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一种高贵习惯

■ 熊 智

（作者为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主任）

◆ 必须一手把权力拉下高台，另一手将司法推上神坛，让司法者获得社会敬畏，建立真正自尊、自爱、自律和自谦，使之高贵得不屑于做交易。

◆ 律师首先是私权代表，有立场的辩护人，其次才是具有法律观点的法律人。律师与国家公诉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彼此让对方精彩对抗，最终使人们对法律普遍遵从而获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体面。

◆ 法官只依法律评判观点，不持主观立场。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是法庭，她将迫害者从受害者身边羁押于法庭上，接受公开质询，给他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她将一切争执不休的纷争交付于人们普遍遵守的秩序下，加以公开评判并自觉执行，让复杂的人类活动就此定纷止争。因此，法庭和法官在这样的信赖下获得普世敬畏。

当下社会，对法庭的尊重受到极大冲击。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庭，或通过权力、金钱、美色、舆论、名流，或通过上访甚至暴力而改变法庭裁判，逼迫着法庭从客观裁判走向其期待的主观认定。从此，法庭出现了套利点，人们一次又一次从中套利，更可怕的是，这种套利已经逐渐形成司法的套利模型。

习惯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里。而“法治是一种高贵的习惯”。这个习惯首先需要从掌控顶层的权力主体开始建立，让权力主体放下唾手可得的权力便利，养成一种在法律面前守规矩的习惯，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挣脱这种无形的困扰。当权力向司法伸手，权力者首先应当习惯思考，法律是否给这个行为授权，否则，这个行为就是非法的，非法行为要遭受制裁。由此一来，权力、地位裹挟等都会失去套利支点和运行载体，司法必将趋于独立和自由。

此外，金钱、美色及其他利诱往往直接作用于司法裁判者权力主体，这些东西通常需要用交换来实现。我们知道交易的特征是对价与需求，所以，如何让司法者获得法律人格的极高敬重，是实现物质需求跨越精神需求的重要涅槃。正如今天法律职业人的反向流动，法官走下神坛屈就律师，不是因为律师职业获得社会普遍尊重，而是法官从未获得物质的正当富有和精神的深度愉悦。没有安全和尊严感的法官职业，使得法律出现套利可能，并在社会物质文明越发达的情况下，越来越活跃。显然，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一手将权力拉下高台，另一手将司法者推上神坛，让司法者获得社会普遍敬畏，让司法者内心建立起真正自尊、自爱、自律和自谦，使之高贵得不屑于交易。

如何建立有效的冤假错案防范和纠错机制这一命题，我本人特别感兴趣。因为法律要求律师在法庭上只能作“无罪、罪轻或免予刑法处罚”的辩护。由此可见，法律赋予执业律师的法庭权利就是通过动态的司法实施抗辩，以期达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我们不能也无权基于法律的正义立场与检察官一起指控被告，以此帮助法庭确认被告罪责。恰恰相反，律师是一种私权代表，他的诉讼权利来源于委托，他首先是有立场的辩护人，其次才是具有法律观点的法律人。尽管如此，律师基于私权立场的法庭活动与国家公诉人的行为不是敌对的，而是彼此可以让对方精彩对抗，双方均通过在法庭上对事实的甄别与法律适用不同角度的演说，最终获得人们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而获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体面。所以，将法庭有效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国家公诉人和律师，是法庭在庭审活动中获取充分判断依据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公信力的具体保障。

不过，尽管法庭是动态的，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法官只可以用法律评判观点，不能有主观立场。因为，裁判者只能基于既定规则去评判是非，表达观点，绝不能基于主观喜恶表现立场，司法人要有笃定的法律思维，特别是审判者。这就给法官划定温良的举止和崇高的素养。

在整个司法活动中，法律人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但是老百姓注重的却是“切身感受”。感受往往从经验中获得，其实法律也一样是经验的社会科学，所以，加大当庭宣判率会让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更加真实。当前，法院推行的以“庭审为中心”是个好方略，它可以从理论上摒弃很多可能的干预，落实责权利主体。但是，人是最容易受到感情牵制的群体，“拒绝”从来就是人类最大难题，唯有当庭宣判可以避免这一尴尬。通过系统有序的法庭动态抗辩，人们开始有了基本判断，也由此产生期待。这个时候，如果在公开而严肃的法庭上及时宣布审判结果，不仅可以让受审者少去迁延的煎熬，更能让参与者格外珍惜庭审机会，让猜忌者失去想象空间，让干预者找不到下手的暗箱。如果审判者还能当庭说出如此裁判的理据，那么就更能让人息诉服判，彰显审判的公平正义。

纠错机制是一个弥补过错的过程，需要设置科学断错、审错和纠错的救济程序。司法审判容不得丝毫外界干预，特别是前置干预，需要保障司法的客观公正性，努力将司法审判完整地、独立地掌控在一个闭环之间，实现程序和结果正义。但是，闭环之外，审判之后如何检验裁判行为的“公平正义”，法律人基于自然职责和专业的法律知识，有组织、有纪律地对敏感案件、群体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和具有社会共性的案件进行主动复查监督、分析研讨、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公开纠错，不仅能大大实现法治的“公平正义”，更能避免其他个人或组织恶意地利用错案炒作，减少上访、避免暴力和仇视、防止以纠正冤假错案为名的偏执的死磕群体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