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导引

蔡毅

在今天，任何一个想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现状做出评判的人都会面临着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巨大困难：谁都难以把握，谁也无法说清。现状的变动实在是太大太快太复杂，以至于你在说甲时，就会忽略乙;在说丙时，又会掩盖了丁，挂一漏万，左右为难的困窘根本无法避免，在考验着每一个评论者的眼光、见识、良知与智慧。大一统的局面已裂变为无数的多元碎片，绝对真理已分崩为许多具有相对性的真理，让人莫衷一是，顾此失彼。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说出的话能一语中的，无懈可击？但尽管如此，只要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仍是可贵和有意义的。让我们就试着来讲述一些自己所能理解和把握的特征。

一、“大时代”与“小时代”

用这种自相矛盾两极分化的话语来做标题，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应对之举。没办法，或许只有如此，才能照顾全面，不致偏于一隅。因为面对时代、世界、社会之类的庞然大物，个人难免气虚心怯，只能盲人摸象般地局部感知，而很难全盘理性地条分缕析。

先来说“大时代”。当今之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不断涌现，尤其是全球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使得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和每个行业的面貌都日新月异，变化与创新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人们可以尽情享受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与多种便利。躬逢盛世，有人认为我们面对的时代：“是熔铸了几代人的希冀与梦想、蕴含着无限可能性与生机的时代。这一时代为文学艺术提供的历史厚度和深刻内涵，超越了任何既往。”[1]有人豪情万丈地表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什么‘小时代‘轻时代，而是一个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壮阔时代，是一个标新立异、变革深刻的非凡时代，是一个人人出彩、奋发奋进的英雄时代。当前，13亿中华儿女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今天躬逢的，是三千年未有的大时代。……大时代是文艺家的好时代，也是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大时代需要与之相称的大作品……在这样一个昂扬向上、充满激情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既要诗情画意，更要真心诚意;既要铺天盖地，更要顶天立地。”[2]此类概括，应该说是有眼光有气魄，说出了当前时代的某些重要特征。

当今中国，要说好的方面，那是很容易就数出许多令人信服的事例，展现出一派姹紫嫣红的风光。诸如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飞跃，成功跻身于世界经济第二大体，民众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改观。近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活跃程度、深刻程度和与时俱进，都是有目共睹，不能忽视的。反腐倡廉赢得民心，法治建设正在逐渐推进，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思想解放，文学活动众多，各种精神向度的创作异彩纷呈，迎来了较好的文学生态。莫言于2012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最荣耀的作家。成功让他变成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标志性的符号，也结束了中国文学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一位获奖者的被动局面。“充分说明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度正在不断增强。”[3]中国当代文学借助网络和新兴科技手段，其产量如江似海一日千里，长篇小说每年三五千部的产量，一年就超过上世纪三五十年的产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中国那么多的专业作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中国那么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报纸刊物。时代替作家诗人们提供了广大的空间与宽敞的道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才华有本领的人自可大展身手。

再来说“小时代”。刚开始听到“小时代”这种说法时，我是颇感新鲜并觉得有些刺耳的，但是当看到郭敬明拍的电影《小时代》，我又觉得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出现了，它强调和表述了一种过去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状况，能传达出某种前所未有的感知、体验与心态，值得重视与思索。

当我们说自己身处一个风雷激荡变化万千的“大时代”时，关注的是整体的时代环境与特征，强调的是时代对人们的影响和操控。时代左右着每一个人，人们很难脱离时代去为所欲为，反过来每个人也就应为时代出力，对时代负责。但说“小时代”呢，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即我基本不管时代如何呼啸向前喧嚣迅疾，只管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天地，它强调了个体的感受、喜好与选择，那就是可以“脱离大时代，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进程的主轴，在琐屑的生活细节里头，在肤浅的感情交错里头，流逝他们的岁月。”[4] 自得其乐地陶醉于自己的感受与活法，追求精致、温柔、格调和个人的幸福。“小时代”的问世与强调，能拓展个人自由生活的空间，丰富个人生命的内容，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叛逆，是个人权利的回归。

大时代的判断没有错，小时代的提法也颇有创意。大时代与小时代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差别只在它们着眼点不同，观察思考的范围、层次、现象与特征不同。从相互关系来说，大时代着眼的是总体，小时代反映的是局部或某个侧面;“小时代”是构成“大时代”的源头活水与基础，没有小就形不成大，没有小，大就会空洞不充实;“大时代”是众多“小时代”的汇聚叠加与提炼，光有小没有大也成不了气候，造不出影响。它们各自的地位、功能和价值意义并不相同，但都共同生长，不可或缺又互为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对立、冲突、交叉、互动乃至角色转换的张力关系。

过去我们一直偏重于强调推崇“大”而鄙视和冷落“小”，似乎一切都是大才好，大才值得追求，越大就越高明，越革命，越进步。于是，凡做计划订指标，写文章喊口号，无不向着“高、大、全”看齐，无不赛着比胆量，比理想，比激情。在盲目崇大崇高一边倒的状态下，小便日益遭批判，受贬黜，灰头土脸，无人问津。崇大抑小的结果往往是一热一冷，轻重失衡，比例失调，一直难以协调、均衡地健康发展。其实，大与小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与之相关，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称呼与评判也一直处于一种既相斥又相容，既互动又互文，既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的状态之中。小时代若与大时代脱钩，独自逍遥，那会流于孤芳自赏，狭窄自闭。大时代若遗忘或否定小时代，则会大而无当，虚空无物。“大时代”与“小时代”共生并举，既体现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宽容全面，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更大包容。

在大时代里，文学可以慷慨高歌，展现时代风云、历史变迁，用宏阔的大视野，大思路、大规划、大动作、大手笔书写宇宙、世界和社会，对存在进行意义和价值的探索，为时代提供新的美学风格，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能源，为民族灵魂的净化提供渠道，创造新的想象世界，对当代生活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发挥文学对民众精神的引领、激励与启迪作用。

在小时代里，文学可以深情款款浅吟低唱，关注清风朗月小桥流水，描写少男少女，书写粉丝文化消费现象;展现香车宝马、豪宅名牌，追求精雕细刻、精致温暖生活，陶醉个人世界。尤其是当文学进入微时代，随着微媒体——博客、微博、微信、微视和微文艺（微电影、微动漫）等的流行，信息的传播方式日益快速便捷，并渐趋微小和碎片化，个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逐渐凸显，意见的表达日益个人化、人性化，因此关注个体间的差异，每个人之不同需求，以及瞬间的情绪和感受，就显得特别重要。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强调大和大时代时，一定要摒弃贪大求全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不切实际的“高大全”、“假大空”，防止短期内就想大见成效的浮躁放纵，减少有可能带来大折腾、大倒退和大失败。强调小及小时代时，必须力戒脱离时代的孤芳自赏，忘却世界的自我膨胀，倘只会沉溺于个人的安乐窝，咀嚼个人悲欢而遗忘时代民生，那小就卑微可耻，无可救药。

谈大论小，自然就会想到文坛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大我”、“小我”、“宏大叙事”、“渺小叙事”、“个人叙事”、“个人史”、“社会史”等等相关问题。从过去强调文艺要写代表时代、阶级和社会代言人的“大我”，到现今许多人鼓吹只写纯粹的“小我”，中国文学走过一条既艰辛曲折又迷茫重重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末，受西方后现代和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个体愿望、个人存在与发展成了主要话语，久被压抑的“小我“成了“大我”的解构者。虽然个人的差异和复杂性能给文学提供无限表达的叙述空间，但过于个人化、私人化的创作也会排斥广泛的大众阅读，消解社会道德，冲淡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愿景。当小资、中产成为时尚，“社会化叙事”转向“私人化写作”，很多人崇尚“零度叙事”，拒绝崇高、回避理想，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诗、非逻辑、非理性、情绪化、碎片化、荒诞梦呓便大行其道，放纵、颓废、堕落也随之而来，喧嚷吵闹的文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由于缺乏对世界、时代和社会、人生的关注，盘恒在个人狭小局促的空间，热衷表现“小事物、小感受、小心情、小趣味”，总是咀嚼和把玩一己悲欢，遂使创作滑向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泥淖，平庸、乏味，缺乏大境界、大格局、大气魄，中国文学大有进入“小时代”“轻时代”和“娱乐狂欢时代”的趋势。

回首往事，只重大我，一味强调大推崇大，曾使我们的文坛充斥不食人间烟火，缺少七情六欲、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英雄”斗士，出现大话连篇，空洞无物之弊;只重小我，一味强调小，又使现今的文坛，小情感、小感触、小哀愁、杯水风波、一地鸡毛泛滥，病态柔弱琐细。两者都不免偏执偏颇，局限一隅。显然，无论是崇大抑小或是崇小贬大，单一都会单调单薄，偏重便会倾斜歪曲，认知的狭隘是非常害人的，最终会导致作品与人物的无法支撑与立足。

稍加分析，“大我”强调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关心国计民生的个人，“大我”关注社会问题、公共生活、公众话题，容易上升到普度众生的“大爱”境界。小我自爱，“小我”关心一己利益、个体生活、个人话题。“小我”注重的是个人的独特爱好感受，独特尊严权益。大小结合，大小兼顾，才能平稳发展，平衡向前。大要向外拓，去扩展物质空间、心智空间;小则向内转，去寻求更幽微的感受，更细致的情思。大须加密，大要向小具体与做实;小须扩容，要向大扩展延伸。大须与大视野、大风骨、大气度相连，小须与颓废、苍白、委琐的气质绝缘。大要能扫瞄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文化变迁与世道人心，大要有一往无前的豪情，所向披靡的气概;小要有探究幽微的执着，深入毫芒的细致。抓大弃小不对，抓小弃大更不好。无论大小皆应有对人、时代和社会的深入体察和持久关注，皆要“不合众嚣，独具我见”，两者互补结合，大小溶合刚柔相济，使 “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 汉·扬雄《解嘲》语）才能展翅高飞。

诗人康华平在《借我一双慧眼》中表达：“突破狭小的自我和空间，让幽闭的心自由舒展”。在《既然》诗中他又说：“既然生命属于伟大的祖国，就不能为狭隘的自我而生活”，“既然明了人生的短暂，何必在意无聊的恩怨”。这种超越小我，成就大我的态度非常好，体现的是诗人眼里不仅有自己，有小我;还有别人，有大我，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物。从有我到无我，他努力在把握世界万物与自我世界的关系、自我与非我的关系的基础上超越自我，在拥抱万物中使思想和诗的境界不断得以扩展和飞跃，具备这种宽广的胸怀是令人羡慕的，我们就应当向这种境界和方向迈进。

无论是将当今中国视为大时代或是小时代，都不能推卸每个人身上的责任，都应为时代的进步添砖加瓦，献智献力。因为文学之用途，小可以赏心悦目，怡情养性;大则利国利民，有助于世道人心。大我小我相融，则不论是风花雪月错彩镂金，或是嬉笑怒骂悲欢荣辱，都无不关乎家国世运，也无不与时代命脉息息相关。如此，文学才能向着引导和照亮生活世界，唤起人们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保护我们不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对现实的麻木，向着推动时代的目标前进。

二、“好得很”与“糟得很”

在物质丰富，信息发达，文化多元，变化无穷的当今，无论是文学或是许多社会现象，已经不大有共同一致的看法和观点，分化加剧，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各执一词，屡屡引起矛盾冲突反而成为一种常态。

以文学为例，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及其评价研究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闹领域。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今的文学状况，一直是作家们和评论界争论不休难以说清的问题。以王蒙、陈晓明、孟繁华为代表的人认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态度乐观，评价甚高。而李建军、肖鹰等人则持相反的批评、保留和怀疑态度，李建军指出：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需要的是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我们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5]肖鹰则从文学商业化、作家沉迷于技巧和自我复制、批评体制崩溃等诸多方面对陈晓明的观点给予了反驳。他们都针对那些被高度赞誉的作品提出质疑，对文坛现状不断提出尖锐批评，号召人们别盲目乐观，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保持谨慎理性的态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相互对峙，争论指斥，谁也无法说服谁。

在繁华与喧嚣并至，多元与困惑共存的时代，文学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悖谬现象：文学既自觉又迷失，既通达又自闭，创造冲动既高涨而又严重的底气不足，文学既空前繁荣又日渐衰落与边缘化。这一切统统不是单一的，而是交织纠结、矛盾复杂、多面共生，进步中有退化，发展中有衰落，使一言以蔽之——高度赞扬和全盘否定的说法完全失效，必须以复杂的多维多极思维才能分析看清。

先说“好得很”。全球化的普及，网络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国家、民族、文化的垄断与地域的阻隔，使文学插上翅膀，借助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向无限广阔的范围传播。只要作品内容独特、个性鲜明，优秀杰出，都有可能一夜走红，传遍全世界，谁也无法压制阻挡。近二十年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网络文学迅速勃兴普及。文学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扩大了创作的队伍和受众面，使文学创作实现了自由书写的梦想。在网络发表文章限制少，门坎低，自由活跃，传播又快捷高效，比之过去容易方便多了，已不局限于报刊杂志和书籍出版，而延伸至电脑电视、手机、个人博客、QQ空间、微信群等，都成为展示个人作品的平台。互联网技术正在重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人类的生活世界，它的无门坎、全民性，不仅破除了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度，颠覆了既定的文化价值观，而且冲击了原有的文化形态，使文学不再是少数精英才能参与的活动，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全民狂欢。海量的文艺作品、众多的艺术形态，提升了文学的表现力，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做到了过去梦寐以求的文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2014年又有阎连科荣获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欣慈的《三体》系列横空出世，入围星云奖决选，不仅在科幻界引起强烈关注，更在全民阅读中掀起一股“三体热”，使中国人的想象力和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打破了与外界隔绝状态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已从盲目地信奉和追随西方思潮中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打量世界，发出独特的声音。众多的作家们极大地焕发了聪明才智，投身创作，并以积极而平等的姿态与国际文学界展开广泛交流，使“中国写作”“中国经验”受到重视，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文学正在大步迈进，积极跻身世界主流文学队伍。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感到：当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创造机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只有人不敢想、不愿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人们做不到的。

最明显可见的是，摆脱了政治束缚与阶级斗争的文学已回归常态，出版发达，刊物众多，活动频繁，文坛嘈杂而充满活力。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文学涵盖面的扩展，创作队伍规模的扩大，再加上市场推动下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各种精神向度的写作异彩纷呈，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时期。当今的中国文坛，一片欣欣向荣、呈现非常斑斓、繁复、多元的形态。

再来说“糟得很”。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进入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加速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GDP的腾飞，使物质增多、财富“崛起”，同时也唤醒了全民强烈的财富追求意识、发家致富意识，拜金主义意气风发，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统辖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无聊和荒谬成为主要的时代精神特征之一，人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一片“废墟”。社会出现文化断裂、伦理崩塌、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等多种问题。物欲膨胀，使人们陷入道德失范、价值缺失、精神贫瘠的困境，从而导致劣根性凸显，或迷信盲从，困顿不安;或浅薄平庸、飘荡无根。摆脱了政治束缚的文学，很快又投入经济的怀抱，它丧魂失魄六神无主，东倒西歪步履踉跄。许多作家面对商品经济大潮，面对攀龙附凤嫌贫爱富的市场心旌摇荡目迷五色，既丧失了对社会阴暗面批判的勇气，失去了内心的定力与宁静，也放弃了应有的原则与操守，或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钻入故纸堆，去书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转而投身加入流行文化大潮，什么时髦写什么，什么好卖售什么，丝毫不顾及任何的规矩、法度，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畅销、码洋多寡论英雄，以娱乐打天下，中国文学大有进入“娱乐狂欢时代”的趋势，伪文艺大行其道。出版发表作品的类型、数量花样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量大质差，大量的篇章被矫情和平庸所充斥，卑琐化、平面化、空心化、同质化、游戏化甚至工具化的现象，使许多作品苍白乏力，文字泛滥而文学贬值。从直观现象上看，文学似乎繁荣昌盛，实则是注水似的虚肥。技巧代替了激情，智力代替了精神，语言代替了思想，世俗情怀取代庄严崇高，正义、信念、理想遭调侃与颠覆，以丑为美、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大行其道，英雄主义褪色退隐，忠诚和真理被某些人视为过时的笑料，许多时髦或媚俗的东西，在刺激感官，诱惑视觉，污染心灵，瓦解着人们健康成长的环境。更有不少文学作品，流于粗俗淫秽，颠倒价值、欣赏荒诞、丑陋，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显现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价值迷茫等突出特征。

文学出现多种败相，既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也标志着公众文化素质的普遍下降，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韩少功曾痛心指出：“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6] 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更是将当代中国文学贬得一塌糊涂，引起文坛的轩然大波和持续争论。“垃圾论”既遭到很多人的猛烈阻击，也获得不少人的深为赞同。批评家杨光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变态的，畸形的，不健康的，有病毒的，而中国当代作家也大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们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摇摆，人格分裂，趣味混乱，没有定力，水上浮萍。阅读和研究这样的文字，也是很容易中毒的，很容易把自己掉进去。”[7]作家熊召政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演讲时说到：文学艺术优良的传统正在削弱，在被抛弃，“伟大的经典有时会遭遇解构和冷落，甚至蒙上了灰尘;美好的文学传统有时也面临着遮蔽、断裂和挑战。‘娱乐至死的风气正在席卷着全球。精神的分量日益轻薄，感情的滋味愈发寡淡，华而不实、浮而不定的物质享乐风气，也正在侵蚀着我们高贵的文学艺术传统……”[8]“当代文学的致命软肋，就是无法给读者提供超凡拔俗的生命境界、强悍的自由意志和绚烂的艺术力量。我们有的只是苟且的小抚慰、小悲欢和装模作样地假宏大、假悲壮。这个问题，今天依然严重，这也是中国文学无法树立真正主体性的重要心理障碍。”[9]此类评议，皆是有感而发，有明确针对性，值得特别重视的。

病相重重，吊诡莫名，好得很与糟得很两极分化的情形，让人不由自主就会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段诞生于二百多年前的话屡屡被现今的人们提起引用，加上李敖说的“形势大好，人心大坏”，都表明我们现今面对的现实确实是好坏杂糅，正邪混合，根本不能用简单思维来对待。

倘若说狄更斯的话还略显抽象，距离当今时代也太遥远，那么2014年10月阎连科在接受卡夫卡文学奖时说的话就更贴近当今现实。他说：“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遇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现实和世界;从来没有相遇过，在如此丰富、荒谬、怪异的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传奇和故事——超现实的最日常;最真实的最灰暗。没有一个历史阶段，东方的中国，能像当下这样，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又有着无处不在的遮蔽、阴影和模糊。”“我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人类的常情与常理。人类用数千年建立起来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正在那阔大、古老的土地上，解体、崩溃和消散，一如法律的准绳，正沦为孩童游戏中的跳绳和皮筋。”社会纷乱而变化激烈，这个时代确实让人觉得有时充满无限光明和希望，有时又让人陷入无限的黑暗和绝望。当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横扫一切，价值判断、责任担当、道德考量都被抛诸脑后，眼前利益成为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你所做的一切，只要不与实际利益挂钩，你就是一个白痴或笨蛋。

置身于当下多元多变的文化语境中，想要准确把握时代和社会变得日益艰难，想要准确说清现今时段中国文学的特征、风貌、成绩与问题也非常不容易。渐趋碎片化的生活导致认知、思想和审美观点支离破碎，只要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14年《亲爱的》《心花路放》一大批国产电影问世，放映结果是浅薄搞笑的《心花路放》远超其它所有电影一枝独秀，票房遥遥领先，突破十多亿元，成为年度冠军。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失恋者与他的朋友为摆脱思想困境走上公路，想去达到一千公里有一千个美女在等待着他们的艳遇，飘散着荷尔蒙气息，散播着一种渴盼艳遇，想放纵一通的暧昧企图。故事纯属胡编乱造，情节设计和审美趣味都粗俗，存在明显的造假，让人喜不起来，笑不出来。而《亲爱的》则是近期难得的一部好影片，它对打拐题材做了超乎寻常的深度开掘，不光失去孩子是极大的痛苦，连拐卖者及家属也苦不堪言。影片中的李红琴就是另一种受害者，她由于对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小孩疼爱至极，因此一旦被领还，她又踏上了寻子之路，成为另一种受尽煎熬的可怜人。影片将所有相关者都进行了巧妙处理，他们每一个都不是坏人，且是善良并值得被爱的，却又一个个苦难深重，悲哀无助，成为情感悲剧的真实受害人，引起了观众对他们强烈的同情和共鸣。若简单论票房，《亲爱的》完全不及《心花路放》;若论思想艺术成就，论表演及拍摄，《心花路放》根本不及《亲爱的》。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好片没票房，烂片票房疯狂的荒诞，看出观众之口味、情趣是就低不就高，粗俗喜剧占上风，而高雅严肃被排斥，从而导致吃喝嫖赌、寻花问柳、虚情假意、俗不可耐的东西充斥生活和艺术世界。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例，让我又想到余华的《兄弟》。在这部书中，集小流氓、大富豪于一身的李光头14岁时就跑去女厕所偷看，偷看的五个屁股中，恰好有一个是刘镇最漂亮的女人林红的，在被刘镇的一堆男人暴打以及民警们的盘问后，李光头身败名裂，但却成了刘镇人羡慕嫉妒的对象。民警们及刘镇的其他男人们纷纷向他探询厕所的景观，从这些男人迫不及待痴迷过瘾的倾听中，李光头悟出了自己手中掌握信息的重要价值，小说由此展开了一种食色交换的叙述。李光头不再免费提供女人“屁股”的相关信息，他与刘镇有名的刘作家开始做起了食色的生意：

李光头皱着眉想了很久说：“你请我吃碗面条，我就舍得说了。”

刘作家迟疑了一会儿，咬咬牙说：“好吧。”

李光头吞着口水，得寸进尺地说：“我不吃九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我要吃三角五分钱一碗的三鲜面，里面要有鱼有肉还有虾。”

“三鲜面？”刘作家叫起来，“你这小王八蛋狮子大开口，我大名鼎鼎的刘作家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三鲜面，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我会请你吃吗？你是做梦想吃屁。”……

刘作家气得咬牙切齿，他恨不得对准李光头的嘴脸狠狠给上一拳，揍他个七窍出血。可是气到最后刘作家还是同意请李光头吃三鲜面了，他骂了一声，他不再骂“他妈的”了，他骂了一声“他奶奶的”，然后他说：“就请你吃三鲜面，你要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荒唐而恬不知耻的食色交易后，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从此，“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这故事和描写余华是以一种欢快、轻逸的笔调在写，给人的感觉就是卖弄低级趣味、劣质鄙情。作家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下流场景，出卖偷窥信息者像个英雄似地抬着劣迹四处吹嘘，自我炫耀，且发展到以此当资本做生意赚钱;而未见识者像瘾君子一般嗜之如痂，拼命追逐打听。流氓李光头卑鄙无耻、张狂无忌那也罢了，周围所有的人也如蝇逐臭趋之若鹜，这故事可信吗？人物经得住推敲吗？作家不厌其烦地将其大书特书，展览式地详加描述介绍，究竟是想展现流氓污秽的内心世界和曝光其劣迹，还是为吸引眼球，贩卖下流，达到欺世惑众的煽情效果？是值得我们思索辨析的。从古到今从未有人涉足的丑恶怪事，余华敢写并大加张扬，我们的文学难道已堕落为地摊文学，要靠欣赏色情荒诞、颠倒价值、讴歌动物冲动和本能才能生存发展吗？

歌词作家阎肃先生说：“近年来，我总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社会上绯闻、丑闻，花边桃色;作秀、作呕，低俗恶俗，纷纷闯入眼帘、聒噪不休，好像这才时髦夺眼球，甚至香臭不分、法纪不论，越黑越火，让我着实感到有点寒风飒飒。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偶然现象，一笑置之;渐渐地我从一些青少年的反映和津津乐道里，感到不可等闲视之;最后我感到冷风刺骨，不能就这样听之任之了。”[10]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同感，应当引起警惕。文学已经走得太偏太歪，以至背离了人和文学的初衷，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该是迷途知返，回归正道的时候了。

三、思想迷失与价值引导

“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占据着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波德莱尔160年前在《恶之花》卷首写的诗，以激烈的文字，划破时代的肌肤、人性的创口，至今令人心惊，没有过时。泛滥的物欲和贪婪让我们依然走不出时代的怪圈，在物欲和权势面前卑躬屈膝，挺不直腰。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爱因斯坦就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紊乱的时代”。此话一定程度回应了当时和现今社会存在的某种窘境病态。那就是随着人类的本领越来越高强，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壮大，但人们的人生目标、价值理想和追求目的却越来越涣散、模糊、冲突与紊乱。由于缺乏明确而共同的追求目的和目标，只满足于获得些个人眼前的小得小利，社会便会陷入贪婪、愚蠢、混乱和黑暗的困境。今日之中国，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大众的政治热情冷漠，公共关怀缺失，道德伦理观念混乱，价值世界邪不压正，装神弄鬼，“坏者为王”、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逻辑横行霸道，艺术趣味、精神境界日趋低下，排斥严肃文化，追捧低劣作品乃至糟粕，严重的拜金倾向使民众头脑发达、良心萎缩，民族精神也随之软化退化，出现精神价值危机，传统道德伦理分崩离析。文化被经济主义腐蚀，市场被消费主义残虐，人们被物质主义煽惑，社会在追逐发展中狂奔。犬儒主义在养育着圆滑世故，阻滞着人们的严肃思考;虚无主义在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现状着实堪忧。

分析近年来出现的文学危机和诸多弊病，既有来自知识、技术、方法等因素的先天不足，更有来自思想、艺术和道德方面的贫困和价值选择迷误、价值标准混乱、价值迷失等的严重缺陷。如文化与社会转型带来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文学定位、“边界”模糊和评价系统紊乱等困扰;后现代主义“去价值化”思想的蔓延导致“价值中立”、“零度写作”、“去意识形态”等虚无倾向。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削平深度、消解历史、解构价值、颠覆经典导致文学受到重创，个人主义价值观风行扩散，重利润的价值观排斥重艺术的价值观;急功近利取代淡泊宁静，欲望膨胀取代了清心寡欲。不少人把价值多元化混同于价值虚无、价值相对主义，把文学自由混同于无价值、无目标，造成了文学的迷失。对名利的渴求操纵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单一的价值取向造就了社会的偏瘫和焦虑。加上消费主义风行，将物质化、娱乐化、平面化、弱智化、非历史化、空心化、懒惰化等不良风习带给文学，使得人文价值遭解构，纯文学生长的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和改变。庸俗、低俗、媚俗作品盛行，一次性消费盛行，使创作标杆由“向上”变为“向下”，对公众心灵、社会道德水准产生灾难性影响。一些作家在过去信奉的价值观、审美观被冲击后，启蒙主义思想被他人和自身质疑，主动放弃了灵魂工程师的职责身份，角色地位的改变，使他们丧魂失魄，很难对现实保持清醒态度，反而受外界世俗利益诱惑，成为了无所归依的游魂浪子，出现了思想的贫困和价值的无操守、无底线。可以说，由于价值观的混乱，当下部分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把握，在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面对着病态的社会与扭曲的人心，作家艺术家普遍缺少一种价值理想和信仰，陷入一种自我迷失的状态，完全丧失了对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整体进行提炼、穿透和概括的能力，连自我反省、自救的能力都没有，更遑论匡时救世，引导人心？

早就有人批评说：“如果我们只懂得欣赏财富或权力所装饰起来的富丽的光彩，不懂得欣赏劳动或汗水凝结起来的素朴的荣光;只懂得欣赏浮游于高空的云霓，却不懂得欣赏沉默于足下的大地;只注重养眼，却不注重养心;只知道‘肥皂剧明星们的表演，却淡忘了思想家鲁迅们的呐喊……人民性被轻视，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被冷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被怠慢的或许不只是艺术的真谛，更是民族的灵魂。”[11]

盛世迷思，处在多元、混乱的当今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有来自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更有理想、信仰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理想、信仰事关民族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与精神出路。一个没有理想信仰，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民族，肯定做事没有原则，内心没有依托，想象力极度匮乏，惶惶如丧家之犬，会陷入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侏儒队伍里。或拜倒权势，粉饰现实，崇拜官本位、等级制，或无视、回避现实的苦难和危机，或陶醉于纸醉金迷的傻乐、愚乐，热爱粗鄙，贪图利益，迷恋金钱，稀里糊涂便走入功利流氓的魔道里。

所有的这一切问题，无不与价值标准缺失、价值理想丧失、价值观混乱紧密相关。价值问题不解决，一切便无法解决。价值问题解决好，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当价值标准缺失时，好坏、美丑、善恶便无从衡量，进退、取舍和褒贬便没有依据。当价值理想丧失时，追求目标、努力方向、最终归宿都无法定位与确立，模糊、犹豫、混杂、误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便可能出现并难以纠正避免。当价值观混乱时，活着为了什么，生活有无意义，人该何去何从，此事当做不当做，统统会矛盾冲突、错乱混杂，根本就无法做出一件像样的事。

在一个浮躁而杂语喧哗的时代，面对诸多弊端乱象，点亮信仰灯塔，确立价值坐标，戒贪修善，涵养公共文明，是我们摆脱困惑迷茫，穿越历史隧道，走向文化和文学复兴最为根本而持久深沉的力量。顾炎武先生曾有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12]人心风俗的根本又在价值观。价值观的清理、纠偏、改造与重建，是最最重要而紧迫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改变，要从心做起，从价值观做起。“心存富贵，始轻黄金。”当我们的内心真正富足强大，有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才可能克服迷茫，战胜谬误，走向坚定。

确认我们在价值观、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方面出了问题，那么纠正和改变就得从价值的判定和价值观的改变方面入手，提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气神，激荡整个文坛的清风正气。中国古语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若欲谋全局与万事，就得抓住价值观这一要害，从根子上来掌控变化，引导前行。

譬如说作家艺术家需要树立“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观念，来代替那种自我为中心、利益为中心的创作倾向，排除那种只会把玩一己之悲欢，完全局限在个人自我世界里的病态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对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真理的信仰，坚持正义与良知，培养对文学艺术的衷心热爱，保持在理性的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的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的背后有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坚持崇高的文学操守，最大限度摆脱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以及人情面子圈子等各种世俗利益的干扰，才能形成具有独立品格的主体，当好心灵的守门员。以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对未来世界的乐观态度，把握大时代前行的精神，坚持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致力于用文艺传播新价值、新观念，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时代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

又如，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以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有益值得追求的，什么是有害必须抵制的。没有标准，无法衡量，无从评定，便会滋生无穷无尽的问题。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价值标准，崇真而仇假，崇善而憎恶，崇美而避丑，克服价值标准混乱甚至于被取消的状况，以“莫为浮云遮望眼”的气度，站在整个人类艺术和审美的高度来辨别美丑、善恶、是非，就能不为某些流行的庸俗、怪诞甚至以丑为美的趣味迷惑。这需要勇气与智慧，对过去的标准进行严格的审视检查，清理陈旧过时和狭隘错误的，建立新鲜有用和宽容正确的，用“向内看”的反思精神和人文科学态度，建立普遍有效的价值衡量标准。

再如，从文学追求的价值理想来说，文学的目的是传播真善美，传递文明和能量，使人变得更为真实和完美，让世界变得更加光明和美好，而不是相反。一句话，文当益世利人，而不当害世利己。这就需要培育以小见大、从小我走向大我，从个体通达全体的理想，培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和远大理想，既呼唤振奋人心的大雅之声，又致力于雅俗共赏的对接努力，目的是让“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用价值理想来提升文学的境界、思想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和人格的境界。同时在交流对话中让创作者相互激发和烘托，让思想者彼此制衡和解毒，让他们能在观点交锋中寻找价值和文明共识。恰如歌德所言，要想获得理想的成功，需要作家艺术家在“他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歌德传》161页）

因为“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黑格尔语）。价值观是决定人生追求及思想行为模式的主宰，价值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事物和对象的趋向与选择。人们生活哪一种价值观和价值系统中，那个价值观和价值系统就对他们具有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会给他们提供生活的目标、意义，以及维持他们生命的精神支柱。所以，价值观的错误是最致命的错误，价值观滞后是最危险的滞后。相反，价值观正确是最重要的正确，价值理念领先是最重要的领先。因此，我们要重建新时代系统的价值观、价值标准与价值理想，让价值在精神导航和思想引领上发挥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世界、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思想深处拔掉浮躁势利、张狂偏执的毛病和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根子，解决思想混乱、道德迷失、信仰迷茫、价值颠倒等问题，重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创造富含养料的文艺作品，用价值点亮智慧火花，激发内在驱动力，用价值统领文学，让梦想照亮未来。用文学将阳光般的价值观传播开来，永远滋润我们的民族精神。

博尔赫斯说：“文学不是别的，就是引导一个梦”。他还说：“除了写作和做梦以外，我还能干什么？”文学是梦，是引导人向善向上的梦。文学是理想，是塑造心灵与人格的理想。文学是励人前行的力量，助人飞翔的力量。文学是正义与良心，是一种“道德力量”，它抚慰人心，培养丰富的生活趣味和公众的责任理性，它孕育美好的情感，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帮助我们在困顿中获得支撑，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奋斗中获得不竭动力。文学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它带给人们新的价值、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守护人类文明的“常道”——那些根本的、不变的价值和信念，推动着人类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世界掌握在那些抱有价值信念，并凭借才能去实现梦想的人手里。作家艺术家应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出生命的光焰，驱散迷惑人心的雾霾，让阳光普照大地山河。

时代生活奔腾向前，它像一座蕴含无穷宝藏的矿山，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就看你怎样去观察看待，开采挖掘，使之成为不断为世人提供优质营养的风水宝地。人类永远是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完全掌控的条件下去做判断与选择，以决定自己的取舍和方向。因此，每做一事都必须做出决断，每采取一种重大的举动都充满风险，面临陷阱或是坦途，变数太多，难以事事照顾周全。困惑与危机同在，挑战与创新并存。谁塑造想象与心灵，谁就塑造希望和未来。文学就是塑造心灵与想象的，它当然也就拥有远大前程。我们要时刻紧紧把握住当今世界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时代精神，以创新作为不断向前的强劲动力，走出时代迷思，一往无前高歌猛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西部项目（14XZW04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廖文：《国家有幸诗家幸》，见2012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2] 王强：《文艺别辜负了大时代》，见2014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3] 中国现代文学馆：《2012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见2013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4] 刘心武、张颐武：《我看郭敬明的〈小时代〉》，见2014年第2期《粤海风》。

[5] 李建军：《当代文学：基本评价与五个面影》，见2010年5月12日《文艺报》。

[6] 韩少功：《灵魂的声音》，见《世界》第2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7] 杨光祖：《文学批评应是真理的呈现》，见2014年第6期《粤海风》。

[8] 熊召政：《两条母亲河上的文学波涛》，见2014年12月8日《文艺报》。

[9] 房伟：《批评没有失语，是我们搞文学批评的能力欠缺》，见《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

[10] 阎肃：《铁肩担道义 传播正能量》，见201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1] 马建辉：《坚持正确导向  引领文艺发展》，见201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12]《亭林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