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 凤，程志华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迁(Climate change)”和推动“减污治霾”的过程中，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环保部，2014)。除了人类活动，企业被普遍认为是引起“气候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为此，企业应积极采用正式或是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以减少环境污染。然而，有研究发现环境治理项目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员工的环境行为如，循环利用、节约、减少垃圾等［2］。企业环境行为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在积极地应对“气候变迁”，更是在主动防治更加恶劣的环境污染。本文选择能源类企业为调查样本，对其企业环境行为进行了定量描述，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对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作用。

一、文献回顾

企业环境行为(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简称CEB)是指企业自愿承诺为促进社会和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企业为了平衡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可能是源自外界压力，亦或是为了降低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比较积极的管理手段［3］。具体包括良好的公司治理、产品质量、就业条件、员工权利、问责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内部制度、培训和教育等［4］。

针对CEB动机的研究，大量文献指出企业良好的环境表现是为了经济利益、市场价值和企业声誉。有关CEB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包括外在宏观变量和内部催化剂因素。严格的法律制度［5］［6］、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7］以及“绿色”市场需求［8］［9］都有利于企业选择亲环境行为。李建强等认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就越好［10］。张正勇等认为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和社会声誉愈好的企业家愈有利于促使企业选择积极的环境行为［11］。企业财务状况与企业环境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12］。

尽管企业领导者行为会正向影响CEB水平，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员工环境行为发挥作用的，Robertson＆Barling认为员工是各项环保措施的具体执行者，他们认同并积极执行领导者的环境管理决策才可提高CEB水平［13］。Jabbour认为培训员工的环境意识和态度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14］。员工环境行为对CEB的影响鲜有研究，而且，来自不同国家经验数据的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微观企业环境行为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公开数据，作者收集整理问卷调查数据，对CEB和员工环境行为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采用逐步回归的统计方法，阐释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变量对CEB的影响作用，探索提高CEB水平的政策建议。

二、CEB概念模型

沿袭企业环境行为的WOOD(1991)模型，我们认为影响CEB的因素主要来自于“通用原则”和“实践过程”。通用原则主要是全部企业不可抗力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多表现为社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市场环境等，具体考量指标包括中央法规压力、地方法规压力、社会环保压力、地方补贴、国内市场的绿色需求、国际市场的绿色需求、客户的绿色产品偏好、竞争对手的绿色产品偏好。实践过程则表现为因具体企业不同而外显的企业个体特征，具体考量指标包括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员工环境意识、员工环境行为等。本文构建的广义WOOD概念模型用方程式表示为:

其中，CEB为企业环境行为，c为常数项，polc为中央法规，fsls为地方法规，prep为地方补贴，some为社会舆论，dmgd为国内绿色市场，imgd为国际绿色市场，cgde为客户绿色偏好，ctgd为竞争对手行为，enna为企业性质，ensc为企业规模，smea为员工环境意识，smeb为员工环境行为，E为残余项。

以往源自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多是从管理者或是企业家人口统计学特征来考量其对CEB的影响，然而，本文的样本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高污染和高危险行业，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是不可小视的影响因素。为此，在构建模型中，将“员工环境意识”和“员工环境行为”纳入自变量，检验其对CEB的影响作用。

三、数据来源及方法

作者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了60家样本企业，以及每家企业的15个受访者，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59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73%。样本企业全部来自于陕西省域内的能源类企业。问卷调查表采用了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世秋教授之前“企业环境管理课题”的调查问卷，在形式上略作调整，便于填写问卷和区域比较①感谢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给予此项目研究的支持。。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方法，数据处理使用SPSS21．0。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CEB赋值包括绿色营销、环保教育、环境培训、经营环境和环境标准执行等方面的“是或否”的问题，选择“是”的赋值1分，能进一步给出具体正确判断的再给2分。最后采用加总值进行运算处理，取值在0～27分之间。自变量除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以外，赋值都采用5分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处理，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CEB的均值得分是18．79，已经达到了百分制的70分，说明样本企业CEB整体水平良好。这与戈爱晶、张世秋研究在华跨国公司CEB得分76．8%比较接近，而且高于内资企业CEB得分67．4%的平均水平，高能耗产业特征和严格的环境政策，使得样本企业CEB得分高出国内企业的平均水平。制度压力、市场压力和社会舆论变量的得分都接近4分，说明受访企业普遍认为来自于这些方面的约束力度比较强，也说明某些环境政策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值得关注的是，员工的环境意识得分已经接近85%的正确率，说明能源企业长期工作的员工们的环境意识水平比较高，在工作中他们尤为关注个人健康和安全的问题。有98．2%和95．8%的受访者赞同或是非常赞同“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里工作”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与自身健康密切相关”。员工个人环境行为变量的得分是70．6%，高于作者之前对西安市公众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结果①西安市公众浅层环境行为得分69分，深层环境行为51分。关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考量指标和方法基本一致。。

样本企业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76．7%，非国有企业占23．3%;大型企业为23．3%(企业人数≥2 000人)，中型企业占43．3%，小型企业占33．3%(企业人数≤300人)。对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做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r=-0．235，sig=0．071)，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剔除了企业性质变量。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CEB模型涉及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中央法规、地方法规、社会舆论、地方补贴、国内绿色市场、国际绿色市场、客户绿色偏好、竞争对手行为和员工环境行为自变量与CEB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多元逐步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总体显著(见表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员工环境行为、地方法规和社会环保压力变量与CEB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客户绿色偏好与CEB也是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规模大的企业并不比中、小企业的环境行为更好。

五、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广义WOOD模型，定量阐释了企业环境行为与员工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尽管研究受制于有限的截面数据，但是我们的统计结果还是可以支持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实践过程”因素中的员工环境行为变量与CEB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学者的研究观点一致。特别是在重污染、高危险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样本企业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水平都高于普通市民的环境意识和行为水平，企业环境行为水平也明显高于一般企业。

第二，地方法规变量与CEB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通用原则因素中正式制度变量里的地方政府法规显示出了极强的解释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来自地方政府法规的直接约束，约束力度越强，CEB表现越好，企业愈加关注自身行为的环境影响。

第三，社会舆论压力变量与CEB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通用原则因素中的非正式制度变量里的社会环保舆论压力对CEB有极强的解释力。近年来，新闻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对环境事件的关注普遍加强，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促使企业在产品选择、生产过程、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愈加谨慎，且不断提高内部环境管理水平来解决一些可以避免的环境问题，降低环境风险。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表

表2 多元逐步回归结果

第四，客户绿色偏好变量与CEB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通用原则因素中的市场需求变量对CEB有极强的解释力。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在产品选择和技术改造方面不断创新，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市场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影响将会更加显著。

企业环境行为水平的提升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协同作用，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与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都是敦促企业采取积极的环境行为的重要手段。

［1］Trudeau and Canada West Foundation．Canadians look first to government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EB/OL］．http://www．trudeaufoundation．ca/community，2009-10-25．

［2］DAILY B F，BISHOP J W，GOVINDARAJULU N．A Conceptual Model fo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Directed Toward The Environment［J］．Business ＆ Society，2009，(2)．

［3］SARKAR R．Public Polic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A Broader View［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5)．

［4］MAZURKIEWICZ P，ELMS H，MARINOVIC N，et al．Business Perspectives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 Serbia and Montenegro［R］．World Bank: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Division，2006．

［5］朱淀，王晓莉，童霞．工业企业低碳生产意愿与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

［6］LIU Xian-bing，LIU Bei-bei，et al．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0，(91)．

［7］BANSAL P，ROTH K．Why Companies Go Green A Model of Ecological Responsiven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

［8］CHEN W，SOYEZ D．The Greening of Industry:A Research Approach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Geography［J］．Geographical Research，2003，(5)．

［9］陈兴荣，王来峰，余瑞祥．基于政府环境政策的企业主动环境行为研究［J］．软科学，2012，(11)．

［10］李建强，宋盼，冉瑞平．企业环境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3，(2)．

［11］张正勇，吉利．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

［12］KONAR S，COHEN M A．Information as Regulation: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Laws on Toxic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7，(32)．

［13］ROBERTSON L，BARLING J．Green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Leaders’Influence on Employees’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3，(2)．

［14］JABBOUR C J C．Environmental train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aturity of Brazilian companies with ISO14001:empirical evidenc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