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市民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

叶伟颖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试论宋代市民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

叶伟颖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代；市民意识；觉醒；表现

宋代是市民阶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具体表现为市民在由个体向群体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超越彼此身份和职业差异的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1]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间上下流动的频繁，宋代市民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市民的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开始觉醒。本文所讨论的宋代市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包括以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为生的城市居民及具有文化趋同意识与商业观念的文艺演出人员、仆役走卒、部分官僚及落魄知识分子等。

一、宋代市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

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随着宵禁制度的松弛，宋代政府放宽了对城市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商品生产与消费迅速发展起来。除此之外，坊墙的倒塌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挣脱了传统市坊制的束缚，城市的商业区与住宅区相互交错，坊与市逐渐连为一体。随着束缚城市发展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被打破，宋代的城市数量与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开始猛增，市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据漆侠先生估计，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城镇户口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2%以上。[2]

（二）政府对城乡居民控制的减弱

均田制的破坏使宋代土地兼并的现象日趋严重，大量丧失土地的农业人口开始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到城市，由此宋代居民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租佃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后，农村的佃农获得了退租和搬迁的自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佃户作为自由民获得了解放，再也不用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宋代的户籍已不再区分（编户）良民、（非编户）贱民，而是根据居住在城市或乡村，将人们划分为坊郭户与乡村户。在这种户籍制度下，百姓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减弱，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三）宋代社会观念与风气的转变

宋代整个社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细民，刮起了一股金钱至上、崇尚奢华的风气，受此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转变。宋代市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奢侈性消费已经突破了等级消费的界限，社会上违禁逾礼的的现象层出不穷。其次，宋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不问门第，而求资财的习俗开始流传开来，财富的多寡已成为当时人们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时人蔡襄就评价道：“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3]最后，在可观的商业利润面前，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到经商逐利的浪潮中来。人们抛弃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不再视商人为“杂类”，重商思潮开始兴起。

二、宋代市民意识觉醒的几点表现

宋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与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

（一）宋代市民享乐意识的觉醒

宋代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奢侈享乐之风，正如《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4]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时汴京繁华的社会风貌与人物风情。在“太平日久”的社会环境下，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劝诫开国功臣们多置歌儿舞女，饮酒相欢，及时行乐。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促使宋代市民的享乐意识开始觉醒。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认为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废除，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5]

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代以前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通常为社会特权阶层所独享，中下层市民很难欣赏到专业文娱团体的演出。至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的富庶，城市休闲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平民化与大众化，广大市民皆能参与其中。宋代社会的游乐之风十分盛行，并逐渐成为普通市民休闲娱乐活动中的一种常见方式。外出游玩不仅能愉悦人们的身心，而且还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见识，是以成为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娱乐方式。在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们三五成群，老少同游，或观灯夜游，或暮春踏青，或赏月饮酒，或登高望远，几乎全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一年中除去传统节日、官定节日与宗教节日外，人们还常常利用庆典与祭祀的机会外出游玩。除此之外，融休闲与健身于一体的相扑、蹴鞠、武术、竞渡、弄潮等活动也非常受市民的欢迎，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宋代市民追求狂欢与愉悦的享乐意识。其次，宋代瓦舍的出现成为大众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和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从而使市民的普遍参与成为可能。瓦舍作为固定的综合性商业娱乐场所，表演的节目形式各样，有弄虫蚁，舞旋，乔影戏，叫果子，诸宫调，歌舞说唱，讲史，说浑话等。瓦舍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文化生活，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市民享乐意识的高涨。

（二）宋代市民自主意识的觉醒

宋代市民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自由、平等的社会群体，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随着自主意识的觉醒，宋代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开始对自身命运及人生价值进行思考。首先，在宋代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取材于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以小商小贩、落魄书生甚至妓女为原型。这些文学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如话本小说《碾玉观音》中咸安郡王府的养娘秀秀渴望人身自由与婚姻自主，秀秀趁王府失火与碾玉匠崔宁相携出逃至潭州，过着自食其力、幸福美满的生活。后因郭排军告密，秀秀被抓回并杖责而亡，但她的鬼魂仍到了建康与崔宁生活在一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是商人之女，范二郎是小酒馆主人，周胜仙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找个官宦人家的子弟，而是为了追求婚姻自主不惜以死相抗，至死都恋着范二郎；《谭意歌记》的主人公意歌父母早逝，后被买到娼家，但她一心只想脱籍从良，后遇茶官张正宇，两人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结为夫妇。①这些话本小说都寄托了新兴市民阶层渴望人格独立与平等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肯定了个人的价值。

其次，宋代市民已逐渐成长为城市的主体人群，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市民自我支配、自我管理的意识也更加强烈。宋代形式多样的市民会社组织大量涌现，已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市民皆参与其中。工商业者有“行会”，知识分子有“诗社”、“文会”，文艺演出人员也有如绯绿社（杂剧）、清音社（清乐）、遏云社（唱赚）、雄辩社（小说）、绘革社（影戏）等团体组织。与前代相比，宋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开放的城市格局使市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在社会生活中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宋代市民会社组织大多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团体，所受到的政府干预也较少，它的出现表明了市民对经营活动与文娱活动自主性的追求。

（三）宋代市民商业意识的觉醒

随着经商人数的增加与市场竞争的增大，宋代从事商品经营与销售的市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商业意识。首先，商家们已经认识到店面装饰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为了促销商品，刺激人们进店消费，商家们各出奇招，以招揽顾客。《梦梁录》中记载了康沈两家所开的三元楼酒店“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6]装潢的富丽气派，迎合了人们追求奢华的心理。另据《丞相魏公谭训》记载，酒家博士孙氏在汴京开了一家脚店，“置图画于壁间，列书史于几案，为雅戏之具，皆不凡。”[7]孙氏的这种做法独具匠心，为进店消费的顾客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达到了“人竞趋之”的效果。除此之外，就连城内的一些小摊点也十分重视装饰的宣传作用，“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宋代从事商品经营与销售的市民已经深谙装饰宣传的经营手段，商业意识开始觉醒。

其次，为了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赢得胜利，宋代从事商品营销的市民已经能及时分析和预测市场走向，把握住商机，坐享厚利。宋仁宗时期，大臣杜衍曾上奏朝廷，指出在丰年“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而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籴”。[9]到了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奏议上说“访问诸郡富民，皆知来年必是米贵，各欲广行收籴，以规厚利”。[10]从这两次大商人把握市场规律投机粮食谋取厚利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从商者具有很强的商业意识。最后，宋代商家们能灵活运用各种经营策略，以吸引顾客的眼球，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例如，在汴京元宵灯会之际“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11]王家香铺的这种做法不仅成功赢得了公众的关注，而且还塑造了良好的商家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三、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居民控制的减弱，宋代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宋代新兴的市民意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冲破了封建礼制观念的桎梏，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宋代市民意识还处于萌发阶段，更多的是对物质享受、精神文化以及个人利益的关注，并没有触及到政治解放的层面。

注释：

(1)参见付成雪.宋人婚恋小说研究——以传奇、话本为中心[D].厦门:集美大学，2013.

[1]陈国灿.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J].史学月刊，2008（4）:85-91.

[2]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933.

[3]蔡襄.蔡襄集·福州五戒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18.

[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梦华录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5]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304.

[6]吴自牧.梦粱录·酒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41.

[7]苏颂.苏魏公文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77.

[8]吴自牧.梦粱录·民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61.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91.

[10]苏轼.苏轼文集·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M].北京：中华书局，1986:898.

[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十六日[M].北京：中华书局，2006:596.作者简介：叶伟颖（1991-），女，云南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