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的环保秘笈

本刊记者 蓝颖春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于11月15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出席并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成功举办APEC会议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各国媒体纷纷对这次外交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全球观众在关注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大洋洲的一系列活动的同时，大洋洲各国美丽、清洁、优雅的生态环境也同样引人注意。

大洋洲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地广人稀，环境自净能力很强，环境容量很大，其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很高，他们建立了专门环保机构，制定了各种法规政策，并优化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严格立法力保生物多样性

澳大利亚源于古代冈瓦纳大陆，40亿年与世隔绝的地理构架，造就了这片大陆上独特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澳大利亚75%的植物（约9000种）、80%～90%的昆虫和蜘蛛类节肢动物、93%的蛙类、89%的爬行动物、82%的哺乳动物（约250种）、69%的鸟类（约650种）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物种特有性极高。

但在过去的200多年里，由于人为及自然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50%的雨林、30%以上的其他森林和林地正遭到毁灭，至少已有20种哺乳动物、20种鸟类、68种脉管类植物以及无数的无脊椎动物灭绝。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在立法上，澳大利亚制定了《国家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化保护法》《国家野草控制战略》《澳大利亚濒危动植物和生态区域保护战略》等法规政策。澳大利亚高度重视预防为主的原则，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重大的发展计划，联邦和州政府均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就开始介入，预防和减轻不当的人为开发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在管理中，采取了一些具体但又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比如，在凯恩斯的库连达热带雨林打算修建当时世界第一、长达7.5千米的索道，因为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环保局压了7年，最后业主交了100万美元保证金，并承诺不修公路、不破坏生态，用直升飞机运送建材，环保局才予批准，结果一年就建成，但花了上亿美元。又如，为了保护好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全球仅分布于南极、南非、澳大利亚），在面积相当于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墨尔本企鹅岛（约有10000多只企鹅），严格控制居民数量，且仅有的1000多住户中，研究人员就占了一半，并且要求游客做到“三不准”——不准吸烟、不准抚摸、不准拍照（因前些年使用闪光灯致使企鹅失明而无法出海）。

再如，为了保护世界最大的珊瑚礁——大堡礁世界自然遗产，凯恩斯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和入海河流的污染防治力度，禁止海洋探险活动，有效地防范了棘冠海星对珊瑚虫的生命威胁，限制旅游开发商的不当开发和游客的过度流入。

设立自然遗产保护信托基金

澳大利亚为了保护和改善独特而多样化的自然环境，20世纪90年代起，联邦政府就制定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地区性保护规划。1997年，澳大利亚环境部和农牧业部共同设立了预算总额为15亿澳元的自然遗产保护信托基金会（简称信托基金），此外还一次性给予创立费用3亿澳元，力图通过各方面的合作，达到三个目标：一是为自然环境保护的战略资本投资提供准则和运作机制；二是取得与既定国家战略相一致的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互补性成果；三是为社区、工业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组织机构。

信托基金通过对项目提供资金帮助，带动了其它资金的投入，促进了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及其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协调和统一，在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湿地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是国家土地保护。信托基金以流域和区域为基础，实施政府规划的项目，扩大物业管理范围，向农民提供自然资源和经营管理技术，加强泄洪区管理，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力，减免农民投资土地保护所得税，还实施了土地和水资源审核项目，进一步了解和评估全国土地和水资源恶化的程度、范围、原因，并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

二是国家河流保护。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平坦、最干燥、排水条件最差的大陆，而过度取水、污染物排放、河岸及湿地的消失，对河流生态系统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社区开展消除资源恶化的恢复性活动以及教育和监控活动，包括水资源保护活动；解决流域、区域和规划主要致污因素或障碍，实现水质管理；开展全国河流的生物卫生评估，为决策提供依据。国家河流保护项目涵盖河流卫生监控、水资源监控、鱼类栖息地管理。

针对最重要的农业区域——墨累·达令盆地，信托基金提供了1.63亿澳元，以改善主要河流的生态系统卫生状况，鼓励对土地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的可持续使用，恢复河岸生态系统，提高水质。

每个州都有“环保警察”

从总体上看，澳大利亚实行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并用，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环境管理方式。

澳大利亚环境立法起步较早，且较为完备。1970年，维多利亚州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目前，在联邦层次，环境保护立法已有50多个，有《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法》《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等综合立法；有《濒危物种保护法》《海洋石油污染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专项立法。此外，还有20多个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在州层次，各州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法规多达百余个。澳大利亚立法的一个特点是规定具体、条款很细，可操作性极强。立法上的严密、具体，有效地避免了执法的随意性，确保了执法的公平性，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

澳大利亚环保执法十分严格，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只要违反了环保法规，都要受到严肃查处，对法人可以判处高达100万澳元的罚金，对自然人可判处25万澳元罚金，对直接犯罪人还可处以高达7年的监禁。为了确保环保法规的严格执行，澳大利亚各州都组建了由环保局领导的“环保警察”。

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利用经济杠杆实施环保管理。

一是实行排污超额阶梯付费制度，通过对排污企业实行累进阶梯计费，促使企业千方百计减少污染排放，从而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具体做法是：政府通过排污许可确定企业的排污限额，在限额内，排污费随排污量的增加以较小比例增加；超过该限额，排污费则随排污量增加以较大比例增加，其付费具有“惩罚”属性。

二是排污权交易，具体做法是：先由政府部门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进而计算出最大允许排污量，然后再将其分解成若干允许的排放量，即排污权。政府通过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手段，使排污权得以转让和买卖，排污者根据污染程度，决定买入或卖出相应数量的排污权。排污权交易实际上是通过模拟市场来建立排污许可的交易制度，它的主体是污染者，客体是排放减少信用（即剩余的排放许可）。

“命中注定”要做环保主角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独特但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的地区。澳大利亚人说，他们命中注定要担任环境保护的主角。

在这里，每个新的开发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独立论证，要跨越数道审核“关卡”，并对公众意见进行评估后方能付诸实施。开发建设结束后，开发者还必须负责最大程度地恢复原来的地貌。尽管由于矿石开采工程规模庞大，不可能令作业区完全恢复其采矿前的状况，但适当地在修复区引进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可以减轻采矿作业对环境的冲击。

在哈默斯利铁矿公司，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数码绘图技术确定上千个钻孔的位置并加以填封，这样可以防止对稀有小动物的伤害，同时也有助于找出早期矿工使用的矿井、矿坑和营地并加以修复。

在海德兰港BHP公司繁忙的铁矿砂出口基地，工人们为了控制粉尘污染，一边洒水一边作业。公司还对当地的空气质量进行严格监测，并向当地社区和住户提供有关信息。

1964年巴罗岛发现石油至今，雪佛龙石油公司已经在这里生产了3亿桶原油，装载了1000多艘油船，却没有发生过一起环境事故。在巴罗岛上，一米多高的“白蚁山”随处可见，巨蜥不动声色地在路边游荡，袋鼠悠闲地在树下乘凉，疲倦的大海龟产完蛋后在海边休息……岛上的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再过十几年，这里的一切仍将依然如故。

重视环保从娃娃抓起

上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曾有过因土地使用不当造成大面积沙化的沉痛教训。到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提出了“人人环保，打扫澳大利亚”的口号，努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一是加强环保教育。目前，澳大利亚不仅中学、大学设有环保课程，连小学也开设环保课，环保教育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二是大力推行社区环保行为。比如，政府鼓励家庭自觉行动起来，以社区为单位，向每个家庭提供一个可循环使用的多层垃圾袋，将生活垃圾分类送到指定地点，有条件的家庭还将生活垃圾在自家后院用蚯蚓处理。据联邦环境与遗产部的统计，参与社区环保行为的家庭达到家庭总数的90%。

三是注重从日常小事做起，让民众切实体会到环保的意义和好处。例如，联邦政府向家庭和游客免费发放《如何减少家庭能源消耗和废气排放指导》小册子，介绍如何购买省电冰箱、合理配置灯泡，如何充分利用自然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