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小人物”

杨凯

[摘 要]有关中共创建史的人物研究中，关注点多集中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和后来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个别人物上，对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研究较少。但实际上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在为建党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以谢觉哉为典型个案，简述并未直接参与中共建党工作的谢觉哉在建党前后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变化，展示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个体努力和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丰富和扩展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中共创建史；谢觉哉；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19-03

从表面上看，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只有13名全国代表，58位党员，但他们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成千上万爱国志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支撑。如果不是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是成千上万先进分子活跃的社会活动，中共建党之路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建党的前后，这些尚待组织召集的知识分子像播火者一样，在中华大地上传播着共产主义思想，戮力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崇高事业，他们同样为中共的创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中共创建史有关的人物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多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和后来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个别人物上，如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对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物在这段时期活动的研究则比较少，对一些人在建党中的贡献更是乏人问津。

谢觉哉并不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也不是一大建党时的58名党员之一，甚至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项与中共建党相关的具体工作。尽管他是“‘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但说他是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小人物”一点也不为过，因如今尚未见到有人把他与中共创建史相联系。但是通过展示其在建党前后的作为，明显可以看出他在推动中国革命中的个体作用，而正是有了这些千千万万个体的推动，才构成了部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并且他们最终汇入了革命的洪流。本文希望通过简述谢觉哉在建党前后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变化，展示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为中共创建所作的贡献，以期扩展中共创建史的研究视野。

谢觉哉出生于湖南宁乡，1905年考中秀才后便开始了塾师生活。1913年，谢觉哉来到湖南宁乡云山学校执教，担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兼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并断断续续在这里执教了十年。“这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只在这里做了革命的启蒙工作，而且对于云山的一草一木象我生长的故居一样很熟悉，所以经常想到它。”[1]

谢觉哉来到云山学校后，团结学校的新派人士，共同致力于学校陈规旧制的全面改革。五四运动后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巴黎和会外交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宁乡后，5月7日，谢觉哉不顾湖南军阀政府的消息封锁，向云山全校师生讲述了中日交涉始末。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宁乡后，王凌波、谢觉哉等人，带领云山学校的师生，在县城进行了示威游行。除了游行示威外，谢觉哉还参与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是仿效北京等地爱国学生的做法，组织爱国“十人团”，呼吁和抵制日货。二是抵制封建礼教。在谢觉哉等人的动员宣传下，云山学校的师生将多年悬挂的校训“孝悌忠信”匾额撤下，换上他亲笔题写的“务勤崇朴、尽忠尚公”作为新的校训，并从此停止祭孔仪式。云山图书馆也变化一新，谢觉哉增订了一批新的报刊，1919年秋天以后，便陈列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潮》等进步报刊。

1920年8月，受好友何叔衡之约，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在此他结识了毛泽东，并把《湖南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变革，成为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的进步报纸，对湖南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谢觉哉除进行编辑工作外，还动手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已发现的《湖南通俗报》中，几乎每天都有“觉斋”署名的文章，其他未署名和加工修改的文章就更多了。

通俗且敢于直言的《湖南通俗报》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数量由原来的每期500多份，一下蹿升到2000多份。[2]谢觉哉日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当场零售《湖南通俗报》八百多份。”甚至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纸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3]毛泽东评价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4]

通过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建党前后谢觉哉的主要社会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担任云山学校的教师，二是担任《湖南通俗报》的主编。不论是从教还是从事媒体行业，他都注意利用自己所在的社会身份，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宣扬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

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谢觉哉也同时受到很多外来思想的影响，一时还难以分辨其中的差别，还难以分清哪个主义能够拯救中国。对于新民学会开会期间关于诸种主义的激烈争辩，谢觉哉认为“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5]对于蔡和森给毛泽东等人的信中提出的革命主张，认为“其议论殊诙奇可畏”。[6]但是随着他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学习领会的加深，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

第一，对种种社会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19年4月至5月间，他就记载了宁乡人民横遭兵匪团防蹂躏的一些情况。长沙麓山镇风仙乡“团勇携械遁，县垣戒严”[7]；“上沩不靖，驻黄材北军戒严”[8]；官兵剿匪，但“各军迁延不进，匪从容退去”，“匪去兵至，兵退匪来”，“兵匪终无接近之期，匪将益肆，兵难解严，所苦者民也”。[9]1921年，谢觉哉总结道，“宁乡近年遭兵灾、匪灾、团防灾、委员灾，百孔千疮，补救非易”。[10]面对残酷的社会环境，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曾写道：“昔觉自是者，每觉其非；昔之自满者，弥觉不足”，“由盲从而了解，由卤莽而精微，明明进也”。[11]他的这种“明明进”的感受，不仅起源于对社会弊病的亲身体会，更是对新文化、新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逐渐放弃原有的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期望，转而投向社会主义理论。在《湖南通俗报》任主编期间，谢觉哉多次发出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呼声，寄希望于湖南自治运动，但在一次次失望后，他开始学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学习，逐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1年10月21日，谢觉哉参加了邓中夏在长沙一师附小的演讲，邓在演讲中提出要救济四川“须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二天，在听了毛泽东在欢送夏曦赴俄学习的会上作的演讲后，认为这“是带红色彩的”，是共产主义的。当天，谢觉哉还对邓中夏关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演讲，认真做了笔记，并专门绘制了表格进行比较。[12]三天后，谢觉哉读了《工团主义》，不久又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人类本是依据相互扶助的本能营自由社会生活的，可是有少数为自己欲望忘却多数人的本性的人出来，蹂躏自由合意的生活，造出法律，国家和权力阶级”的说法是错误的，有意抹煞了社会的阶级界限。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政治，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政治，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了。”[13]

1922年初，谢觉哉写道：“真正的革命家，至少必具有两个条件：深渊的学识和奋斗的精神”。并在日记里抄录了德国著名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有关论述法律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由法律建设，是没有的一回事；并且它也不能由法律建设。虽然最为人们所欢迎的政府，它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定要靠很多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建设，要靠个个劳动者。”[14]谢觉哉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的认识是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收获。

第三，1922年宁乡县议员选举的乱象使他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10月，在目睹议员选举的乱象后，他在《地方教育之障碍一宁乡县议会读经案》中写道，“大者如军阀残暴，政客阴诡，小者如溃兵焚掠，土匪横行；介其中者，则如各地土豪富绅奸商”。[15]这一概括，比之前的“兵灾”、“匪灾”、“团防”、“委员灾”更全面、准确，也更贴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0月12日，谢觉哉提出夺取政权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1.社会运动；2.政治运动。安那其与布尔塞维克两派争论只此一点，我谓我们一方应为点滴的改造，使新分子力量增多，面积增广。一方面又应使此方新之势力集中一点——夺取政权。”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夺取政权的艰巨性，“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手一足之烈的事”，必须“预有计划”。他还批判了在进行社会改造时的“调合”和“迁就”观念，认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绝无并存之理”。[16]至此，谢觉哉在思想上从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社会活动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学界的关注点多放在北京、上海、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一方面大城市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地，他们思维活跃，并且有报纸、期刊等新式的传播媒介；另一方面大城市是社会活动和社会思潮聚集之地，能够左右全国的风气。但纵观中国的革命历程，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于中小城市甚至来自穷乡僻壤。在缺乏现代传播媒介的条件下，当时的有志之士和乡村青少年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又是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涟漪式特点。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投在中国这块大池塘中的炮弹最先影响的必然是大城市，之后逐步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呈涟漪式扩散，扩散的媒介和关键人物其实就是像谢觉哉这样的中小学教师。从实际行动来看，谢觉哉在云山学校期间，传播爱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工作。从思想变化来看，谢觉哉逐步认清中国的实际，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谢觉哉作为教师的身份注定了他的社会活动，他的思想动态不是他一个人的，最起码会影响到云山学校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多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会对其以后的成长和经历产生重要影响。谢觉哉任教云山学校时，对追求上进、刻苦学习的甘泗淇爱护有加，经常给予学业和思想上的指导。甘泗淇在云山毕业后，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26年底，他又推荐甘泗淇去苏联留学。后来甘泗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萧述凡是谢觉哉在云山学校的另一个得意门生，谢觉哉不但对这位门生在教育上予以指导，还在其有身陷囹圄之危时送他到长沙何叔衡处避难。在长沙，萧述凡受毛泽东、何叔衡的指导和影响，很快入团，入党，并担任了省学联主席、团省委书记，但后来不幸病逝。谢觉哉回忆在云山做教师的生活时，曾说：“一九一三年云山的老师，除我外已一个也没有了，就是学生也大半凋零，有些是被反革命杀掉的，成了烈士。”[17]

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小城市甚至是乡村传播的角度来看，正是有了谢觉哉们的存在，才影响甚至形塑了相当一批先进分子，目前学界对此已有所关注。当然，这些教师中，除了萌发于爱国主义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旧知识分子，之后还有受到新文化影响，投身教育事业的新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参与，更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不光是直接进行学校教育，就是办报也多有他们的参与。何叔衡除特聘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报》的主编外，还聘请了熊瑾玎、周世钊、邹蕴真等人任编辑，他们几乎都是小学教师。

“谢觉哉”们其实还有很多，有的人青史留名，但有的人已经湮没于历史。如果没有这些中小学教师群体的艰苦付出，中共创建的人员储备和社会基础难以形备，可以说，这些人同样为中共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像谢觉哉这样，在建党前后缺乏强有力组织力量的凝聚，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的播火者，对他们的研究无疑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17]谢觉哉书信选[Z].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218.218-219.

[2]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33.

[3]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90.

[4]周世钊.湘江在怒号[A].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3.

[5][6][7][8][9][10][11][14][15][16]谢觉哉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42.3.7.12.25.7-8.75.104.107-108.

[12][13]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118-121.154.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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