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前夕晋南社会经济情况一瞥
——以王在《西行记》为中心的考察

邱仲麟

一、前言

数年前，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古籍室，透过计算机查阅已经扫描的善本古籍，不经意发现《王在镐近稿》稿本。作者王在，字京也，号在镐，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①据其《梨花园又杂俎自引》言：“顺治庚寅（1650），六十七翁在镐老人书”，可知其生于万历十二年。按：《王在镐近稿》稿本均无页码，故以下不特别注明。据上海图书馆著录，《王在镐近稿》内含《品外稿》不分卷、《素官稿》三卷、《品外稿乐府》不分卷、《品外稿杂录》不分卷、《梨花园又杂俎》不分卷、《梦记》一卷、《藏笥稿》一卷、《西行记》一卷、《王京也秘籍》不分卷、《素官稿》二卷。但《王在镐近稿》所收并非王在所有著作，如其《藿食草》等书就未包括在内。崇祯十三年（1640），作者撰《品外稿绝句小引》提到：“余治《藿食草》以藏，尚有余言，全草已满，不可容散，未免鸡肋，姑再存别简云尔。”顺治七年（1650），其《梨花园又杂俎自引》又言：“余《藿食草》间有代书者，其十一种，摘书《品外稿》、《寒窗》、《灵品》、《五车髓》、《京也秘籍》，皆余所自钞，字未尽善，尚成行款”。另据清代方志记载：明末历城生员王在，著有《藿食草》，卷数不详，并言“明季山东数被兵，在条陈防御之策，多中机宜，集中《上巡抚》诸书是也，惜其全不可尽见耳”。①胡德琳、李文藻等修纂：乾隆《历城县志》卷21《艺文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9 页。然而，《藿食草》一书恐怕早已不在人间。

本文所利用的两份珍贵史料—《品外稿西行纪》与《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收于其《西行记》中，两者皆有作者所撰序言，前者有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五日所撰《品外稿西行纪引》，后者则有崇祯十三年花朝日（二月十五日）所撰《谒关夫子庙纪》。旅行是接触异文化最好的方式，而透过接触者所留下的记录，可以观察特定时空的文化现象与生活方式。在书目分类上，这种旅行的日记（或称行纪）被归入史部，当事者随着空间不断移动，将遭遇的人、事、物迭次记录，成为联系点与点之间的“线状”史料。由于行纪的内容，兼具私人性、公众性与地域性，故对历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王在的《品外稿西行纪》与《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内容记述明亡前夕所经各地之社会经济状况，多为地方志及其他资料所未载。而与前人相比，其内容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之前，隆庆四年（1570）六月十九日，王世贞（1526—1590）由苏州府太仓州北上，前往履任山西按察使之职，七月初八日，由豫入晋，经过泽州辖境，十一日北入沁州，十六日到达太原。其《适晋纪行》所记，涉及社会风俗与经济状况者甚少。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78《适晋纪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3708—3714 页。明代现存的山西旅行日记不多，这两部日记虽仅长一万余字，却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王在遭逢明清鼎革，他的生命史虽被时代所湮没，但其对山东、河南、北直隶与山西各地风情的记载，却为明朝灭亡前夕的华北留下许多珍贵史料，故笔者将其录下并进行标点，提供学者研究之参考。③邱仲麟：《王在〈西行记〉点校并序》，《明代研究》第17 期（2011年），第193—210 页。（参见附录）不过，作为一位外来的异乡客，在行程匆匆之余，记述难免有若干错误。

崇祯八年（1635）四月下旬，王在应内兄山西潞安府同知殷启贤之邀，①按：《品外稿西行纪》中并未记载其名，但《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提到“潞司马”，查李中白纂修顺治《潞安府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卷4《郡县·建置》，记载历任潞安府同知，崇祯朝在任者有三人，其中之殷启贤，“山东历城人，官生，调河南卫辉府同知”（第261 页）。前往潞安府担任其幕友，逐日记载各地风土状况，撰成《品外稿西行纪》，字数近四千。所记计十一日，即廿五日由历城县启程，同日至齐河县，廿六日至禹城县，入东昌府高唐州、清平县，廿七日至临清州，廿八日至丘县，入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廿九日至广平府城永年县，三十日至邯郸县，五月初一日抵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县，初二日至磁州涉县，初三日入山西潞安府黎城县，初四日至潞城县，初五日至襄垣县。

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殷启贤奉命署理河东盐务之事，②王在：《梦记》。王在跟随殷启贤，由潞安府前往河东，亦逐日记载沿途所见，撰成《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内容近七千字。所记计二十六日，即正月初十日由潞安府长治县启行，十一日至泽州高平县，十二日至阳城县，十三日至沁水县，十四日过乌岭山，十五日抵平阳府翼城县、曲沃县，十六日至闻喜县，十七日过安邑县、猗氏县，十八日过临晋县，至蒲州，十九日在蒲州，二十日东返，二十一日至解州，二十二日到运城，二十三日抵安邑，二十四日至闻喜，二十五日入曲沃，二十六日停留在曲沃，二十七日至翼城县，二十八日抵泽州沁水县，二十九、三十日，及闰正月初一、初二日，俱停留沁水县城，初三日过阳城县，初五日至高平县，初六日返抵潞安府城长治县。

二、城市景况

旅行是一种有别于居家的生活，大部分的旅行者穿梭于城市、市镇、乡村与荒野之间，其所见到的城市、市镇状况，也是各地生活程度的参考指标之一。明代华北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开封因为有《如梦录》留下，故晚明的城市风貌与经济情况犹能掌握，①傅衣凌：《明代开封城市性质的解剖—〈如梦录〉读后记》，原载《抖擞》第42 期（1981年），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0—208 页。单远慕：《明代的开封》，《史学月刊》1982年第6 期，第20—30 转49 页。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72 页。牛健强：《明代开封城市生活的若干侧面—源自诗意的构拟》，《中州学刊》第144 期（2004年），第129—131 页。许檀：《明清时期的开封商业》，《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 期，第161—168 页。曹兰：《明代开封消费市场初探》，《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 卷第3 期（2007年），第41—45 页。其他城市的记载，常仅是只字组词。有趣的是，《广志绎》记载洛阳，谈的不是城市繁华，而是居民多住窑洞：“洛阳住窑，非必皆贫也，亦非皆范砖合瓦之处。遇败冢，穴其隧道门洞而居，亦称窑。道傍穴土而居，亦称窑。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为重楼，亦称窑。”②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2006年，第226 页。洛阳百姓住窑洞，似乎相当普遍。实际上，嘉靖末年，张鸣凤已经说：“自洛至宝鸡，人多穴居”。③张鸣凤：《羽王先生集》卷4《西迁注》，齐鲁出版社，2001年，第42 页。

王在在这两部游记中，细致记载了所经州县的城池状况，如《品外稿西行纪》记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城，“砖城四圪，池水汤汤，藕叶上檠，牵荇如带，游鱼若掌大以上者，出没成队”。④《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九日。实际上，他所看到的城濠情况，乃是经过整治后的面貌。万历四十六年（1618），赵胤昌就任曲周知县，曾经整治“性剽疾而多浊，石水常五斗泥”的漳水，并疏浚已严重淤积的护城河，从而使护城河的水量饱满，“清流匝城，鱼鸟下上，蒹葭采采，荷叶田田”。⑤陈继儒：《晚香堂集》卷5《曲周县赵大夫开渠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456 页。十多年后，王在来到此地，见到的就是这个景象。另外，他又提到广平府府城永年县，“城河宽可三丈，遍种荷华，北面据河筑榭，为宰官乐所。高城坚堞，直不拔之金汤也”。⑥《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九日。

到河南彰德府磁州之武安县时，王在曾登上山顶鸟瞰县城，“近在以咫，小于一卷，土人则曰有十里许，城可有五里大”。⑦《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一日。其记载河南彰德府涉县的县城则云：

四面山环，而筑城抷土，不若一邨鄙周垣，当事以传舍视官，何怪蠢兹小丑动辄凭陵，良可浩叹。使能凿石烧灰，官官相续，渐修至今日，不亦金汤足恃者乎？惜不及此也。城止南北两门，湫隘卑琐，不若大邑。①《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

涉县县城旧系土城，嘉靖二十年（1541）秋，因蒙古入寇，县令杨纶奉巡抚明文，修建石城一座，周围三里零九十五步，高三丈五尺，南北城门二座，砖垛口一千九十七个。②王科：《新作石城记》，收入嘉靖《涉县志》《杂志·古今诗文》，上海书店，1990年，第235—239页。并参见同书，《城池》，第151 页。黄泽、窦彝常修纂：康熙《涉县志》卷3《建置·城池》，线装书局，2001年，第146 页。从杨纶改修，到王在所见，两者相距九十余年，或许城墙多有缺损，故王在认为还是应该改建为砖城。

王在由山东西行，五月初三日，抵达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响当铺，涉县在此设有巡检司抽税。响当铺之西二里多有一关口，石额上题着“天开玉峡”四字。再往西数十步，即越过涉县县界，进入山西潞安府黎城县内。往西数里，也有一关口，门额上题“中州外翰”四字。走一里多，便到黎城关，又名东阳关，黎城县亦设有巡检抽税。再行二十里，到黎城县城，“串城而西，街多败屋，迎眼萧条”。③《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三日。

据方志记载：黎城县城“虽建楼增堞，犹然土城也。每春雨发生，崩溃百出，修筑维艰。若黎之池，则雨止即渴，虽深凿无庸也”。④程大夏、李御等修纂：康熙《黎城县志》卷1《城池》，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32 页。这样一个土城，防卫上自然有其弱点。实际上，在王在抵达之前，黎城县境曾遭到流寇攻击。崇祯五年十二月，流寇邢红狼破辽州，黎城为之震动，既而进入县境南北陌、东西井，“放火焚掠，杀人如麻”。崇祯六年冬天，流寇屯兵于上遥村。居民听闻邢红狼“欲三月三日破城，取妇女为八大王寿，邑人慌惧莫措”，县令陈梦玮托举人李甲黄（?—1666）修书至涉县，请总兵左良玉（1599—1645）移师，乃得以解围。而在六年、七年，流寇邢红狼、老回回、八大王、紫金梁等，俱环绕黎城境内大肆杀掠，“北山殷沃，皆为废墟，孤城危如累卵”，直至七年冬天，诸大股流寇始东出，渡浊漳河南下。⑤康熙《黎城县志》卷2《纪事二》，第274 页。经过半年左右，王在《品外稿西行纪》见到的“街多败屋，迎眼萧条”，应该与这次的寇变有关。

在山西潞安府担任幕府数年之后，王在崇祯十三年正月随潞安府同知前往解州，西行途中经过泽州的阳城县，在《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记到：“县当山脊，门下而升，居民半屋城下，洵岩邑。”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经过泽州沁水县，则提到：“县六年前，为流寇焚荡如洒，楼橧、丽谯、祠庙、官宇，才经邑长缉理就绪，而仅仅起色焉。”又云：“令长贤者，滇南人杨应桂，字金粟也，使若令久任不去，则勃然还旧，事亦无难，无奈其坚凝强项，为豪绅中沙而败，惜矣。”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沁水县被流寇侵扰，始于崇祯四年（1631）。事缘于崇祯二年（1629）王嘉胤聚众起兵，后攻占山西河曲县，设置官吏，任命王自用为左丞相，白玉柱为右丞相，张献忠为将军。崇祯三年七月，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授命攻河曲，至崇祯四年四月，攻克河曲。王嘉胤率众往晋南逃窜，剿掠长子、潞安、泽州、沁水、阳城等地。③李文治：《晚明流寇》，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第36—38 页。段士朴：《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的活动及影响》，《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 期，第88—89 页。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54—60 页。段建宏：《农民起义的再评价：以明末山西为例进行考察》，《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1—522 页。据王梦震《中村庙兵荒碑记》记载：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统领五百余众，至沁水县中村，居民尽被抢掠，“然其时受害犹小，其首号曰紫金梁，各党羽复自相名目”。崇祯五年（1632）秋天，大股流寇过境，有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张一川）、闯王（高迎祥）、闯将、闯塌天（刘国能）、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活地草等，大约三十大头目，分营三十六哨，经过七日，“所在焚烧劫杀，抢夺财物，掳掠男女，其余骡马、牛羊、鸡犬罄尽靡遗”；或有逃匿山区，或深藏窑洞者，流寇首领率众搜山，死者又不计其数。至崇祯六年（1633）八月十一日，遂攻破沁水县城，“城内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骨肉分离惊散，实难言状”。④王梦震：《中村庙兵荒碑记》，收入朱樟纂修：雍正《泽州府志》卷46《杂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2288—2289 页。据县人张道浚《兵燹琐记》记载：“沁城陷，神祠、官廨，逮居人房屋尽焚，止余窦家楼三百，遇害生员二十九人、百姓十之三，从来见闻未有若是惨者也。”①张道浚：《兵燹琐记》，山西省文献委员会，1934年，第5a 页。约在六七月间，知县杨任斯卸任，出城后被劫，以致无钱返乡，道浚赠银五十两，其弟道泽也送二十两，才得以启程。新任县令焦鏊，到任仅一月，城破被杀，身上仅着一衫一裈，道浚赠银百两，令里人料理丧事。②张道浚：《兵燹琐记》，第5a—b 页。接着，黄登第莅任知县，不久病死。接任者为谢櫆，“因失县，驻扎端氏”。③赵凤诏纂修：康熙《沁水县志》卷5《官师志·县令》，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52 页。在县境诸集市中，端氏镇由于市集较盛，④康熙《沁水县志》卷2《建置志·市集》，第27 页。乃成为知县临时驻扎办公之处。

沁水县城周围二里一百步，有东、西、北三门。⑤康熙《沁水县志》卷2《建置志·城池》，第24 页。城墙旧系夯土，久拟修筑砖城，议成而原兵备道搁置。城陷之后，兵备道王肇生与张道浚商议：“计城久远，须砖石为之，估费须六七千金，方完好。帑藏空，势不可请，非先生莫倡。”道浚于是捐银一千两，而肇生亦募得三百余两，方才动工而肇生殁逝，一千多两用尽后，亦未有再捐者。道浚愿独立出资完成，“但事关封疆，非明旨不敢任”，总督与巡抚奏言此事，兵科都给事中许誉卿却说：“破家修城，意欲何为？不过借畚挿之役，为卷土之计”。道浚得知，遂打消此念。地方官焦裕、王胤长、张大为等沿门募捐，张道浚又捐百两，连同赃罚银五百两，赈济银一百六十两，及地方官绅等所捐，只得一千六百二十两，仅能草率完工，高度亦未再增加，而西北面土墙与城门、门楼依旧未修。⑥张道浚：《兵燹琐记》，第7a 页。据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沁城失陷，男妇被伤数百口，城舍焚毁，民皆逃散”，委任泽州同知张大为署理县事（接续谢櫆），在署理期间，“修城垣，建衙宇，上不费公，下不扰民”。⑦康熙《沁水县志》卷5《官师志·县令》，第52 页。因此，王在所见的“楼橧、丽谯、祠庙、官宇，才经邑长缉理就绪”，恐怕并非全是杨应桂的功劳，而方志上记载杨应桂，则仅说其“情性乖戾，饶有治才”，⑧康熙《沁水县志》卷5《官师志·县令》，第52 页。并未提及建设县城之事。

图一、今日蒲州古城遗迹

与遭寇的沁水县城相比，未受流寇染指的平阳府蒲州城，则显得相当繁华。据《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记载：“蒲城约十五里，华构倚云，槕楔塞道，妇女盛饰倚门”。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明初以来，蒲州有二城，州城周围八里三百四十九步，有四门；东关城周围九里一百二十步。嘉靖三十四年冬，蒲州地震，城郭尽圮。嘉靖三十五年，河东道赵祖元、知州边像，除重修州城之外，亦重修东关城，并将其“接连治城，有东南北三门”。②边像纂修：嘉靖《蒲州志》卷1《建置·城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原刻本，第39b—40a 页。卢申：《重建城垣记》，及苟汝安：《重修东关古城记》，收入嘉靖《蒲州志》卷3《遗文》，第62a—65a 页。两城相连，扣除中间接续的部分，城墙大约即王在所说的十五里长。晚明蒲州商贾甚多，居室服用亦多华奢。嘉靖末年，蒲州邑人张四维（1526—1585）就曾说：

图二、永济黄河浮桥大铁牛

吾蒲介在河曲，土陿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挟轻赀、牵车牛、走四方者，则十室而九。商之利倍农，用是反富视诸郡，诸以贸迁致嬴羡者，则必美室庐、鲜裘马，以耀闾党之人。①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99 页。

万历年间，张瀚（1510—1593）在《松窗梦语》亦云：“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州城甚整，民居极稠，富庶有礼，西北所绝无仅有者。俗尚多靡，中有山阴、襄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门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竞为奢华，士夫亦皆高大门庐，习为膏粱绮丽，渐染效法。”②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82 页；卷2《西游记》，第44—45 页。（蒲州城遗迹，参见图一）

直至崇祯末年，王在见到的蒲州城，市井之繁华依昔。王在所谓“华构倚云，槕楔塞道”，即是这一景象。正月十八日抵达蒲州时，他住在张四维所构的园亭：“中堂两壁，绘琴棋书画四致人物，盈尺须眉精采，各有生趣，而布景亦佳，当是平山一流者也”。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王在还记载蒲州城西门之外，有浮桥可渡过黄河，“系浮桥铁铸人牛，两岸者各四，可重数千斤”。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见，当时黄河大铁牛还未没入黄河之中。（黄河浮桥大铁牛，参见图二）另据清初《蒲州府志》指出：“即明中世，州萃而居者，巷陌常满，既多仕宦，甲宅连云，楼台崔巍，高接睥睨。南郭以外，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关城所聚，货别队分，百贾骈辏，河东诸郡，此为其最。”③周景桂修纂：乾隆《蒲州府志》卷4《城池》，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415 页。

他又记载曲沃县城，西有三门，东、南、北则各有二门，“邑城而九门，异矣”。④《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但这与方志所记有所出入。明初以来，曲沃县城原系土城，周围三里五十步，俗称“龟背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葛桧增筑雉堞，改土城为砖城，四门建楼，四隅建角楼。旧城原无北门，嘉靖二十二年（1548），在城东北、西南二角接筑城墙，“高厚如旧城，周围四里一百八十步，始立北门一、东门二、南门二、西门一”。隆庆元年（1567），因蒙古破石州，知县郭庭梧增筑内外城，各加高一丈，共高三丈五尺。⑤刘鲁生等修纂：嘉靖《曲沃县志》卷1《都鄙志·城池》，上海书店，1990年，第312—314 页。赵彦复纂修：万历《沃史》卷12《建置考·城池》，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b—2a 页。张奇勋补纂：康熙《沃史》卷12《建置考·城池》，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刻本，第1b—2a 页。方志上记载为十门，而《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所言为九门，或许王在所记有误。在曲沃停留时，王在曾入城游览，城中有两家书坊，“架头万卷，可称邺藏”。他买了张居正（1525—1584）的《经筵直解》，张鼐（?—1629）的《必读古文》、《己卯程墨》等书，“而价不腾贵”。⑥《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三、市镇兴衰

明代华北市镇虽比不了江南，但有些规模还不小。嘉靖年间，邓州的穰东镇，“街巿居民千余家，商贾辐辏，为邓首镇”；张村镇，“庐舍人民，减穰东十之二三”；㴔滩店，“西邻湍河，为襄、陕之冲，商至货聚”；宽埠口店，“在丹江之东，近为州县之隅，远界三省之间，舟车四通，商贾交至，日为常市，税归淅川”。①潘庭楠纂修：嘉靖《邓州志》卷8《舆地·镇店·附集市》，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29b—30a页。另外，商城县的金家寨市，为南直隶六安县、湖广罗田县，及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四县接界之地，“军民杂居，今改巡司于其镇，河通舟楫，货物交集，一巨市也”。②万炯、张应辰修纂：嘉靖《商城县志》卷2《建置志·市集》，上海书店，1990年，第919 页。

市集是各地物交换的中介，许多市集就在大的市镇上展开。市集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其设立主要由县官主导，如河间府故城县城内的新街午市，乃是正统四年（1439）知县李某到任，“既开两街以增民舍，复立集场以通货财，阛阓之间，定日为集，而贸迁者四合”。③曾嘉诰、汪心修纂：嘉靖《河间府志》卷3《建置志·古迹·故城县》，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32a—b 页。另外，河南临颍县城的县市，系知县李实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立。河南尉氏县的南曹寨集，则为知县刘绍设立，后来废罢；而白家潭集，为知县曾嘉诰所立，时间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月十八日，由里人白经管理，二十五年（1546）立碑，生员陈文济作碑记。④山根幸夫著，栾成显译：《明及清初华北的市集与绅士豪民》，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第342—344 页。

在交易时，官方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嘉靖年间，山东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志》记载市集曾谈道：“有秤斗户，有日巡，以防其扰，戢其奸”。⑤尤麒、陈露修纂：嘉靖《武城县志》卷3《官职志·公署·街坊市铺附》，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34a 页。万历年间，山东青州府安丘县城的四个关厢及小关，每月各有两次市集；县境内各镇店的市集，大小有十四处；另有山市在县城南二十里，每年二次，每次各五日。市集展开时，“皆平地张幕，列隧成巷，他傍县皆来贸易，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涩譶之声，闻于数里”。各处市集，“皆官为较勘斛斗秤尺，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山市开集，则由县丞亲自前往坐镇。①熊元、马文炜纂修：万历《安丘县志》卷5《建置考·街市》，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233 页。

王在在《品外稿西行纪》也记载许多市镇的市容，如山东东昌府之新兴集，“街延长足三四里，贸易杂沓，人居若鳞，酒肆棋置，亦镇之稍雄者”。②《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六日。至东昌府临清州之仓上镇时，正逢市中开集，“毂击肩摩，马从人背上行，市多绵、丝线”。③《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八日。

其记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县之五吉镇则说：“其镇巨甚，俨然一大邑焉”；武安县之徘徊镇，“长街大楹，居民万计，仍属武安界，经流寇残破，惊鸿乍返，萧索之气，不可以观”。④《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一日。武安县境遭到流寇洗劫，乃是在崇祯六年，当时县人冀北良受知县之命守城，“一日援兵大溃，北良领炮手三百人冲锋直入，贼悉退舍，救活残兵甚多，孤城卒赖无虞”。⑤蒋光祖、夏兆丰等修纂：乾隆《武安县志》卷15《人物》，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614 页。而在彰德府磁州涉县之井店，记到当地卖水的情况：“道旁井孔，密若星罗，周遭三四十里之民，汲者如织，驮运驴骡，来往梭掷。居人卖水，斗筲之器，可值黄蚨八九文，不啻余乡炒米店也。”⑥《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记涉县的河南店，则提到“河南盐贩大贾悉薮是，以供山西私盐之贩”。⑦《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涉县的私盐多进入潞安府黎城县等地。王在《素官稿》中就有若干案子与私盐有关，如《参赵之智等》一件：

看得赵之智处约滥穷，作奸触网，值年谷不登之际，盐徒出没之区，遂亦相率效尤，出本恣情兴贩，既干国宪，奚逭徒惩。赵鸣耀计本三两无多，犯禁一之谓甚。王定国、张世万，倚役诈财，启关揖盗。赵孟春名托居停之主，实为窝顿之家，败党已成，并徒匪枉。李应东逃役不行于缉暴，疏虞遂致以纵奸，为证确赃，杖从末减。常进禄、申天寿，络绎每为驮运，渔财积有多钱。申天赐侵牟驴价，郭应山把据饼行，悉犯不应，均宜杖儆。

其后附有盐院李某批示：“赵子智、赵鸣耀兴贩海鹾，王国定等檄巡贿纵，赵孟春蔑禁窝藏，仰各加责二十板，与李应东、郭应山等分别徒杖，依拟发落，行黎城县取库收缴。”①《王在镐近稿》，《素官稿》（二卷本），《参赵之智等》。实际上，直至清初，河南盐枭依然贩盐入晋，故康熙《黎城县志》言：黎城与河南接壤，“私贩之弊，不能尽革”，而穷民多不肯食官盐（河东盐）。②康熙《黎城县志》卷2《盐法》，第257 页。

潞安府不少市镇亦交易繁忙。成化《山西通志》曾记载潞州、泽州产绫，又以帕出名，“高平米山尤佳”；则潞、泽两州独步山西。③成化《山西通志》卷6《土产》，第266 页。王士性（1547—1598）亦言：“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④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246 页。x 其中，潞安府长治县的韩店，就是一大市镇。宋金时期，韩店系“通南北往来之驿路”，⑤郝长卿：《上党县西韩村新备石闸记》，收入成化《山西通志》卷12《集文·山川类》，第715 页。而其在明代亦然。王在在《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记载韩店，“大镇也。市长三里，民可三万计，杰阁跨涂，车马往来于其下”。⑥《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十日。韩店人口数万，在江南亦非常见。另外，又记载长治县的八佾镇，“亦大所在，舍广人稠，埓于韩店”；换马街，“长半里，居民庶，可三佰廛”。⑦《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十日。由此看来，在府城长治辖境之内，有不少大的市镇。而在这些市镇交易的商品中，或许不乏潞与铁器。明清之际，潞安府所出产物品，以、布、丝、铁、石炭等为大宗，据邑人周再勋指出：“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耳。”以而言，晚明兴盛之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当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利薮。其机则九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即间有尺符征取，如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玑于瑶海，易易耳”。即使在崇祯年间，境内曾遭兵火凶荒，机户零落殆尽，但织机尚有二千余张。①顺治《潞安府志》卷1《气候物产》，第178—180 页。另据清初唐甄（1630—1704）《潜书》提到：“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余人。”②唐甄著，吴泽民编校：《潜书》下篇上《富民》，中华书局，1963年，第106 页。

明代山西境内，平定等十九个州县皆产铁，冶坑则“唯阳城尤广”。③成化《山西通志》卷6《土产》，第266 页。泽州阳城县的铁矿，主要产于县城东北三十里的史山；其西五里的金里谷堆，堆下亦有铁矿。④成化《山西通志》卷2《山川》，第74 页。天顺五年（1461）六月，陕西总兵梁珤上奏提到：“闻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成化九年（1473）十一月，陕西巡抚马文升（1426—1510）亦奏言：“山西泽州阳城县产铁甚贱，而河东盐课不费煎熬，往年泽州人每以铁一百斤，至曲沃县易盐二百斤”。⑤陈文等撰：《明英宗实录》卷329，天顺五年六月丁酉，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6774 页。刘吉等撰：《明宪宗实录》卷122，成化九年十一月甲辰，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2352—2353 页。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4—215、262 页。嘉靖年间，唐顺之（1507—1560）则提到：“泽、潞出铁，上等铁丝，铁如黄豆大，长丈余，用工最多；次等铁条，铁中凿三眼，三等手指铁，凿五条纹，下等块子铁。出铁之处，条铁止用两个钱一斤而已。”⑥唐顺之：《武编前集》卷5《铁》，辽沈书社，1989年，第720—721 页。由此可见当地铁价甚廉。王在在《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也记到阳城县的史山，“乃山右出铁矿炼铁之所，矿滓积垒若山，约可数十仞不一”；小城河镇则是“五方之人，发顿铁器，收买铅汞者辐辏”。⑦《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平阳府曲沃县的商品交易也相当活络。曲沃所在位置为交通枢纽，嘉靖《曲沃县志》就说：“曲沃地狭土瘠，不足供所用，多取给于临境。谷麦自猗氏至，柴炭自绛县至，盐自安邑至，木自静乐至，铁自阳城至。集四方之用，而民用始足矣。”市集在县城者，有布市、花市，两者俱在转曲弯东；油市、盐市，俱在市廛街；杂货市、绒线市、菜市、果市，俱在顺城街；枣市、靛市，俱在怀远街；靴市、手帕市、柴市，俱在十字街；铁器市，在市廛市街；另有售卖米、麦、杂粮、六畜等物之市，“俱城内、关外递转，每三日”。在乡间的市集，则有侯马集、蒙城集、隘口集、汾阴集、高县集、曲村集、下坞集、属寺集、北五村集、西庄集。①刘鲁生等修纂：嘉靖《曲沃县志》卷1《都鄙志·市集》，上海书店，1990年，第328—329 页。正月二十五日，王在回程抵达曲沃县之侯马驿时，正逢市集之日：“时值集市，可数万人，肩相摩也，菽粟、布帛、骡马、牛羊充牣于市，红阗满廛头，余欲托宿而无其地”。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直至清朝初年，侯马驿依然是一大镇，故清人有言：“天下之业商贾者，晋为最。晋之业商贾者，沃为最。而沃之侯马驿，尤商贾辐辏之区”。③贾益：《新田秋色记》，收入张坊、胡元琢等修纂：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38《艺文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45 页。

另一方面，受到流寇洗劫，不少市镇颇为残破。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一日，王在经过泽州高平县城，抵达马邨时，游记中记到：“六七年之前，尝经流寇焚劫，至今焦垣灰户，棘院黍堂，不胜萧索”。④《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根据方志记载，崇祯四年，流寇窜至高平县境，百姓惊惶，知县鲁光国“训练民兵，身先破敌，率亲属、家丁，既剿回贼，又御流寇，两次悉平之；城垛设滚木、炮石，昼夜堤防，有备无患”。⑤范绳祖、庞太朴修纂：顺治《高平县志》卷2《建置志·武备》，线装书局， 2001年，第184—185 页。县城虽未被攻破，但乡村却受害甚惨，故逃入县城者甚多。崇祯五年，“流寇蹂境几二年，四乡居民避寇，入城僦屋而寓，至有异姓同居者”。至崇祯六年夏大疫，“疫死甚众”。⑥顺治《高平县志》卷9《丛谭志·祥异》，第462 页。故方志云：“崇祯壬申、癸酉，泫之四境，为流寇出没之所，虏子女、掠玉帛、焚庐舍，且寇纷于境，兵扰于城，兵荒之后，疫疠流行，茕茕孑遗，十室九空矣。”⑦顺治《高平县志》卷2《建置志·里甲》，第155 页。

王在抵达泽州所辖之东、西大阳镇时，触目所及，也多“焚余之宇”；至河底村，则是“寥寥炊火，败冻颓垣，焦烂犹昔”。不过，当时大阳镇已筑起城墙，“砖城迭雉，大宇市廛，无啻佰千万计”。居民告诉他：“先年为流寇所陷，虐杀殊惨”，于是不畏艰难，修筑堡城，所花费金钱无数，即驼运土石等建材，就用了六千匹牲口，“兹之危城，亦亡羊补牢耳”。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其后，抵达阳城县之芹池镇时，亦见“二三败宇，数十孑遗，令人萧楚”。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由此可见流寇对晋南市镇破坏之严重。

流寇侵袭泽州所属各州县，在崇祯四年以后。崇祯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王嘉胤率众自岳阳进入屯留、长子，二十七日从高平至沁水，又从沁水进入阳城县之北乡，原本要攻县城，阳城知县杨镇原固守，流寇乃进入南山。六月初二日，王嘉胤在南山，“夜饮大醉，虐其下，其下不能堪，因共斩其首，献于官军”。其右丞白玉梁投降，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又纠众起兵，号称二十万。崇祯五年，紫金梁等进犯阳城县的郭谷、白巷、润城诸村，杀掠数千人而去。八月，又自沁水县的窦庄，转入阳城县境之望川、下佛、王村、刘村等地，屠杀及焚死者数百人，“有营岩窟避贼者，贼以火攻之”。当时，“禾豆被野，贼驱所掠民割刈之，田野尽赤”。流寇所掠之物，除金珠、马骡、帛、衣物可贵者之外，“其余钱布等悉弃掷，或杂置马桶中，至裂帛以束草”。民家牛只，“多为所杀食，未及杀者，亦断其筋，令不复可用”。九月间，流寇数万，自沁水之武安村，进入阳城县内之屯城、上佛、白巷、郭谷、北留等村，民兵统领吴先（吴开先）率部众，与其交战于北留墩下，不幸战死，一千数百人尽被杀。十一月，流寇老回回等又从榼山进入阳城县境，冲至县城之下，“城中悉众登陴，用佛郎机击之，中一贼，余始退”。崇祯六年三月，流寇由河南的河内北上太行山，与总兵曹文诏交战于泽州之九仙台，其后又战于阳城之芹池、刘村、上义等村。四月间，流寇驻扎阳城之润城村，文诏于十八日抵周村，周村距润城十五里，出其不意，采取夜袭，紫金梁、老回回等于是遁去。①雍正《泽州府志》卷49《纪事·附兵燹·阳城》，第2813—2815 页。杨善庆、田懋等修纂：乾隆《阳城县志》卷4《兵祥》，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0—61 页；卷16《志余》，第210 页。关于流寇攻掠泽州，另可参见张慎言著，李蹊校注：《泊水斋诗文钞》卷2 《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寇碑》、《邑令杨公生祠记》、《同阁记》、《后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60、69—71、77—81 页；卷3《告邑中父老守城启》，第133—135 页。杨时化：《吴将军碑记》，杨善庆：《赠游击将军吴公传赞》，收入乾隆《阳城县志》卷14《艺文》，第166—167、181—182 页。张鹏云：《杨邑侯去思碑》，收入赖昌期、谭沄等修纂：同治《阳城县志》卷14《艺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25—427、428—429 页。

在这个过程中，商业繁荣的市镇，自然是攻掠的目标。崇祯五年，流寇攻大阳镇时，山东右参政致仕的张光奎，与其兄守备张光玺、千总刘自安等，“率义子、门徒，出家财，倡义拒敌，相持五日，颇有斩获”。然而，流寇部众越来越多，“环营四面，围困八日，援兵不至”，最后还是被攻陷，光奎等被杀。②雍正《泽州府志》卷36《节行·泽州府凤台县》，第1298 页。另外，王在经过阳城县辖境之海会寺，在寺内短暂停留，见“寺东别刹，另有塔院，大小两浮图，昂拱对峙，大者基足可亩，高可五六丈，不启门而梯攀基上十三级”。僧人告诉他：“流寇道经时，附近居人倚塔而避者三千人，寇徒睥睨而不得入，三千人无一死者。”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双塔可容三千人，或许有些夸张，但当时百姓为求活命，在塔中应像在挤沙丁鱼一般。（海会寺双塔，参见图三）

图三、阳城县海会寺双塔

图四、沁水县湘峪村堡城

王在在回程时，经过夏县水头店，于《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提到：“自沁水迤西，凡经过村镇，皆土城深壕，建楼列雉，有大四五里，而此镇独甚，周可七里”。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据方志记载：夏县之水头镇、胡张镇、裴介镇三城堡，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县李全所建。②蒋起龙纂修：康熙《夏县志》卷1《建置志·城池》，中国书店，1992年，第789 页。实际上，这类的堡城在沁水流域甚多，不限于沁水以西，而由于有堡城保护，许多村镇乃逃过一劫，如沁水县的北城砦，在县城西北隅，“寇破县城，庐室焚尽，惟此独完”；窦庄堡，则为张五典（?—1626）在天启年间所筑，“值寇乱猝起，杀掠甚惨，邑人恃此全活者数百余家”。当时，“土人筑堡相保，共十余处”，除北城砦、窦庄堡外，郭壁砦有三处，即大砦、南砦、北砦；另有端氏砦、坪上砦、曲堤砦、金峰砦、马邑砦、郑庄砦、贾封砦、湘峪砦等。③康熙《沁水县志》卷2《建置志·砦堡》，第27—28 页。其中，湘峪村堡墙，始建于天启三年（1623），崇祯七年（1634）完工，周长二千三百多米，设有东门、西门、南门及小南门。①晋城市建设局编：《山西晋城古村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193—194 页。（沁水县湘峪村堡城，参见图四）

图五、阳城县郭峪村堡城

另如泽州的周村镇，在流寇王嘉胤、紫金梁等三十余头目经过时，“临近村庄，无不被其蹂躏，毁其民居，劫民财，流离失所者，指不胜屈，而此村独以有城，幸获无害”。②晋城市建设局编：《山西晋城古村落》，第260 页。阳城县润城镇砥泊城，则兴工于崇祯六年（1633），竣工于崇祯十一年（1638），堡城周长七百零四米，有正门（南门）、水门（北门）二门。③晋城市建设局编：《山西晋城古村落》，第57—58 页。阳城县的郭峪村，明末居民有千余家，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抛死拒之，众寡不敌，竟遭蹂躏”。④张鹏云：《郭谷修城碑记》，收入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古村郭峪历史文化研究室，2003年，第9 页。当时，流寇“四面围绕，一村人民，欲逃无门，以十分计之，逃出者仅仅一二分，余有逃至山沟野地者，又被搜山贼搜出。幸值秋谷茂盛，夜间逃出者，谷林内藏避一二”。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流寇“将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皮肤。弓弦夹腿，火池油烹，残刻不可胜言”；至二十日流寇离去，经过查报，杀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者，合计有千余人。①王重新：《焕宇变中自记》，收入《古村郭峪碑文集》，第47 页。灾难过后，邑人张鹏云与王重新（字焕宇）商议筑堡。重新尝行贾经商，所累积财富甚巨，乃捐银七千两赞助。堡城于崇祯八年正月开工，十一月完工，“内外俱用砖石垒砌”，高三丈六尺，周围长四百二十丈，开辟三门。②张鹏云：《郭谷修城碑记》，第9 页。雍正《泽州府志》卷37《孝义·阳城县》，第1500—1501 页。而这种村落环以土石或砖墙的景象，至今在许多晋南古镇中还保留着。（阳城县郭峪村堡城，参见图五）

顺带一提的是，王在等一行由沁水向西翻越乌岭时，在《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记载王寨镇“设守戎统兵防御”，又云：“是皆迭岚层岭，峻矗参云，险莫可状，暴客薮于间，故建官兵相御。无如地僻山深，而戍者月支愆日，尝有御暴者为暴。余时驰逐冠盖，负弩鸣笳，实繁有众，乃履险若夷。”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是官兵反为匪徒，若非人多势众，恐怕还要被勒索。

四、旅宿条件

旅人，是辛苦的，特别是长程旅行，而住宿休息尤其重要。在明代，官员出行可以进驻驿站或公馆，商人与试子可托宿会馆，而丛林的客堂也提供到访者下榻，营利性的客店则存在于交通要道与大小城镇，但若未能碰上会馆、丛林、客店，则只好借住在道旁的民家。④詹怡娜：《明代的旅馆事业》，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4年，第19—234 页。元明之际，贝琼（?—1379）在《旅轩记》曾经指出：“余尝观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东西南北之涂，求庇于信宿之顷，虽毁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补，其势然也。”①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7《旅轩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17—118 页。由此可以想象，大半的旅店常是因陋就简，住房条件可能不会太好。宋濂（1310—1381）则谈到南京客店的经营态度：

金陵之俗，以逆旅为利。旅至，授一室，仅可榻，俯以出入。晓钟动，起治他事，遇夜始归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责钱数千，否必诋诮至讼。或疾病，辄遣出；病危，气息尚属，目睊睊未瞑，即舆弃之而夺其赀。妇孕将产者，以为不祥，摈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辇毂下，四方人至者众，其势致尔也。

在这样的风气中，唯独店家李疑不然，“以尚义名于其时”。李疑的客店在通济门外闾巷，对于病人、孕妇一概不拒。金华人范景淳在京师为吏部吏，得了重病，“人殆之，不肯舍”，听闻李疑讲义气，拄着拐杖到店门投宿，李疑即刻应允，找了一间明亮清爽的房间让他住下，并为他煎煮药物；范某因病重，屎尿满床，还亲自“刮摩浣涤”。后来范某过世，又出钱为其入殓，找来其子弟，将余赀尽数归还。山西平阳耿子廉因事被逮械至京，“其妻孕将育，众拒门不纳，妻卧草中以号”，李疑即将其抬回客店中，命其妻善加照顾，后来生了男孩，一个多月后才告辞离去。②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4《李疑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08—1709 页。

金陵旅店对待病人的方式，还可再举一例。余姚人某，以皂隶之役，到南京兵部轮差，由于患鹤膝风，“歇家见病笃”，将其丢在小巷中，后被南京太医院吏目夏昂遇见，将其扶归医治，得以不死。③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卷10《夏昂乡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8—399 页。这种例子也存在于北京，如俞汉远充军蓟州途中经过北京，客死于旅店，“逆旅人伺客垂绝，褫衣匿囊，委其尸于沟，以为常”。俞汉远被丢在沟边，锦衣卫千户李宗（1399—1451）偶然见到沟旁有狗在争咬尸骸，觉得不忍，于是用棺收殓，并送回其家乡。④罗玘：《圭峰集》卷14《锦衣卫千户李君妻邬氏权厝墓志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4 页。

明代旅店的规模，一般均不甚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三日傍晚，董应举（1557—1639）抵达莆田，入住北门的旅馆，“逆旅舍纵广才十笏，穴墙通明”。①董应举：《崇相集》卷13《游莆记》，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10—611 页。笏即笏板，有品级的官员持着上朝，十笏则比喻空间甚小。但住房条件还有更差的，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张大复（1554—1630）前往北京，三月三十日住在山东德州的旅馆，“土床湿蒸，遂不成寐”。②张大复：《闻雁斋笔谈》卷4《送春》，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545 页。

规模大而且服务佳的旅馆，要属泰安州的旅店。嘉靖初年，泰安的客邸有数百家。③李熔：《姚别驾总巡泰山记》，收入汪子卿著，陈伟军点校：嘉靖《泰山志》卷3《登览》，泰山出版社，2005年，第207 页。实际上，泰安州的客店与各类商店，乃因泰山进香而蓬勃发展，正如王士性（1547—1598）所说：进香客“当春夏间，往来如蚁，饮食、香楮，贾人、旅肆，咸藉以为生”。④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240 页。这些纷至沓来的进香客，正是带动泰安经济繁荣的要角，而官方的商税也大半依赖进香活动。万历《泰安州志》就说：“本州岛税无定数，但值香客辏集，四方轮蹄沓至，商人有给帖、包税之名，若驼行、力负者不与焉。”可见泰安州商税之收入，与香客之多少息息相关。⑤成淑君：《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明代泰山碧霞灵应宫香客经济初探》，《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 期，第39—40 页。崇祯年间，张岱（1597—1679）记泰安客店：“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客单数千，房百十处，荤素酒筵百十席，优傒弹唱百十群，奔走祇应百十辈”。⑥张岱撰，夏咸淳点校：《张岱诗文集·琅嬛文集》卷2《岱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按：“房百十处”，此本做“房十处”，据他本径改。而这样规模的客店，在泰安州城内有五六家。⑦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卷4《泰安州客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40 页。

泰安的客店，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极少这样的客店。与泰安客店相比，王在所记载的客店，规模都不大，极具对照之价值。崇祯八年四月，他自历城县城出发后，行至中店铺，有陈九官的尔祝客房，“房两进，尽后者爽洁可居，屋后有园，间以杂树，阴翳凉飔，袭人襟袂”。当日晚上，落脚在齐河县新店，客店主人姓刘，号念吾，住房“床荐蚤虱屏除，尽足成寐”。①《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五日。在清平县新兴集下榻的客店，主人名李治国，曾在灾荒时捐粟济民，故王在称之为“荒政义民”，其所提供的饭菜较为精致，“煮海鱼于腐，粝稻为饭，一饱三十文，似饭钱太贵”，所幸“屋爽床洁，解囊高枕，客梦无惊”。②《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六日。

在临清州新城西门外一家客店歇息，则是“秽草不除，几榻垢积，蔬食菜羹，粝恶螫口”。在来家庄所住的客店，住房的条件也不佳，“寥寥烟爨，膝莫可容，湫隘卑暗，不得翘首，虱蚤侵人，目不克下，第天地昏湿，不得不假一椽而托宿焉”。③《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七日。在山东东昌府丘县铺路店下榻，客店主人叫张小坡，所住房间为东西向，则是“屋一椽，颇爽洁”。④《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八日。

进入北直隶，在广平府曲周县之香城堡一家客店午饭，“主人张养初，角巾布袍，自言为曲周文学，及见有诗揭壁，鄙猥殊可喷饭，再叩之，知为本处乡约倅耳”。在曲周县之獭子桥打尖，“其地延邈长街，居人庶矣，而客房秽杂”。在广平府城西关解辔住宿，“客馆秽隘，几榻不修，幸主妇能老洁饭，庶几不苦”。⑤《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九日。

在河南彰德府境内，于武安县五吉镇停辔午饭，“屋洁而榻垢”。客店主人姓张，号敏吾。⑥《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一日。在武安县境内，经过牛尾镇、冶陶镇、猛虎镇，“皆屋宇、穴居相半，独冶陶有李老家，厅事三楹，厂洁可住”。⑦《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进入涉县境内，至河南店，“大屋巨楹，只不精洁，夏月可住，冬非宜客也”。⑧《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

越过两省交界，进入山西潞安府黎城县后，王在抵达赵店，镇上“多客宇，又时当暵剧，午后火云灼人，竟可燃物，随解鞍而止”；但大店刘希枝家，客房已满，乃至隔壁王家暂憩，“居东小构，西日曝面，殊苦”。⑨《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三日。次日至河北店，他在《品外稿西行纪》说道：“居人尽穴崖而处，有若堂者焉，有若楼者焉，行者泊于是。岩墙之下，君子不居，知者应自谨，勿忽。”①《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四日。显然他认为窑洞不安全，似乎没有好感。而在抵达潞安府潞城县时，王在等住在东门外，“客店臭秽不可状，终夜若置身涂炭中”。②《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五日。

崇祯十三年，王在前往解州朝拜关帝庙时，启程首日晚上，在泽州高平县之换马街，“泊宿于李老之家，室与榻皆不秽杂”。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十日。到达泽州阳城县之苇町镇时，“居民繁伙，饭肆蒸稻可湌”。④《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返至阳城县之苇町镇，中午“食店家蒸稻，庖人自煮腐羡，余得饱焉”；又投宿在大阳镇小店中，“屋榻爽洁，炉火不寒，主婆长于具膳”。⑤《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初四日。山西虽亦产稻，但数量不多，⑥参见张继莹：《明清山西稻作种植：“用水极大化”的尝试》，《明代研究》第15 期（2010年），第37—83 页。在阳城苇町镇能吃到米饭，应是相当难得。

在晋南许多城市的客店中，不乏妓女倚门的身影。王在记平阳府解州安邑县城就说：“县土城人众，市肆星罗。客店皆在城内，悉大楼宛转，俱为倚市门者占据其中”。⑦《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回程时，他在闻喜县城东门外大街投宿，只见“粉黛环集，红裹飘扬，麝兰馥郁，绕梁之音，混我客枕”。⑧《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行抵曲沃县城，于东郭王秀才客馆住宿，“馆亦多妓杂居，香红混人耳目”。⑨《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又据方志记载：“山西旧多角妓，诸郡有之，称之乐户”。蒲州在明代之时，“乐户并聚居东城门外关厢间，州守行春，则浓妆骑马以供役，其缙绅与客宴饮，则召之佐酒”。⑩乾隆《蒲州府志》卷24《余识》，第2182—2183 页。王在所谓蒲州“妇女盛饰倚门”，⑪《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当即指此辈。

五、女子妆扮

女性，是隐性、潜在的消费群，其消费能力颇为惊人。我们不清楚明太祖是否认知到这一点，但他确曾想办法约束妇女的消费欲望。因此，对一般妇女的服饰有严格限制。洪武元年（1368）二月规定：“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洪武三年（1371）八月又下令：“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洪武四年（1372）五月，规定命妇首饰：“一品、二品用金玉珠翠，三品、四品用金珠翠，五品用金翠，六品以下用金镀银，间用珠。”①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525 页；卷55，洪武三年八月庚申条，第1076 页；卷65，洪武四年五月癸酉条，第1231 页。

但至明朝后期，这一禁令早已形同废纸。江西建昌府在弘治以后，“侈妇饰僭拟妃嫔，娼优、隶卒之妇亦有黄金横带者”。②夏良胜纂修：正德《建昌府志》卷3《风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6a 页。嘉靖年间，福建西北的建宁县，“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③何孟伦辑：嘉靖《建宁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第422 页。而在陕西南部西安府的渭南县，“旧时妆饰多仆素，今皆珠翠、锦绣矣”。④南大吉等修纂：嘉靖《渭南县志》卷9《风土考三·风俗》，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0 页。另外，嘉靖十五年（1536），刘黻说：“京师女子，习见豪华，居常以粉黛涂泽为工，出则以锦绮金珠为尚”。⑤刘黻：《颜节妇王氏传》，收入杨佩纂修：嘉靖《衡州府志》卷8《艺文》，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重27b 页。万历四十年（1612），蔡献臣参与修纂《同安县志》，论及同安县之蠧俗，其一为赌，其二为侈，当中妇女有首饰之侈：“旧惟金面银里，今则有并里用金者。旧惟真珠假石，今则不惟买珠于粤，而且市石于滇，沽玉瑙于燕者。旧惟头髻、花簪、鬓钗、耳环之类，今则珠篐垂帘，有一头篐而费七八十金，竞相效尤者”。⑥蔡献臣：《清白堂稿》卷17《同安县志·风俗志》，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29 页。

明代后期，男性服饰的变化日新月异，妇女的装饰亦然。①参见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第127—129 页。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第44—54 页。在流行的变化速度方面，弘治年间，河南的太康县，“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发髻高寸余；正德年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发髻渐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面尺二三寸余”。②安都纂：嘉靖《太康县志》卷4《服舍·女服》，上海书店，1990年，第349 页。这中间大约是十多年一变。崇祯二年（1629），沈长卿更提到：

妇女妆饰，逐岁一新，而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南都效之，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此岂有檄文期会媪妁传宣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乃克周遍，所始之地厌弃已久，所效之地摹仿方新，大可笑也。③沈长卿：《沈氏日旦》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7—448 页。

苏州是妇女时尚流行的中心，其所创造的妆饰风格顺着南北两路传播，杭州与南京则是中转地，流行周期是五年一循环。必须指出的是，北京流行江南服装已经晚至崇祯年间。据史玄《旧京遗事》记载：“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崇祯）一、二年中，鸣蝉堕马，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以袁娘娘之骑马善射，皇上罢看之后，袅袅行步惟工矣。”④史玄：《旧京遗事》卷2，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28—329 页。由此看来，北京在这之前，应该有自己的流行风格。

有趣的是，王在对妇女的妆扮与发型特别感兴趣，因此留下不少珍贵的记载，如记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妇女悉照我济南妆，粉色撩人，脂香袭远”。⑤《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九日。过广平府城，至贾葛口，又记到：“妇女之妆无异，而娇艳媚倩，曲周其尤物也。”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县之五吉镇，记云：“妇女髽而髻无膝衣，固无媚色可亲，亦无怪妆可怖。”①《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一日。抵彰德府涉县之石泊村，则提到：

从此迤西，妇女不能形辨，飞蓬乱挽，覆以大发圈，高寸许，广及□骨，笄横其上，怪妆乔扮，愈西愈奇，不可殚状，游子至此，亦恍在九子魔母国矣。余尝有诗送内兄殷袭之还里一联：“泼石童山三百里，乔妆怪妇几千般”，是实录也。②《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

抵达涉县县城，记上又说：“妇女妖妆鬼态，殊非人寰所见。”③《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二日。可惜现已无从得知当时妇女的妆扮，因此其所谓的“鬼态”，究系如何也无法想象。但这些地区，基本上经济较为落后，妇女可能无暇或不善于打扮，故发型多朴拙；加上日下劳作，皮肤可能较黑，看起来并不可人，所以被评为“魔母”、“鬼态”。在这些地方，完全看不到江南服饰的影响。但所谓的“鬼态”究系如何，现在已无法想象。不过，姚旅在《露书》曾经记载：

黄六治谓开封妇人皆戴网，心窃怪之。后余开封渡河，见舟中妇人网蒙其首，非六治先言，几绝倒。比过通许、太康，门子披发者皆有网，亦一方之服妖也。④姚旅著，刘彦捷点校：《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9 页。

另据地方志指出：明朝末年，开封“伎女露髻巾网，全同男子”。⑤张俊哲、张壮行等修纂：顺治《祥符县志》卷1《风俗》，中国书店，1992年，第24 页。由此可见，对于河南妇女的发饰，不仅只有王在一人感到奇怪。而黄六治（黄衍相）所谓的“戴网”，或许即王在提到的“大发圈”。另外，崇祯九年，陕西韩城知县左懋第（1601—1645）禁约地方风俗，其中有一款说：“妇人戴网，并戴纯阳巾及妙常等冠，类男子，宜禁。”①左懋第：《左忠贞公剩稿》卷2《严禁奢僭以挽风俗以息灾沴示》，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82 页。看来从河南到关中，女子似乎有戴网巾的习惯，是这一带妇女头饰的流行风格，黄衍相、姚旅、王在与左懋第等人觉得奇怪，可能带有“他者”的偏见。

山西方面，正德《大同府志》曾说：“衣服以锦绣为常，贫家妇女必得纱罗，人乃不笑。”②张钦纂修：正德《大同府志》卷1《风俗》，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222 页。或许在贫穷的地方，妇女外出更讲究体面。同属山西边镇的宣府，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嘉靖《宣府镇志》记载：城市中“绝无妇人戴银簪饵者，有之则众笑曰村妇”。③孙世芳等纂修：嘉靖《宣府镇志》卷20《风俗考·政化纪略》，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889 页。而万历四年（1576）修的《沃史》则指出：“女子珠翠金饰，但有财，尽能索耳”。④万历《沃史》卷13《风俗考》，第5b 页。万历年间，山西巡抚吕坤（1534—1616）禁约风俗，也有一条提到：“访得本省妇女，戴金不戴银，有一簪金重一两二钱者；又累丝篏珠，极其工巧，迭轻拔细，易于损伤。”⑤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实政录》卷3《民务·禁约风俗》，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1 页。由以上的例子看来，山西妇女只要有可能，一样喜欢花枝招展。另外，袁宏道（1568—1610）有诗描述山西女子的装扮：“按金驹，立长沟，枇杷落尽茱萸秋。山西女儿帕勒头，面上堆粉鬓堆油。二十五弦弹箜篌，猩红衫子葡萄，笑问南装如此不？”⑥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26《长安有狭斜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8 页。看来这位山西女子，虽然穿戴华丽的服饰，但不清楚“南装”为何。

万历中叶，谢肇淛在《五杂组》说：“古称燕赵多佳人，今殊不尔，燕无论已，山右虽纤白足小，无奈其犷性何。大同妇女姝丽，而多恋土重迁，盖犹然京师之习也。”⑦谢肇淛：《五杂组》卷8《人部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186 页。这一评论自然带有主观的认定，但他在乎的是内在的性情，而不仅是外在的皮肤与装扮。不过，对旅行者而言，能“悦目”已经是不错了。天启年间，姚旅说山西洪洞的妇人“衣重重，卷袖道上行，露其手腕。诗云‘手如柔荑’，不第齐风矣”；即使如此，他提到的洪洞五美，其中一美就是“美妇人”。①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第209 页。

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王在西行往蒲州途中，经过曲沃县城，在《历蒲抵解谒关云长夫子庙记》上说道：“时以上元，灯火骈集，士女毕来，玉色雅妆，金莲娇步，革履凌波，印尘迹浅，无女不仙，无仙不韵，而媚冶带庄，固所难也。”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万历《沃史》尝言：“齐民服饰，恣所好美，僭侈无度，男子冠巾丝履，女子珠翠金饰，但有财，尽能索耳”。③万历《沃史》卷13《风俗考》，第5b 页。曲沃妇女之所以重视妆扮，而且让人觉得端庄雅致，除了当地审美风格之外，或许也与其商品经济发达，商贾行走四方，将外地流行妆饰带回有关。且家庭富裕的妇女，大半不必户外劳作，皮肤自然较为白净，益以有钱置办化妆品，加上服饰与珠宝搭配得宜，故给人愉悦的感受，不像下面要谈到的蒲州城外郊区的药王庙会上，不少妇女妆扮虽然可以，但皮肤还是黝黑不佳。

正月十六日，王在抵闻喜县城，日记记道：“闻喜妇妆，髻如茄状，锐末而丰项，绾发近额，以髻卧于后，以宽帕缠头，丰致逊曲沃远矣。”④《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正月二十日，由蒲州城东行八十里，有药王庙，是日为药王诞辰，百里内居民皆来赶庙会，记上云：

妇女倾国而至，有项戴瓣香、手持楮锭者，持小木凳匍匐而拜于路者，有绿舆宝车延小鬟者。妆用江南髻，不鬓不鬟，衣裳鲜楚。而肩摩毂击之中，其丽不亿，皆尽质粗色黯，无一可儿，徒教步步莲花，不堪入掌。⑤《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晚明江南妇女的妆饰风格，逐渐流行华北各地，于此或可再获一佐证。不过，东施效颦，终究尚隔一层。二十三日，其东返至安邑县，在记上则云：“安邑与运城妇女，固不及曲沃之娇婧，而艳媚乔妆，亦三晋之佳人也。”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由此看来，在他眼中，曲沃为第一，安邑与运城其次，闻喜与蒲州则不及格。在笔者所见数据中，对山西各地女子装扮做细部比较，除王在之后，还没有第二人。

六、各地庙宇

自昔以来，中国庶民的精神生活，就常与神祇、庙宇联系在一起。而寺庙所提供的空间（不论是庙前或庙内），常成为公众节庆欢娱、集会商议大事的场所。②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9—140、155—156 页。明代南北不论城乡，到处都有庙宇，而自明中叶起，庙会越来越盛。如嘉靖《广平府志》记载：“庙之会，国初未有，自正德之初，始有此俗”。庙会时，“男女入庙烧香，以求福利。无赖之徒云集，乘机赌博，甚至斗杀淫盗，争讼由之起”。永年县的娘娘庙、肥乡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庙会尤甚盛大。③翁相、陈棐修纂：嘉靖《广平府志》卷16《风俗志》，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7b 页。嘉靖年间，河南通许县城百姓祀神，正月十六日，凤冈有插花庙会；三月十八日，城隍庙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会；四月八日，八蜡庙会；五月十三日，义勇武安王庙会。各庙庙会有会长，“先日醵钱，备牲物，集伎乐”。祭祀前一天，会长率会之人到庙供事，“伎乐并作，谓之暖办”。祭祀当天黎明，“陈设牲物，会长率会之人行礼，优剧大作，至暮乃散”。次日，将祭物煮熟，“会饮尽日”。④韩玉纂：嘉靖《通许县志》卷上《风俗》，上海书店，1990年，第80 页。

晚明华北各地庙会蓬勃发展，如崇祯初年开封东岳庙，“每年三月廿八日，圣诞之辰五日前会起，进香、做醮，拥塞满门。所卖各样货物，遍地皆是。棚搭满院，酒饭耍货，诸般都备，香火燎天，人烟盖地”。城隍庙会更为频繁，“每逢朔望日大会，各处进香拥护盈门”，在照壁前，卖牛马尾、网巾、唐巾等货；在牌坊下，卖描金彩漆、卷胎、拔丝等盒，帽匠盔洗旧帽、安鞭爪；在东角门外，卖桌、椅、床、橙、衣盆等架、大箱、衣箱、头面小箱壁匮、书橱、一切木器等等。①刘士岭：《〈如梦录〉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第129 期（2008年），第95 页。

王在是一个好奇的人，经过各个城镇，常进寺庙内游览，并喜欢阅读碑记，且录下大量的楹联。崇祯八年四月廿七日，抵山东东昌府临清州马明镇，镇上有元代古刹净土禅寺，倾圮甚为严重，唯寺后的千佛阁，经过清源乡乡绅柳佐募修，“精宏坚致，非近来时绌可办，高可望二十里”。寺有二门，偏西有古碑，半没于土，寺僧云：“出之即陷，移置他所亦然”。②《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廿七日。四月三十日，王在来到北直隶广平府邯郸县的黄粱梦镇，此镇据传是唐代沈既济《枕中记》卢生入梦故事的发生地。《品外稿西行纪》上记到：镇上有明世宗敕建的吕仙祠，祠前立着陶仲文（1475—1560）所撰的碑记。庙的前殿供奉钟离，后殿供奉纯阳子，末殿供卢生卧像，卧像连同龛床，系用一块石头雕琢而成。据住持跟他说：神像每年必须重新装饰一次，缘由据说是游客以手抚摸，可以免除疾病，因此“手腻坟起”，不得不加以刮除。③《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四月三十日。五月初四日，行抵山西潞安府潞城县之神头镇，镇上有灵泽王古庙，奉祀李卫公、药师，竖有金时重修碑记，王在观看后说碑文“字深刻，历历可读”，庙内亦有旧碑可观。④《品外稿西行纪》，崇祯八年五月朔四日。

崇祯十三年正月，王在与潞安府同知一起前往河东，初十日经过长治县韩店镇之香岩寺，为唐代古刹，“新经主僧一休重理，奂轮两美”。⑤《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十日。正月十二日，经过阳城县辖境之海会寺，在寺内短暂停留。海会寺“襟枕皆山，长河前绕”。寺中有三泉灌于其内，“以泉水冬温，荇藻交碧，暖气如汤，故河岸杨柳，叶脱而板润，夹岸尽然”。寺门有高峻阁五楹，“飞甍丹碧，金翠陆离”。阁上左右摆列钟鼓，下面坐风调雨顺四尊者。门内为毘卢阁，阁后尽种松与竹，是为大雄殿与水陆殿，“殿之壁画，与常有之轴制者，其神采笔法迥异于俗”。其时将到上元节，设供丰腴，香火缤纷。再往后为第一泉，水源从山脚下出，“灌小池而分翠荇，锦鳞大有生趣”。其东西各有僧房，及读书之精舍。东边稍北偏为龙王殿，殿前有泉水，“更莹洁沉泓，水清如空，气暖如日，藻叶滴绿，娇情无可比状”。东边之南，阁门之内，为张慎言（1577—1645）焚修之净室，“北屋五楹，三明两断，中以碧纱龛厨，供白衣大士像，两断室设暖炕、凉榻、净几、漆案”。前方池塘，大足有一亩，“泉池中出金鲤，可以万计”。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正月十五日，到平阳府翼城县，记城东门内之后土庙，“庙制宏邃”。从城外仰望，庙在层崖之上，高有五十丈，入城则庙在平地。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他在此行的行纪中曾记到两座城隍庙，其一为平阳府曲沃县城隍庙，“壮丽宏巨，不可卒状”。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正月二十日，王在抵达蒲州城，东门之外有舜庙，“规制宏而不华”；再往东有普救寺，即元稹（779—831）《莺莺传》与王实甫（1260—1336）《西厢记》故事的所在地。寺位于高岸之上，“古建而今颓”，壁间多题崔莺莺、张生当日事。在大雄宝殿左，有塔十三层。旧塔在武宗时，因地震崩陷，今所见为重建者。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按：普救寺塔系毁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华县大地震，②张佳胤：《再建普救寺浮图诗碑》，收入王汝鵰辑：《山西地震碑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 页。并非武宗在位时，或许当地人告诉王在的时间有误，故游记上记为“武庙”时。（普救寺莺莺塔，参见图六）

图六、蒲州普救寺莺莺塔

崇祯十三年，王在与潞州府同知一起前往河东，为的是要到解州朝拜祭关帝祖庙并求签。明代关帝信仰极盛，正如顾梦圭所言：“国朝厘正祀典，自京师至郡邑，非其神不祀，顾惟汉寿亭侯关公祠宇遍海内，虽僻郡遐邑，崇奉罔缺”。③顾梦圭：《疣赘录》卷5《汉寿亭侯庙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97 页。而费元禄也说：“自两都连齐、鲁、三吴、楚、越、滇南，及奉正朔之地，人士女孺，无不仰如元后，亲如父母，尸祝爼豆，所在不绝”。④费元禄：《甲秀园集》卷36《汉寿亭侯敕封协天大帝关公庙碑》，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48 页。王家彦（1573—1644）则说：天下神祇，“独关帝香火遍天下，几与学宫埒，虽愚夫、悍卒，入其庙，式其像，无不克复投诚，以至华戎殊俗，异音同叹，不待家到户说而后尊亲奉之”。①王家彦：《王忠端公文集》卷10《正阳门关帝庙遣祀记》，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20 页。总之，关帝信仰遍及海内外，信众数量极多。（解州关帝庙，参见图七）

图七、解州关帝庙春秋阁

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寿亭侯庙，在解州城西门外，宋元祐七年建，金大和三年敕修，元泰定元年重修。祀汉将关羽，宋加封义勇武安王，国朝复初封号。每岁以夏四月八日，本州岛运盐使司官各致祭，晋王遣祭，居民远近，莫不享赛。”②李侃、胡谧修纂：成化《山西通志》卷5《祠庙》，第192—193 页。但从《明武宗实录》所示，朝廷派遣官员致祭，已经改在五月。③费宏等撰：《明武宗实录》卷63，正德五年五月丙寅条，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1383 页。即使如此，民间还是在四月八日这天到庙里进香。正德九年（1514），韩文（1441—1526）说：“俗传四月八日乃王受封之日，本省及邻邦士夫军民，赍香币走祭庭下者，肩摩踵接，无虑数十万人。”④韩文：《正德修庙记》，收入张镇编辑：《解梁关帝志》卷3《艺文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875 页。嘉靖三年（1524），朱寔昌提到：“远近之民，犹以四月八日为会，以勤报赛，至者不远千里，而商贾因以为市，入有施舍香钱，及赋其市地之廛，岁不下二百金，少亦半之”。⑤朱寔昌：《嘉靖修庙记》，收入《解梁关帝志》卷3《艺文上》，第882 页。嘉靖三十八年（1559），张四维也说：“每岁四月八日，相传为神受封之辰，远迩士民赍缗楮走祭祠下者，无论数万计，商贾以货至者，至不容于市焉”。⑥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4《解州重修汉寿亭侯庙记》，第655 页。

由于商人在庙会时承租庙地摆摊，故解州关帝庙有税银收入。万历末年，路从广任安邑知县，曾受命征收解州关帝庙税，“誓不染指一钱”。⑦戴治、洪亮吉等修纂：乾隆《澄城县志》卷13《闻人上·明》，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67 页。又据记载：解州关帝庙，“每年四月八日大会，向有客贷税银七十九两零”。万历二十七年（1590），税监至山西，“额外搜求，增香税银九百四十三两，商民苦之”。天启年间，张起龙莅任知州，“即申请永远除免，商民勒碑州署”。⑧马丕瑶、张承熊等修纂：光绪《解州志》卷5《宦绩》，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46 页。

据王在行纪记载：关帝庙位在解州城西门外，南向临外者为端门，门口列有四只铁狮，大者二丈，小者丈余。东西两边，有龙爪槐各二棵。门东为周贤祠，奉祀周仓。再东为启圣祠，奉祀关公之子。再往东为东华门，门西为神马厩，其中奉祠赤兔马。再西则为西华门。端门东西南北，各有牌坊，题“威震华夏”、“气壮山河”等字。端门内为午门，门大五楹，“飞檐耸阁，巨丽华美”。再北为大亭，亭北为正殿，殿为九楹，“石柱蟠龙，一若朝制。夫子冕旒搢珽，南门端坐，旁列垂绅执笏者四，非寻常仓执刀、平执印也”。殿台之上，东西两侧刻签谱于五色尺矩。方台之下，站着如端门外之铁狮。东配殿殿中坐关平、关兴，西配殿殿中坐关平、关兴夫人。寝殿之后为麟经阁，阁高仅两层，“而峻极矗旻，望盐池四十里外，近于咫，广足二亩”。阁中塑关公着便服包巾，凭几阅读《春秋》像。云霄阁后，则为后宰门。庙内自午门东西，列庑回绕，共二百四十楹。道士廨舍在东西庑后，约有二百余家。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其由解州往回走时，经过盐池西禁门，抵达运城县城，中午饭后，出南门半里，进入中禁门，即为盐池。盐池在中条山下，长一百二十里。当时正值春旱，“池水带如”。临池而南，有歌熏楼（熏风楼）。熏风楼北约百步，爬百阶而上，则为海光楼。楼前阶级之下，“手拍有应声若琴韵然”。楼后有池神庙，内有戏台五楹，轩厂宏壮。对楼为池神殿，左配中条山神祠，右配风洞神祠，俱座南向。②《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至于运城县的表忠祠，系河东巡盐御史杨绳武（1569—1641）所建，“祠不阔而整”，内有牌坊，额题“孤忠浩缈”。表忠祠内，中间祀商大夫关龙逄，左祀汉前将军关云长，右祀魏记室关子明。关子明，系云长之孙。三者“皆木主，不塑土偶”。祠之两庑，左壁上半绘龙逄入谏图，半绘关子明山中注《易》图；右壁上半绘关云长邗沟破，半绘关云长破蚩尤，所画俱笔笔生动。由便门而出，则为三教堂，“小构而精，中塑孔先师，左释迦牟尼尊者，右老聃像，仅二尺，而神王如生”。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回程途中，王在曾住在阳城县的城隍庙僧楼。僧人熙宇引领王在观览庙中各胜景，华丽不下曲沃城隍庙。殿后为寝宫，宫右为城隍夫人梳妆楼，上设帷帐、椸枷、盥盆、巾帨等物件。由殿东入而往北进，则为花园，“种卉木、松竹递三楹”，其中城隍塑像着角巾常服，手执如意，阅看《劝惩录》，其旁设置几案，上列图书、炉鼎诸玩物。①《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初三日。

七、结语

王在在潞安府担任幕友期间，山东济南发生重大惨案。事情的原委是，崇祯十一年（1638）冬，女真破居庸关而入，穿越京畿南下，十二月间直抵山东，山东巡抚颜继祖（?—1639）奉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之命，移师德州，隔河防守，太监高起潜则驻兵临清、济宁之间以为声援。十二月底，济南被围，城中仅有土兵五百及新调莱州兵七百，布政使张秉文（1585—1639）等设法固守，巡按宋学朱（?—1639）七度上奏疏求援，高起潜等却未发一卒相救。当时，女真兵三面环营，做长期围困之计，济南城中饷绝，宋学朱请德王发出帑金犒赏军士，又命将士以佛郎机等火器射击，相抗九昼夜，“守城者面目皆生疮，援兵竟不至”。十二年（1639）正月初二日，天方黎明，济南陷落，布政使张秉文等俱殉职。德王朱由枢亦被执，诸郡王皆见杀，济南城内被燹掠一空。②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正月庚申，中华书局，1958年，第5828 页。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尧峰文钞别录》卷2《诰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宋公墓志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7—2070 页。王士祯：《带经堂集》卷78《双忠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55 页。据《崇祯朝记事》指出，城破乃因“城中新兵皆叛，劫德王府，开门迎敌”。③李逊之：《崇祯朝记事》卷3，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23 页。女真兵在城中六日，屠杀军民甚惨，方文（1612—1669）有诗云：“城中杀戮十余万，家家骨肉哀号呼。”④方文：《嵞山集·续集》，《鲁游草·大明湖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19 页。吴盛藻（1628—?）则提到：“杀戮到鸡狗，肉塞河水干。计丁七万余，孑遗从此寒。”⑤吴盛藻：《天门集》卷2《纪年诗五十首》，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569 页。朝廷旋即命云南道御史郭景昌巡按山东，并勘核失事之情况。景昌抵达后，“瘗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余”。①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97，崇祯十二年正月戊辰，第5829 页。在这个过程中，王在的弟弟王封、儿子王晋、女婿李晋征、史起鹏及两位侄女皆生死未卜。次年正月十四日，他在山西得知城破的消息，“如身处针毡，心居灼釜”。二月十三日，妻子从济南逃难来到潞安府治投靠他。②王在：《梦记》。

在此情况下，王在其他亲戚与家人多半生死未卜。崇祯十三年，他前往解州拜谒关帝庙，其实怀着内心的寄挂。因此，正月十一日，在泽州高平县之马邨，见到镇上被流寇焚劫后，“焦垣灰户，棘院黍堂，不胜萧索”，让他触景伤情，想起家乡被女真兵攻陷，“初遭屠荡，触目而惨神，不堪回首”。③《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因此，他在二十一日抵达解州，住进关帝庙内西庑道士之家后，即马上“盥栉更衣，买楮锭，蹑级登陛，拜伏阶下”。由于“济南沦陷，骨肉俘虏，弟若婿若子，存已未定”，乃秉诚祈祷问卜。卜女婿李晋征，求得第九十七签：“五十功名心已灰，那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卜儿王晋，求得第八十二签：“彼亦俦中一辈贤，劝臣特达与周旋。此时宾主欢相会，他日王侯得并肩。”卜弟王封，求得第十三签：“君今庚申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儿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卜两位内侄女，求得第四十三签：“一帋官书火急催，扁舟速下浪如雷。虽然目下多艰险，保汝平安去复回。”卜女婿史起鹏，求得第十九签：“嗟子从来未得时，今年星运颇相宜。营求动作皆如意，合和婚姻诞吉儿。”④《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这些签诗与现存《关圣帝君灵签》相符，但其亲人是否安在，能否与其团圆，皆无下文可查，或许抱憾终身亦未可知。

据顺治《潞安府志》记载，崇祯年间任潞安府同知者有三人，在殷启贤之前者为焦浴，之后者为阎尧年。⑤顺治《潞安府志》卷4《郡县·建置》，第261 页。因此，王在可能在殷启贤离任后回到历城。明朝灭亡以后，在顺治二年（1645），叶承宗（济南府历城县人）有诗谈到与王京也、高虞祥、郑来亨、赵君孚（赵吉征）在耦花居听雨。①叶承宗：《泺函》卷1《伏日藕花居同王京也高虞祥郑来亨赵君孚听雨》，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48 页。顺治初年，赵吉征乔寓历城县的鹊山，亦常与“邑中叶进士奕绳（叶承宗）、王秀才京也为文酒之会”。②王苹：《蓼村集》卷2《书菜根堂诗卷后》，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4 页。由此看来，入清之后，王在的身份仍系生员，并未再参加科考。顺治五年（1648），王在自言：“年几望七，郝使君本仲备兵下雉，治水虎林，招余入幕。”③王在：《梨花园又杂俎》，《耳目顿新记》。其所言之“郝使君本仲”，应该就是郝䌹（济南府齐河县人）。顺治五年九月，郝䌹由分守金华、衢州道转任浙江布政使司参议，掌管屯田水利。就因为他的邀请，王在有南行前往浙江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他抵达杭州当日雨雪，直至次年（1649）二月将尽，“大雨连昼夜不止者八十日”。④王在：《梨花园又杂俎》，《戊子十二月十二日抵临安是日雨雪至己卯二月将晦大雨连昼夜不止者八十日亦迟暮之老翁所仅见也》。在杭州停留五个月后，王在又回到济南。⑤王在：《梨花园又杂俎》，《明故中宪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子新殷公暨元配清故明诰封太恭人殷母葛氏合葬墓志铭》。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他在《王在镐近稿》序中曾自述家世，本为浙江山阴人，父亲文慑始居历城，故为山东历城籍。由此可知，顺治十二年他还在世，此后则事迹不可考。

附录一、《品外稿西行纪》

《品外稿西行纪引》

乙亥（崇祯八年），负囊书游上党，历清源、北直、河南三境而始入晋疆，地不足千里而近，而风土之不齐，妆饰之异致，人事之互殊，殊令人舌挢而足讶也。一日之所听见，夕而解鞍，聊相笔纪，广坐瓮子得以言天，裨征夫免于问路，没要紧也，而亦有益焉。庚辰（崇祯十三年）正月五日，王在在镐甫识。

《王京也品外稿西行纪》

乙亥四月念有五日，日中，携三仆西发。廿五里为中店铺，西偏而向北者，为陈九官尔祝客房也。房两进，尽后者爽洁可居，屋后有园，间以杂树，阴翳凉飔，袭人襟袂。又西十五里，为齐河县河东岸，有精宇新成，可以假馆。又西廿里为赵家井，路口有小坊志地，阛阓数椽，不堪栖泊。又西十里，为新店，东西设栅，栅外有坊，以“歌花齐右”扁其上。古高唐址，在西廿余里外，旧城脚宛然在焉，是必绵驹故里，取齐右善歌之义，而误化为花也。街长市远，民居密稠，居停精厂，解鞍止焉，日尚可两丈许。主人刘姓，号念吾。住北南向，床荐蚤虱屏除，尽足成寐。自山东省城至此，计七十里。

廿六日，早发。二十里为伦镇，十字街，神庙五六所，有大梁可行舆，故大中丞房别墅在此，露舍皆其庄房，齐河巨镇也。又西行二十里，为菩萨堂，亦大村落。街中南向有小佛阁，以“五印阁”扁其上，下扁书“菩萨堂”三字，地以菩萨堂名者，此耳。仍齐河境内也。又西十里，名新寨，隶禹城，长街庶矣，可以停骖，随脱鞍午饭。自新店至此，计五十里。店家姓王，号在竹。饭竟策骑行十里，为高唐东三十里铺，又八里为麦官店，俱薄有居民，可少憩，未可安枕。再十二里，抵高唐州城外。繇径西行，西之十里铺，直至四十里，仅小坊半仆，鸡犬无声，败屋未圮。交新兴集，为清平县境，街延长足三四里，贸易杂沓，人居若鳞，酒肆棋置，亦镇之稍雄者耳。主人名李治国，荒政义民，煮海鱼于腐，粝稻为饭，一饱三十文，似饭钱太贵，幸屋爽床洁，解囊高枕，客梦无惊。自新寨至此，是日共行佰三十里焉。

廿七日，日高春，始发。行三十里，为赵家坊，仍清平地，街不长，人不密，二三客馆，聊可栖迟。又三十里，为临清州，进新城东门，延袤五六里。过浮桥，又三四里，出新城西门，赴客店午飡。店房秽草不除，几榻垢积，蔬食菜羹，粝恶螫口，舍邻家精舍不居，仆夫不解事也。易长骡甫就，适暴风雨，解鞍而待。雨霁，西行二十里，为老军营，茆茨小构，不可解骖。又五里，为来家庄，寥寥烟爨，膝莫可容，湫隘卑暗，不得翘首，虱蚤侵人，目不克下，第天地昏湿，不得不假一椽而托宿焉。是日，行八十五里。

廿八日，质明，西发。十五里，为仓上，东距临清四十里也。是日，市中开集，毂击肩摩，马从人背上行，市多绵丝线。西偏多大店，可停。又西十里，为马明堂。又西十二里，为净土禅寺，乃有元古刹，倾圮已甚，唯寺后千佛阁，经清源乡老柳侍御赓虞佐募修，故岿然灵光殿也，精宏坚致，非近来时绌可办，高可望二十里。寺二门，偏西有古碑，半没于土，寺僧云：“出之即陷，移置他所亦然。”又十八里，为北直曲周之香城堡，十字大街，亦庶矣之区，两三露舍，遂下马中湌。主人张养初，角巾布袍，自言为曲周文学，及见有诗揭壁，鄙猥殊可喷饭，再叩之，知为本处乡约倅耳。自来家庄至此，五十五里。饭毕西行，暴日如灼，仆马畏热，不得前。至三十里，历孝姑村、霍兵备之庄，于铺路店止焉。主人张小坡。住东西向，屋一椽，颇爽洁。寥寥户宇，可以居停者止此。地属东昌丘县。是日，共行八十五里。

廿九日，盥栉甫毕，而阴云四集，注雨欲倾，迎凉西发。无何，风来云散，日影曜空，烘然灼背。三十里，抵曲周县，砖城四圪，池水汤汤，藕叶上檠，牵荇如带，游鱼若掌大以上者，出没成队。妇女悉照我济南妆，粉色撩人，脂香袭远。骆莘夫宰其地，元夜县署张灯，纵妇女入署游观，为宁侍御光先劾败，政其地也。又行十二里，为獭子桥，乃土民谢某独建，约足费五千金。其地延邈长街，居人庶矣，而客房秽杂，主人不贤，使非大雨阻程，夜昏滞辔，务不得一霄居也。遂亟饭，冲日遄发。自铺路店至此，四十二里。西行二十五里，为府东桥，有小客宇，秽腐不治，脚夫告疲，求止，强行五里，为广平府，由东关历北城，城河宽可三丈，遍种荷华，北面据河筑榭，为宰官乐所。高城坚堞，直不拔之金汤也。至西关解辔，客馆秽隘，几榻不修，幸主妇能老洁饭，庶几不苦。是日，行七十二里。

三十日，昧爽，西行。廿五里，为贾葛口。沿途河支分泻，沟渠水渎，互相经纬，土人起麦种稻，秧沼如翠。极目为界街，多精宇，使得憩止，未必行路为难。自香城堡至此，佰三十里。妇女之妆无异，而娇艳媚倩，曲周其尤物也。又二十五里为黄粱梦，隶邯郸县，乃卢生入梦之所。有敕创宫祠，祠前树世庙时陶真人碑，前殿供钟离，后殿供纯阳子，末殿供卢生卧像。像共龛床，总一石凿成。神每岁必一妆饰，手腻坟起，住持谓游人手抚摸，可以免病。前后殿壁，多游人题咏，亦殊有佳者，如朝歌何东宁四绝：“征鞍汨汨软尘侵，静叩仙祠愧独深。我亦久谙磁枕味，如何仍向梦中寻。”“赘婿封侯遇已奇，便应乘兴访安期。谁教一瞬黄粱熟，痴煞卢生是醒时。”“午烟袅袅拂檐尖，炊作寥儒片刻炎。怪得五龙留睡诀，由来仙子梦中甜。”“栩栩清鼾可疗贫，千秋疑幻又疑真。而今核眼浑难得，空想当年授枕人。”又一联可读者：“古道高祠偶尔黑甜留幻泡，小桥流水居然清景似华胥。”字乃八分书，亦苍遒可爱。余亦有壁间诗云：“总是邯郸梦里身，炊成一饭便还真。世间浪想陈抟睡，迷死阎浮多少人。”“一入华胥即便旋，只因骨分带真仙。若教接引贪夫睡，愿煮黄粱一万年。”“豆蔻香含十五余，鬒鬒云鬓拟宫梳。似此娇痴生健愎，想应真性变从驴。”诗毕，移饭山门下，日未停午，憩息两时始发。自广平至此，五十里。又行三十里，为牛叫河，亦有客宇，主人萧姓，地属邯郸。是日，行八十里。从黄粱至此，土燥尘扬，不能开目，畏日如灼，若太公真在项羽甑内。

五月朔一日，早发。十里，名康儿城，又名康上，大街人密，第无停骖之所。又行十二里，为大河底，亦大处所也，客宇精否，未及审。地属河南彰德府磁州之武安县。登山望县治，近在以咫，小于一卷，土人则曰有十里许，城可有五里大。又十八里，为五吉镇，属武安地，其镇巨甚，俨然一大邑焉。妇女髽而不髻，无膝衣，固无媚色可亲，亦无怪妆可怖。停辔午饭，屋洁而榻垢。予题两诗于壁曰：“登山驽马苦盘跚，七日驰驱路半千。仆仆休嫌行路苦，昨霄何不在邯郸。”“行路从来自古难，更逢景暑着征鞍。山东直历河南境，举目磁州又武安。”其主人张姓，号敏吾。自牛叫河至此，四十里。饭完西发，三十里，为徘徊镇，长街大楹，居民万计，仍属武安界，经流寇残破，惊鸿乍返，萧索之气，不可以观。距武安之鼓山三十里，胜境也，以驴夫勒索，不及去。是日，行七十里，景暑铄肤，暵云如火，亦大劳，止矣。

朔二日，乘凉西发，十里，为牛尾镇。又十里，为冶陶。又十里，为猛虎。皆屋宇、穴居相半，独冶陶有李老家，厅事三楹，厂洁可住。老者可望六，肥短而胡，殊矫健昂藏，第少妇幼子，壮不可恃，今不知尚健否也。又十里，为石泊村，隶彰德之涉县，薄有居停，亦堪托宿，止而午湌。自徘徊至此，四十里。从此迤西，妇女不能形辨，飞蓬乱挽，覆以大发圈，高寸许，广及顤骨，笄横其上，怪妆乔扮，愈西愈①“愈”字原书作“逾”，文意不通。奇，不可殚状，游子至此，亦恍在九子魔母国矣。余尝有诗送内兄殷袭之还里一联：“泼石童山三百里，乔妆怪妇几千般。”是实录也。饭毕西行，日甫已，上下山冈，尘棼火欝，蒸勃之气不得出，求凉浆一呷，不啻汉武金茎。渴行三十里，为井店，道旁井孔，密若星罗，周遭三四十里之民，汲者如织，驮运驴骡来往梭掷，居人卖水，斗筲之器，可值黄蚨八九文，不啻余乡炒米店也。余买水饱饮，复上下山，行二十里，抵涉县。四面山环，而筑城抷土，不若一邨鄙周垣，当事以传舍视官，何怪蠢兹小丑动辄凭陵，良可浩叹。使能凿石烧灰，官官相续，渐修至于今日，不亦金汤足恃者乎？惜不及此也。城止南北两门，湫隘卑琐，不若大邑。传更之舍，妇女妖妆鬼态，殊非人寰所见。又三里，涉河而西，为河南店，大屋巨楹，只不精洁，夏月可住，冬非宜客也。是日，行九十里。河南贩盐大贾悉薮是，以供山西私盐之贩。

朔三日，质明而起，西行二十里，为响珰铺，涉县设巡简，抽行人税。西二里许有关若城，石额题“天开玉峡”字。又西数十武，出涉县，入山西潞安黎城县界。山有秦皇帝旧长城断续其间。又西数里，复有关，额题：“中州外翰”。又里许，自涉县至此，共四十里，为黎城关，又名东阳关，亦有巡简抽行税。就野店而饭，饭螫喉不可咽。行二十里，为黎城县，串城而西，街多败屋，迎眼萧条。北睇县治雄壮，但未即近以观。又十五里，为赵店，多客宇，又时当暵剧，午后火云灼人，竟可燃物，随解鞍而止。时大店刘希枝家客已占尽，向间壁王家暂泊，居东小构，西日曝面，殊苦。予题诗其壁：“何事王阳道，驱驰冒暑行。高山嫌日燥，深磵苦风轻。冷淘同玉屑，凉水等金茎。泼石生磷火，枯枝作爆声。睡魔挥不去，倦鬼袪还生。停骖何处是，如毁际澄清。”又：“山行三日未离山，才似离山山又还。尽有好山看不尽，只争未得看山闲。”甫掷笔，云蒸风起，至灯时，轰雷远震，骤雨片时，漳水激石如瀑，炎威顿除，涛声拍枕。

次早阻水，主人戒无渡河。又题二绝于壁：“才离烽火暵为灾，极目郊原尽未荄。谁识草茆能感应，彼苍即教雨随来。”“斥卤宁当复亢旸，穴居何计有输将。油然喜沛如倾雨，呼吁原来胜暴尫。”至日中，榜人治樯橹甫就，拥维而渡，怒浪惊涛，险于黄流十倍，水手凭河渡马，随波出没，恍若天吴之控蛟蜃。时报黎城贼警殊迅。西行五里，为河北店，居人尽穴崖而处，有若堂者焉、若楼者焉，行者泊于是。岩墙之下，君子不居，知者应自谨，勿忽。自此陟高山，跻鸟道，万山在下，土人从山腰种田，层累若级。初经雨后，云重风微，湿雾掩翳，下瞰紫绿万状，漳河萦回带如。余携三四仆人，蹇驽跚，宛在山阴道上。所怖者，垂云欲雨，四望无际，使倾盆而下，真是叫皇天所也。如是者，为微子岭，足十五里，为神头镇，镇有灵泽王古庙，祀李卫公药师，树金时重修碑，字深刻，历历可读，庙内亦有旧碑可意者。冲泥十里，为微子镇，镇有稠店，可以小憩。又十五里，抵潞城县，向东关止焉。客店臭秽不可状，终夜若置身涂炭中。

朔五日，早起，仆子以腊豚、气酒进，循俗，为端阳节耳。酒毕西发，道旁大树枝叶秃尽，禾麦偃没泥中，烂地遍如杵迹。土人谓昨经冰雹，如盂如卵者半尺许，指向阴之处，有凝结未化者，验之良然。涉跋泥淖中，二十五里，为南垂，距上党仅十五里。值衙胥李守贞，报地主握篆襄垣，改辕转向二十五里，抵黄碾寺方丈午湌。行四十五里，入襄垣治。主人送巡道至裭亭未返，解鞍完，大雨如注一饭顷。

次早，主人返。

附录二、《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

《谒关夫子庙纪》

夫子灵爽遍于宇内，而不死之精神，或者犹在汤沐焉。于是谒夫子于宇内之庙邈①“邈”字原书作“貌”，文意不通。而不真，必亲炙乎夫子驾生之地，而羹墙乃实际也。界在胡越，远在滇黔，险在海外，亦靡人不尊亲夫子，矧余在夫子桑梓之乡九佰里而近，圉夫翦马，庖者具湌，苍头治寝，轻裘策肥，亦何惮而不向夫子阙下泥一首哉？矧丈夫落地，悬弧志于四暨，而全晋之疆圻，余三分之一有马迹焉，亦胜游焉矣。胜游，故应有纪。崇祯庚辰花朝日，琅邪在镐王在识。

《历蒲抵解谒云长关夫子庙记》

余生平不敢慢神，独于云长夫子，则无思不服。自崇祯乙亥游上，羹墙夫子之乡，靡日不向往焉。历丙丁、戊己而不得一遇焉，在其为向往也。庚辰，潞司马有河东之役，余乘便附骑以行。时正月朔，十日壬戌，大雪方晴，彤云未散，余携仆者周明、庖人刘端、衙役韩赐爵、圉人吴臣，衣轻裘策肥，出上南谯门以行。时积素载涂，凝华挂树，琼峰璚麓，光射双眸。行十里，为信义村。又十里，为郝店。又二十里，为韩店，大镇也。市长三里，民可三万计，杰阁跨涂，车马往来于其下。镇有香岩寺，古唐刹也，新经主僧一休重理，奂轮两美，下马小憩。一休进茗果，余赠之诗：“路债终年有，羁怀且扣禅。贝叶何为贝，莲经若是莲。所因烦恼幛，果以喜嗔缘。因师求棒喝，为我解牵缠。”阁笔乃别。又二十里，为八佾镇，亦大所在，舍广人稠，埓于韩店。余饭于十方院僧房，主僧余旧识也，煮腐炊黍，为具主仆膳。下榻留余宿，以日未上桑榆，仍作别东发。始入山程，道岖雪滑，虵沿而进，仅行二十里，为换马街，长半里，居民庶可三佰廛。解鞍泊宿于李老之家，室与榻皆不秽杂。是日，行八十里。

十一日癸亥，质明而发，行四十里至高平县，穿城抵北关早饭。店湫隘荒凉，不可以止，饭毕遄行。三十里，为马邨。六七年之前，尝经流寇焚劫，至今焦垣灰户，棘院黍堂，不胜萧索。回想故园，初遭屠荡，触目而惨神，不堪回首。又行二十里，为东西大阳镇，隶泽州，砖城迭雉，大宇市廛，无啻佰千万计。居民言：先年为流寇所陷，虐杀殊惨，不异□□□□□□□□①原书此处破损，文缺八字。金帛不必计，驱马骡六千头匹，兹之危城，亦亡羊之补牢耳。间有焚余之宇，盖惊鸿之未返者。又二十里，为河底，寥寥炊火，败栋颓垣，焦烂犹昔，日暮而假宿焉。潞司马先予一日行，余是晚追及同寓。泽守遣人具厨湌，设巡儆。是日，计行百廿里。

十二日甲子，早饭毕，行二十里，为苇町，居民繁伙，饭肆蒸稻可湌。又十里，为史山，乃山右出铁矿炼铁之所，矿滓积垒若山，约可数十仞不一。又十里，为海会寺，寺襟枕皆山，长河前绕。又寺中三泉灌于其中，以泉水冬温，荇藻交碧，暖气如汤，故河岸杨柳叶脱而板润，夹岸尽然。寺门峻阁五楹，飞甍丹碧，金翠陆离。阁上左右列以钟鼓，下坐风调雨顺四尊者。门内为毘卢阁，阁后尽种松竹，为大雄殿，为水陆殿。殿之壁画，与常有之轴制者，其神采笔法迥异于俗。时际上元之会，设供丰腆，香火缤纷。再后为第一泉，水源从山脚出，灌小池而分翠荇，锦鳞大有生趣。其东西各为僧房，并读书精舍。东稍北偏为龙王殿，殿前有泉，更莹洁沉泓，水清如空，气暖如日，藻叶滴绿，娇情无可比状。东之南，阁门之内也，为藐山张少司空焚修净宇。北屋五楹，三明两断，中以碧纱龛厨，供白衣大士小像，两断室设暖炕、凉榻、净几、漆案，余与潞司马午饭其中。檐悬傅司李“岭云莲社”扁，有篆字粉板长联，字与义两独步焉。前方池足亩，泉地中出金鲤，可以万计。松茂竹苞，映雪亭立，西廊约十数楹，可以宛转。池南小厂厅，可南北互向，上悬藐山谕僧戒约。厅南砌石流觞，盖以松伞。又南为藐山方丈，篆额者涂笔锋犹俊，殊有月明林下美人之致。方丈五宇两断，寝室床炕互置，傍岸而起，外若岑楼，内实平地。寺东别刹，另有塔院，大小两浮图，昂拱对峙，大者基足可亩，高可五六丈，不启门而梯攀基上十三级。住僧谓流寇道经时，附近居人倚塔而避者三千人，寇徒睥睨而不得入，三千人无一死者。时日已西舂，因寺僧嚣谇可憎，悍犷可畏，二十余髠，无一可晤语者，遂傍潞司马灯火而往。不十里，为小城河，五方之人，发顿铁器、收买铅汞者，辐辏于是。过阔河，历徒杠而上，陡级不一而止。鸟道畏途，下临绝礀，若是者念五里，抵阳城县。县当山脊，门下而升，居民半屋城上，洵岩邑也。同潞司马宿行署，时漏下一筹矣。

十三日，质明乙丑，早饭毕，跋山涉水，冲雪触寒，险不可状者四十里，其地为芹池，二三败宇，数十孑遗，令人萧楚。憩而午饭。行二十里，为夫妻岭，羊肠鸟道，峻矗层霄之□①笔者未能辨识此字。而下，时动谯鼓，雪滑如油。令君遣居者浮土涩冰，不及于踬。下而行十五里，为沁水县。县六年前为流寇焚荡如洒，楼橧、丽谯、祠庙、官宇，才经邑长缉理就绪，而仅仅起色焉。令长贤者，滇南人杨应桂，字金粟也，使若令久任不去，则勃然还旧，事亦无难，无奈其坚凝强项，为豪绅中沙而败，惜矣。

十四日丙寅，沁水饭毕，二十里，为王寨，设守戎统兵防御。时北风之气，夹以积雪之威，透重裘而射肤者，累累粟起，觅村酿敌冻，难于仙掌金茎。又忍寒行二十里，为东乌岭，有破廨，憩而围火，午饭。抵西乌岭。是皆迭岚层岭，峻矗参云，险莫可状，暴客薮于间，故建官兵相御，无如地僻山深，而戍者月支愆日，尝有御暴者为暴。余时驰逐冠盖，负弩鸣笳，实繁有众，乃履险若夷。下岭行十五里，为吴村，有精舍可泊。又二十五里，为北韩镇，亦有客店，同潞司马各店而假馆焉。

十五日丁卯，就潞司马行馆早饭毕，行二十里，抵翼城县。县城亦依土山而筑者，由东门入，谒后土庙，庙制宏邃，惟带凄。其邑内有赵孟真迹碑。城外望庙在层崖之上，高足五十丈，入城则庙在平地焉。行三十里，为秦冈，在民家败屋中憩而中饭。又二十里，为曲沃县，谒城隍庙，壮丽宏巨，不可卒状。时以上元，灯火骈集，士女毕来，玉色雅妆，金莲娇步，革履凌波，印尘迹浅，无女不仙，无仙不韵，而媚冶带庄，固所难也。又行三十里，抵候马驿宿焉。时微云笼月，风冷铄肌，拥被辄卧。

十六日戊辰，早饭毕，行三里许，过通济桥，虹梁十丈，横跨洓河。又三十里，为梨园，多有民舍。又五里，为裴晋公故里，南北两坊对峙，北题“气壮山河”，南题“忠孚夷夏”。余戏有诗曰：“淮蔡勋名世所奇，道旁槕楔系人思。想同二舅连桑梓，何独无人表厥居。”又行二十里，为上董镇，有尧舜禹汤庙，已渐颓败矣。解鞍，中饭。相距三里而对者，为下董。饭毕，行三十里，至闻喜县，涑水绕城，平桥长亘，余暂憩东郭客店中，候潞司马行，住店壁有代宗鋧冈《回文诗》：“平桥小岸接林幽，古寺松门接水流。城暮带烟苍漠漠，渚寒飞鹭白悠悠。清阴竹径斜通院，翠色云山远对楼。名姓问僧逢酒醉，晴川野渡晚横舟。”闻喜妇妆髻如茄状，锐末而丰项，绾发近额，以髻卧于后，以宽帕缠头，丰致逊曲沃远矣。嗣潞司马入行署，就而同寓。署有文征明四诗，吾乡王霁宇先生宰邑时刻碑，树四亭覆其上，亦珍物也。

十七日己巳，闻喜早饭，行四十里，为曹张镇，中饭。又十五里，为宏芝驿，属安邑县。又二十里，为猗氏县，以该县失侦，同潞司马宿城外荒店。

十八日庚午，猗氏早饭毕，穿城行四十里，为樊桥驿，属临晋，驻骖，中饭。驿有魏浣白中丞《阻雨》二诗，悬寝门上。饭完，行四十五里，为高士镇，属蒲州。又三十里，抵州治，宿张相公园亭，有联云：“酌尊斚以树栢律改未柄为寅三正拱韶华佳景，移蓬瀛于几席海出云岳捧日万年别鼎泰欢声。”乃十二月铺寿筵联也。又联：“书屋前列曲槛栽花凿方池浸月引活水养鱼自是人生至乐，竹窗下焚名香读易设净几鼓琴卷疏帘看鹤不知世上闲愁。”中堂两壁，绘琴棋书画四致，人物盈尺，须眉精采，各有生趣，而布景亦佳，当是平山一流者也。

十九日辛未，留蒲未发。蒲城约大十五里，华构倚云，槕楔塞道，妇女盛饰倚门。

二十日壬申，自蒲出东门，谒舜庙，规制宏而不华。五里许，普救寺，在高岸之上，鸟道之□①笔者未能辨识此字。而登。寺古建而今颓，十三层浮图，在大雄殿左，主僧言重午午刻，无影也。壁间多题崔、张当日事，第读断碑，寺原名永慈，郭威提兵攻城，城久不下，问主僧，僧对：“当发善念。”威折箭为誓。次日城破，威繇是不戮一人，更今名普救。旧塔，武庙时以地震崩陷，今乃更创者。惟《西厢记》“如蒲东萧寺暮云遮”之句，引杜将军镇守蒲关之言“草桥惊梦”，蒲六十里，果地有草桥之名。若竹索揽浮桥，水际苍龙，偃盖黄河，在蒲西门外不里许，徙远五十里者，今不足二十年事。系浮桥铁铸人牛，两岸者各四，可重数千斤，足证作词者之非诬也。余亦戏有诗曰：“破寺仍存普救名，轮蹄沓至为莺莺。便教今日崔娘在，情在张生岂在人。”时将及午，仅行二十里，中饭。饭所有药王庙，是日为王诞日，百里之内，集庙会赛。妇女倾国而至，有项戴瓣香者，手持楮锭者，持小木凳匍匐而拜于路者，有绿舆宝车从小鬟者。妆用江南，髻不鬓不鬟，衣裳鲜楚。而肩摩毂击之中，其丽不亿，皆尽质粗色黯，无一可儿，徒教步步莲花，不堪入掌。又行三十里，宿笋社寺中。是夜，微雪寸许，风号惊枕，不克终梦。

二十一日癸酉，早饭完，冲寒而起，望中条一带，玉案琼几，辉耀人目。少顷，风霾大作，卷中条雪，（寒）气逼人，呵手揽缰。行六十里，抵解州，宿关夫子庙内西庑黄冠之家。盥栉更衣，买楮锭，蹑级登陛，拜伏阶下。以己卯余济南沦陷，骨肉俘虏，弟若婿若子，存已未定，乃秉诚而卜。卜婿李晋征，得九十七签云：“五十功名心已灰，那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卜儿晋，得八十二签云：“彼亦俦中一辈贤，劝君特达与周旋。此时宾主欢相会，他日王侯得并肩。”卜弟封，得十三签云：“君今庚申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儿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卜两内侄女，得四十三签云：“一帋官书火急催，扁舟速下浪如雷。虽然目下多艰险，保汝平安去复回。”卜婿史起鹏，得十九签云：“嗟子从来未得时，今年星运颇相宜。营求动作皆如意，合和婚姻诞吉儿。”卜毕而谢，观两廊壁画。庙在解西门外不数十武，南向，临外者为端门，门列四铁狮，大者二丈，差小者亦丈余。东西龙爪槐各二本，可以掬。门东为周贤祠，祀仓也。再东为启圣祠，祀夫子之所自出也。再东为东华门。门西为神马厩，祠赤兔其中。再西为西华门。东西南北各有坊，题“威震华夏”、“气壮山河”等字，端门内为午门，门五楹，飞檐耸阁，巨丽华美。再北为大亭，亭北为正殿，殿九楹，石柱蟠龙，一若朝制。夫子冕旒搢珽，南面端坐，旁列垂绅执笏者四，非寻常仓执刀、平捧印也。殿台之上，东西刻签谱于石，五尺矩方，台下树铁狮若端门外者种种。殿头联扁丛集，而至德难名，穷镂莫肖，取严陵汪乔年者：“忠义涕千古英雄使人詈操为奸诋权为窃统排吴魏立炎刘即汉室江山只手独挽，灵爽歆历朝禋祀到今无土亦王不禘亦帝典缺宋唐盛昭代与皇明日月万古常新。”人又有联：“秉烛正纲常顾影何渐心上旦，对金柝义利对人不愧座中天。”又：“奠鼎吹炎三分未了平生愿，明烛达旦万古常悬此夜心。”大殿后雕墙朱户，石额书“培正宫”，乃寝殿也。中塑夫人端坐像，联曰：“义相夫君建万古英雄事业，母仪妇道成三从贞烈贤名。”东配圣嗣，殿中坐平、兴。西配嗣妃，殿中坐平、兴两夫人。寝殿后为麟经阁，阁仅两层，而峻极矗旻，望盐池四十里外，近于咫，广足二亩。中塑夫子便服包巾，凭几阅《春秋》像。有袁忍西给谏联：“节义不须题直究到一点元仁东鲁心传应独许，功名何足论还证取千秋正果西来法气更谁先。”又中州梁云构联：“手不离一卷春秋故扶主本尊王之大义予曰三国之孔子，心可悬千霜日月而伏魔有护法之殊功予曰东天之如来。”又人联：“恢复中原土宇三分心未足，禳除汉贼奸雄九死骨犹寒。”又：“片言成信誓鲁史沉几□①笔者未能辨识此字。沥英雄肝胆鬼仗神惊伏节通霄秉烛，独力任艰难汉官垂表俨临壮缪威仪星连云倚怀忠此日登楼。”又：“璚楼冲碧汉冯虚正色桓桓衮钺穷搜介石盟心光史，乘宝相驻瑶京望处英威穆穆兰膏拱照长虹吐气薄。”云霄阁后为后宰门。自午门东西列庑回绕，阁后共二佰四十楹。道廨在东西庑后，约二佰余家。庙有乘，俗传夫子庹姓，以避难改关者，诬也。乘载关龙逄②“关龙逄”原书作“关龙逢”，误。其始祖云。余徘徊不忍去，宿次道舍。

二十二日甲戌，仍登阶，瞻礼毕，而早饭。行四十里，过盐池西禁门，抵运城，驻行署。饭毕，出南门半里，入中禁门，即盐池也。池在中条山下，长佰二十里，与山相起止。时当春旱，望池水带如，临池而南者，为歌熏楼，舜帝弹琴歌南风之处，有联：“卤地不耕桑一勺水与布菽同功念此无盐妇子，熏风鸣角征五条弦共河汾不断遐哉有道皇虞。”熏风楼北可百武，历百级而上，为海光楼，楼下树有滇南杨翠屏侍御自书碑，可玩也。楼前阶级下，手拍有应声若琴韵然，圣迹不易湮乎？楼后为池神庙，门内戏台五楹，轩厂宏壮，亦有杨侍御联：“台上戏三场平白地霸显王尊敬博明神一粲，楼头鼓几棒霎时间今来古往销沉世态千端。”对楼为池神殿，左配中条山神祠，右配风洞神祠，俱南向者。

二十三日乙亥，谒表忠祠，杨侍御翠屏创也。祠不阔而整，门内建坊，颜题“孤忠浩缈”，亦侍御手书者。祠之中祀商大夫关龙逄③“关龙逄”原书作“关龙逢”，误。先生，左祀汉前将军关云长先生，右祀魏记室关子明先生。子明，云长孙也。三皆木主，不塑土偶，足佳耳。两庑左壁半绘龙逄①“龙逄”原书作“龙逢”，误。入谏图，半绘子明山中注《易》图；右壁半绘云长邗沟破，半绘云长破蚩尤，俱笔笔生动，当是蒲州绘张相公堂壁者。堂有多联，独取杨翠屏一联简劲云：“丹衷亮节公先达，白日青天我后生。”繇东便门而出，为三教堂，小构而精，中塑孔先师，左释迦牟尼尊者，右老聃像，仅二尺，而神王如生。有姚诚立联：“衍法分流主教天人三是大，宅心同印无名道母一为宗。”又：“青羊白象锦麟崛起随时而应瑞密迩分庭抗席三灵应自颉颃荡荡师模提今领古，华乘宝章木铎裁成异训而同仁寻常敷典传经列圣更相羽翼恢恢道岸度众超凡。”过南城，下运司，儒学在焉。堂构深豁，规矩整然，多植乔柏，几有百本。斋庑、碑亭、师廨、生塾，种种华美。明伦堂，杨侍御绳武联：“五品直如常日饭，六经原是自家书。”又祝侍御徽联：“盐米有司存总法夏后氏五十而贡，诗书造士业敢越鲁尼山数仞之墙。”午饭后，行二十里，至安邑县，县土城人众，市肆星罗。客店皆在城内，悉大楼宛转，俱为倚市门者占据其中。余暂息破庙中，候潞司马入行署。安邑与运城妇女，固不及曲沃之娇婧，而艳媚乔妆，亦三晋之佳人也。

二十四日丙子，早饭，出东门，行二十里，为桃村，顿发葡萄之所。又二十里，为保安庄。又十五里，为水头店，驻骖，中火。自沁水迤西，凡经过村镇，皆土城深壕，建楼列雉，有大四五里者，而此镇独甚，周可七里，西门石额为“重华振秀”，又为“海光遥映”，盖义取于运城之歌熏、海光两楼耳。午饭毕，出东门，额为“思文垂休”，又为“涑水逞祥”。不数武，则涑水绕流，石梁横跨。又三十五里，仍回闻喜，穿城出东门，投街南大楼宿，粉黛环集，红裹飘扬，麝兰馥郁，绕梁之音，混我客枕。是日，潞司马改道襄陵谒按使者，余故独眠孤馆。

质明而起，则二十五日丁丑也。过上、下二董，回梨园。中饭毕，行三十里，至候马驿。时值集市，可数万人，肩相摩也，菽粟、布帛、骡马、牛羊充牣于市，红阗满廛头，余欲托宿而无其地。又行三十里，抵曲沃县，入西门，出东郭，王秀才客馆驻焉，馆亦多妓杂居，香红混人耳目。县城内市廛堂宇，非余前日自东而西所经过者，疑问居人，始知曲沃为西门者三，东南北门各二，余前所出入者，上东门、中西门，今所入出者，下西门、下东门也。邑城而九门，异矣。

二十六日戊寅，留曲沃，候潞司马襄陵返辔。入城游览，有两书坊，架头万卷，可称邺藏。余买张江陵《经筵直解》，张太史侗初《必读古文》、《己卯程墨》、《风归诗韵》、《易指》，而价不腾贵。复谒城隍神，录一对云：“日月明心镜，冰霜落胆台。”

二十七日己卯，早饭毕，行五十里，至翼城县，及郊，马惊，余坠马，伤厥左目，殊自委顿，觅居停宿焉。是日，潞司马自襄陵回翼，迎余入行署，而余不能起也。

二十八日庚辰，早饭毕，行四十里，至吴村中饭。历东西乌岭、王寨而至沁水，宿东门外败寺中。

二十九日辛巳，大雾障空。潞司马自王寨抵沁，以乘便候按君入境，留沁，住寺中僧房，以行署待按君也。邑大夫供帐设具殊谨。录其一联云：“渤海吏从冰上立，瀛州人在镜中行。”余是（日）留沁。

闰月一日壬午，留沁。

初二日癸未，留沁，潞司马添丁喜报到。

初三日甲申，早饭起行，至芹池中饭，宿阳城城隍庙僧楼。僧少年，面麻，号熙宇，貌肖吾郡嵇珊枫孝廉。僧引余览庙胜，华丽不减曲沃者。殿联：“昨非今是片念能回天地局，阳施阴设点情岂遯鬼神聪。”殿后为寝宫，宫右为夫人梳妆楼，两上而峻，上设帷帐、椸枷、盥盆、巾帨之具。殿东入北进，为花园，种卉木、松竹，庭三楹，中塑神角巾常服，执如意，阅《劝惩录》，旁设几案，列图书、炉鼎诸玩。门联：“地净山河皆绘景，春来花木亦含灵。”

初四日乙酉，早饭，行二十五里，过海会寺，恐厌俗僧，岔至不敢入，留连山水不能行，徘徊久之，怅恍行二十五里，苇町中饭。食店家蒸稻，庖人自煮腐羹，余得饱焉。又行五十里，宿大阳镇小店中，屋榻爽洁，炉火不寒，主婆长于具膳。余是日不嫌行路为难。

初五日丙戌，早饭，行五十里，过高平之东五里，饭三教堂僧舍。又行五十五里，宿八佾十方院，主僧美堂仍为治具。余出葡萄饷僧，僧将楚产苦丁茶寿余。余留诗为别：“十饱斋厨信有缘，兼闻说法骨仙仙。留诗裁谢藏名姓，恐办纱笼又费钱。”题白衣大士阁诗：“崚嶒杰阁倚秋旻，半夜经声上界闻。相对禅灯浑不寐，昙花贝叶落纷纷。”又诗：“为爱禅关静，停骖即解装。灯分大士火，榻近老僧床。新谈翻地藏，夜话阐空王。焦灼年来甚，翛然竟夕凉。”

初六日丁亥，早饭，行六十里，抵潞安司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