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

魏宏瑞

十七年始，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中不乏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但由风俗、风情描绘所烛照的人性、人情内涵，由风俗、风情刻画所暗含的思想启蒙、文化批判与精神争斗却日趋式微，在对风俗描写或利用、或改造、或批判等等不同方式的文艺运作中，风俗、风情描绘逐渐成为了一张张农村政策的宣传画与意识形态宣讲图。

一

从乡土小说到农村题材小说，如何对待其中的风俗、风情描绘，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两种方式，其时通行的说法叫“一边锄草，一边栽花”。即批判、剔除不符要求的文本描写，重点扶持、栽培合乎要求的规范写作。

1950年4月，《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了陈肇祥的小说《春节》。小说在浓郁的风俗画面中，家庭的天伦之乐和农村的升平景象交集融融，全篇洋溢着亲切、温馨的生活气息。小说主题歌颂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当时的文艺权威媒体《文艺报》却发表文章，批判其思想性不高，重点对小说中的风俗描写和“儿女情长”给予批评;a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追问小说的“教育意义”。b《春节》因描绘新社会新农村里的旧风俗而遭到批判，时隔不久，孟淑池的小说《金锁》则因表现了旧社会旧农村里的旧风俗而遭到批判，连主编刊发这一小说的知名作家赵树理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春节》 《金锁》的被批判，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以来，那种真实、具体描绘农村风俗、风情创作手法的“过时”。农村题材小说要写风俗，但此“风”此“俗”不能是原始的、野朴的乡风、民俗，而是经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过滤后的风俗，是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具，典型文本就是马烽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村仇》。小说写赵拴拴和田铁柱由朋友成为亲戚，俩朋友娶了俩姐妹。二人所属村庄却为争水问题械斗不止，致使赵拴拴失去儿子、田铁柱成为残废，结果两人成为仇敌。新社会到来，经过政府教育，二人明白争水问题是两村地主搞的鬼，最后恩怨解除和好如初。马烽的作品无独有偶，方纪《不连续的故事》的第二篇及另一篇小说《山前山后》也如此。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描写“械斗”这一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许杰的《惨雾》更是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械斗”这一现象中，包含着历史、地域、文化、人性等等多方面的精神内涵，也正是借这一现象，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张扬自己为人生并致力于精神挖掘的人性解剖工作，以期唤醒国民对个体的重新认识。但在马烽的笔下，“械斗”问题仅仅被归结为两村地主间的阴谋、挑唆，使这一复杂的乡村社会问题简化为乡村地主的品质问题。

“械斗”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乡土社会核心的宗族文化问题，这些小说没有正面触及问题的实质，只对已经定性的阶级敌对分子做了本质化的简化处理。1953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刊载小说《风波》，则从另一角度正面涉及这一问题，但结果同样是轻松滑过。小说写的是相依为命的杨春梅母女俩的婚姻问题。杨春梅与朱小昌是一对恋人，但族里人却要让她嫁给一个年龄不小的卖货郎。真实的原因是，这个货郎其实是她守寡母亲的相好，且她的母亲已有身孕，这件事被族里的人知道了。为了维护宗族名声，族长杨永成决定李代桃僵，逼迫女儿嫁给卖货郎以“遮丑”。朱小昌把这件事报告了青年团，经青年团干预，杨春梅母女最终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这又是一个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主题相同的文本表现。不管是蹇先艾笔下的《水葬》也好，还是沈从文《萧萧》中对不守妇德的妇女要“沉潭”也好，族规对已婚妇女的婚恋问题表现出极大的震骇与惩罚。实际上，即使在1950年代早期的农村，这种族规对宗族妇女的责罚也屡见不鲜，且族人、村人深以为然。作者石果在表现这一问题时，也注意到了这些。杨春梅母女俩的痛哭、杨母在女儿面前的忏悔、寻死及村人的议论，小说在阴暗的氛围中都给以了真切的表现。但问题的解决是轻松的，族长大会上，“老顽固”与“新青年”舌战，老辈羞怒、小辈得胜，于是一场“风波”化为两件喜事。

《风波》发表后，《文艺报》首先发表评论文章，对小说的意义及人物塑造予以肯定。与同期农村题材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出现的类型化弊病相比，石果在人物塑造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对处于困境中的杨春梅母女的心理描写和氛围渲染，颇具笔力。即使对于族长杨永成，小说也没把这一人物写成一个单面的类型化人物。不过本篇也和同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在描写新旧思想正面冲突时，仅仅依靠新人物几句政策性的话语，所有的矛盾顷刻迎刃而解，又刻意以杨永成女儿因包办婚姻而死这一悲剧性结局对人物加以嘲讽。《风波》的主题也在配合政治，宣传婚姻法，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却使得这部小说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出同类作品，而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反映宗族以及由此引生的各种习俗问题的小说少之又少，《风波》几乎是残存的一例。主流意识形态对旧有的宗族势力采取扫荡之势，利用对旧风俗的政治解读抹杀其反映的一切文化、人性问题，使得这一问题的文学表现终至消失。由“政治”出面解决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问题，实际换取的只是一场书面上的胜利，其对思想精神问题浮光掠影式的处理实际上抛弃了个人解放的真正内涵，其对这一问题的视而不见或强行硬解更造成了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极大遮蔽。

旧的宗族势力在农村确实消灭了，但复杂的是新的宗族问题的变相存在。土改之后宗族问题只是表面消失，实际上反而以一种更为复杂的面目纠缠于农村具体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对农村现实人生发生实质性影响。社会学家张鸣在其著作《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中提到自己的学生做过的一个实地调查：该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调查对象，发现土改之后宗族势力依然存在，不过是以前的望族宗族势力一败涂地，而那些原来居于弱小地位的贫雇农家族势力则突然崛起，掌握了乡村的政治、经济大权。c以往论者提到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用于对失势宗族的一面其论述是非常正确、充分的，地富子女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及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表现出对家庭的叛离，阶级情彻底战胜骨肉情。而对贫雇农宗族势力的一面，学界相对来说关注不多。其实这种乡土现实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通过政治习俗依然有所表现，不同的是它是隐形表现。

农村宗族势力暗里、变相存在的情况，在浩然的《艳阳天》中就有所表现。马之悦、马小辫、马同利（弯弯绕）、马斋、马立本、马连升（马大炮），甚至那个“被利用”的马连福，这些马氏子孙们，小说中的阶级敌对分子，集中商量“闹事”。他们所谓的“闹事”从乡村事实来看，其实更多应是一个家族、宗族为维护自己生存而作出的挣扎，不过被浩然强行推上了阶级斗争舞台，极尽夸张。小说述说马之悦家史时，马之悦在土改中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为“积极分子”参加土改的普遍行为，其叙述应是真实的。精明的马之悦在土改时已经洞悉阶级定性之重要性，但他不顾任何人的反对，甚至领导上的一再警告，执意娶过成分不好的地主马小辫的侄女马凤兰为妻。“情人眼里出西施，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这身膘”，这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生活漫画化的处理。小说一再叙述他在前妻未过世前就和马凤兰有私情，其背后的原因其实更多应是个人感情和宗族利益的考虑，而马之悦在土改“斗地主”时救下马小辫，也应是小说对乡村宗族现实无意却真实的表现。新时期以后，农村中的宗族势力忽然蓬勃涌现，其迅速的复燃壮大，显然不是一日之功，当与1949年后的隐形存在根底相通。

如上所述，宗族问题被阶级问题简单替代之后，实际上对农村的现实观察造成极大的遮蔽。经过一斗再斗的地富们，生活实际上比贫雇农们还穷，政治上更是望而却步，而贫雇农干部一族从修养到能力一再每况愈下，向上对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向下则由于其掌握着农民衣食住行等的基本生存资源，其势力恶性膨胀最终变成对村民随意捆绑吊打的恶徒。土改之后，社会等级的颠倒使农村传统的文化网络也开始瓦解，民间原有的合法会、社以“剥削”的理由被纷纷取缔，国家内外只有一种声音，被拘于土地不能流动的封闭的农民也逐渐相信了这一声音。除非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损害，才会稍有反抗，但如果对方再加以施压，反而偃旗息鼓逆来顺受。对合作化运动农民从一开始就是存有疑虑的，但农民对合作化的大规模抵抗则出现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高级社时期，好多省市出现退社风潮，并且带头的就是共产党员和贫雇农，但是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面对强烈的“共产风”，小私有者的中国农民却不再反抗。这和苏联的合作化运动出现很大不同，苏联农民有传统村社社员的合作化基础，但苏联政府在推行集体化时却遭遇农民极大的反抗，为此付出惨烈代价。d确如有论者所说，“从清末民初开始，有许许多多的有权有力者，一直在努力将自上而下的轨道铺到农民的家门口，虽然这个轨道一直在延伸，但真正将它铺到目的地的却是合作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以后，残存的民间社会的空间已经彻底丧失，祭神与祭祀活动被各种群众大会取代，而集体组织的会演则成了社火与演戏的替身。”e旧有的风俗被指斥为封建迷信，剩下的就只能是新政权建构起来的新风俗，乡土风俗只有在历史的土地上才能见到，如梁斌的《红旗谱》。

二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一方面表现为对旧有风俗的“利用”式处理，风俗被进行了巧妙的意识形态解读，以提高农民觉悟和获取农民对新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开始有意识地提倡“改造”旧俗，建立新俗。这一点，在对“婚俗”的改造上尤其明显。

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人民文艺》隆重推荐青年作家古峪的《新事新办》，标志着新中国婚俗改造的起始。凤兰的父亲决心要卖掉粮食给女儿置办嫁妆，被女儿制止了。王贵德的母亲眼看儿子快要娶亲了，不见女方送来的嫁妆心里也老大不愉快。婚礼开始了，大家都在谈论新娘没有嫁妆，这时凤兰的父亲牵来一头小牛作为嫁妆，支援婆家农事生产，大家纷纷称赞这新事新办好。

新式嫁妆不再是充满家庭生活气息的生活用品，变成了有实际意义的生产资料;婚俗不再带有精神的祈愿气息，而成为唯物质的实用主义第一。同样，理想的婚姻对象不再是家境殷实的本分人，而是政治积极的好劳力。刘真的小说《春大姐》中，玉春妈为女儿选择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赵九喜，可玉春喜欢的是家徒四壁但和自己一样热心互助事业的刘明华。玉春甚至不惜和母亲闹翻，自己一个人跑到刘明华的村子里和他结了婚。在农村婚姻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媒婆，在小说里更是遭到奚落，媒婆王大娘甚至挨了青年们和玉春妈的一顿好打。在小说《强扭的瓜不甜》中，更对“旧俗”进行了彻底改造。这也是现代乡土小说作家早已表现过的一个主题。寡妇小勇娘按照乡俗给自己九岁的儿子小勇娶了个大媳妇坠儿，但坠儿有恋人大康。小勇的父母曾救过坠儿一家，两家的男主人结拜为兄弟，就定了儿女亲家。与过去此类小说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的文化批判与人性思考不同，在这里一切的悲剧都变成了喜剧。村妇会主任巧灵帮助坠儿和大康见面，最后坠儿认了小勇娘作干娘，和大康欢欢喜喜地走了。问题依靠政权和婚姻法解决了，但小说对留给小勇娘的问题却只字不提，对新社会里小新郎大新娘这一事实发生的现实境况思考更付诸阙如。

康濯的《春种秋收》中，刘玉翠一心想嫁到城里去。团县委副书记对她有好感，可听说她不爱劳动就不再考虑她;当刘玉翠重新投入劳动，被邻地干活的周昌林看在眼里，两人就因共同劳动而结成情缘;《三里湾》中“糊涂涂”马多寿对王玉梅一家的做派看不上眼，觉得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可想想玉梅的好劳力，最后就愿意了。对于婚恋描写中的“唯生产”倾向当时的文艺界是提出过批评的：“我们的生活真实里，生产虽然是件大事，但不可能是每时每刻都纠缠在生产问题上的，人们还会有精神上的要求和兴趣，还会有各色各样的日常生活……在恋爱、结婚这样的生活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但值得提倡的应该不是在洞房内研究生产计划。难道我们的读者能相信‘洞房内研究生产计划是合乎人情的真实生活吗？……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文艺创作里也有，而且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有些作者表现我们这时代的人物，处处不忘生产，仿佛只有这样才足以表现他的作品富有‘思想性。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正确的大道理，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歪曲，充分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是肤浅、贫乏的。”f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风俗描写上的这种倾向显然跟写作方法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如影相随的，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不从根本上解决文艺思想问题，公式化、概念化就永远是痼疾。

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俗描写体现出政治化的特征，但也有一些作家会在主题表现与审美表现之间巧妙地进行融合，由于对民间风俗的着重刻画，从而使小说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康濯是十七年青年作家中比较活跃的一位，他也写过一篇风俗色彩浓郁的中篇小说《水滴石穿》，在当时深受好评。小说围绕晋、冀交界地区一个村庄乱泉村“打铁火”的风俗，描写了互助组组长、中年妇女申玉枝的再婚故事。农村男女借“打铁火”而“找对象”的风俗，使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息。申玉枝在“打铁火”前后的文娱工作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默默无闻却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的老党员、供销社经理张永德，也认清了处处向自己讨好、却在自己入党、恋爱问题上多方设置障碍的村长张山阳的面目。小说重点写的是申玉枝的爱情，满腔心事难以入睡，靠掰玉米而渡过漫漫长夜的农村寡妇申玉枝读来让人心惊。直到多年以后，康濯还深情地谈到，人情风习、山水风光、独特、新奇、引人的“打铁火”习俗，这些深深地激动着他，使他不能不下笔重绘。g

《水滴石穿》是应《收获》主编巴金、靳以的约稿，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在当时“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康濯的这部中篇表现了难得的探索热情。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水滴石穿》受到批判。先是《文艺报》内部材料发表了反映好、坏不同的两种意见，但以坏意见为主。1958年《上海文学》公开批小说犯有严重错误，实则当“毒草”否定，接着有人赶写了文章进行批判。主要指责作品，一是不该批官僚主义和“暴露黑暗”;二是作品不该结局“灰黯”;更批判小说最恶劣的一点是不该写那么多爱情，质问其“无非是年轻寡妇想男人，写那么多有什么意义？”h

对乡土风俗进行着力刻画、用笔最勤的在十七年还数周立波。《山那面人家》中描写了一系列的有关婚礼的当地风俗。新人房间摆设、“哭嫁”、“听壁角”等等，具有浓郁的民间风情韵调，当然这些后来都受到批判。似乎意犹未尽，周立波接下来创作了一篇更具民间基调的小说《下放的一夜》。反右运动之后大批干部下放农村锻炼。对这一生活，小说只用几个字“背起锄头跟大家出工”来表现。小说几近全部篇幅写的是下放干部王凤林被蜈蚣咬伤后村人如何为他治伤的故事。由公鸡的鸡冠血能治伤，乡人聊到蜈蚣精变美女害人等等，这篇小说如按当时破除封建迷信的批评标准，一定会遭来种种非议。周立波显然是非常自觉地、有意地写下这些，主题模糊却使这篇小说独具魅力。它当然不是对封建迷信的宣扬，有论者认为它是对民间生活的形象展示，但忽略了周立波在此篇表现的最基本的审美追求，仅以民间生活来概括显然是不充分的。其对自然界某些神秘性力量的感知、体认及文学表现上神秘性因素带来文学的审美魅力等等，使这篇小说在周立波的小说中独树一帜，在十七年小说中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篇。在我看来，这倒更是一种信号，对了解周立波，对了解驳杂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三

风俗在十七年乡土世界里被利用、被改造，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和小说的政治主题表现发生冲撞，产生审美张力，从而使小说有可能走出单一的政治基调。在这些小说中，风俗、风情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老一辈农民身上，用十七年特有的人物分类法，就是那些“中间人物”。在他们身上，“旧”痕迹明显，却也因了这些“旧”，乡村农民的真实心态得以表现。

赵树理的《登记》可以看作是这种类型的第一篇。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受时代影响的痕迹特别明显，但其发展过程却是曲折的。主流的声音凸现，但非主流的异质因素也时时存在，使得小说的审美意蕴不像有论者所说的那样“明朗”。《登记》是一篇命题之作，但正如马烽回忆中所谈，《登记》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使他终不至于成为命令之作。仔细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浓郁的晋地风俗中，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意识深化，这就是“小飞蛾”这一人物的塑造。“小飞蛾”有恋人保安，但封建包办婚姻却把她定给了张木匠。二十多年前，尽管极不情愿，但她又不得不蒙着“红盖头”，吹吹打打被抬到了张木匠家，磕头、拜人，任当地青年小伙子闹洞房，品评与那个舞台上的“小飞蛾”的肖似之处。按照当地风俗“小飞蛾”新媳妇“拜年”，并带着新女婿“回娘家”。回娘家时她给了保安一个戒指，保安则把口里衔的罗汉钱送给了她。从此，罗汉钱成了“小飞蛾”活下去的力量，却也成了丈夫毒打她的理由，成了婆婆和乡邻们指责她“声名不正”的证据。“小飞蛾”的悲剧命运，在作者对当地风俗的细致描绘中得到了绘声绘色的表现。赵树理的小说大多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重事轻人，但在本篇却对“小飞蛾”的心理进行了尽可能的细腻、深刻的描写，细致地表现了这个普通劳动妇女丰富的情感世界。在这里看不到小飞蛾由于对丈夫情感上的不忠而引起的作家对她的道德诘难，她的心理矛盾与行为做事写得真实、动人。这与《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对“三仙姑”的道德贬讽与匆忙结局交代已出现很大的不同。

另一人物是“小飞蛾”的婆婆。这一人物延续了其早期创作中“恶婆婆”形象的精神谱系，但这里却对这个“恶婆婆”在生活中具体的蛮横、干涉行动描之甚少。在1949年以前的《孟祥英翻身》 《传家宝》等小说中这些“恶婆婆”对媳妇参加家庭之外的任何活动百般看不顺眼，动辄即对媳妇加以责骂甚至打罚，如孟祥英的婆婆。可想而知，如果这些婆婆们知道儿媳对自己儿子在情感上的不忠与行为上的稍有越轨如“小飞蛾”嫁人之后私会保安等行为后肯定会大发雷霆并对媳妇加以大肆鞭笞。这里也写婆婆教训媳妇，但动手打人的是儿子，婆婆悄悄提醒儿子用什么样的工具打媳妇，叙述人一句巧妙的提示，让我们体悟到这类人物的悲剧性存在，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今日的害人者。赵树理以喜剧性的笔墨描述之，但叙述背后可看出他对“恶婆婆”一类人物真实的思想体认。对“婆婆”这一类老年妇女的刻画，在之前的创作中，她们及她们的封建思想往往是“妇女解放”的绊脚石，新政权中政治人物的一套政治演说或一个非难就会使她们乖乖就范，对这类妇女的精神情状及在新政权中她们的生活处境问题等，小说是毫不提及的。显然，在《登记》中他对这一类人物的审美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词语闪烁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小说创作的深入。

赵树理通过“中间人物”显示了他可能的探索的一面，周立波、柳青则正是因了“中间人物”身上携带的民风乡韵，而使他们的小说没有成为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别具乡土魅力。“亭面糊”是被人们反复论及的一个人物，他的可爱之处也正是他举手投足都按着乡间风俗办事、衡事的迂腐之处。他摆弄乡间丈夫、父亲的威严，实质妻子、子女一点都不怕他。明明看到谢庆元的脸色不对，他不去询问对方境况却反复让谢庆元回想遇到了什么不洁之物。在逮捕龚子元夫妇的现场，他因看到了女性经期用物，更是连呼晦气、叹气不止。不独是“亭面糊”，《山乡巨变》中那个被丈夫抛弃的盛佳秀，作者巧妙地化用了民间“田螺姑娘”的故事，她每天偷偷给刘雨生做饭，这个中年妇女含蓄、深沉的情感世界也让我们窥以一斑。就是那个自私的“菊咬”，我们也在乡间的“继亲”风俗中看到他真实的一面。满耶满婶夫妇受传统子嗣观念的影响，虽有女儿，却仍要收立继子。王菊生夫妇“想方设法”继承了满婶的全部家产，满婶去探望女儿带点东西都被他们斥责为偷盗。实际上，王菊生夫妇对待自己也是狠抠硬省。为了家业，他们甚至豁出命去干活，在“挑塘”一节小说有充分的表现。正是由于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业，凭把式、凭家底，这个狠干的老中农不愿入社，他和妻子装病、假离婚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他们身上传统农民发家致富、勤俭创业的习性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更是如此。他谨遵父辈、乡俗的做人原则与创业观念，所以，梁生宝一心扑在互助组里，连清明节也不给过世的可怜的童养媳上坟，“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羡慕郭世富的砖瓦院，企盼儿子和自己一样下狠力创业致富，可看到梁生宝的心不在这个小家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是因为生宝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到底和自己不是一条心。传统的“养亲”观念占据了他的思考空间，也真实地表现了一个乡村老农的真实心理世界。同样的，《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马多寿一家，马家大院的习俗也是传统乡土世界的真实表现。见晚插门、遇事求神，这是马多寿的生活原则，与此相比，王家院子里，在“万宝全”王宝全的带领下，王家一大家人表现出的和睦、融洽明显带有作者的希冀成分。

在“中间人物”的身上，小说家们集中了大量的风俗描写。也藉此，乡土世界的真实在这里得以体现。正如黄秋耘所说，这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正是乡土小私有者的特点，他们均平却又求富，求富又怕冒尖，他们痛恨为富不仁，可让他们去撕开脸面痛斥邻里乡亲，他们又会后退。以地为生，土里求食，只有在这里，这些勤劳、善良而又愚昧、颟顸的“地之子”，其卑微、其狡黠、其怯懦、其反抗才有了乡土中国的意义。

【注释】

a江华：《试谈作品的思想性——以小说〈春节〉和诗〈我的儿子〉为例》，《文艺报》第二卷十期。

b刘金：《读〈春节〉》，《文艺报》第二卷十期。

c张鸣：《在“翻身”的大动荡中的乡村政治》，《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d秦晖：《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298页。

e张鸣：《并不多余的话》，《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f栋西：《关于结婚》 （短论），《说说唱唱》1953年8月号。

gh康濯：《水滴石穿·后记》，《水滴石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