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二“六·五” 重庆最悲惨日

张 良

抗战记忆二“六·五” 重庆最悲惨日

张 良

1938年到1943年，日军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持续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轰炸的目标遍布居民区、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目标，重庆成为遭受轰炸损失最严重的城市。

无差别轰炸，罪魁祸首

早在1923年，国际上对空战规则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禁止对不紧接地面部队作战地区的城市、市镇、乡村、居民点或建筑物进行轰炸。

日军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于1937年11月，公然违反国际条约，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仅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空袭中，就炸死炸伤平民4 000余人，全市1/3的建筑化为灰烬。为了减少日军轰炸造成的损失，重庆一方面加强警报预警建设，一方面开始建设防空洞的隐蔽场所。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等设备提供预警信息。政府就建立起以人力与电话、电报等通讯为主的对空监视哨系统。

防空洞建设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全市各大单位都建有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也多达800余个。市民也养成了空袭警报一响，快速进入防空洞的习惯，从而较大地减少了空袭造成的伤亡。

重庆军民的积极防空迫使日军的空袭不断加大强度。1940年5月13日，日军内部达成了《陆海军中央协定》，决定对重庆进行高强度战略轰炸，以彻底打消抵抗意志，行动代号为“101号作战”。

秩序混乱，酿成惨案

1941年6月5日下午18时，重庆上空突然警报长鸣。人们纷纷涌向就近防空洞隐蔽。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由于地处市内，涌入了来不及疏散的近万人，远远超出了4 500人的最大容纳上限。隧道内显得十分拥挤，空气也异常浊闷。

晚上21时，日军飞机开始进入市区上空狂轰滥炸。依照当时的相关规定，空袭期间防空洞门要保持紧闭状态，而当时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的通风设备无法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洞内的氧气逐渐减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婴儿们的啼哭声打破了洞内的沉寂，人们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气氛顿时紧张。

时间迫近22时，市民在洞内的滞留时间已经超过了2小时的防空洞内一般滞留标准，人群开始大规模的骚动，大家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洞口的管理人员在没收到解除空袭警报时，是禁止开启洞门的。所以，任由洞内人群如何发疯似地往外挤，洞门依然紧闭着。在人们互相拥挤冲向洞口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相互踩踏的情况，由于洞内秩序失控，前面的人因窒息昏迷倒下，而后面的人一拥而上，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任由日军的空袭如何猛烈，洞内的人群为了吸上一口空气，还是不顾生死地往外冲。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后，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凌晨，空袭终于结束了，当洞口的门被打开时，洞内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

消极救援，雪上加霜

救援行动在空袭后随即展开，但面对如此多的伤者，救护委员会的力量也捉襟见肘，大部分伤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援，重庆卫戍总司令只是派出卡车，将窒息昏迷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待其恢复知觉。而且，参加抢救的相关人员消极怠工，没有全力救人，更有甚者还趁火打劫，窃取伤者首饰、钱物，引起民众极大愤慨。

惨案发生后，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重庆防空司令刘峙、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长吴国帧、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被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张伯芩、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组成“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惨案进行调查。此后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称死亡人数的登记编号始终没有超过650人。

据《重庆市志》第1卷称：“1941年6月5日，日机于夜间轰炸重庆，导致较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窒息9 000余人。”1955年重庆文史馆编《重庆市略志》称：“总计这个大隧道内的人数（死亡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1985年出版的《重庆抗战纪事》称：“六月五日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近万人在洞中窒息。

这起惨案虽说是由于日机的无差别轰炸直接造成的，但政府部门在防空隧道工程管理维护工作上的缺陷和现场救援的诸多失误也加剧了民众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