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把鬼变成人

这里把鬼变成人

◎文/李宏林 Text by Li Honglin

如何对待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战犯，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是以牙还牙，还是感化改造？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和强大的自信，将一个个杀人魔鬼重新改造成了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武装战场上取得最终胜利。在其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被押上断头台，另一方面，60余万日军俘虏中一部分被苏联政府判刑监禁，更多的日军则被苏联政府于境内边远地区施以劳动改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彰显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政府筛选出969名在中国作恶多端的乙、丙级战犯交由中国政府关押和审判。1950年7月19日，苏联红军于绥芬河将这批战犯交由中国政府处置。苏方代表一再叮嘱，这些战犯顽固不化，需以镇压手段对付他们。

仇恨与胸怀

如何对待这些日本战犯，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议题。

这969名日本战犯，每个人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按常理，杀他们一百遍也难解心头大恨。但是党中央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出发去观察和考虑问题，作出一项非常规的战略性决策：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改造，把他们由鬼变成人，从中国人民的敌人变成朋友，期待他们将来为中日友好做出应有的贡献。毛泽东说：“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下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周恩来向东北战犯管理部门传达指示，要让日本战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对破我山河、杀我父兄的仇敌报以如此宽大的胸怀，无疑树立起了一座人类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新高峰。

战犯们被收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难怪苏联方面一再提示要采取镇压手段，从入监那天开始，日本战犯们就不断地找出各种借口无理取闹，抗拒改造，管教人员不得不加强武装戒备。另一方面，国仇家恨涌在一起，有时管教人员也会出现极端状况，曾有一位厨师意外撞见杀害他父兄的日军旅长，他操起菜刀撵得旅长抱头逃窜，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

这些状况传到周恩来的耳朵里，他很理解大家心中的仇恨，知道许多人尚不理解中央做出的改造战犯的决策，他给战犯管理部门下达了八字指示：“心系大局，受气不叫”。改造日本战犯，这是从武装战场转向和平时期的一场敌我心理大战，思想改造比战场上的武装斗争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周总理期待大家一定打好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充满信心地说：“二十年后，大家必定会看到今天政策的成果。”

随之，中央做出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的决定，以利于改造。

一、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

二、保障生活条件，物质供应相当于中等水平；

三、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情感的力量

战犯们的第一次闹监是关于吃饭问题。建国初期，物质条件较差，每天供给日本战犯们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引起战犯们的抗议，他们以日本人不吃高粱米为由，要求吃大米，一些强硬分子甚至以绝食威胁战犯管理所。东北公安部把战犯们的要求反映到中央，周恩来直接通过电话传达中央做出的决定：“尊重日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在生活上优待他们，发挥物质变精神的演化效力。”周恩来借鉴国际惯例，参照中国供给制标准，亲笔点定战犯的每日三餐，分立小灶、中灶、大灶三个灶房，按战犯级别确立不同的伙食标准，三个灶都以细粮供应为主，落实在菜谱上：大米干饭、馒头、花卷、面包、面条、鸡蛋、牛奶、肉肠、水饺、汤圆、月饼、水果、饼干等，小灶每餐四菜一汤。

生活上的优待举措，令战犯们又震惊又感动。战犯中两个级别最高的文职将军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他们都曾先后出任伪满洲政府总务厅长官，也就是直接控制溥仪的“太上皇”，东北三省的物质资源曾被他们源源不断地亲手掠夺到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能给日本战犯供应大米白面，无疑是旷世善举。他们在感慨中开始认真学习战犯管理所提供的各种书籍，认识自己的罪行。古海忠之是在押战犯的首领之一，而他却成为战犯中最先认真接受改造的典型。

虽然日本战犯与管教人员分别在自己的餐厅就餐，但是日子长了，管教人员吃些什么他们还是会发现。当他们知道所长和工作人员都在吃粗粮的时候，有些战犯羞愧难当，提出减少对自己的细粮供应。管理所把战犯们的建议上报，中央政府得知情况后，意识到所执行的人道主义政策已经显露成效，所以重申：“三个保障” 不能改变！于是这种待遇延续了14年，直到最后一名日本战犯被释放为止。

为了贯彻“一个不跑，一个不死”的改造方针，一方面要做好战犯们的思想工作，加深加快他们的认罪悔罪进程，另一方面还要保障他们的身体状况。在落实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过程中，管理所做了大量工作。抚顺矿务局医院和抚顺市医院，当地两家最好的医院，都成了日本战犯的医疗定点单位。为了掌握每名战犯的身体状况，两家医院曾对969名战犯进行身体检查，这也是抚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集体体检行动。有一些患梅毒的战犯一直耻于透露自己的病情，直到这次体检才被发现，生命才得到挽救。在体检中还查出多名结核病患者，治疗这种病需用青霉素等当时的贵重药物。那时候，青霉素刚由美国研制出不久，抚顺市的医院根本没办法拿到。这个问题又被提交到中央政府，周总理亲自特批，用外汇从香港购进。经过医院的精心医治和管理所医护人员的细心护理，所有此类患者都被治愈，恢复了身体健康。

武部六藏年岁较大，体质衰弱，进入管理所不久便半身瘫痪。医院为他提供了高水平的治疗，管理所为他配备了专门护理人员，一直到他被释放归国。武部六藏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罪重、病重的老人，竟然能捱过牢狱里的岁月，竟然还能回到生他的土地，看到自己的亲人。

这是一组当年的日本战犯医疗数据：

1951年初，患肺结核的战犯共189人，到1953年，全部治愈。

1951年到1964年，共为450名战犯镶了新牙。

1951年到1964年，稳定瘫痪患者8人，治愈性病患者253人。

战犯永富博之，是镶牙最多的一个，这种治疗不仅免去他长期牙痛的痛苦，还解决了他咀嚼上的难题。镶了牙之后，他泪流满面，十年前的一次扫荡中，他曾把一个中国农民的牙齿全部打掉，又将他杀害。“中国人给我这吃人的野兽镶上了牙，怎能不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怎能不使我感激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待，我一定要彻底认罪，重新做人！”

强者才有资格伸出友谊之手

大和民族自古就崇尚武力。战犯们在苏联关押期间，劳动强度大，饮食条件差，但是他们不敢恣意反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苏联红军直接打败的，他们屈服于武力强者，恐惧苏联的威力。而他们眼中的中国，是软弱的，是无能的，他们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中国人，所以在关押期间敢反抗，敢闹监。1951年朝鲜战争暴发，有些战犯喜出望外，认为中国参战必败，一个个蠢蠢欲动，有的预谋越狱，有的等待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进入中国，解救他们。他们每天异常关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万万不相信毛泽东所说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过鸭绿江就把“联合国军”推回三八线，中国军队的勇敢善战，令他们无比惊愕，他们的幻想也彻底破灭。这时他们才明白，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锤炼出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这样一个并不缺乏实力的国家，对战犯们却展现出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令他们心服口服。

1955年末，临近日本战犯审判时，周恩来在中南海做出指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对战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956年6月到8月，中国政府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共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分三次进行宣判。在这些战犯中，只有45名罪行严重者被判刑，刑期从1945年被俘之日算起，一日抵一日。其中最短的只需再关押一年。其余1017人不予起诉，宣判之后即可返送回国。这一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宣判，在战犯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战犯们在法庭上集体下跪，痛哭着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随后管理所向每个被遣返人员发放了路费，并制作了新衣帽。他们从天津踏上兴安丸轮船，当年的仇敌，唱着友谊之歌，惜别之歌，漂洋过海回到他们的故乡。

这些回归者，回到日本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犯有罪行的人，站在人道的反省立场上，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和日中友好为目的。”从1957年成立之日起，中归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集会、出访、演讲、出书，宣传中日友好，反对战争，成为日本国内与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的中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中归联的成员都已离世，而今，他们的子孙继续举起中归联的旗帜，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每年都来中国访问，为维护中日世世代代友好顽强地战斗下去。周恩来 “二十年后”的预言，言犹在耳，气象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