好的图书馆中的好书能够帮助使（适宜的）鉴赏力普及化……而（适宜的）鉴赏力是使公民具备能够陈述更高快乐的能力并据此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职业的基本共识。有学者进而总结道，“公共图书馆是消除知识独有和增加培育潜能的平等机会的主角”。

公图精神之中所凝含的社会合作思想的体现之三，是公共图书馆与其他部门共同努力，为消除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矛盾做出贡献。回顾历史，公图职业的先驱们将维护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放在公图精神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1849年，Swart就指出，“花费在图书馆上的每一英镑都意味着对在犯罪问题和减贫事业上支出更多的节约”。正如英国学者Black在1996年所总结的，“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增强了社会公用事业，不仅仅是因为需要为社会改良的机构提供经费支持，更是为了在第一时间防止反社会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使得功利主义者能够说服政府：为了保障公众的安全，应该使提供免费的图书馆成为政府的首要原则”。在公图精神的理念之中，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机构，更是一个反对知识专有，减少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机构（如，有学者指出，“公共图书馆是一个象征着减少不平等和阶级冲突的地方”；另有学者认为，“公共图书馆为社区中各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满足了社区中的多样化的需求，促进着社会联系和相互信任”。

总之，社会合作的思想已深深植根于公图精神的内核之中，并伴随着公共图书馆走过了百年历程。在不同的时代，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具体形式常常千差万别，但其背后，公图精神所阐发的价值观念是连贯而一致的。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急剧加深的今天，走向社会合作不仅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一种基本职业选择，而且也是公图精神直面信息社会的必由之路。

2.3 公共图书馆走向社会合作的理论背景

在信息社会，公共图书馆职业之所以必须加速走向社会合作，是因为信息资源在当前社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价值。很多学者认为，进入信息社会后，信息资源成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种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一种人人都有权使用、人人都受益的产品。公共图书馆所提供正是这种公共物品，而且是政府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强的一种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应当免费让公众享有。在信息社会，由于信息资源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使用处于一个完整的社会链条之上，而公共图书馆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因此，公共图书馆只有参与社会合作，才能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概括而言，在信息社会，公共图书馆加速走向社会合作的重要理论背景是，信息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信息社会成为了一种公共物品，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图书馆只有积极参与社会合作，方能使自己置身于信息资源生产与提供的社会链条之中，达成其职业使命。

事实上，早期图书馆学理论的奠基者已经为公共图书馆走向社会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在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中提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显然，一个生长的有机体是不能孤立于社会生态系统之外的。我国学者范并思认为，公共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认识，导致这种互动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只是一种社会机构，而公共图书馆不但是一种社会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的存在使社会中每一个公民具备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显然，作为一种保障信息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公共图书馆，必然而且必须走向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联动。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范畴。公共文化服务是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生产或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优化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环境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性公共服务。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而言，普遍均等服务是其基本的价值追求。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就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目的在于保障居住其中的所有人，无论其经济社会地位、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和种族宗教等，都能就近获取其需要的知识、信息、文化资源及其他图书馆服务。然而，普遍均等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共文化领域内外的各部门通力协作。例如，公共图书馆要实现对于服刑人员的均等服务，就需要监狱管理当局的支持和配合。由此可见，要实现普遍均等服务的目标，公共图书馆必然走向与其他机构和部门的合作。

2.4 我国图书馆界对社会合作历史趋势的响应

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图书馆界对于社会合作给予了大量的关注。2008年2月15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七届四次理事会通过了《图书馆服务宣言》。宣言第七条写道：图书馆与一切关心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和个人真诚合作。图书馆欢迎社会各界通过资助、捐赠、媒体宣传、志愿者活动等各种方式，参与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宣言》的起草者之一范并思教授将此条解读为：图书馆不应该是封闭的实体，应该让外界通过资助、媒体宣传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到图书馆建设中，图书馆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图书馆应为这些活动的开展广开渠道。

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2009年9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增设了“社会合作研究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图书馆宣传、推广以及与社会合作方面的理论研究，组织图书馆宣传、推广与合作方面的经验交流，促进图书馆与出版、发行、数据库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合作。

在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走向制度化的同时，研究者关于此问题不断形成新的共识，理论探索也日趋深入。如，2007年10月，“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作为分主题，出现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的第二届百县馆长论坛上，与会者最终形成了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问题方面的共同认识。2009年11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图书馆社会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图书馆社会合作”分会场并进行了主题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社会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和自身形象宣传，图书馆应该重视与社会合作，维护图书馆的社会利益，并与各相关行业携手共进，和谐发展。2010年9月，广东图书馆学会在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召开“图书馆的社会合作”专题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了图书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图书馆公共关系拓展等主题内容。2011年2月10日，文化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确定在当年年底之前，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免费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进一步消除了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门槛，扩大了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的空间。

3 融入职业实践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

在职业实践领域，面对信息社会引发的变革和转型，公共图书馆用新时期的社会合作行为继续秉承和阐释着公共图书馆精神。通过对搜集的案例进行梳理和分类发现，当前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合作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基于资源交换的社会合作，基于服务拓展的社会合作，基于价值认同的社会合作和基于行政导向的社会合作。

3.1 基于资源交换的社会合作

3.1.1 典型案例

资源交换类的社会合作，源起于图书馆和社会个体或机构对资源交换优化的需求。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有：（1）东莞图书馆的漫画馆项目。以场馆为阵地，在动漫爱好者和有关机构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东莞图书馆漫画馆举办年活动人次达10万余人的东莞动漫节，创办动漫学坊，开展漫画阅读、书目推荐、动漫欣赏等活动，增强了图书馆的人气，有力提升了大众的动漫文化素养。（2）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社会合作。该馆与河南省博物院合作，共建融教学、休闲、观摩、实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观众参与空间——“历史教室”；与传统纸媒《河南青年报》合作，共同创办亲子阅读周刊《悦绘季亲子周刊》，在全国属首创；与校图书馆联动，建立“书香进校园”的总分馆制。（3）德国数字图书馆的合作建设。2010年德国政府联合1842家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与数字加工单位、技术支持单位合作，建成具有海量珍贵资源的德国数字图书馆，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德国独特的文化财产。（4）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立体合作。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公共图书馆与当地多家博物馆开展合作，休斯顿自然博物馆通过“发现锦囊”活动提供教育资料和展品，从而支持图书馆故事讲解、报告会、研讨会等活动的开展。

3.1.2 案例分析

上述图书馆和其他机构的资源交换类合作也是双向的互助性合作，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是通过资源交换，实现了公共图书馆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共建共享、互惠互利，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给读者，读者也从中受益，获取了更多的知识信息。二是东莞图书馆和河南省少儿馆的合作是一种旨在与其他社会机构共同满足某个社会群体（动漫爱好者、少年儿童）的个性化需求，这反映了公共图书馆精神中的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发展等要义。三是德国数字图书馆和美国公共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是提供便捷信息服务、播撒和传承文明的具体表现，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养，践行了公图精神中免费均等获取、促进公民个人发展等理念要义。

3.2 基于服务拓展的社会合作

3.2.1 典型案例

服务拓展类的合作是图书馆与社会个体、社会机构通过合作，开拓、扩大、深化职责和任务的过程。此方面较典型的案例有：（1）深圳24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项目。2009年4月，深圳40台自助图书馆完成布点工作并全面启动服务。自助图书馆项目分流了部分深圳图书馆的业务压力，拓展了服务范围，提升了城市的整体文化氛围。此项目开发过程中，与科技公司紧密合作；布局时，与各社区、商业区的物业管理机构合作；运营时，有物流公司和科技公司的维护。（2）新加坡的邮局共建图书物流系统项目。图书馆借助于邮政系统遍布全国的储蓄网点和分拣信息的便捷性等优势，及时将图书归还各个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国图书馆“一卡通”借阅。（3）香港的“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香港公共图书馆于2005年底在“团体借阅服务”的基础上，将合作对象扩大到如志愿服务机构、社会服务中心、居民组织等各种非盈利机构及团体，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书籍协助它们建立“社区图书馆”，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范围。（4）其他案例。东莞图书馆与数字资源提供商新东方公司合作，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数字图书馆在校园——中小学文化与信息素养推进计划”，推广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服务和平台。攀枝花市图书馆联合本地商家，共同打造集借书、购物、旅游、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型学习卡，此举赋予了借书证新的内涵，受到读者欢迎。在国外，如英国图书馆与微软公司合作，合作数字化10万册图书等；与BBC合作举办“The Listening Project”项目，让民众更好地了解英国；美国公共图书馆与著名搜索引擎google合作，公开馆藏供人们免费获取。

3.2.2 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图书馆的拓展服务，我们可以看到：（1）利用社会分工合作可以将图书馆服务专业化。大多数图书馆在拓展业务时，面临人员能力和专业资源的缺乏，通过与专业机构和个体的合作挂接，可以降低图书馆开展服务的成本，提高图书馆执行的效率。（2）公共图书馆如深圳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希望借助新技术来改变自身服务模式的动机，吸引了市场提供相应的支持来实现这种构思，合作机构也从中获得应有的回报或业务深化。（3）拓展服务是公共图书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为更好地给民众提供信息服务而采取的创新举措，它追寻了公图精神中体现的免费开放、普遍均等服务、促进公民知识素养的提升内涵，同时也是公共图书馆在开展传统阵地服务基础上作出的职能调整。这种主动出击，与外界合作走出馆门，走向社会去适应新环境的改变也恰恰是公共图书馆精神要与新时代要求相衔接的具体表现。

3.3 基于价值认同的社会合作

3.3.1 典型案例

价值认同类的社会合作，源于社会个体和机构对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同，进而通过合作履行合作双方的职能使命或价值。这方面突出的案例有：（1）基金会或慈善机构的援建。海外的NGO如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健华社、美国“梦想行动国际”、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等，在内地贫困地区捐建捐助的图书馆多达近千所。国内的则有天下溪乡村社区图书馆援助计划、微笑图书室、百草园公益图书馆项目、上海的启明书社等，捐建捐助的图书馆也达数百所。（2）个人对图书馆的捐赠。大多数图书馆都接受读者或名人捐赠的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和手稿等。如果捐赠数量比较大的话，很多馆还会成立专门的捐赠区。像东莞图书馆就设有王匡、祁烽、叶广良和王鲁明等名人的捐赠区；广州图书馆也设有名人专藏区。（3）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开展。如，英国伯明翰所有的图书馆都与伯明翰阅读障碍症协会缔结了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相关服务标准，为阅读障碍症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国内的广州图书馆2014年起也启动了有关的阅读障碍人群服务。再如，上海浦东图书馆近年来和盲协、残联合作，围绕视障人群开展盲人电脑培训班，用服务点燃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希望。

3.3.2 案例分析

价值认同类的社会合作里，合作者以自身价值或职能的实现为目的而产生合作动机，合作的过程以彼此的价值实现及职能履行为行事原则。NGO或个人普遍具有自身的宗旨和捐建准则，其强目的性对图书馆事业有较强的补缺效果，可解决部分图书馆图书资源和人员培训缺乏等瓶颈，缩小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信息鸿沟，实现公图精神中消除社会不平等、缓解社会矛盾的理念准则。反过来，与图书馆的合作，能帮助NGO或个人达成自我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公图精神的有效践行。而图书馆通过与社会机构合作，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更是图书馆担当社会责任和传承公图精神的具体表现。

3.4 基于行政导向的社会合作

3.4.1 典型案例

行政导向类的社会合作，主要是政府政策、规章或指示下相关个体和机构的配合性执行。如深圳市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支持深圳图书馆开展收集特区地方文献资料和公开及内部出版物样书（刊），深圳图书馆则通过设立“政府信息查询服务专区”、“政府信息公开资料投递箱”来进一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如，配合“两会”日程，国家图书馆为“两会”代表、委员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推出“两会”专题文献信息专报——《观点》；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合作，全面开通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还有，东莞图书馆连续多年承办东莞市纪委等多部门策划的“东莞市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图片展览”。

3.4.2 案例分析

行政导向类的社会合作源自政府部门、政策或规章的指导，合作的过程以政府部门或政策规章的要求为准则。像政府的法定缴送本制度，促使相关机构缴送相关书籍，这从政策层面保障了公共图书馆对文献的搜集和保存，实现了公图精神中对知识文明的传承。“两会”服务则是基于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出的创新服务举措，是传统服务下的延伸拓展。它满足了人大、政协委员的个性化需求，同样照应了公图精神中满足某个群体的个性化发展的职业理念。

4 结语

本文在对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解读了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价值准则和理论背景，并对我国图书馆界响应新时期公共图书馆走向社会合作历史趋势的行动进行了梳理。同时，本文还针对国内外一些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的具体案例展开了分析，总结了新时期公共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形式。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面，回顾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的图书馆人以公共图书馆精神为基本职业价值追求，积极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不断拓展了公共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参与社会合作正是图书馆人适应社会需求，践行职业精神，达成职业目标的重要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合作日趋升温，国内外图书馆领域的从业者不断创新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形式，丰富图书馆社会合作的理论，使图书馆社会合作走向新阶段。然而，无论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形式如何变化，其背后都是对公共图书馆精神和职业价值的传承。

另一方面，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深刻转型使公共图书馆事业面临着诸多挑战，面对这种转型，公共图书馆需要调整自身职能，切实顺应社会需求，方能赢得更大的社会尊重。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创行的多种形式的社会合作，恰恰是公共图书馆自觉适应社会需求而发生的一种自我功能调整。今后，这种功能嬗变还将随着社会变迁而继续，但公共图书馆精神作为一种职业价值追求，将永恒地指导和引领着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变革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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