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邦易武记及其他

雷平阳

倚邦易武记及其他

雷平阳

一

黑山对黑山，牛角对弯弯；

谁能破谜底，金银一大罐。

民间传说，这是刻于倚邦土把总、奋武郎曹秀的妻子陶毓大墓上的一个谜语。曹秀及其父曹当斋，乃至其后人曹世宠、曹世德、曹辉业、曹铭、曹瞻云、曹文应、曹清明、曹仲书等土千总和土把总，各种文献中，均有墨痕透纸，古六大茶山的灵魂，游荡于曹氏家谱之中。唯独这一谜语，盛传于民间。民间，是一部平躺在大地之上的史书，有石头、泥土、植物和生灵，不断地在其间枯荣幻变，催生催死，丰饶和苦难相生相伴。但它往往也像一串无法破解的谜语，谁都很难在土司、贡茶、商旅、匪患、贞节牌坊、皇帝诏书、瘟疫、谋杀和古道等一系列，必须加以无数备注的词条中，找出一个有关时间和史实的谜底，并因此得到那一大罐设谜人所藏的金银财宝。而且，普遍情况是，当我们一层层剥开光阴的尘土，往往什么也找不到，每一座坟冢之中，埋葬的只是衣冠和灵魂，那些离坟而去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向何方。更要命的是，诸如阿卡寨，当有人从四川来信，说一个叫“三楞坎”的地方埋着一大堆银子，人们却连哪儿是“三楞坎”都不知道了。

也的确有人醒着，在一连串的风暴眼中，他们因为家族的那盏不灭之灯的照耀，在多年以后，不经意地就道破了天机。在《蛮砖莽枝革登记》一节里，大家都看到了，我为时间所困，找不到古六大茶山衰败的原因，可到了曹氏家族的手上，这纯粹是小儿科。与1936年承袭倚邦土司之职的曹仲书同辈的曹仲盆先生，在1965年10月说：“病疫的流行，特以道光年间以及民国初年两次较为严重……又一份资料写到：道光二十五六年间，茶民俱遭瘟疫，无药治疗，三死其二，故应解贡典，不能早完。此证实当时人口死亡甚众。”话语中的两个时间概念，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即我所考察的孔明山下石梁子寨众多坟冢的葬埋时间；民国初年，则是莽枝大寨豪门张氏、革登大寨邵氏等家族的衰败期。没错，都是瘟疫葬送着人间的命运，都是瘟疫在主持着一场生与死的悲喜剧。两个时间，先倚邦，后易武，人没逃厄运，茶亦没能幸免。想想，当“三死其三”，或如莽枝刘氏“十六弟兄如数死光”，或如革登潘氏“九弟兄剩一”，人烟早已被抽空了，什么贡茶，什么倚邦和易武，岂有不空之理？

二

2006年，《西双版纳日报》创办《普洱茶周刊》版时，我的朋友刘大江曾约我写发刊词。在那篇短文中，我强调了这样两个观点：第一，普洱茶乃是喜玛拉雅文化圈里的产物，别之于传统中国茶文化；第二，100年时间，伟大的倚邦和易武，由大都市变成了废墟，上海则由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云南的区域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反向或返祖现象。

说倚邦和易武是大都市，基于古代的城建规模，而非今日以千万人口之众来衡别大城之大。说倚邦易武之大，最确切的资料源于檀萃之《滇海虞衡志》：“……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数十万人，集于六山之间，是不少了，如若都屯居于倚邦或易武，则不甚其众。因人众而为城，素来都是人类发育史上的惯例，因此，自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开始，倚邦都是倚邦土把总司的所在地，1927年曾设县称象明县。至于易武，亦于1729年因伍乍虎（善甫）“率练杀贼有功”而授土把总世职，并成易武土把总司所在地，经历伍朝贵、伍朝元、伍英降、伍耀祖、伍荣曾、伍定成、伍长春、伍树勋和伍元熙等十代土司，1929年由象明县分出，设镇越县。

易武有一石泪，或称马道子石泪，或称白云泪，或称仙人洞。傣语称“探目易武莱”，探目，泪之意；易武，母蛇和女蛇之意；莱，花朵之意。全句即“花朵般美丽的母蛇居住的石洞”，这就是易武被称之为“美女蛇居住的地方”的来源。在这个洞中，有清人张汝恭题写的“天涯”二字，字风字骨，与海南三亚的“天涯”大同小异。都是天地的死角，石壁上的字，犹如偏居林中的象，壮硕肥美，但又如逼至绝路的英雄，铁骨成灰。“天涯”二字的旁边，是1896年云贵总督菘蕃派往此地，与法国人勘界并割让勐乌和乌德两地的官员们题写的诗词。其中一个叫许台身的，一贯的汉官脾气，说什么“若使祖龙鞭可借，岂容流落到南蛮”，他以为这个南蛮石洞配不上他，真是不知敬畏。不过，他的《浪淘沙》倒是说出了他们这些只知割土求和的清代官僚的国格之痛和人格之小：“奉使出岩边，谋虑多艰，才疏朝夕愧无闻。最憾重洋来外侮，民事堪怜。世事莫争妍，沧海常迁，天留奇洞在人间。补种桃花三百树，循迹桃源。”真是弄不明白，国难当头，土地割了，他还想着在这儿补种桃花，隐居了事。与许台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叫黎肈元，也在石壁上写了《浪淘沙》：“边地寄行踪，直道难容，盘根错节难英雄。璞抱荆山空自叹，气吐长虹。往返两春冬，世事朦胧，欺君秦松主和戎。纵有张韩刘岳志，失水蛟龙。”读这种人的词，总让人觉得晦气，有负易武的青山绿水，镶刻于石，石之大辱。一下子就想起了对英法等帝国进行“零容忍”的林则徐，他一样的不得志，在纵欲自戕的咸丰帝的掌心里，宦海沉浮，身不由己，可他一旦有机会直面洋人，出口的诗句惊天地、泣鬼神：“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因为如此，英国蜡像馆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还充满无限敬仰地为林则徐夫妇塑造了蜡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合著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中，亦称林则徐“像碧蓝如洗的天空一样纯洁无瑕”。反观这两个偷生于易武、一副失魂落魄状的小官僚，真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的气度，与镇越县长、宣威人赵思治相比，都是人鬼两重天。赵思治刻于石壁的诗云：“两场古洞本相间，只为兵农日往还。壁峭悬岩难结草，泉清亭小可培兰。喜邻桃源添广厦，啸傲竹城含远山。金瓯已缺空浩叹，国防重寄在荒蛮。”

明清茶热，加之清朝廷于六大茶山采办贡茶，并于倚邦的曼松建御茶园，且于道光25年即1845年修通了易武至普洱的240多公里的石板大路，辅之民国又设县沿于倚邦和易武，倚邦和易武，连同曾设同知的基诺山巴高，无疑都以茶叶的名义，在中国的边缘政治史上，留下了堪称神来之笔的一阙华章。神鬼莫测的是，不足百年，几度兴衰；再不足百年，1942年，倚邦毁于修乐起义军点燃的大火，之后便一蹶不振；易武虽未遭较大的颠覆，亦唇亡齿寒，满目都是废墟。自2000年以来，我多次徜徉于倚邦街和易武镇，最大的感触，它们并没有因近年的普洱茶还魂而强势崛起，除了一涌而上的制茶作坊透出勃勃生机以外，两个名满天下的普洱茶圣地，仍然像天下无数的圣地一样暮气沉沉。钢筋水泥的房子多起来了，与制茶有关的残碑、压茶石、庙宇和会馆，却在大踏步地消失。与那些埋魂的古墓相反，我的印象，当代代相传的普洱茶文化之魂，被人们用当代的咒语和魔符，逐出寨门，这儿存活的无非是普洱茶的行尸走肉。我不是一个工商文明时代的悲观主义者，可曹仲盆先生《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金石之声，黄钟大吕，震得我耳膜欲裂：“民国二年，内地汉商又逐渐流入茶山，才又将茶叶经营起来……此次茶叶经营的兴起，历史不过二十几年，虽然远不及过去清朝时代，但也可观……又听人讲，这次茶叶的衰退，源于茶商抢购当中，制造了部分假茶，特别是易武搞的较多，致使对方不买。所以历史的名茶倒了牌子，造成制茶停业(此事记得是我在易武区曼腊乡丁家寨杨玉勋讲述所闻，该人原是那里的本地人，而且也是小茶商之一，我自己也认为可能有之)，从此以后，茶号倒闭，使倚邦的茶业遭到了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众所周知，在解释民国时期的古六大茶山普洱茶衰败之因时，常见的解释都说缘于法国人的无端打压，使越南这一普洱茶的最大聚散地受到了不可想象的破坏，但曹仲盆先生的文字，却让人在疯狂地把外因罪责无限扩大的时候，一针见血，挑开了内因的巨大脓疮。我知茶农命运多艰多舛，我亦高声呼吁建立“古六大茶山普洱茶文化保护区”，可当历史的闹剧露出重演之势，我亦只能像题诗于石壁的那两个小官一样，空叹息。

为此，从人类文化学的立场来看，倚邦和易武，仍然在不断地缩小。《后汉书·南蛮传》“交趾……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而食之，谓之宜弟……”这种“食长子之风”，《墨子·鲁问》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焉，其国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也宜弟。”同样，在《墨子·节葬》中也有记载：“越之东有骇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噉人国、啖人国和骇沐国，之所以食长子，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婚前性行为极度自由，长者往往不知来路，为了纯洁血统，所以食之，而且这些国家有幼子继承父业的传统，长子不食，恐生后患。这种“宜弟”之习，让人毛骨悚然，但如若我们把古六大茶山视之为普洱茶的父母，把祖先传袭下来的普洱茶文化视之为父母所生的长者，那也就不难发现，“食长者之风”并没有灭绝，所谓“宜弟”，不仅没纯洁血统，而且让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用外人捐献得来的精液，靠试管人工孕育而成的孩子，掌管了父母的领地。

也就是上一个月，我在走访古六大茶山的时候，曾接过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说，针对某些强势媒体对普洱茶的恶意攻讦，一些茶商和学者，在昆明召开“保卫普洱茶研讨会”，希望我参加。我肯定不会参加。第一，在我心中仙品一样的普洱茶，不需要谁来保卫；第二，面对一点点风雨，淡定寂静并屡遭内外邪力挤压的普洱茶，具有一笑置之的品性；第三，南糯山的古茶树王一听“保护”二字，自己就被吓死了，“保护”二字，犯凶；同样，当易武成立了普洱茶博物馆，我力主的“保护”所导致的是，向守馆的工作人员敬索一点文史资料，他的第一句话是“拿钱来”，所谓“保护”，不是推广和分享，而是封锁和垄断；第四，别人是在为保卫自己的钱袋子而努力，我在旁边喊口号，自作多情；第五，别谈保卫，洗手焚香，认真做茶，茶之大幸焉！第六，授人话柄，还不让人说，天下哪儿有这样的理？巴菲特有句名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只有在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一直在裸泳。”我以为，有此潮水退去的良机，不妨让我们看看究竟谁一直在不知廉耻地裸泳，因为我也早已厌烦了个别败坏普洱茶清誉的不良茶商。

三

在距倚邦街二公里左右的一道山梁上，埋着“普洱茶之父”曹当斋，这道山梁也因此被称为“官坟梁子”。与易武土司伍乍虎一样，倚邦土司曹当斋，于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因“率练杀贼（缅甸军布队）有功”而被授土千总世职，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以军功升土守备，其辖攸乐、架市、习崆、莽枝、蛮砖和革登6大茶山。在整个清代，倚邦一直都是古六大茶山的心脏，而作为清朝廷的土千总和土守备，亦作为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六大茶山贡茶采办官，曹当斋在统治六大茶山期间，其最大的功劳，也许并不是他将普洱茶推到了贡茶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他从四川等地招募了大量的人员入山种茶，使六山真正地成为了茶叶之山。《勐腊县志》载：“清雍正元年（1723年）前，茶区农民就采制树林茶，即大叶种茶。雍正年间（1723-1735）石屏、楚雄、四川等地汉族迁来本地茶区后，带动当地少数民族开始对树林茶进行改造，砍去茶树周围的杂树草，翻松茶地，实行中耕管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开山种茶，大建茶园，实行育苗移植法种茶，品种均为大叶种茶。”此中所列时间，绝大部分都属曹当斋执政期，只有其死后（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的时间，才是其子曹秀当政。也就是说，在曹当斋管理古六大茶山的44年内，历雍正和乾隆两朝，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强大的执行力，安抚夷民，开山种茶，整修道路，打击奸商，营建了普洱茶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让几千年来隐身滇土的普洱茶走上了波澜壮阔的茶叶贸易的历史舞台，并夯实了普洱茶作为贡茶的茶山根基，其开辟的曼松御茶园，更是把普洱茶的历史地位推至了巅峰。

“官坟梁子”距倚邦二公里左右的路程，但要从乡村公路下到曹当斋的墓穴处，要走半个多小时的林中小路。小路的入口处，长满了最常见的飞机草，一种极端丑陋而又繁殖力无比强劲的草。据说这种草之所以叫“飞机草”，乃是因为它们是抗战时期，日本人的飞机撒播下来的，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片锦绣河山，变得丑陋不堪。我不懂植物学，什么时候得求证一下。在飞机草旁边，丢着一双沾满了泥泞的旅游鞋，想必是某个茶人，在拜祭了“普洱茶之父”后，在此换鞋而遗下的。

路至林中，以一小块空地为圆心，就分成了很多条。与我同行的王智平，一边采食野果和野树尖，一边跟我说，任何一条路都通向当斋墓。并且，还补充了一句：“我也要好好做茶，至少要把普洱茶的传统文化精髓传承下去，让人们能喝到最好的普洱茶。等到死了，也建一个墓碑，让无数的人们，在墓前走出一条路！”想想，他说得非常有理，曹当斋这一个入山做茶的川人后裔，尽管他全部的心力并非只花在茶上：作为土司，他的德行，须服众，一个异乡客，血统不正，服众之艰更甚；作为朝廷命官，才智韬略，杀贼驱虏之功，须在人上，既不惹怒山水，又要邀民心，悦朝廷，殊为不易！埋骨山野者，何其多矣，能在极地开辟近二百年的家业而上下皆誉者，不多。从其阅历，我们亦发现这样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好土司和好的朝廷命官，他肯定做下了数不清的善举德行，可令其名垂青史的却是普洱茶，何也？为民生计，一善传万年。我之仰当斋，他不像其他汉官因文化和生理上的水土不服而出言不逊，力主汉风融入夷风，就连家族的血液，也都化作了这片土地的甘霖。仅乾隆一朝，曹氏两度为帝王敕命，所谓世俗的荣耀，难出其二了。据家住莽枝山牛滚塘的袁其先老先生讲，曹家的一位后人，曾著书叙述曹家与古六大茶山的血缘史，我想读之，可惜都毁于“文革”，一本都找不到了。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所选的那条通向当斋墓的路，树影浮动，太阳的光，一块一块的，就好像天上人间的旅程上，有无数的神灵在不停地搬运黄金。与我想象中的圣灵之墓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以为当斋之墓，一定有维护和修缮，实际情况是，这一个古六大茶山的心脏，敕命碑旁长出了大树，碑体倾斜，欲倒未倒；坟墓亦如其他古墓，明显的惨遭过人工的践踏，一种类似于勿忘我的蓝色小花，淹没了被打掉下来的古狮子头。唯一忠心的是一群蝴蝶，绕着坟墓，上下翻飞。若人魂真能化蝶，想必它们中的某一只，就是1773年曹当斋那不死之魂所变，124年时间过去，它仍不肯离开，因为从这儿，就可以看见倚邦街，尽管那儿的土司府，只剩下了几块柱石，像围棋中的残局，永远不会再有人去接着对弈。当斋坟的四周，还有多座曹氏之墓，一一都被盗过，创口处的野草和青藤，极力地想缝合这道德沦丧时代人类所留下的、象征兽行的耻辱之门，可它们依然敞开着。当高贵者的歇息处，变成了人类谱写邪恶之诗的舞台，我这个诗人，满脸羞愧，泪化成血。也许几双盗墓人的手，拿走的只是一点点殉葬之物，而疯狂的“盗心”者抽空的却是神殿的基石。

立于坟墓约10米外的大碑，亦称安人碑，当地人称“乾隆大碑”。碑高2.35米，宽0.73米，碑顶和两端刻有龙头龙身，龙头欲交未交处，是乾隆皇帝的玉玺。碑文如下：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国威覃布勤瞽之思武备勤修允重干城之选尔云南普洱府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材勇著闻钤娴习戍行振饬具知土伍无伟军政修明因见拊循有素欣逢庆典宜焕温緰兹以覃恩授尔为信校尉锡文敕命于策戏幕府文勋名祗承休命荷天家之光宠物替伐劳

制曰策府疏勋甄武臣之芪绩寝门

沿业阐贤助之徽音尔云南普洱府属茶

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之妻叶化毓货名

闺嫔右族撷苹采藻凤彰宜室文夙说

礼教诗具见同心之雅茹以覃恩封尔为

安人于戏锡宠章于闺惠向常流荷嘉奖

于缘绘劳声永劭

命

乾隆贰年叁月初陆日须

文宝

与此碑相似的，还有倚邦大黑山当斋之子曹秀之妻的古墓牌坊，碑文尚存于文献，碑已遭毁。碑文亦是乾隆皇帝的敕命。当地人称之为“贞节女牌坊”，因为曹秀率兵抚击入侵的缅兵，英年早逝，这位傣族“孺人”守寡近40年。敕命时间为乾隆四十二年，因碑文大致相同，最大的异处，当斋之妻被封为“安人”，曹秀之妻被封为“孺人”，此处不录。据传，大黑山古墓，规模极盛，用大象驮来的大理石，经50个内地请来的工匠精心雕塑，搭设起来的墓碑，在此不尚坟垒的夷边，犹如天堂。为此，也才难逃“文革”之厄。有传闻，毁此墓，用的是炸药，不知是否属实。我曾在云南昭通永善县的佛滩乡，见识过以炸药焚毁吞都庙宇会馆所留下的废墟，手法雷同，时光相当，想必没什么意外。

建一种新文化，就要把旧文化连根拔掉，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屡有发生的重大行为之一。前几日，吾兄万迪恒赠我西林所编《残照记》一书，辑录的均是1840年至2000年一些中国人临死前的遗言。上有“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的绝笔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唉，如果坟中人还能流泪，他们会对生者流么？同时，书中还录了段祺瑞的遗言“八勿”。其中有“二勿”：“……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这“二勿”，在曹氏坟茔之毁的关节中，都反其道而行之了。鲁迅先生写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即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惨案发生时，段祺瑞是民国总理，他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并引咎辞职，终身食素，以示忏悔。他之遗言，亦是国之粹！

1942年攸乐起义的大火，在焚烧倚邦街的时候，口号是：“杀鸡不剥皮，杀汉要留彝。”因此，整座倚邦山城，只剩下了与基诺族有亲戚关系的倚邦乡长宋耀光一家的房子，什么土司府，什么关帝庙、川主庙、石屏会馆、江西会馆，什么正街、石屏街、曼松街，什么园信公、惠民号、升义祥、鸣昌号等茶庄，统统都变成了火中飞花，现在的所谓惠民号遗址，无非是在相同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房子，唯一承袭的，是一块不知从哪一座旧宅上搬来的浮雕石条。这样的石条以及石碑，杂草中、街面上，都能见到，正如曹家的那座府邸，一家之石，变成了多家之石，或镶之于墙，或饰之灶台，或为台阶，或深埋于土。埋在土里，又常被雨水冲出来的，是清朝各个时代的旧币，我曾遇到一个操红河口音的老太太，提来一塑料袋，让我们辨识。

倚邦街，一条荒街。出倚邦的古道口，有一台球桌，几个小孩围在周围。有人藏了清代的一块匾，上书“福庇西南”，按字意分析，疑为曹府之物。匾挂于墙上，墙脚就是地铺，所谓福光，照耀的，更多是睡眠。

四

王崧《云南通志·宁洱县采访》中，对古六大茶山的界定是倚邦、架布、习崆、蛮砖、革登和易武，没有攸乐和莽枝，但更确切的说法，所谓六山者，有莽枝和攸乐，而无架布与习崆。但从这说法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架布和习崆在古六大茶山的历史上，一定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架布与习崆，原普洱县外贸局局长赵志淳先生，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查考史料，据《普洱府志·地理志四》所载，攸乐山分为架布、习崆二山，所以架布、习崆实际上就是攸乐山。”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第一，架布与习崆，远隔攸乐山，中间立着革登、莽枝和蛮砖，与攸乐山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王崧所谓“古六大茶山”，更多的立意基于倚邦土司所辖，无非弃攸乐和莽枝而取架布与习崆，易武乃易武土司所辖，取之，则是混淆之过；第三，架布与习崆，本就有独自成山成名的综合实力，所谓命名，一时之势也，不排除王崧捉笔之时，架布与习崆正如日中天的可能；第四，官方文献中进行推理和考证，远不及田野考察来得确切。

架布与习崆一如彗星，一闪，划过天际，便消失了。但这两山，今日仍是茶山，划属于倚邦茶山。或者说，自古以来，这两山一直都系倚邦茶山的一部分，无非有人将其单独地析分出来。就像今日的班章，从来都藏身于布朗山，因其暴名，有人便只知班章而不识布朗山。不同的是，倚邦太盛，习崆和架布，永远都不可能盖住它。

习崆离现在的象明乡所在地，只有几里路。站在象明街上就可以看见高耸入云的习崆岩子，那儿每天早上都飘着白雾，时隐时现，状如象明街的守护神。王梓先老先生说，以前去习崆，翻此山，就要两个小时。现在，乡村公路修通了，20分钟就可到达习崆老寨。在老寨处看这面山岩，像一只巨大的乳房。作为习崆人，致力于古六大茶山历史考证的高发昌先生说，习崆老寨，原有800多户人家。现在一户都没有了，搬至山下的习崆新寨，也只有几十户人家。寨基所在处，重新长出来的大树，或砍或烧，躺在玉米秧子中间，都足以诉说一段繁茂的成长史，在时间的河流上，老寨在那头，我在这头，彼此都抵达不了。我让王梓先老人指认寨基，他也觉得好笑，因为他指向之处，所谓石板大道、所谓纵横旁出的街道、所谓依山而筑的房子，仿佛从来就没有过，纯粹就是一个虚拟的王国，类似于基诺人的司杰卓密。作为昔日这些老寨烘托的雅典—倚邦街，都已成为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荒村；而且，当生长茶树的皇亲国戚的曼松也只剩下33户人家，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威逼来往的清风，将它们带走的人们全都喊回来。

人云亦云的石板路，早就躲起来了。遍山的茶树，也像它们的主人，不知去向何方，更多的是刚刚栽下的橡胶林。据象明乡政府统计，习崆一山，2006年产古树茶，仅有一吨，我怀疑此字据，可白纸黑字，我一点也不敢把它改成100吨。从习崆老寨旁新修的泥土路继续朝大山深处走，路的两旁生长着一种叫“割皮树”的植物。这种树，叶片可以喂猪，树皮因其纤维密实而成为手工造纸的上佳原料。我查了一下资料，这种“割皮树”，就是植物学中的构树，且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直有生产“构皮纸”的传统。这种纸的生产，可上溯至明朝时的“景东青纸”。明代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言及景东府土产时云：“青纸。其色胜于别郡所出者。”天启《滇志》亦云：“景东青纸，青出于蓝，宜其多也……物货之靛与纸，以供本地绰绰然，省城亦亟称。”

“割皮树”生长的地方，习崆人曾在此造纸，旁有一河，名纸厂河。按傣族制作构皮纸的方式，其程序是：①取构树皮，晒干；②将成捆的树皮，浸泡一天左右的时间，使之变软；③放树皮于大铁锅中蒸煮，加草木灰，搅拌，直至树皮被煮烂；④将纸料放入河中冲洗，弃草木灰和料筋等杂质；⑤在纸料置于木桩上捶打至半个小时左右，取匀细的纸浆；⑥纸料投入装水的地坑，以纱布帘抄纸；⑦连用纱布帘，放至阳光下曝晒，是为晒纸；⑧纸至半干，以小碗轻磨纸面，是为砑光，20分钟一次，共3次；⑨纸晒一小时左右即干，可揭下，即是构皮纸。

纸厂河边的纸厂，现在只剩比人还深的青草湮没的蒸煮房和地坑、石碾、石磨和石臼各一。与纯手工的傣族手工捶打纸料不同，这儿制纸，因巨大的石碾、石磨和石臼的存在，再加之那蒸煮房规模一如现在的厂房，想必规模要大得多。

以此法造纸，韧性强，很难撕裂，人们用于缅寺经书的抄写、祭祀用纸、孔明灯制作、纸伞制作等。可这些都是针对傣族和布朗族聚居的区域而言，在傣寨极少而以产茶为主的古六大茶山中，特别是在茶坊林立的倚邦和易武，这种纸的用途，当是用于包装茶饼为主。我见识一些类似于同庆号和宋聘号流传下来的百年普洱茶七子饼，用的正是这种土纸包装。现在的部分手工茶坊，制作顶尖的茶品，亦用此纸，只是六大茶山中已无制纸作坊，土纸多出自景洪和勐海。

说纸厂河边的纸厂，其所生产的纸用于茶叶包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它随茶兴而兴，当倚邦、习崆凋敝了，它也就消失了。显而易见的是，在纸厂兴盛的时候，这儿也是一个文化中心。纸厂旁边有两个山蛮，一个刻凿“观音老母”和“训虎神”于绝壁之上，另一个则刻凿六臂持梭的“牛王爷”于巨石。观音寺所在巨石下，曾立有土墙，已经倒颓，废墟上，有一束野花和一块红布，不久前，还有人来拜过。以前，“观音老母”的左右两边，还有一对石狮子，也不知被谁敲走了。就像去年王梓先先生还看见的一个石碾子，今年再来，也被人取走了。“这一带的人，求子拜观音，求女拜牛王爷，但拜牛王爷的人少之又少。”王梓先说。牛王爷有两臂高举，托举圆形之物，分明是日和月，可当地人说，是茶饼。

五

茶叶贸易的萧条，直接导致了茶树的消失。无数的茶农跟我讲过，以前这一带山山皆茶，但因价贱，人们又没饭吃，只好砍茶种玉米。以近十年为例，所谓古树茶原料，每公斤，1997年3元，1998年8元，1999年16元，2000年32元，2001年45元，2002年56元，2003年和2004年85元，2005年150元，2006年180元，2007年400元，可以看出，若要让茶农以茶活命，至2000年后方有可能。有台港地区和一些外国人来看茶山，听说大量的古茶树毁于刀斧和大火，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真是幼稚，当生存权都难以维护，古茶树又有何用？而且，这些茶树成百上千年生长在这儿，年年都有采摘，你不识之而着迷于其他茶品，谁之过？

与茶树的消失相比，人和寨子的消失更令人捶胸顿足。如果说习崆老寨的消失，尚有搬迁之因，那么，架布老寨的消失则显然是因为瘟疫。这是我所探访的众多老寨中，唯一寨子废墟与坟地紧紧相连的一座老寨。看着那景象，我第一次明白了“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旧尸未曾抬下楼，新尸又在竹楼上”这首民谣，所寓寄的生死惶恐，并且也可以想象出，当虎狼般的瘟疫来临，人们是如何的手忙脚乱，根本来不及把亲人的尸首葬之坟山，而是在寨旁便草草下葬。众多的坟茔，只有少数被盗过的有碑，其余都是三块石条立于坟头。不管是发生在道光年间或民国初年的“大瘟”，这些寨子边的坟，肯定不会有一根骨头上，刻着时间的考证游戏，所谓死者的诉说，是满树的以蝉为首的昆虫叫鸣，大合唱，让你发晕、腿软、心虚、气短。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山野间，从来就不会有白骨森森，冒出一块来，立马就成了野兽的腹中餐。王梓先老人有着足够的原始森林经验，在他引我入此老寨的途中，他一边执一束树枝于手，前拍我的背，后拍他的背，疯狂的毒蝇，一分钟时间，就有可能歇满人的脊背，它们那尖厉的细唇，隔衣而入，奇痒难忍；一边他总是指着路过的地方，根据痕迹，告之我，哪儿是白鹇啄蚁时留下，哪儿又是金钱豹打滚的地方。见到有灌木沿一个方向总是被折断，他说是狩猎者所留的标记……

架布老寨所在的山梁，是习崆老寨所在的山梁的另一面，站在更高的山梁上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颗绿宝石。进入其体内，则入了“毒蝇小国”。但不管是绿宝石还是“毒蝇小国”，也只有天才的空想家或视死如归的铁血壮士，才会相信，里面曾有过一个100多户人家居住的寨子。没有王梓先老人，我不敢入；有了王梓先老人，每向前走一步，我亦担心会不会永远找不到出口。树木把天空都遮了，藤蔓和杂草都把空间塞满了。不愿做不吉的想象，可我始终觉得自己入了鸿蒙未开的领域，这儿不是人的，它属于其他生灵。在看不见树木的都市，我肯定想象不出，原来树木、藤条、野花、腐植土和昆虫的身体及叫声，这些人间越来越少的奢侈品，竟然可以组合成黑暗的王国。什么概念？264科高等植物，1471属3893种变种和亚种，在此自由繁衍生息，这植物的天堂，理所应当的就会孕育死亡、幻觉、幻境和幻象，理所应当的就会赐我无边的恐惧。不担心结满靡烂之果的大象耳朵树背后会跳出一头金钱豹，也不担心树根像桃子、花蒂像丁香、果实像棕榈的疯婆娘树后面会站着鬼魂，我恐惧的，是这一片森林，唤醒了我与生俱来的所有勇气和意志，又在一瞬之间，将其消灭殆尽，剩下虚弱和不安。

没有林中空地，见到天空的地方，是因为那儿站着一棵比其他树更大也更老的树，它浑身都已土化，长满了寄生植物，但它还活着，活得让其他树不敢轻易向它身上靠。它的老，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树干，都像死过了千百回。它的下面，山势平缓。王梓先老人说，这是寨子的入口，树是寨中的神树，因为祭祀，这儿不知杀死过多少头牛。过了神树，一片高地上，有一大庙的废墟，庙墙是石垒的，供神的地方，堆满了一尺长、五寸宽的大青砖，入庙门，有三级平台，每一级平台下又有数级台阶……可这哪儿是庙啊，全是参天的大树恣意生长，倒像是人们在大树的底下，以树为神，筑了些通向树神的台阶，设了些拜树的祭坛，而这些树又不买账，静悄悄地就把这些人工的设施，一一地弄坏了。义字当头的关圣人，他的金身是在这儿矗立过，监督天涯聚众而居的人们，可是，他也不在了。凡庙必有的功德碑，王梓先老人以刀探遍杂草和灌木丛，也不见了，想必被山神收藏在了他的博物馆内了。最显眼的，是两个被损的龙头，冒出腐殖土，鳞片间的石痕，全是青苔，以树叶一再地拂拭，方露出本色。

大庙下的寨子遗址，与大庙无异，当年的堂屋、卧室、厢房、灶台，一一站着抱粗的大树，石条路和舂米舀，像天外飞来之物，缩身于角落，一个个旧屋基，像金钱豹打滚弄出来的平台。一阵大风吹，树树附和，疑有人声，疑有路过的孟加拉虎的叹息。寨子的格局，其实极有气象，错落有致，而且向阳，可人工留下的，除了不腐的石头和砖，竟只找到一截还在站着的柱子，王梓先老人说，这是铁木。但铁木也已被雨水一再地剥洗，像我在新疆沙漠上看见的那些胡杨木的骨头。

大庙之毁，据说毁于人工；寨子之毁，则毁于天意。在众坟之间，王梓先老人曾力图找一座“吹大烟的人”的坟让我看，说凡是这种坟，不但无碑，后人还会在坟头置一铜烟嘴，翻了一堆堆树叶，找了半天，就是没找着一个铜烟嘴。其实，在这儿，这种因吹大烟而亡者，或许才是善终，他不仓促，他的后人也不仓促。

六

台港有一学法：“侠有金庸，史有高阳，吃有鲁孙。”鲁孙即唐鲁孙，本名葆森，满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其洋洋洒洒的谈吃文章，上至皇家珍馐，下至苍生小吃，天南地北，无所不色，让无数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害尽了相思之苦。那谁是珍妃呢？珍妃者，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和政治上的红颜知己，空怀救国济世之心，死于慈禧之手。她之死，全因她太爱光绪并对光绪寄托了太多的政治梦想。说珍妃，当然是想强调唐鲁孙的血统，强调唐鲁孙的血流，当然是想引用这位“华人谈吃第一人”说出的关于普洱茶的文字。他在《说烟、话茶、谈酒》一文中说：“宣统出宫后，故宫清理善后委员会曾经在神武门出售一批剩余物资，有大批云南普洱茶出售。先祖母说百年以上的古老普洱茶可以消食化水、治感冒、祛风湿，价钱比中等香片还便宜，所以买了若干存起来。到了冬天吃烤肉，吃完有时觉得胸膈饱胀，沏上一壶普洱茶，酽酽地喝上两杯，那比吃苏打片、强胃散还来得有效呢！”引此段文字，有两个佐证目的：第一，今年因普洱茶风靡全国，有一些权威机构的专家跳了出来，痛斥普洱茶，说普洱茶放久了，便无味，功效之说乃是炒作；第二，唐鲁孙文中所说的“先祖母”，当与珍妃年纪相当，珍妃死时25岁，随后便是清朝廷的亡命期。他所言的上百年的普洱茶，按大致的时间测，当产于清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也正是普洱茶的鼎盛之时，意即出自倚邦或易武。现在的许多所谓专家，上百年的普洱茶，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更不可能“酽酽地喝上两杯”，那他们为什么要对普洱茶说三道四呢？唐鲁孙之言，不知能否堵住他们的嘴？至于强调这些百年普洱产于倚邦或易武，乃是因为在皇家茶官曹当斋的史迹上缠绕了半天，理应告之他在天之灵，所谓贡茶，贵胄子弟唐鲁孙都喝到了，而且上了百年，还是“酽酽的”，只是稍有不幸，因为清代的皇帝一出宫，普洱茶不仅不“价等兼金”，而且还赶不上北京市民所喝的中等香片的价格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想想，为了把这些茶弄上北京，为了让茶山宁静并尽可能地多收些赋税，倚邦的曹府和易武的伍府，做出了多大的努力。特别是易武，这一个南诏时的“利润城”，在“以茶治边”的年代里，便如迤南天际的一轮太阳，以茶之利而充军需，光焰炙人。而当明末清初的植茶大潮勃兴之后，《镇越县新志稿》载，嘉庆和道光时，年产茶可达10万担，制茶运茶人6万，易武、麻黑、曼撒、曼洛等山川间的小寨，也因此而土木兴、城镇起，会馆林立。就像曹氏获敕命，这边的茶庄也于光绪二十年获御赐“瑞贡天朝”之匾，所不同的是，一赐官，一赐商，官正获赐稍易，商正获赐太难。官正则商正的概率大，商正则未必官正。就为了唐鲁孙这样的人家，“酽酽”地喝，我以为，易武这一古代普洱茶的圣地，它历史上最具人性之光的一桩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道光18年即1838年，茶商张应兆于易武刻立了“茶案碑”，碑文如下：

断案碑记小引窃维已甚之行，圣人不为，凡事属已甚，未有不起争端也。如易武春茶之税，每担收一两七八钱，已甚曷极。故道光四年，兆约同肖升堂、胡邦直等上控，求减至七钱二分，似于地方大有裨益。乃道光十七年兆之二于张瑞、张煌幸同入庠，兆到山浼，易官谕茶民帮助此须，似合情理，奈王从五、陈继绍不惟怂恿易官不谕，且代禀思茅，罗主差捉刑责，掌责收监伊等之夥党暴虐，额外科派概置不论，兆又约同吕文彩等控经南道胡大山蒙批仰普洱府黄主讯断全案烦见将祥道移思扎饬易官遵奉缘由勤石以志不朽云谨将署普洱府正堂黄主详上移下文卷定章录刊于左查此案前经敝署府审看得石屏州民人张应兆、吕文彩等先后上控易武土弁伍荣、曾字识、王从五、陈继绍等，年来诡计百出，夥党暴虐，额外科派各情一案，缘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籍石屏州于乾隆五十四年前，宣宪招到文彩等父叔辈，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今多年，无谓前茶价稍增，科派尤轻可以营生，近因茶价低贱，科派微重，张应兆等即以前情赴宪辕卖控，奉扎下府，遵即移案，证遂一查讯，条款内补土弁字识等折收。

贡茶，系奉思茅厅谕该首目，以二水充抵头水茶，本年部银三百两，系买补头水茶，嗣后二水行禁革。易武私设刑具，讯系管养押罪人，但不得妄拿无辜，其抽收地租仍照旧例。易武一案，上纳土署银二钱，以作土官办公善膳，一钱存寨内办公。如该土弁赴江、赴思夫马照旧应办，仍邦供顿银三十两，自曼秀至曼乃各寨，仍照旧上纳土署银三钱，赴江、赴思夫马供顿使费，以及吃茶四担，各寨揉茶银十两，祭竜猪四口，水火夫一名，永行禁革。易武土弁，因公出入夫，不得过二十名，马不得过十匹，该土弁无事不得出寨，及黑夜行走，遇有公件许用火把夫二名，马一匹。如遇江上派款，仍照通山分剖，由思由江回署，各首目拴线，只许用鸡酒，镯听其民，便不得苛索，酒课（每年每个瓶子）上纳三分，不许任意派收，又加派茶价银五两减免，不得派收。该土弁有事需银借贷，听其民便，不许逼借。至通山应办江干银三百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差脚尾巴银三拾三两三钱三分零，照旧办理，责成各寨客会收发通山站所听其民自裁。又李洲、李增弟兄三十七两，讯系李洲畏烟瘴，央王从五等催人抵李洲赴江工银，黄金熔银二十两，钱四千文，讯系因张占甲板扯张义成银四十两，讯系因使大等子，又贾小四诈车上驷银十两，讯系因张应兆父子住宿车上驷家，车上驷畏罪给贾小四之项均已罚入庙内，修庙修路。并将土差贾小四责惩，俱已遵断具结存案，请免置议缘奉。

批饬理合，将讯断缘由具文详请

宪台府赐查核批示销案，实为公便等情奏

批查比案，既经该署府提集原被人讯断明确，两造俱已久服。如祥准其销案，叩即查照，并移思茅厅知照，此缴等因奉此，当经移知前厅饬遵办理在案，兹奉批前因合再录看，移知为此。合关贵厅查照迅即扎饬该土弁遵办，毋得玩违。该民人等，亦毋得借词藐玩，均于查究切切须至关者。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移思至十二月十七日，扎饬易武内云该土弁，勿得再行违断监派，并将遵断缘由先行据实禀覆核夺，奈王从五、陈继绍硬不代禀，恐日久仍蹈前辙，因立碑为记。

道光十八年岁在戊戌孟冬月望十日张应兆同合寨立。

我之所以说这一勒碑事件，颇有人性之光，因为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茶商活命，常为地方土官盘剥，是以张应兆约同品文彩上控。没想到这一民告官的案件，竟以民胜诉而告终。更让人惊喜的是，张应兆勒石立碑，将案情广昭天下，文中不泛贬官之语，土官们也让这碑留存了下来。当然，这块石碑的价值远远不拘于此，它所陈情的茶山之乱和茶市之艰，其实还预示了随之而来的古六大茶山的灭顶之灾。在本文中，我曾列举了莽枝山和革登山形成空寨的时间，也就是道光皇帝崩驾的道光二十六年前的二三年。道光年间的瘟疫扫荡六山，六山元气大伤。此碑乃道光十八年所立，说的是人祸，殊不知天灾亦到。人性之光难救，势也；唐鲁孙能喝到此时的普洱茶，亦恐是天下唯一得益的人了，一如在瘟疫中得利的医生。

从私小的角度看，“茶案碑”一如后来白云洞中的小官们的题壁诗词，都可划入“耻辱碑”范畴。再联想到“保卫普洱茶研讨会”，倒也希望人们立一方耻辱碑，说清楚“保卫”的缘由，亦者实几个“裸泳”之人，以碑而示，但求普洱茶多舛之命得以吉祥。

七

在今天的普洱茶界，易武七子饼，形质都受追捧，究其原因，有原料和工艺之功，亦有包装之力。也就是说，全赖代代相传的悠久的制茶文化。这里，藉此说说团饼或饼茶的包装史。明代《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得天下之后，因为团茶制造的费时费力，遂下令废止制造团茶。而在之前，特别是宋代，茶多为团茶，其包装，梅尧臣诗《吕晋叔著作遗新茶》：“每饼包青蒻，红签缠素苘”；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到北苑贡茶，亦言“借以青蒻”；陈槱的《负喧野录》说藏墨之法，亦云：“藏墨当以茶蒻包之。”明代顾元庆的《茶谱》也说：“茶宜蒻叶而畏香药，喜温澡而忌冷湿。故收藏之家，以蒻叶封裹而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当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那什么是“蒻叶”呢？《辞源》云：“蒻，蒲蒻也，即香蒲之嫩者。”这说明，在宋代，包裹团茶的是香蒲之叶，且主要目的是防湿气，怕茶叶受潮。有意思的是，在明代以后，人们言及包装茶叶，已经很少见到“蒻”，而成了“箬”或“篛”，“箬”与“蒻”本是一个字，宋代《广韵》：“箬，竹箬。”但也就因这一变化，加之民国14年柴萼所撰的《梵天卢丛录》云：“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坎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一些日本的汉学家，就将普洱茶的色装认定为是借鉴了团茶的色装，且认为此法太粗糙，没了香蒲的柔软与高贵。

日本人之说，很多立场都源于其茶风茶道，在引用柴萼之语时，往往也只看“竹箬”二字，而不接后文。在柴氏的文字中，用普洱茶与龙井相比，就像拿杜甫与陶渊明作比较，评价极高，而且普洱茶的价格两倍于黄金。茶之优劣当然不能看色装，但我一直认为，若以香蒲色普洱，犹如用竹箬色龙井，都可笑至极。普洱茶，从种到质，都与作为其子孙的中原茶大异其趣，其质、其形、其味，以及其清、其正、其和，本就源于竹筒茶这一古之法的血脉演绎，用文献中的杂说来推测当时仍是附属小国的茶品乃是沿袭中土，是因为茶叶常识的缺失所致。

易武抑或倚邦，以及云南广大的普洱茶产区，以竹箬裹茶，我宁愿相信乃是自然的造化和促成，尽管我也实在找不到此法源于何时的记载。或片或饼，普洱茶可溯至唐代，用什么包装，谁也讲不清，但把清代的七子饼视为竹箬包装的起始时间，也无依据，且不合常理。不过，在这儿，具体的时间是次要的，关键是只要我们觉得普洱茶的外运史有多久远，这种包装就可能有多久远，因为竹箬的防潮功能和茶山竹箬的俯拾皆是，远不足以让我们的祖先形成智障而视而不见。如其久远，竹箬之美，就有了光阴之美；如其只是昨天才用此法，它亦美轮美奂，至少是自然之美，在异化纷纷的年代，以大地的名义，向人们呈现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八

在易武和倚邦徘徊了多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曼松。王梓先老人在接受我的诗人朋友朱零时说，基诺茶香高，回甘好；革登茶最香，喝到口中柔度饱和；莽枝茶柔和静养，与人体最和谐；倚邦茶有百花香，喉韵十足；蛮砖茶香叶特殊，有樟香亦有蜜香；易武茶蜜香浓郁，回甘最快。六山之茶，总的来说，协调性、和谐之美，堪称茶中之冠。但是，他说，曼松的茶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不仅色、香、味三绝，而且非常耐泡，一泡茶可以取汤近百次而不淡，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管你泡多久，不取汤，它也不会形成“茶锈”。

曼松现在产茶多少？象明乡政府的统计表上，空白。砍伐茶树的利斧，40年后，生锈了；烧焚茶树的大火，40年后，熄灭了。我期待着茶园恢复的那一天，但是，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除了它的子民们在矢志努力外，似乎，更多的外部世界的声音，始终在阻止。还是那句话：我始终弄不明白，古代的朝廷尚且敢于费尽移山之功，修路至此而取茶，今天，我们才喝了几口，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蝇营狗苟？也许，以前的凋敝，更多的源于瘟疫，今天，古六大茶山的命运，又将执于谁手呢？

地主

外婆说，那一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年轻时非常英俊，是种地的好手。外婆说这话的时候，有几个壮年男子正在掏空了粪水的粪池里，顶着炎炎烈日，翘着臀部，拼命地挖掘。他们都相信了被绳子捆牢了的那人所说的话，那人说这个粪池里埋着三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和一具长工的尸体。几个壮年男子从中午劳作到太阳落山，挖出来的泥巴、石块、腐烂的树根，堆得像小山似的，散发出的恶臭，使整个村庄所有的农家都不得不延缓了吃饭的时间，人们都站在粪池周围，等待着银子和白颜色的骨头出现。月亮升起来，秋风更凉了，筋疲力尽的挖掘者，他们的锄头最终无一例外地挖到了石头上，溅出的火星，像白花花的银子。整个村庄都一片寂静，几个满身恶臭的壮年男子从粪池中爬上来，围观的群众已经走光了，月光照亮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丢满了劣质烟头。他们来到河边，黑颜色的水中，月亮因水的流速，在不停地颤抖。当他们洗掉身上的气味，站在河埂上，为首的那人骂了一串村话，极其下流，大概的正面意思是他们不但上当受骗了，而且不好向领导交差，那地主该死。就在这几个壮年男子骂骂咧咧地踩着月光返回公社的时候，外婆说，那一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并不比穷人过得舒服。在外婆的眼中，那人纯粹是一个小气鬼。接着外婆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就是那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女主角就是外婆。故事的基本概况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年轻而美丽的外婆，准备穿过村庄，到河里头去洗头（外婆年轻时的秀发远近闻名），路过同样年轻并且英俊勤劳的而今被绳子捆牢了的那人的家门口。正在狼吞虎咽的青年地主见到了外婆，就结结巴巴地打招呼，意思是希望外婆进他家坐坐，并与他共进晚餐。已经吃过了晚饭的外婆不知因为什么，就答应了，可刚坐到饭桌旁，外婆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桌上的半碗菜，究竟是土豆还是南瓜，年轻地主就声音发紧，冒出一句话来。那句话的意思是：这一点东西，我全吃了，也只能半饱，所以你不能动。年轻美丽的外婆弄了个大红脸，气急败坏地跑回了家，忘了洗头的事，据说还哭了一场。当然，在那几个挖掘者踩着月光返回公社的时候，外婆讲述中的这一个故事，有几处关于她的细节全被她省略了。她只说年轻地主叫她，她没当真，年轻地主说的那句话，她认为是开玩笑。就在那几个挖掘者返回公社的第三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中午放学时，一身军装打扮的女知青，大约十八岁，我的语文老师，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她黑油油的大辫子，我在梦中解开过无数次，她柳条般的腰肢，我在梦中抱过一百回。她对我说，公社要开批斗大会，要我代表全校师生去发言，稿子写好了，要我背得滚瓜烂熟。同时，她还特别交待，要把红领巾和衣服洗干净。开批斗大会的那天，公社的院坝里人山人海，红旗飘飘。被批斗的那人就是外婆故事中那个，他被绳子捆牢了，低着头，破棉袄上露出的棉花，白里透黑，威风凛凛地站在他身后的就是那几个壮年挖掘者，他们在领着人们喊口号。揭发罪行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女同志，说话前，就哭了，刚说了半句，就冲到地主面前，往地主脸上吐口水，如此往返了半个时辰左右，人们终于听明白了。原来是这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年轻时候，曾偷看过她洗澡。在我发言之前，发言的是一个仓库保管员，他说这一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每一次背粮进仓库，都要专门穿一双大鞋子，然后用鞋子偷粮食，每次进库前，鞋子瘪瘪的，出来时，鞋子就鼓鼓的。我上台的时候，因为慌慌张张的，手脚发麻，才用皂角水洗过的红领巾硬邦邦的，不贴胸，直往天上翘，惹得台下的人山人海大笑不止，所以背诵了些什么，我一点也记不清了。最后是公社的领导作总结，他说，这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在最初接受审讯的时候，态度相当恶劣，亡我之心不死，他公开叫嚣：干部我不怕，他们能把我的鸡巴咬去，戳七个眼眼当笛子吹吗？公社领导义愤填膺，拍案而起，领着喊了几句口号后，接着说，现在（手指着被绳子捆牢的人），他终于低头认罪了，但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埋着的三百两银子和被他折磨死的长工的尸体，他还拒绝说出，我们一定要与他斗争到底。公社领导始终没说挖粪池的事，我多希望他说说，可直到散会，他也没说。后来，关于银子和长工尸体的事，我问过外婆，外婆说，她不知道，真有的话，也只能在那个粪池里。再后来，类似的批判大会还开了几次，有一次还闹了个笑话，原来的公社领导因贪污群众财产并与同事的老婆睡觉被现场抓获，撤职了，新来的公社领导是一个收音机厂的技术员出身，大动干戈，一村一户都安了小喇叭，凡有事，就往喇叭里发通知。那天，他亲自出马，审讯那个被绳子捆牢了的人，可直到拂晓，这人仍然拒绝交待埋葬罪证的地方。一怒之下，他觉得应该再用一次批斗会来促进一下阶级斗争的新进程，就冲到广播室，要女广播员迅速发通知。女广播员带着一个孩子，吃住都在广播室。接到领导通知，没梳头，就打开了扩音机，刚对着麦克风亲切地说出“社员同志们！”五个字，孩子就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掉头看着孩子，一声怒吼：“你这个杂种，还不起床？！”全公社的社员同志都被骂醒了，后来，这个女广播员就被调到了我们学校，教我们的音乐课。她的孩子，年龄比我还小，样子有点像前任公社领导。

土匪

匪患故事一直是乡村精神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鬼怪传说基本相当。一批底层人因走投无路而结党山林，或者一批乡村游手好闲者因不思劳作而锐意合伙剪径，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客观上都会对另外的多数人带来伤害、恐惧和财产流失。生产关系中的毒瘤，动荡时代的异物，它们一再地成为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反面资讯和旁证。但是，当匪患成为记忆，名字模糊了的一个个土匪，又会被作为调适生活的佐料而非教材，一再地被复述。没有时间不能化解的仇恨，有多少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焚屋之痛、挖坟之辱，用半个世纪，就足以让天生木讷、为生计苦苦奔波的人们心火熄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当然不止于此，在众多说者巧设机关、听者嗷嗷待哺的复述中，那些埋祸根、种血仇的人，还会被无意识地戴上英雄的冠冕。而最流行的方法是，省略肇事者血腥、残忍的狼性，代之以节庆之时他们偶尔为之的开仓放粮、邀社戏班子与民同乐等惠民个案。至于可上教科书和文史资料辑录的，则是这些人没有泯灭的血性和良知，日本兵踏碎河山之时，他们组队上了前线，而且打仗时更能渲染气氛，个人英雄主义特征总被他们诠释得淋漓尽致。1990年以前，我在盐津工作时，曾听人讲该县某乡某村，三四十年代，只有3户人家的成员缺少做土匪的经历。为此，我曾多次去过那个村庄，山水之间，花楸树、桐子树、竹林、榕树和玉米林的阴影里，房舍错落，民风拙朴，人们循着鸡犬之声友好往来，见面打招呼，进门喊喝酒，一点也闻不到匪的气味。原来一切都已淡了，纵横山川、杀人越货，也需要特定的背景。仇恨都可以消解，哪里会有匪性不能消解的道理。谈到曾在这一带上天入地的大土匪江瀛洲，人们更多的是说他有孝道、讲义气、社会治安抓得好。例子是：江瀛洲有个女儿，嫁给大关县的一个豪门之子为妻，因恃其父之势，不孝敬公婆，江屡教不改，便派一排长，领着两个兵前往，将其绑到朱提江边，一枪击毙，抛尸于江中……这个例子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一回，我讲给昆明的一位作家听，作家说：“这么残忍的人，连子女也要杀，该死。”

庄园

这是一幢地主庄园，足足有五十亩地那么大。以前，褐红色的大门口站着两对石狮子，石狮子的后面是两块高高的石舫，石舫上刻写着一幅对联，右边一句是：“贵而贫，民无求焉”，左边一句是：“富而骄，子必祸矣。”此联引自清嘉庆年间进士梁章矩所著《归田琐记》。后来庄园荒芜了，石联被县文化馆的人运走了，偌大的庄园也就被乡政府派用作粮仓。七十年代以前，这座雕梁画栋，处处飞檐，色泽斑斓的粮仓曾经非常兴盛，那些铺着青砖或石板的院坝上，经常回荡着激越的脚步声，特别是秋天，上交“皇粮”的马车更是不分昼夜地来来去去，马粪中散出的热腾腾的气息，使整个巨大的粮仓气氛吉祥而富有生机。有一年，风调雨顺，盛产油菜籽的广阔的田野上，人们的劳作，获得了双倍的收成，把几十间大大小小的库房，也就是从堂屋到厢房，直至佃户和仆人小屋，全都装满了油菜籽。所有的门窗都用砖头砌堵得死死的，只在墙根和接近屋檐的地方凿了两个洞，墙根处的洞设置了机关，用于取用油菜籽，屋檐处的洞，则是用于往里倾倒继续运来的油菜籽，直到装得满满的。一天晚上，两个守仓人，借着月光，在初夏澄明的夜空下面，以酒抒怀，喝得豪情万丈。就在他们准备回房歇息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提议，要认真地看看粮仓中醉人的收成，于是两人就各自抬了一把楼梯，逐一地去看粮仓里的油菜籽。到第四间仓库时，一个守仓人把身子往屋檐下的洞里伸，没想到，醉意中搭的楼梯，一只脚伸在阴沟上，上面一用力，就往下滑，守仓人一惊，身子就往仓里送，力用大了，掉进了粮仓，一声大叫才喊了半截，就没了声息。然而，也就是这半声大叫，把在第五间仓房洞口上的另一个守仓人也同样地送进了粮仓。粮仓是丰收的海洋，静静地吞掉了两个守仓人。第二天，单位的人来上班，不见守仓人，见两把楼梯，都说这两个守仓人不负责任，人外出就是错误了，把楼梯搭在仓洞上不收起来，则是错上加错。许多天后，单位见两个守仓人依旧不回来，就在县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三个月后，两个守仓人依然没回来，单位就在县报上登了开除两个守仓人公职的人事决定。可就在榨油季节行将结束的时候，榨油工人在取用四号五号仓库油菜籽时，发现了两具白骨架子，根据县公安局鉴定，他们就是那两个已被开除了公职的守仓人。从那以后，这个庄

园粮仓差不多就弃用了。单位的办公地点搬走了，就留下从村里临时招用的老鳏夫老王看守空空的大庄园。老王是一个沉默的人，勤劳的人，每月工资18块，但他干得兢兢业业。没有领导来检查工作，他仍然坚持不睡懒觉，不养鸟，不准闲杂人员入库。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轰轰隆隆地开启厚重的大木门，晚上6点钟，准时轰轰隆隆地关闭厚重的大木门。中间的时间，他就坐在大门边，目光炯炯，不叹息，不打瞌睡，也不听收音机。门前生起蛛网，他就弄掉；院内有了灰尘或者落叶，他就扫掉。空空的粮仓，干净得像天堂。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5个年头，老王看守的粮仓，因为盛产油菜籽的广阔的田野上，人们的劳作，获得了双倍的收成，其他地方的粮仓装不下，调运了三卡车来，差不多装满了庄园的堂屋。沉默的老王，忠于职守的老王，就把自己的床搬到了堂屋隔壁的厢房。如此又过了两三年，三卡车油菜籽错过了两三个榨季，依旧没人来运走。开初，老王还多次托人带信给单位，说油菜籽快坏了，要赶紧加工，可每次都没回音。后来，老王就不再带信了。此时的老王已经老了，以前一天就能清扫的大庄园，现在得用两天，甚至三天，而且每天都累得气喘吁吁。而且现在的老王，每天得对付那数不清的老鼠和蛇。三卡车油菜籽没运来之前，老鼠是少见的，三卡车油菜籽运来的第一年，老鼠还不成群，三卡车油菜籽运来的第三年，老鼠就无法无天了。而老鼠多了，蛇就多了，并且大多是些红颜色的蛇。老鼠吃油菜籽，蛇吃老鼠，少下去的只有油菜籽，多起来的是老鼠和蛇。老鼠是一种好动的小东西，它们把肚皮填饱之后，就拼命地用它们尖尖的小嘴巴，不停地拱动石头砌成的墙壁。最初，老王每每听见仓里有动静，就费劲地吆喊，或者站起身来，爬上仓库檐洞，往里掷石块。接下来，见油菜籽其实已变成一堆废物，老王就托人买回了很多鞭炮，有了动静，就点燃一个。时间久了，老鼠习惯了鞭炮声，老王也就再不使用鞭炮，任老鼠胡作非为。有时候，庄园里每天都会爬出很多条蛇来，老王不怕蛇，相反会走上前去，对着蛇说：“去，别在这儿爬，去把耗子全部吃掉。”而蛇也仿佛能听懂老王的话，掉过头，爬回仓房去了。年老的老王巡游在庄园里，就像一张落叶飘过天空，小而且渺茫。这样又过了几年，大庄园除了有无数的老鼠和蛇之外，依旧干净得像天堂，按时开门，按时关门，没闲杂人员进入。最大的区别是，油菜籽更少了，散发着腐败的气息，老王的厢房与堂屋间的那堵隔墙，已经被老鼠拱动得每一块石头都松动了。而老王也终于摸清了蛇所集居的确切地点，那就是堂屋后面的那间仆人小屋。那儿生长着一棵不知名的大树，大树枝叶之繁茂，令人难以想象，并且这是棵奇特的树，每一根枝条都笔直地朝外长出，从大树的根部就开始生，枝与枝之间，距离惊人地相等，如果人们要爬上去，就像上楼梯一样简单。更令人感到神秘的是，据说这棵树，一旦被刀斧伤着，伤口处就会流出一种类似血液的浆汁。在这个粮仓兴盛的时候，据说有小孩子往上爬，下来后，每一个都流了很多的鼻血。不过，这都是传说，一般都不能当真的。仆人小屋就坐落在这棵大树之下，阴暗、潮湿，有的地方还长满了青苔。通过几年的观察，老王确信，这就是蛇的家了。有几次，老王在仆人小屋的门边见过蛇蜕下的皮，同时也见到过“蛇连交”，也就是蛇性交。按乡下的说法，见到蛇蜕下的皮的人，自己也得蜕层皮，而见到“蛇连交”的人，则离死期不远了。老王对这些，似信非信，不说话，也不找解脱之方，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方式。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老王找来了一大堆柴禾，把仆人小屋围了起来，然后浇了些煤油上去，点燃了。据后来老王跟赶来救火的单位领导讲，那一场大火，烧死了几百条蛇。红颜色的蛇占了大多数。单位领导没有批评老王，相反对老王长期坚守这座重要的粮食仓库，不喊累、不叫苦的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堂屋中那三卡车油菜籽的事则一个字也没提。只有面对整个大庄园所弥漫着的腐烂气息，领导拍了一下老王的肩头。老王的一把火，蛇真的少了。可这样的清静日子过了大约才半年左右的时间，老王住的那间厢房终于在一个深夜，因墙壁的石头错动，倒塌了，老王被埋在了里面，死了。粮仓又变成了庄园，年复一年地锁着。

绣花

一个人，在稻谷熟了，满地黄金的时节，借着月光，把本不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稻谷割倒一大片，然后又挑回家，充实自己装粮的木桶，度过饥荒或者殷实的年月，这样的行为，乡下并不少见。它既反映出有一部分人对土地和劳动的漠视，也说明有一部分人天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纯粹是野蛮生番，骨子里潜藏着一种对土地的鄙视和对劳动的背叛。“犯罪”或“偶尔失足”这一类词汇，以及“改造”和“纠正”这样的词汇，前者只会形成一种恒定的心理定势，谁也改变不了，后者纯属执法者的愿望，在乡村中，是没人信的。那些在别人的土地上强行收获的人，他们大都是些被命名了的人，他们居住的房子，在邻居们的眼中，其实就是一个“贼”字，甚至于他们躲躲闪闪的目光、结结巴巴的公开讲话，人们都在心中为他准备着一个字：贼。这种人，同样也是一些脆弱的人，公安同志进村来之前，他们就在心底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交待了，跟着公安同志走，他们非常自觉地就走进了大狱。很少有人申辩，请律师这样的事，更是不可能发生。当别人把他们当成贼的时候，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是贼，也比谁都清楚他们当贼的乐趣。他们大都身怀绣花绝技，大狱的门一打开，他们带着铁针和彩线、布匹进去；大狱的门再打开，他们带着绣满鲜花、绿叶、蝴蝶、小鸟的枕巾、鞋垫、手帕甚至被面之类的东西出来。大大的一个背囊，回家往桌上一倒，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就出来了。当然，坐大狱的人也并不全是割别人稻谷的人，还有偷牲口的、杀伤人的、强奸成人或幼女的、偷电线的、偷自行车或者偷一切可偷之物的、往干部家里投炸药的、往情敌的锅里藏农药的……而把绣花之物背回家的，都是些没致人死地、手段不太凶狠、影响不大的那类。反之，我们就见不到他们所绣的花了，只能看见他家里的人，用麻布袋子，把他的尸首扛回家，草草地埋掉。我中学时候的一个同学，读初一时，他看见几个农妇笑嘻嘻地团结在一起，把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的裤子脱了，然后群策群力地把那男人按在草垛上，用一只手在男人的生殖器上上上下下地滑动，结果，尖嘴猴腮的男人，生殖器里流出了与众不同的水。尖嘴猴腮的男人，在欢天喜地的农妇中间，大喊大叫，脸上的表情有点像幸福，也有点像痛苦。看到这个游戏后，我那13岁的初中同学热爱上了手淫这一门技艺。初中毕业，这个情思恍惚的小男人没考上高中，就回村当了农民。大约在其20岁那年，他就被公安同志请进了大狱，原因是他把邻居家的一个女孩给弄哭了。他被判了刑，开宣判大会的那天，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去看他，他站在一大排光头中间，胸前一个大牌子，其他人的头都微微地抬着，只有他的头垂得很低。强奸，而且是强奸幼女，这个童年时老师叫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在作文中立志要当将军的小男人，一定对自己的罪名不满意。在被大卡车拉走前的一刻，他不停地往群众堆里张望，最后看见了我们，就对我们说了声：“给我带些布、线和针进来。”我把这话转告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把这事办得很好。10年后，这个强奸犯长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大男人，出狱了。回了家，打听到我工作的地方，他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了7双鞋垫。第一双鞋垫上，左右两只绣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红喜字；第二双鞋垫上，左边那只绣的是牡丹花，右边那只绣的还是牡丹花；第三双鞋垫，右边绣一行字“春天就要来了”，左边绣一行字“小燕子飞回家”；第四双鞋垫，没有花、字之类的东西，只有乡间常见的窗格子似的图案；第五双鞋垫，左右两边各绣了一大个“忍”字；第六双鞋垫，右边绣了一条似蛇似龙的动物，这动物散见于街头青年手臂上的花纹，左边绣的是一柄简陋的剑，剑锋上有一条似蛇似龙的动物；第七双鞋垫，左边绣了个心的形状，心的图形中心是一个“爱”字，右边绣的还是心的形状，心的图形中心是个“情”字，在“情”字的下方，有一把小刀子，插得深深的。7双鞋垫，由一双粗枝烂糙的大手递过来，很多年来，一直被我踩在脚下。我的故乡是一个女红事业生机勃勃的地方，每年端午节后，秋收季节来临之前，到处都坐着绣花的人，但都是女人，可为何在这些女人身边成长的男人，犯了法，入了狱，就会拿起小小的绣花针，把孤单的狱中生涯弄得花团锦簇，浮想联翩，我一直想弄明白，可还是没有。

哺鼠小记

196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仇海明在一个朋友家因为多喝了一杯，出门来，脚下就有点飘。来到广场附近，有些内急，就对着一堵高墙解开了裤带。无巧不成书啊，木匠仇海明的一泡尿，冲在了一张大字报上，而且贴大字报的那人，刚走出去几步路。

仇海明就这么入了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仇海明自此爱上了监狱，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据说，仇海明死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的春天，他的家人去收尸，发现他的头发及地，和他的身体一样长。他床边上的一只大碗，装满了他生前剪下的指甲。最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冰冷的怀中，躺着几只肥硕的大老鼠，见有人进来，不跑，抬头看了一眼，又紧紧地依偎着仇海明的胸膛。

仇海明的家人并没有去找政府滋事，讨说法，要补偿。因为在这座山中小城，谁都知道，二十多年来，每一届县委都不止一次研究过仇海明的出狱问题，而且都形成文件，态度异常坚决：仇海明必须出狱。可就是这个仇海明，无论你采取什么办法，他就是死也不离开监狱半步。用硬措施，他就双手死死地抓着铁窗棂，任你多少人抱着他往外拖，拖得满身骨骼响，他也不放，口中咆哮：“除非你们砍了我的手。”

狱警们也用过一些软办法。比如，他们找来了仇海明入狱前的初恋情人，让其坐在仇海明的监室外，一把鼻涕一把泪，心都说碎了，人都变成了泪人，除了听到监室里的几声闷哭和拳头打墙的声音外，再没有其他。美国电影来到中国之初，一个年龄很小的狱警，还把玛丽莲·梦露非常暴露的明星照，弄了一张，贴到了仇海明监室的墙上，以期借此喊醒仇海明，进而让其产生红尘之望。可过了几天，年轻的狱警发现，梦露的明星照，虽然没被撕下来，但上面布满了老鼠屎。

仇海明出身于木匠世家。政策好起来以后，他的两个哥哥都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建筑老板，成了小城中最早富起来的人。他们家早年风雨不避的房子，代之的是两栋金光闪闪的大别墅。大哥二哥都曾数次来到他的监室外，喊一声三弟，三弟不应；再喊，还是不应。大哥说：“三弟啊，以前你最想吃的火腿，我给你买一大卡车，以前你最想穿的新衣服，我给你买一房子，以前你最喜欢喝的酒，我让你天天喝五粮液……”大哥哽咽了，三弟在里面只说了一句：“哥，回去吧，重修一下父母的坟，代我多磕几个响头。”

一生黑暗的生活，据说让仇海明肌肤如雪，凡是到过其监室的人，都看见过他一脸的青筋和安宁的死灰一样的表情。当然，人们在私底下也非常纳闷，这一个从来也不出门放风的人，他是以怎样的方式，度过了漫长的人生路？他在监室中几乎不动，就待在床上，有人送饭来了，他就下床来，走到门边，取了，又返回床上，一半自己吃，一半喂老鼠。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监狱破例给他配了可移动的便盒，放在门后。为此，他的监室，从门到床，走出了一条路，而其他地方，是厚厚的尘土，上面布满了老鼠的足印和屎。一个狱警说：“唉，这个仇海明，在他的床内侧，他还用被子里的棉花，给几只老鼠做了一个窝。”

我在一首名叫《诱鼠人回来了》的诗篇中，曾写过人的鼠性，大意是：当人终于卸下了与世界对峙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恐惧，走到某个无人的角落，就会浑身收缩，变小，变成一只乐于在暗中生活的老鼠。这诗是否算是仇海明一生的浓缩，我不得而知。

仇海明的家人，把死去的仇海明接回家，准确地说，也把那三只老鼠一起接了回来。他们按小城风俗，在家中为仇海明做了九天的道场，为其超度。九天时间，那三只老鼠静静地抱成一团，躺在仇海明的灵柩下，什么也不吃，到了第九天，都死了。仇海明的大哥是个明白人，立即自己动手，做了三盒小棺木，将它们一一入殓，棺木中放了些仇海明的衣物。

出殡那天，小城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春雨，仇海明的棺木在前，三只老鼠的棺木在后。送葬的人三教九流。青山绿水间，仇海明与三只老鼠葬在了一起，不是合坟，是齐刷刷的一排，让人看了，感觉仇海明的家人，似乎还是有意地在放大着什么。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

床都是产床和墓床，老人在上面睡最后一觉，婴儿在上面展开一生的睡眠。杨长寿夫妇的床也是一张老床，梨树木做的，床框、床档、床板一律的大家伙，厚、结实、笨重；床头的挡板上，靠头的一边，刻鸳鸯戏水图，靠脚的一头，绘牡丹两朵；四角立起的帐架子，方形、大梁似的，没半点雕栏刻木的意思。这床有多少斤，没人搬过，不知道。这床用了几代人，杨长寿说，至少三代，他们是第四代，他们的儿女是第五代。五代之床，擦干净灰尘，亮汪汪的土漆，仍然可以做镜子。它的每一个楔头，也像新的时候一样，契合、严密，仿佛没有经过任何摇荡……这才是真正的床榻啊，有石头的品质，不仅与房屋连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大地的组成部分。人的欲望可以通过它，感染大地，大地的繁殖力，同样又通过它，启醒人们。人最终的离去，通过土地之路，没有什么距离需要排除。新生命的来临，在它那儿，一如一棵禾苗破土。原生的生命循环，静谧、简单、直接，就好像发生在一个古老的容器之中，是大地的内部事务。

杨长寿家的房屋，是典型的滇东北乡下的土坯房，外观看去是一层，进去之后才发现是二层。由于层高极低，它很难让人觉得它已从泥土中凸现出来，如果我们站在远处、或者从空中看它，它其实只是泥土皮肤上的一个疤。房屋的结构呈“品”字形，坐北朝南，由南边的大门进去，是堂屋，左边是火塘，右边是灶，正前方的隔墙下摆一张供桌。隔墙左右各开一门，左边是杨长寿夫妇的卧室，右边则是猪厩。二楼上一般都不作任何隔分，杨树地板之上就一屋大的空间，堆粮食、煤炭和形形色色的杂物。四角上，除了一角被楼梯征用外，都是孩子们的地铺。

与许许多多的房屋不同，杨长寿家的房子，除了二楼上正南方的墙壁上辟有一铁锅大小的窗子外，其他地方一个窗子也没有。他们的卧室没有，猪厩也没有，火塘边也没有，黑暗是理所当然的，像在地下，在大地的胸膛里。蚂蚁、臭虫、蚯蚓、老鼠、苍蝇、蚊子，为什么也喜欢把它作为家，这也就不再是谁的意志，纯粹是由人虫相通的命运所决定。

暗处有暗处的好处。有光的地方，就有艰辛的、无止无休的劳作，就有风、雨、霜、雪，就有单刀直入的、面对面的仇与恨，就有摆脱不掉的、鬼魅般附体的阴影，而暗处，更多的是家人的肌肤，不一定丰盛但能充饥的饭菜，性爱和生育，世界被一堵堵不透风和光的墙隔在外面，人就可以卷起身体好好睡眠。

……

杨长寿夫妇一生育有三男一女。他们把整整60年的岁月都关闭在村庄里，也就是说，自其父母将这床空下来，于冥冥中交给他们，他们便没有离开过这张床。不用点灯，有电了，他们也没在卧室中拉上电线，手一摸，脚一探，任凭身体怎么散架，他们都能不碰响任何东西便躺到了床上，丈夫找枕头，妻子找丈夫的胸膛，两人同时找梦乡。扣在一起的身体，由孔武、圆润，慢慢地都松弛了，变薄了，缺少激越的立体感了。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他们的耳朵依然听得见老鼠走路的声音，甚至可以听见墙外的细雨和蔬菜叶在风中摇晃的声音。对了，隔着一堵墙，另一房间是猪厩，如果半夜，猪的肚子响，长嘴不停地拱槽，次日，他们一定会责骂儿女，因为儿女没让猪吃饱；如果猪厩里发出脚踩泥泞之声，他们就知道，猪的垫草不够了，猪厩太湿了，第二天必然就会吩咐子女给猪抱上几堆干草；如果猪开始哼膘，他们就明白猪真的肥了，夫妇俩就会在哼膘的美妙音乐中睡得更踏实。人一代代替换，猪一年年换茬，杨长寿夫妇聆听过多少猪的身体语言，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有时，两人会聊几句：“唉，那头喜欢在隔墙上擦痒的猪，后来是卖掉的还是做了年猪？”“噢，你说的是大儿子出生那年养的那头，唉，那头猪多肥啊，可惜被卖掉了。”

更多的时候，与这张床有关的人们，有着近乎于无知的沉默！

周大爷守夜处

秋天是冲着植物而来的。玉米要黄，稻子要黄，瓜果要黄，就连不是食物的小草、杨树和梧桐也要黄，它们刚想黄，有了点黄起来的意思，秋天就来了。先来的是秋风，它侧着身子，挤进阳光的队伍，把随身携带的冷空气传染给阳光，并拼尽全力把阳光的直线撞击为曲线。这样一来，阳光就变得像波浪一样了，仿佛被操纵了似的，一方面用自己的炽热继续抽汲所照之物体内的水分，以相悖于身份的方式成为水的磁场；另一方面，它开始广袤无边地使用肢体语言，事事躬亲，由上而下，绵密地翻弄天下画卷，手到之处，犹如魔法，让世间万物无一缺漏地自己为自己弹奏，敲响自己身体的琴键，拉断自己的弦……之后，秋意便无孔不入了。可爱的玉米，召集起身体中的老残之兵，打鼓敲锣，狂乱的鼓点，破败的锣声，震得自己浑身向内收缩，到了极限，嘎的一声停下，便枯了。稻子与玉米不同，稻子的每一根谷穗都组织了黄灿灿的唱诗班，它们彼此为对方而唱，同时又形成了同声、同韵、同调的大合唱，声音的方向暗示万物：天堂就要到了，是把肉身递给人类之胃的时候了。

暮色四合，大地留有一个小小的窗扉——周大爷先是把铁杖放在一个冰冷的石头上，接着点亮了马灯。护秋的土屋子很狭窄，而且湿气很重。床铺是用杨树木搭成的，离地只有5寸。5寸高的空间，是土屋子里最冷最暗的地方，放着几颗发瘪的洋芋和几个青色的玉米棒子，以及一双布鞋和一双胶鞋。床铺上铺了稻草，去年的稻草，稻草上的那床毯子非常旧了，有几个漏洞。被子才洗过，散发着太阳味，被面那大朵大朵开放的艳丽牡丹，一朵和另一朵之间，不是绿色的牡丹叶或者结结巴巴的牡丹枝，是黑颜色的补丁，补丁所用的布料，曾在周大爷的外套上出现过。马灯亮起来，我们就可以将一身黑衣的周大爷看得更清楚些。这个看护着同样辽阔丰厚的秋天夜晚的老人，他的毛发全白了，整个脑袋，如果动用修辞格，那就像一块周身凸凹、落了秋霜的石头，就连毛发，给人的印象，没一处是柔软的。身体，他的身体，和所有乡下老人没什么区别，所有的骨头都在外力和内力的撞击过程中变弯了，外面的皮，有机会形成皱折，却很难包住骨头，不安分的骨头，受苦人的骨头，似乎时刻都想戳穿受够了苦的皮……屋外的蛙声有些稀疏了，秋虫的翅膀也不像上个月那样有劲了，它们大都把身子贴在稻茎和草茎上，想获取一些最后的温暖，所以叫声很尖、很湿，而且易碎。

世界有一种表面上的安静。黑衣人周大爷置身其间，像一只虫子，他的呼吸和咳嗽声几乎可以等于零。

蚱蜢，支撑起带齿的长腿，飞不动了，但它还是想再看看黄灿灿的田野。这些构成自己生之天堂的谷禾，它用生命见证了它们的成长史：从青苗到扬花受粉再到大腹如鼓；从细到粗；从羸弱到亭亭玉立再到风韵无极；从底线到极限；从生到死……它多爱谷禾啊，甚至爱上了它们的未来。未来？谷穗与谷秆被分开，谷穗被叫做粮食，谷秆则被叫做草。可对蚱蜢来说，谷穗和草，粮食和草垛，又有什么区别呢？粮仓像宫殿，草垛何尝不是金字塔？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它或飞行于空中，或站在谷穗顶端，或蛰伏于田埂边的草丛，翅膀染上了一层厚厚的花粉，耳朵装满了谷禾怀胎时的躁动，眼睛里全是最美最动人的颜色！它们多么让人怀念，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一定腾空心胸，哪怕只带走一颗谷粒！重来？一切都重来？自己还愿意与蝴蝶成为密友，再不跟它们比美，彼此结伴，好好走一程。麻雀的确视自己为充饥的对象，为了躲开它们乌云般下扑的庞大身躯，哪一片青草和谷禾没变成过自己的避难所呢？可现在真的觉得它们太亲切了，它们飞翔的姿态，视天空为家的伟大心胸，把远处的大树当成驿栈的神灵般的风采，噢，还有什么物种可以攀比的呢？对了，还有蛇、泥鳅和鲫鱼，还有七星瓢虫，还有蚂蚁和青蛙，它们都去哪儿了呢？自己还在这儿劳神地等着，它们怎么可以一声招呼也不打，自顾自地就走了？可又能走到哪儿去呢。如此宽不着边的世界，除了泥土，谁又会收留它们呢？有上一代人在，生是隆重的仪典，现在，一切都开始散失，谁都孤身一人，这死却变成了就地凋零，一堆小小的骨架，关节全脱开，紧贴于地，无风时，真的像朵花，可一旦有风，就什么也没了，唉……

每天晚上，周大爷都要在护秋屋里坐上一阵，吸一袋烟，之后，在屋子外的一小块空地上，于现有的灰烬上，燃一堆篝火，然后才提起马灯，操着铁杖，躬腰巡察于田野。偷稻人十年难遇一个，但周大爷的心中始终有一党贼潜伏着，很显然，只要谁的脑袋刚伸进秋天的夜晚，他肯定就会一杖打下去。不是他对稻谷怀着神化了的情感，相反，他的叹息多数都出于稻谷之累，无休无止、年年反复的累。什么是他的光阴，什么是他的血？他的光阴和血，一年年都被谷粒平均地瓜分着。真的不好统计，从这田里生长并被割走的谷粒，几十年来，究竟有了多少粒，一粒，按平均数，究竟吸纳了周大爷的多少毫克光阴和血？数据肯定是小数据，但肯定存在着。以周大爷的身躯来看，高不过1.6米，重不足百斤，葬他，一丈之土已经足够空荡，但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周大爷身体几十年来绵绵不断的付出是否可以测量，那每一粒谷子中瓜分了的周大爷又是否可以分析出来！

夜，一如既往的黑，周大爷手提的马灯，像天地间唯一的萤火虫……灯是周大爷的肉，周大爷是黑夜的肉。是肉，不是魂。

磨镰刀的声音，如果只有一双手死死按住一把镰刀往磨石上蹭，它应该是寂静的，嚯，嚯，嚯……但天下都在磨镰刀，每一户人家门口至少有3个男人在磨镰刀，每一条河流上都蹲满了磨镰刀的人，那是一种什么声音？

天下的打谷场都腾空了。

天下的粮仓都空了。

田野也想，空了。

空了的田野上只剩下了那间护秋的土屋子。对周大爷来说，这是本年秋天的最后一夜。像往年一样，他天一黑便把被褥用绳子绑结实了，用铁杖撬着，斜靠在墙上。今夜，他不睡，不点马灯，不燃篝火，就枯坐。特意买来的一壶酒，就枯喝，喝到天亮，还剩半壶。也有那么几年，身子骨还硬，到半夜，酒就没了，周大爷便蹿到空田中央，对着黑夜唱：“金色的稻浪收光光，白白的月色像秋霜；谷茬刺脚我不喊，天是被来地是床。”歌词没什么意思，声调却让人听了心里有些发毛，平生出许多疼痛。也许，他希望有一个秋天就够了，用不着轮回。但随着轮回的不可更改，他又会因为一个秋天的走掉而若有所失。

周大爷坐在夜里，两耳依然竖着。

村里人送葬处

一条沙沟，距村庄两公里左右。沙沟和村庄之间的红土路，坑坑洼洼，雨天留下的牛羊蹄印、人的脚印，天晴了也还在。路的两边，一边栽着垂柳，另一边有一排苍老的核桃树。垂柳和核桃树一样的多毒虫，毒虫常常从树上掉下，或被风吹下，满路都是。路很直（不像乡间的其他路总是弯弯曲曲），而且宽敞，站在村头的路中央往西望，它于树丛之中直直往上翘，到了沙沟，才升到一片高地之上，再伸展，便抵达了陡然隆起的狮子山。狮子山的海拔高度是多少，村里没人知道，它像一个几千米高的屏风，稳稳地顿在那儿。其阳面正对着村庄，一片斜坡，六十度左右，上面有一片坟地，坟墓的数量，远远多于村庄里的人数。每天，太阳一出来，首先照着的就是坟地，墓碑上镶嵌的小圆镜，也总能把太阳的红光变成白光，闪闪发亮，让村庄里许多往西走或往西看的人们，很难把眼睛彻底、自然地睁开。它们俯视的角度太逼人了，像祖先还端坐于上，而且目光灼灼。

沙沟是村庄与坟地的分界点，隐形的界碑立于每个人心中。村里死了人，纸钱是白鸟，上下翻飞；幡是杨树，风一过，便哗哗地响；哭声，先是尖厉而高飘，带着撕裂东西的力量和哀恸，之后，变成抽噎了，最后，则成了心在哭。祭礼很繁琐，由肉而灵、由苦世到极乐的超度更不可能有什么捷径，一一铺开，规模大于一次秋收。只有守灵时的孝歌和跳鼓，因其以乐致哀的品质而流水线一样产生笑声，而且是大笑、狂笑、抱着肚子笑，笑出泪来才能止住。送葬那天，亲人披麻戴孝，邻居吁嘘不已，从红土路往西送，送到沙沟，放一阵鞭炮，便得原路返回，剩16个抬棺人继续西去。“沙沟长啊，沙沟高，过了沙沟呀，生命到尽头；唉呀呀，哪个死人能回首；唉呀呀，哪个活人不过沙沟沟……”村里的一个牧羊人，他常赶着羊群上狮子山，这首山歌他几乎天天都唱。

恐惧和焦虑从来都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它们存在着。一条沙沟横卧在那儿，像道坎，像生命的阴面和阳面的分水岭，你能忽视它么，不能。在我记忆的仓库中，天空是打开的，田野是打开的，河流、植物、甚至沙沟都是打开的，不管是谁，它都有一个向我张开的怀抱。在这怀抱中，我结识了小鸟、蝴蝶、青草、野花、鱼群、鲜艳或暗淡的沙砾、沉默或大叫的虫类……它们给予我的，不止于乐趣，更重要的或许是让我知道了我与它们的关系。作为一个自然之子，一只羊羔和牛犊的同伴，那时，我常去沙沟，类似于来往于两界的牧羊人之子。沙沟其实跟其他沟渠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一样的流着溪水，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它的河床就是道路，一条没有脚印的道路，沙砾组成的河床，发紧、发硬，是一个整体，水在上面平整地流，不会泄漏。人行其上，水至脚背，起脚下脚，水花四溅。这水来自狮子山的龙潭，比其他水稍清稍凉。尽管人们在心中都把这水视如净水，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用它浇沟缝中深藏的蟋蟀，洗沟沿上遍长的栽秧果和火把果。夏天，我还会脱光衣服，把身体平贴在河床上，或背贴河床。小小的年纪，我便知道，当男人展开身体，身体不是一个“大”字，而是“太”字。以胸贴着河床，脸沉于水中时，我是个沉默的孩子，我没有半点愿望想去弄清道路为什么要置于河床之上，人过此地时，脚印为什么要洗掉；如果我背贴河床时，我则是个快乐的孩子，阳光在飞，白云在飘，沟两边的荆棘丛里有蚱蜢在跳，我眼中有世界，世界很丰富！有一回，几个邻村的小姐姐从那儿路过，我故意闭上双眼，屁股上抬，把小鸡鸡更加的突出出来，几个小姐姐不叫不骂，捧几捧灰，埋了我的小鸡鸡。我吓得翻身而起，抱起沟埂上的衣服就往村里跑，她们在背后大笑，笑声清脆极了。

常去沙沟，我与唱歌的牧羊人关系很铁，但也挨了母亲的几顿臭骂，父亲的几顿毒打。有几次，我患重病，发高烧，说胡话，父母都去请了巫婆，不知疲倦地在我身上捉鬼，而且每次都少不了去到沙沟，脚踩水波，给我喊魂。但过了，我又去，一样地脱光衣服，背贴河床躺在那儿，有时脚朝东，看见村庄，有时脚朝西，看见狮子山上的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