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真实

陈德泉++何杨勇

作者简介：陈德泉，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研究员；何杨勇，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室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杭州/310018）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教育公平视角下的高职校企合作政策制度研究”（15NDJC289YBM）的前期研究成果。

摘要：美国战后的基尔法案，高等教育法的一系列修正案，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为营利性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发展机遇。营利性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生向政府的贷款。营利性大学主要依靠学生人数而生存，在招生和教学上存在着欺诈和违法行为。虽然营利性大学招收了很多弱势群体学生，但并不代表营利性大学真正为学生提供服务。

关键词：营利性大学；欺诈；教学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指：“得到地方认证的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开设授予准学士、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课程，……这些营利性大学没有捐赠人，只有投资人；没有捐赠款，只有私人投资资本；不能免税，而要纳税。”[1]查理德·鲁克在其《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一书中，对营利性大学充满由衷赞叹，对营利性大学未来的发展，满怀乐观精神。他说：“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想在这里证明的是许多营利性大学实际上在做一件值得信赖甚至值得称颂的事，因为它们所做的一切正好满足了教育领域中有较高需求的市场。”[2]并且预言：“营利性大学是高教产业中唯一不断发展的部分。基于我对这一产业为时一年的研究，我推测在未来10年里，营利性大学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市场份额还会提高，而非营利性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继续萎缩。”[3]

通读《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全书，使人感觉到营利性大学尽管不是完美无缺，但几乎接近完美，虽然营利性大学有很多丑闻，但非营利性大学也有丑闻。这种别人的错误等同于自己正确的言论，当然有其商榷的余地。最根本的是，我们除了看到营利性大学满足市场需求，注重教学和为学生发展服务等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同样是对营利性大学颇有研究的学者，约翰·A·道格拉斯（John Aubrey Douglass）指出：“没有任何质疑、毫无规则、大幅度扩张营利性大学可能已成定局，但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来说，营利性大学还是有些问题值得重视。比如，学位的获得率很低，学位质量值得担忧，学习费用偏高，毕业生为此负债累累，就业率偏低等等。”[4]

一、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

在查理德·鲁克的书中所展示的画卷是：营利性大学的繁荣和发展，主要是其能够敏锐洞悉市场机遇，主动满足市场需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最后胜出的历程，与政府政治取向和政策制度变革无涉。正如该书的序言作者乔治·凯勒概括的那样，营利性大学的发展主要是四个原因促成：第一，知识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接受过高级培训或者高等教育的人方能胜任；第二，越来越多的成人（年龄超过25岁）对高等教育有着需求；第三，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机构的教学越来越便利；第四，传统的高校管理受到质疑和批判。[5]这些当然是营利性大学崛起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样的分析有意或无意遗漏了现代营利性大学崛起的关键因素——政治因素。有学者指出：“虽然营利性大学是高等教育需求增长的产物，但当前的营利性大学绝非是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6]“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政府）对营利性大学网开一面的宽松政策，对所有高校学生的补助经费没有逐年稳定增长，没有几个营利性大学能够活下来，不用说是繁荣了。”[7]从现实而言，营利性大学的自身努力在其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了，但为什么时而日益萎缩，时而疯狂扩张，难道这一切与政府的政策没有联系？

二战之后，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数目和入学人数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老兵退役。基尔法案为这些老兵上大学提供了各种选择。“自1944年起，退伍军人如果上大学、学院或者三级职业院校，可以享有每年500美元的教育消费和每月50美元的住宿补贴。……基尔法案不仅支持退伍军人上公立的和非营利性大学，还支持提供的合法的职业课程非营利性大学。当然这也扶植了一批通过招收不符合要求的学生来获取联邦资金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8]1972年，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的修正案允许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也能享受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联邦学生贷款。其理由是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底层，这些大学的学生理应不该受到歧视。“从1972年开始，营利性大学的数目大幅度增长，平均每年大约11%，营利性大学所占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从1976年的0.4%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6%。”[9]营利性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风起云涌可以说正是高等教育法的修正后的必然结果。

·比较教育·被掩盖的真实——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与政治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商业精英们开始突破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和政府的左翼政策，把公司企业的发展放在了美国社会的优先位置，其结果使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采用市场运作和资本运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努力得到了里根政府的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对制度进行了重组。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原来被认为是公立部门所从事的类似于监狱管理等活动，自然也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其潜在的逻辑是利润驱动下的效率是靠政府部门自身很难达到的。1988年里根的政府报告说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私有化被看成是“美国政治和21世纪经济生活的重要进展之一”[10]，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高等教育，但从报告所鼓吹来看，也是主张私有化的。在此政策思潮的裹挟之下，进入营利性大学学习的学生从 20世纪80年代只有20万左右，骤增到2005年的100万。[11]“20世纪90年代，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数增加了59%。”[12]在美国，州政府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支持者和管理者，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反映在高等教育政策之中就是要大幅度削减公立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经费。“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的教育大州，无论人口还是经济都可以排在世界前10位，但由于对公立大学和学院的经费预算大幅度削减，导致一些高校无法支付教师工资，根据新生要求开设课程。在美国其余的50个州中，大约有一半的情况和加利福尼亚州类似。”[13]政府既想发展高等教育，又想削减经费的政策思维，无疑为营利性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的极佳的政治土壤。

小布什执政时期（2000-2008年），对营利性大学予以特别惠顾。在总统的授权下，美国教育部对两个大的法案和一些具体法律的修改对营利性大学影响巨大。2005年，修订了《高等教育法案》，改变了营利性大学从联邦税收中获得资助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律规定营利性大学来自联邦政府对学生的拨款和贷款的收入不能超过总收入的85%，这称之为第四基金（Title IV funds）。①修改后，将之提高到90%。2006年，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取消了对营利性大学网络学习学生不能超过50%的限制②，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是网络学习。这些法律限制的转变，使大量新建的、大规模的开设网络学习的营利性大学拔地而起，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提升，营利性大学的股票也大幅度升值。从2000年到2010年，营利性大学的入学人数增加了235%，在第三等级教育中的市场份额从3%递增到9.1%。许多新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同时诞生。营利性大学的总入学人数尽管不到10%，但是营利性大学的机构数量占第三等级教育的26.2%。[14]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美国经济出现暂时衰退，但营利性大学仍不断前行。全美排名居第11位的高等教育公司，从2008至2010年，入学人数增加30%。[15]股市的数据显示，12所大型的营利性大学在1996年至2009年间，资产总额增长了700%。[16]

值得一说的还有美国认证机构的变革。原来美国有六大地区认证局，主要负责公立、私立大学等非营利性大学的认证工作，地区认证局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声誉，认证要求较高，使营利性大学获得认证遇到时间和教学质量评估上的困难。为了让营利性大学获得认证的快速通道，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国家层面的认证组织，像职业学校认证委员会（Accrediting Commission of Career Schools and Colleges， ACCSC）、独立学院认证协会（Accrediting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Schools， ACICS）、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the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ncil Accrediting Commission， DETCAC）为营利性大学获得认证提供了捷径。这些认证组织受美国教育部的支持，使营利性大学能够顺利通过认证，为享受联邦经费的支持提供了便利。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们宣称自己走的是市场路线，经费主要来自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学费，这一貌似依靠消费者而生存的逻辑，还掩盖了一个重大事实：营利性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拨款。2009年，15个上市的营利性大学公司的86%的收入来自于公民缴纳的税款。“凤凰城大学的母公司阿波罗集团，有88.7%的收入来自于联邦教育基金和贷款。这些大学的大部分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的学生贷款和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拨款。较为著名的是佩尔助学金，2009-2010学年，营利性大学共得到佩尔助学金320亿美元，约占全美大学份额的25%，然而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却只占10%。其中凤凰城大学得到的佩尔助学金最多，2010年约有10亿美元。”[17]至2009年的过去8年中，营利性大学的80～90%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的资金和学生贷款。在2005年，营利性大学的政治游说者极力怂恿改变营利性大学来自纳税人资金的费用（学生的贷款和拨款）不能超过85%的规定。[18]“荒谬的是，营利性大学比公立大学更加依靠政府资助。营利性大学有89%的本科生接受联邦学生资助。而在非营利大学中，这一比例只有66%。”[19]在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中，有24%的学生享受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学生划拨的佩尔助学金，有25%的学生享受（Stafford Loans）斯坦福贷款中的贴息贷款，有28%的学生享受斯坦福贷款中的不贴息贷款。[20]

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制度，营利性大学不惜重金，雇用原来的国会议员去游说国会，通过有利于营利性大学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反对不利的政策制度。“2010年12月23号的新闻报道：为了能够获得相关政策支持，营利性大学的政治游说费用加倍，聘请了6名前国会议员去游说反对通过对营利性大学发展不利的规定。”[21]“通过10所大营利性教育公司以及它们公关部门的相关统计显示，2010年的前9个月，凤凰城大学花费在政治游说上的费用约为3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50万美元。” [22][23]令人诧异的是，在2002-2006年间，担任教育部第三等级教育副秘书、监管大学和学院事务的负责人竟然是前凤凰城大学的政治说客。[24]

营利性大学的高速发展与政府政策和政治取向关系密切，我们还可以从发展历史的起伏中找到证据。20世纪早期，随着公立的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建立，营利性大学普遍萎缩。“在美国进步时代（1890-1920年），（营利性大学）跌入了低谷。在进步年代，大家感觉到营利性学校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大家对这些学校（营利性大学）态度轻蔑，认为只要公立学校能够较好发展，营利性学校就没有存在必要。尽管在1890年到1940年，美国人口翻倍，但进入营利性学校的学生数却只增加了10000人。与日益壮大的公立教育体系相比，营利性学校通常是为边缘群体提供职业和商业培训的学校，地位较低。”[25]有学者推测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于《莫里哀法案》的发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和扩张，营利性大学没法与人文与实践教育并重的州立大学竞争而日益萎缩”[26]。由上可知，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涨落，与高等教育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是营利性大学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独立创市场的结果。

二、制度更加规范？

在《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卷首，其作者便对自己原先认为营利性大学是肮脏腐朽的看法进行检讨。他说：“现在置身于其中，从另一个方面再来看以上的观点，我知道自己对营利性学校未加检查的看法是错误的，对营利学校只是为了追求金钱的宗旨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对高等教育中营利动机本质的了解是错误的。”[27]并且辩护说：“正如传统非营利高校的教育质量良莠不齐一样，营利性大学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正如非营利大学有公款欺诈和公款滥用的现象一样，营利性大学也存在财务援助资金欺诈和滥用的现象。”[28]“事实上，作为民营公司，它们要比非营利性大学更有远见，比它们更遵守规范，例如它们要向证劵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报告。还有人错误地认为营利性大学因各种欺诈阴谋指控而臭名昭著。我所查阅的资料表明，非营利性大学中这类现象也不少，至少与营利性大学旗鼓相当，甚至更多。”[29]

根据鲁克的观点，营利性大学“既服务社会又得到经济回报”[30]，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学生贷款的逐步增加，欺诈和滥用的现象也逐步升级。有的营利性大学简单地把联邦的补助款存入银行，很少将之用于教育。就像某位教育部官员所说的：“假如你每年都有400亿美元的项目资金，那些坏蛋们总是算计着怎样去偷出来。”[31]一系列的丑闻给营利性大学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战后基尔法案的条款，老兵可以享受免费的中学后教育，包括了营利性大学提供的教育。由于一开始这一项目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后来审计部门调查发现，有65%的营利性大学的操作存在问题，对政府的资助要价太高。[32]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估计大约有75%的营利性大学在学生的贷款项目上存在着欺诈和滥用行为。学生还款违约率也是节节攀升。政府规定，如果还款违约率超过25%的学校在后续的三年内则取消招生资格。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即学校必须要保证至少10%的收入不是来自学生贷款和拨款。营利性大学一方面营销手腕，靠欺骗贫穷的学生营利，使他们债台高筑。[33]另一方面，采取欺诈违规等方式，骗取政府各项支持。如一位教育部的官员所说：“尽管经费的欺诈和滥用在非营利大学和公立大学中也会发生，在历史上，这些现象还主要发生在这些学校（营利性大学）。但是近6年来，将近3/4的欺诈事件发生在营利性教育领域。”[34]

问题的根源在于，入学学生的数量是营利性大学的生命线，只有凑足人数，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相对于非营利性大学，营利性大学对学生入学人数的依赖程度更高。营利性大学为了避免投资者撤资，“公然违反国家政策制度，采用各种作弊方式，变革招生手段，扩大学生入学率，挪用政府资金”[35]。在营利性大学，95%的经费来自学费。在非营利的私立大学，只有42%的经费来源于学费；公立的非营利性大学，18%的经费来自学费。因此，营利性大学把23%的费用用于招生营销，而非营利性大学只用1～2%的费用招收学生。[36]

那些到营利性大学学习的学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也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而且学费也少。他们之所以进入营利性大学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营利性大学采用营销手段——电视广告和网络营销的狂轰滥炸，从而扩大市场份额，从公立学校中挖走了不少生源，公立学校是不可能每年把大量的金钱浪费在营销上的。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前副教育部长鲍勃·舒尔曼和其他的批评者指出，有的营利性大学采用过度和误导的策略，吸引学生。2007年凤凰城大学要求招生人员给学生们造成一种紧迫的氛围，培训手册上写着必须“让学生现在开始行动”。为了制造紧迫感，招生人员避免告诉想要入学的学生“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每一件事情”，因为“学生一旦有充足的时间，他/她就会等待，就会延迟申请”[37]。

美国的高等教育法案禁止高校按照招收接受联邦经费资助的学生人数来支付招生人员的工资，因为这样等于在无形中鼓励招生人员招收不合格的学生，更可能发生学生贷款的欺诈违约行为。但还是有营利性大学根据招收的学生人数计报酬。为了实现招生目标，有的营利性大学的招生管理者有意“制造紧张的氛围，把招生名额看成重中之重，如果招生人员招不满预定名额，将受到严厉惩罚或者解雇”[38]。2003年，有2名凤凰城大学的员工控告凤凰城大学，说该校招生经费使用违规，但凤凰城大学“通过6750万美元的政府公关费和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此案终于在2009年以宣告凤凰城大学没有做错而了结”[39]。为了降低辍学率，有的营利性大学要求工作人员“伪造出勤率，批高分数，篡改就业人数，假如有的教师拒绝这样做，那么就由管理者来做”[40]。由上至少可以看出营利性大学在招生方面并非十分厚道。“许多大学公司有意在课程费用、贷款条件和责任、课程完成所需时间、完成课程的学生比例、学生的就业比例、如何转化学分和学校的声誉和权威等方面进行误导。” [41]

学生杰夫·霍姆斯（Jeff Holmes）爆料，入学咨询老师在多长时间获得学位、需要多少花费上，欺骗了他。他把凤凰城大学比喻成是“小汽车的代理商”，“他们千方百计地让你跨进校门”。他们告诉你：“拥有这样的小汽车是多么荣幸，都是为了你着想。但是一到后来，当你发现并不如此时，你早已把钱付了出去。”在四年后，霍姆斯欠下了6万美元债务后，才拿到了硕士学位。许多学生的债务就是联邦的学生贷款。[42]

二是因为许多学生本来就只想获得相当于获得一份工作的文凭或者证书，他们对接受教育并不感兴趣，他们根本就不想努力学习。在1997年的访谈中，凤凰城大学的校长威廉·基伯斯（William Gibbs）坦言：“我们的学生并不想真正受教育。他们只是想教育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工作，职业的晋升，在会议上能够出出风头等等。”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只是想“获得一种安逸而且方便的教育，把教育看作个人赚钱一样，最好是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却可以赚到学分”[43]。营利性大学往往缩短获取学位的时间。“举例来说，在传统高校需要40学时的学士课程在凤凰城大学只要20学时。而且，平常的生活经验也可以作为学分，能够迅速获得学位往往成为营利性大学的营销利器。”[44]众所周知，进入营利性大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学位，只有这样，营利性大学才能吸引学生，通过快速培训，实现利润最大化，至于教学和培训质量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为了弱势学生？

查理德·鲁克对营利性大学学生有个典型的叙述：“总体而言，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一般都符合下列情况：女性，27岁，少数民族（美国黑人、西班牙人或亚洲人），美国公民，已婚，有一两个资助人，一边做全职或兼职工作，一边上学，接受过大学教育，中学时成绩并不出众，在以前的大学教育中有过成功，并逐渐意识到大学学位是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获得职业发展机会最合理、最有效的途径。” [45]在《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的《为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提供教育服务》（见第三章第六节）中，作者认为，营利性大学为边缘人群提供了教育机会，率先向广大妇女提供教育，率先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自由接受教育提供机会，率先向美国印第安人提供教育服务，此外还为少数民族、残疾儿童等等提供相应的教育。“它们（营利性大学）的一个业务推动因素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而这一点就体现了经济机遇和社会利益的吻合性。例如，非裔美国人持续不断地保持着在营利性大学中较高的入学率。在德夫里公司和斯特拉耶教育公司的各个分校里，1999年秋季40%的在校生是非裔美国人……在1998年，授予有色学生学位最多的100名高校中，私营性高校占了绝大部分，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少数民族学生学士学位授予者中，贡献最大的是一家营利性学校（ITT技术学院），排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学士学位授予机构第二位、第三位的，也是营利性大学（斯特拉耶教育公司和德夫里公司）。”[46]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和密歇根州（Michigan）州立大学的前校长，现在担任德夫里大学公共事务部主席的哈罗德·夏皮洛（Harold Shapiro）的一番话非常具有迷惑性。他说：“我知道人们会普遍怀疑营利性大学是否会很好为他们的学生服务。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假如德夫里大学不为学生服务，我们就没有了生意。我曾经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的事业不会停止。如果德夫里大学不为学生服务，在未来的短短几年中——不可能是10年8年——就可能被淘汰。”[47]

2007-2008学年，有54%的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家庭年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这是佩尔助学金的最低门槛），年收入超过120000美元的家庭只有6%。在公立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四年制大学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只有21%（以家庭年收入为40000美元的标准），有钱的学生却有24%（以家庭年收入以120000美元为标准）；而私立的非营利性大学里，贫困学生只有17%，有钱的学生却有34%。[48]这通常被用作营利性大学为弱势群体学生服务的宣传材料，透过这些宣传材料，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营利性大学在利用弱势群体学生，获取政府的经费支持，提高自身的利润和收入。

营利性大学引以为傲的是为收入不高的群体提供了教育培训的机会，让他们也能享有高等教育的收益，但是近来的历史表明，这样的收益逻辑其实并不成立。“举例来说，从1970年到2002年的小时平均工资，除去通货膨胀等因素，只增加了21美分，尽管在25岁以上的人群中，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从10%上升到28%。同样，大学的学位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分配格局。从1980年到2001年，4/5的家庭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属于顶层的1/5收入确实剧增。在近30年里，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在不断降低。所以很难说，拿大学文凭的人越多，公民的实际收入越高，社会流动越快，提高教育的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助于经济收入的平等。”[49]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很多原本高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变得必须由大学毕业生来做，而那些上不了大学的更弱势的群体被迫去从事报酬更低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位与文凭的泛滥是对弱势群体的变相盘剥。“虽然（高等）教育文凭的日益泛滥，那些没有文凭的个体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同样，文凭所对应的工资水平也会大幅度下降。”[50]

营利性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股东带来利润。鲁克认为，用招生人数、招生成本和学生保持率三个基本财政尺度来衡量营利性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51]，但这三个要素几乎与学生教学和弱势群体没有直接的关联。哈金（Harkin）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它们（指上市的营利性大学）从开始进军华尔街的那一刻起，已经完全变成了公司。他们不停用资金套利挣钱，完成季度财务报告。他们最有兴趣的事情是能赚多少钱。”[52]营利性公司最后是对投资者负责。作为企业，必须重视利润。“由上市公司来控制的营利性大学的平均利润是19.7%。2009年阿波罗集团控股的凤凰城大学，投资的回报率是27%。”[53]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营利性大学的营利虽然略有下降，但在2009年，就赚了260个亿，2008-2010年，股票指数上升了40个百分点。[54]

营利性大学的管理费用相对较高。2009年，那些上市营利性大学的首席执行官们的年平均工资是730万美元。这些包括股票、基金和津贴。与营利性大学相比，最大的5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平均收入为100万美元。私立的非营利性大学管理人员的最高工资为300万美元。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数据显示，2009年凤凰城大学的缔造者，凤凰城大学母公司阿波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约翰·斯潘林（John Sperling）以860万美元总收入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阿波罗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德埃美柯（Joseph DAmico），总收入是510万美元，其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年收入在160万至230万之间。根据2009年高等教育年鉴的数据，公立学校校长的年总收入最高的数俄亥俄州大学的高顿·盖尔（Gordon Gee）（为130万）。无论怎么说，营利性大学的高管们的收入还是非常体面的。阿波罗的三个首席执行官，2008年的年薪都在600万以上。[55]为了提高大学的声誉，营利性大学邀请著名的、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人员作为董事会成员。如原普林斯顿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校长哈罗德（Harold T.）任德夫里大学主席，年薪为259845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布林格（Lee Bollinge），服务于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年薪为7万美元；纽约城市大学的麦考利荣誉学院主任基尔施纳（Ann Kirschner），服务于阿波罗集团的董事会，年薪372166美元。 [56]

联邦政府对学生的学费资助，是营利性大学利润的重要来源，这些钱主要来自税收，学生毕业后谋得好工作，就会偿还。如果营利性大学真的还在从事教育活动，那只能说是副产品，而并非是营利性大学生存的理由。尽管营利性大学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行政高管的年薪丰厚诱人，但是营利性大学在每位学生上的教学费用远远低于公立大学。2009年的年度财经统计显示，对30个营利性大学进行检查发现，大约只有17.7%的收入用于学生教学。教育公司的生均教学费用为2050美元。作为凤凰城大学的母公司——阿波罗集团生均教学费用是892美元，传统大学的生均教学费用在3344美元到11128美元之间。[57]2010年，营利性大学学生的平均学费是14000美元，差异比较显著。像计算机技术的2年副学士学位，大约需要40000美元。相比较而言，2011-2012学年4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是16140美元，私立的四年制大学的学费是36993美元，社区学院只要3700美元。凤凰城大学生均年花费是3069美元，而相对应的公立大学的生均是7534美元，私立大学是15215美元。博桥教育（Bridgepoint Education）招生的生均最大费用是2700美元，然而在教学上却只花700美元。博桥公司从每位学生身上赚取的利润是1500美元。[58]凯文·卡利（Kevin Carey）与艾琳·迪隆（Erin Dillon）对2006-2007、2007-2008和2008-2009三个学年的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公立四年制大学的每个学位的平均负债是16247美元，私立非营利性大学的每个学位的平均负债是21827美元，而在营利性大学，每位学位的负债高达43383美元。“事实上的差别比数据还要大，四年制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绝大部分是四年学士学位，在2008-2009学年，大约有90%的学生获得了学士学位。而在四年制的营利性大学中，绝大部分是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和短期的学分培训，学士学位只占56%。尽管那些含金量少的短期学分可能使学生花费少一些，但是因此而让学生承担的债务并不见得更少。”[59]

营利性大学的学位获得率远远低于其他大学，根据资料显示，在2002年首次入学攻读本科学位的全日制学生，在6年之后，有57%获得学位，而营利性大学的比例则是22%。整个营利性系统中，学位的完成率只有30%，而有的甚至只有10%。[60]在2008-2009学年入学的学生中，到2010年中，就有54%的学生辍学，辍学率最高的是凤凰城大学，达到60.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61]2010年，凤凰城大学的学生人数有470800名，比10大联盟名校的学生总数还多。但是根据调查显示，在2008-2009学年，开始攻读学位的学生到2010年年中，有超过60%的学生没有拿学位就离开了学校。[62]凤凰城大学在2005-2006学年开始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到2010-2011学年，完成学业的学生只有9%。[63]营利性大学采用的策略是收购将要破产的、获得认证的私立学院，那样就能拿到联邦的经费资助，并且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地方认证。但正因为如此，其他大学拒绝承认营利性大学的学分。[64]

营利性大学尽管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获得贴息贷款支持，但是并不能保证学生一定能够顺利毕业和找到工作。虽然我们不能说，学生还贷的违约率不一定是找不到工作所导致的，但是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关联。营利性大学的历届学生还贷的违约率在高等院校当中是最高的。2007年的违约率是11%，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2009年攀升到15%，2010年接近21%。相比较而言，公立大学在2007年是5.9%，2009年为7.2%，私立大学的违约率始终在4.6%以下。[65]2010年大学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完成营利性大学学业的学生中，有53%的学生负债率超过30500美元，而四年制公立学校的负债学生只占12%。[66] “有1/5的营利性大学学生在开始还款3年之后违约，营利性大学学生的贷款违约率已经接近50%，违约的成员中有的拿到了学位，有的没有……在贷款的学生中，辍学的人数是后期还款违约人数的4倍，可见营利性大学的辍学率之高。” [67]

四、启示

第一，利弊权衡。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既有令人艳羡的优势，也有令人担忧的重大缺陷。营利性大学在自主创业、潜心教学、讲求效益等方面，值得借鉴学习，但其欺诈违约、变相招生、为投资者服务的主旨，不能不令我们警惕和深思。假如，我国要发展这样的营利性大学，是否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有着积极的应对政策和制度防范？在我们的非营利性大学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苗头？

第二，教育公平。大学以吸收弱势群体入学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说法，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的确，弱势群体连入学的机会都没有，奢谈高等教育公平。假如弱势群体进入高等教育学习，但享受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强人意，而且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最后学位含金量低，一些学生甚至没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毕业从事的依然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繁重劳动。这样的高等教育是促进了社会公平，还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所以，所谓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只是教育公平的冰山一角而已，仅以此作为教育公平的指标是不全面的。

第三，教育市场化。加雷斯·威廉斯说过：“可以说除了最严格的官僚组织形式之外，所有的组织形式都存在着这种半市场性质的方式。” [68]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市场，“政府就有必要来创造（或者扮演）市场力量”[69]。从表面上看，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成功和丑闻都是营利性大学自身所导致的，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但细细分析美国营利性大学与政府的政策制度的转变过程，可知其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革也不无关系。虽然说高等教育组织的竞争基本上可以用“市场”来描绘，但在不同的政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市场化的目标和内涵是不一样的：传统大学追求的目标是教学和科研的质量；而营利性大学追求的是享受国家补助学生的数额和投资者的利润。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外衣之下，实质内涵可能有所差别，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运用高等教育市场化概念时所要注意的。

注释：

①第四基金指对高等教育法案1992年修订后对学生资助的调整。

②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阻止营利性大学的丑闻和滥发文凭，避免地方和国家认证机构间的不良竞争，联邦法律规定，营利性大学的网络学习学生不能超过50%，这也就意味着进入营利性大学学习的很多学生将失去对学生学费的补助。当然，假如营利性大学不通过网络课程进行教学，会使学生的学费要高于公立的大学或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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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