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渐渐熄灭的炉火

上苍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只被赋有一次生死的权利，因而生命是最宝贵的。然而生命又不是同样宝贵的，有时候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别人不当回事，自己也不当回事。《众生之路》写的不是生命的宝贵，而是生命的卑微。

那些年，日子过得艰难，我们用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在天地之间耕作。舜耕历山时就用的木耧和黄牛，依然耕种着二十世纪末叶的黄土地，朝代更迭无数，天地却未曾改变分毫，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田野尽头的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家家户户的灶屋里，干柴在炉火中噼啪作响，各种木柴和秸秆的烟气缭绕在一起。邻里斗气，夫妻拌嘴，婆媳打架，有人想不开了，就从门背后的旮旯里提出一个棕色或白色画着骷髅的瓶子来，喝下剧毒的农药。通常很快会被串门的人发现，于是被灌上大粪催吐，然后活过来了，眼睛明亮，谈吐清楚，不停地说话；睡一夜，第二天发现人已经僵硬了，原来是回光返照。自杀是一种传染病，会一连好些年都有人这么干，有时一年会有两三个，仿佛喝下去的不是呛鼻子的农药，而是一碗凉水。村里人也不会说“自杀”这么时髦的词儿，当被问及某人怎样死掉的，只会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句：想不开，喝了毒药了。比起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大家更重视的是他的葬礼，除非横死他乡或者小孩夭折，葬礼是一定要遵从风俗的，由不得你自家做主，村里本家自有懂风水、知礼仪的人不请自来，然后一个人的死亡就成为一个村庄的节日。一个办丧事的家户就成为一个舞台，所有的孝子贤孙们都成了演员，谁要不哭反笑，谁只会干号，就会当场成为笑柄。很多年里，作为孩子的我们，惧怕的不是死人，而是这个人变成了鬼，依附在村口那棵老柳树上。

五千年中华的农耕文明，在社会风俗方面其实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生死。婚礼是为了传宗接代，当然要隆重喜庆；生下娃娃过了十二天的危险期，要请全村人和亲朋好友来庆贺一下，门额上挂上草扎的吉祥物，上面贴着大红纸，上书“国家栋梁”或者“巾帼英雄”；娃娃一个月大，开始白胖，有了人样儿，一定要再办一次酒宴，俗称“过满月”；及至十二岁成年，又少不得“过圆满”；之后娶妻生子，六十花甲就可以过寿，谓之“闹寿”，如果天假以年，七老八十继续“闹”。晋南民间讲究“过九不过十”，闹的其实是“五十九、六十九、七十九”，直闹到寿终正寝或者半路撒手，如此循环往复，数千年不衰。没有这些红白喜事，乡村的礼仪是得不到巩固和流传的，而规矩礼法也多在这样的场合被提及和普及，并辐射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2007年起，我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乡土小说中记录和描述这些民俗礼仪，它们对文学的滋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的小说是浮在生活海面上的轮船，那这些风俗礼仪就是那条固定船只的锚链，没有这条锚链，轮船就无法和大地连接，就会摇摆不定，甚至被风吹得没了踪影。作为文学作品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丧葬礼仪不但承载着对生死的追问，它们也是人物命运呈现的轨迹。我从中获益很多，《母系氏家》如此，《众生之路》里更多。

我在理智上一直不能接受的，就是农村人对生命的漠视，对别人更对自己——和城里人的自恋情结相反，他们内心充满着对自己的蔑视——我做了十八年的农民，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种话：“咱一个受苦的，咋都行。”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不是散尽家财救命，惯常都是带着平静而温柔的笑容慢慢地说：“活几天算几天吧，别拖累娃娃家。”造成这样对生命的态度，当然物质匮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种对死亡的超然却是一辈辈留传下来的。这些习惯了吃苦并且安于命运的人们，他们对自己那样马虎，但他们对乡村的礼仪却是相当讲究，有时讲究到苛刻的程度，他们对于文化的景仰也是发自内心的，谁家娃娃学习好，一家子会跟上受赞誉。除了红白喜事的聚会帮衬，邻里之间借东还西，生产工具基本上是通用的，牲口也是通用的，甚至有时候连劳力都可以借，形成一个共同劳作、为生存齐心协力的大同世界。我在想，现代人对乡愁的情结，并非是一种矫情，当我们都被禁锢在森严壁垒的水泥森林里，那种对曾经的“乌托邦”式的乡村社会的怀念是真诚而美好的。

我曾经历工业大潮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并亲身参与对工业污染的斗争，为此差点被人设毒计陷害。当一块春播秋收、自给自足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工厂，它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刺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毫无免疫力的乡村秩序，对农民脆弱的内心更是摧枯拉朽一般。被乡村文明维护了几千年的生活秩序和道德准则，瞬间会被冲垮，世道人心也为之改写：原来坚定守卫本村利益的乡村领导人，会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之下首先成为出卖者，土地和良心都可以成为出卖品；而原本远亲不如近邻的乡亲，也会为之结仇，我就是因为在省报做记者的时候，看到家乡被严重污染、乡亲们已经无法正常生活，愤而进行报道，使污染企业停产整顿，而遭到我在那家企业当办公室主任的同学设计陷害，差点身陷囹圄。令我心痛的是，我那个同学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他的父母家人当时也在呼吸着毒气、饮用着毒水，也在被工业废渣堆积的乡村公路上艰难跋涉。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原本淳朴善良的农家子弟，居然也丧失了基本的人格，为了利益而出卖同学、乡亲、家人，甚至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基本上是一个闹剧，除了普遍的收买选票，更多的给家族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温床。不是民主选举不对，而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侵入了乡村，它破坏甚至摧毁了赖以维持乡村基本秩序的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政策，中国工业过度过速发展，导致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迅疾崩溃，当我们回过头来想挽留精神家园的时候，她美丽的背影已经成为了乡愁，永恒的乡愁。

蓦然回首，乡村仍在，但曾经温暖我们心灵的那座灶间炉火，早已熄灭，渐渐冷却。

反响

作家的诚实与“不诚实”

——李骏虎作品《众生之路》所体现的小说创作双重标准

马 顿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写的是晋南一个小村子南无村的变迁和村人群像，而我就是“南无村”人。在这部书中，我既看到了作家的诚实，亦即对于小说创作一般原则的维护；也看到了作家的“不诚实”，亦即对于小说创作一般规律的遵循。而这诚实与“不诚实”的同时存在，可以说是好的小说创作所普遍执行的双重标准。

所谓的诚实和一般原则，是指在营造情境时，要尽量以诚实的态度无限地贴近真实，再现生活；而所谓的“不诚实”与一般规律，则是指在塑造人物时，不宜照录人物原型的行事与遭遇，而是要抗拒自然主义的惰性，杜绝对生活的抄袭，以主观意志与理念进行调整与设计，一定程度上“再造”一个新的人物。只有这两重标准或者说两种态度完美结合才能创作出真实、鲜活而有力量的作品。只执行一重标准，或者两重标准弄反了，都会对作品产生戕害。——在这里，我不把人物的语言作为塑造人物的一个内容，而归入情境营造当中。原因下述。

以细节唤醒记忆，以语言还原生活

《众生之路》是一部乡土小说，在其中，也可以见到少年时生活在“南无村”的作者的身影，就是那个跟着大孩子偷西瓜、丢了银戒指哭泣、跟着父母冒雨施肥，而又通过读书一途进入城市的学书。在小说中，学书像所有出生在农村的小孩一样，早早就参加了土地上的劳动，然而，与那个时常带着他玩耍、劳动的“专心、踏实、能够自得其乐的庄稼汉”庆有不同，学书对繁重、艰苦的劳作有一种恐惧感，因而他渴望逃离，并最终逃离成功。在书中，作者对学书的这种心理进行了专门的描述，而作者本人，也曾刊文自述过他自己曾经所经历的劳苦、逃离以及再回首时心中生发的愧疚与不安。因此，这篇题为《不安的“出逃”》（《人民日报》2014年04月23日24 版）的短文，正可作为《众生之路》的一个注脚。——作者是熟悉这样的生活，和这生活中的人物的。而在晋南家乡挂职数年的经历，又让他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再次贴近乡村生活并从另一个角度透视乡人群体的机会。这些，都为他重现“南无村”的生活图景做好了准备。

情境的营造，首先体现在细节上。在《众生之路》中，作者总是能真切地还原现实生活的环境与感觉，甚至是多年前记忆中的细小枝节。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素质。比如写庆有从玉米地里出来，他的“脑袋上落满了淡金色的玉米花子，睫毛上也有”，他的“脖子在阳光和汗水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月光下的黑猫身上一样的不可捉摸的毫光，跟学书家那头骡子的皮毛相仿，像一匹上好的黑缎子那样散发出温柔的光泽”，而从草篓里倒出来的西瓜“像冰球一样凉爽”，“雨天的西瓜是热乎乎的”，这些记忆中的细节的重现，就如普鲁斯特笔下的感觉一般。

曾经的国营商店售货员的职业病，也算是一个时代的面孔，但就是这“不会笑，老板着张脸，好像谁都欠她二百块钱”的表情，却让运输专业户二福觉得“有味道”，因为，二福当兵的时候，首长的家属们都是头发上扎白手绢，光着脚穿拖鞋，“显得洋气，让人觉得舒服”。这应该属于环境对审美感觉的重新塑造，也即时代对人的精神的再造。作者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了这一时代特征和心理特征。至于二福所喜欢的刘娥儿，是这么样一个“洋气”的女人——“她用一块白手绢松松地束起黑亮的鬈发，下巴高高地抬着，眼皮却垂着，眼神冷漠，手里拿一把鸡毛掸子，慢条斯理地把玻璃柜台上散落的瓜子皮扫到地上”。这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又是多么真切的还原！

在同样以“南无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中，李骏虎曾细细地描绘过当地为小孩过满月的习俗，场景清晰、真切地呈现在纸上，每个人物都那么不同，却都沾带着这一习俗的因子，从不同的侧面烘托了喜庆的氛围，传递了那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众生之路》中，则涉及了更多习俗。比如结婚、庆生、发丧甚至冥婚（宁魂）的习俗，以及打家具、打银器的时代流行，还有劳动方式和日常吃喝的交往习俗，等等。通过这些场景描写，作为一个“南无村”人，许多过往的岁月与情境便在我的头脑中复活了出来。而这样的书写又不是单纯的怀旧式的场景描写，在其中往往又隐藏着新的变量，紧接着就会引发新的“事端”，决定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

我以为，小说中的地域特色，可以表现在风俗和生活细节上，也可以表现在人物性格上，而最鲜明的表现，却是人物的语言，因为语言可以最直接地体现群体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以及个体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特征。一方水土有一方人物的共性，每个人物又有各各不同的个性，好的表现力，不需要交代人物都做了些什么，只需他一张嘴，便可以让读者了解这个人，甚至这个人群、这方水土。所以，只有人物的语言风格真实，一部小说才算实现了情境的真实。这样的例子在《众生之路》中不胜枚举。

农民的语言就像风吹过河谷一样，遇到花便飘着花香，吹到草便沾着草涩，掠过水便带着鱼腥，他们的语言是随机的、创造性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学创作，是他们的性格与思维的体现，作者捕捉、记录或运用他们的思维创造了这样的语言，是功力，也是功绩。

人物分定角色，走成乡土中国

谈《众生之路》，总免不了会拿它与《母系氏家》来作对比与观照。二者首先一点的区别在于，《母系氏家》重点写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女性人物，是母女、婆媳一家两代女人的人生故事，角色限定范围较小，叙述重心也在于家庭之内；而《众生之路》则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暗线，塑造出了在此背景下的比较完整的乡土众生群像，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性，和一定的乡土变迁史的意义。要写好这样的乡土史，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将经验中的人物与其经历零散地记录出来，当然不行，虽然这些人物原本的故事的发生也是有意义的。作家既然是在创作小说，首先当然要派定好角色任务，然后合并同类项，将众多类似人物的性格特征与所作所为集于某个角色之一身，使之具有代表性，与其他角色进行互动，如此，才能兼顾典型性与故事性，清晰完整地勾勒乡村变迁图景。这是由“不诚实”的叙述反正回来的更深一层的诚实。

我们可以给《众生之路》中的人物略作一个统计分类。这些人物，虽然最根本的身份都是农民，但他们在村里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本身的身份特征也有所变化。比如以庆有、铁头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农民，在务农之余，他们还在外打工挣钱；以云良、连喜为代表的乡村能人，他们有能力、有办法开办榨油厂、纸箱厂，并招募村人进厂打工，他们扮演着乡村经济的领头人；以银亮、嘉成、天平为代表的村干部，他们都深入地参与到了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的营造与改变当中；以二贵、兴儿等为代表的病弱群体，又各各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照出了周遭一切人的嘴脸，照出了人情冷暖；还有以兴儿爸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坚守家园、土地亦即惯常的生活方式而不可得，等等。对于这些人物，作者并没有实打实地写他们的原型的作为，而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特征，整合了同一类人的行为并有所创造，使得这些人物更加丰满，也更加丰富，如此，当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或者大展拳脚，或者搔首弄姿时，才有了一出好戏。

最初的时候，乡村生活除了农忙时节大部分时候都还是舒适惬意的，于是，故事的叙述语调就比较舒缓，人物的行为也着重于劳作之外。比如学书跟着庆有偷瓜和学书打银戒指两节故事，便如散文一般，总体上细节大于情节，合乎旧日乡村的气质，值得慢慢品咂。然而，同时作者又很注意在舒缓之中加入起伏，比如，学书不再担当后方放哨的任务，而是跟着庆有深入青纱帐“前线”去偷瓜，本来庆有从来都是用自己的镰刀，这次却嫌自己的刀把短了，要用学书的镰刀钩西瓜——这一情节，按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有心的作者这么穿插一下，既可增强故事的动感，又可以使学书这个人物在事件中融入得更深；又如，将打银戒指跟父母在雨前抢施化肥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变量和曲折度，同时又是对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一个响应——因为，父亲认为在下雨前施肥效果好，是“科学种田”。

在“科学种田”兴起的同时，外界的经济新风也吹到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在小说中，其表现一是大组合柜的流行，二是专业户的诞生。“十组合”成就了福娃这个新时代木匠的发家史，工厂解散车队搞承包带来了二福紧接而来的风光。这兄弟俩，算是早期的乡村能人。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他们的角色很快便为云良、连喜所替代，而且是升级换代。到了这个时候，作者对于乡村生活和人物心理的细节描摹便省了些笔墨，而故事相对密了起来。

有了云良、连喜这样的乡镇企业主，便有了庆有、铁头这样在工厂打工的新农民，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初期农村土地改革动力对于土地的增值能力的减弱，更有了远离乡土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出外打工的多了，没年轻的帮忙，就开始花钱聘请专业的理事会来操办红白喜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乡土之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乡里关系。再之后，当连喜这样的乡村创业者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又开始对政治地位有了需求，从而又牵出了乡村政治生活中不成熟的民主试验。

本土创业者都是小大小闹，因为“世界是平的”，很快域外经济就把触角伸进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当经济大雪球轰隆隆地滚过，终于，到了最后，竟然将庄稼地乃至村庄都连片粘走了——韩国工业园在南无村征地，南无村在短暂的兴奋与战栗之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村民集体搬迁，做了城里人。只有老农民兴儿爸一个人还在留守，并勾起了出售南无村的经手人、最后一任支书银亮失地后的剧烈乡愁。

其实，整部书在叙述语调上一直都是舒缓的，作者似乎是有意要借此来延缓对于田园生活的惬意回忆的消逝，是出于眷恋。而整部书，正反映了作者回不去了的心伤，以及立此存照的惜别之情。

在《众生之路》中，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人用非正当的手段攫取利益，许多人的身体与心智乃至道德良知都有了残缺，甚至出现了儿子结婚老子死、东家的丧事尚未完毕西家又有人服毒的情节安排。可是，作者同时又没有刻意地悲情，也不特别淡化，只是那么样地呈现了出来。或许，其原因正如作者在书末借学书之口所说：“都是乡亲啊，死了那么多人，我怎么就没有悲伤了呢？我什么时候失去了那颗淳朴的心？”然而，这种情感的迟钝，又何尝不是见惯不惊的结果呢？在经受着经济的、观念的冲击的小小南无村，一个个的人不是殁了，就是残了，或者沦落了，直到最后全体失去了家园，这既是生命力的离散与破碎，又象征着乡村的败落。当经济社会的发展鼓动起人的各种生命欲望，并且打开一扇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的大门的时候，一方面，它必须持续地为他们鼓气；另一方面，这欲望又会对社会伦理与秩序形成反噬，就是在这一鼓一噬之间，田园旧梦不再。

作为个体生命，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是自私而完满的独立存在，不可被替代，也不可替代他人。然而每个人都会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因为每个人的小世界都有相似的欲望与期待，只求一个机会来实现。作家在与其生存环境和身份性格相匹配的虚拟现实中给他提供一个或多个机会，可以使他变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更加丰满而丰富的生命体。比如开大车的二福，先是在工厂上班当司机，尔后随着改革的初肇而承包卡车跑运输，其光景始终领先于村人，在经济基础变得厚实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不只“在媳妇面前称霸王”，而且有了外遇。而后，外遇暴露二福被打住院，他投资的生意又血本无归，他家的境遇便急转直下，从而又带出了其妻翠莲为解决家庭困难而借贷、改嫁等一系列“好本事”“有福气”的故事。这一家人的生活变迁，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若合符节。

木匠福娃要为二儿子娶媳妇，却拿不出钱来，闲汉银贵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做好的棺材敲一敲，棺材敲醒了就会吃人。福娃怕坏名声，银贵就说：“这又不是害人，该死的活不了，这办法只是解决一下他死了用不用你棺材的问题。”结果，在正元家的婚宴上，银贵又激福娃弟弟二福喝酒，二福就此喝死了。于是，“闲汉银贵在十字路口宣布，那天在正元家喝的酒不太真，可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他也差点死了”。这整件事情，看似非常荒唐，可你说荒唐，它却正是由于银贵的帮闲作用的充分发挥才发生的，因此也有它的必然性，因此，这一剧情的安排，突出了银贵这类帮闲角色的形象。同时，它对于二福的结局，也有了一个交代，并且紧扣主旨——首先，二福也是非正常死亡，象征自然规律的破坏；其次，福娃的狠心一敲，也是人心沦丧的表现；第三，亲弟弟应谶而亡，也算是天道对于沦丧的人心的报复。

各类人物的故事，由于作者的设计安排又有了连贯性，使得情节发展浑然一体。不只二福与翠莲的故事接龙如此，铁头家与云良家的纠葛也是如此。铁头妈跟林校长有私情，铁头弟弟文明想不开，喝农药自杀，铁头爸因此痴呆。而后村人都传说文明附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上，家在柳树旁的云良媳妇巧儿心里膈应，要请人砍树，二杆子红生贪图饭食，上树拴绳，却摔断了尾巴骨。红生媳妇到云良家去骂街、索赔，云良媳妇被骂急了，一个想不开也喝了农药，所幸抢救了过来。后来铁头结婚，他爸喝醉了酒，被火车撞死了，有风水先生就说铁头爸是被铁头弟弟文明勾走的，铁头怒砍大柳树，终于把柳树砍倒了。就在给铁头爸办丧事的鼓乐声中，云良媳妇却撞破了云良跟小姨子的私情，于是，云良媳妇再次喝了农药。铁头爸的丧事，就跟云良媳妇又衔接了起来。再后来，云良也是喝药（安眠药）死的，这就使得这些人物的行为具有了普遍性，就像庆有妈骂铁头妈的话：“那么多人喝农药死了，你怎么不喝点去死呢？”这些情节顺下来，不只交代了村人之间相互交叉的许多关系，还结构了人物之间相互推动的整体命运。

在所有人物当中，二贵是走向死亡最不突然的一个，他不是横死，也不是自杀，而是得了胃癌，他走在断头路上，向众人作了最触动人心而漫长的告别，也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世相人心。最后，当南无村的村庄、耕地都被征用之后，已经有名无实的支书银亮也作了一次漫长的告别，但那是对土地的依依不舍。他跟最后还在坚守的兴儿爸一样，根子上都是农民，这一共性，决定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的共通性。聪明人都不再坚守了，然而这种聪明只能体现他们的逐利天性，并不能代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